批判性论辩的科学价值——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判性论文,一个重要论文,视角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这篇文章提出，要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能不研究作为其批判对象和论辩对手的种种理论思潮。应该说，这是很有启发性的。
当然，全面而深刻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内涵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它，不仅需要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批判对象和论辩对手的思想，而且需要研究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挑战者和对立面的种种理论思潮，把错误思潮提出或曲解了的问题真正转化为我们正面研究的课题。同时，也需要把这种研究同对一定的时代条件、现实生活的分析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考察结合起来。这其中，关键在于科学地提出问题；“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马克思语）。而所谓问题，只要它是真问题、有意义的问题，就不可能是超时代的思想家们头脑中天马行空般构造出来的东西；即使是那些所谓“纯学术”的问题，总还是一定时代条件的折射或反映。在哲学与时代发展的关系问题上，不顾哲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实用主义地要求哲学“解释”当下事实，为现实“辩护”，当然不可能有哲学的繁荣；而把哲学自我封闭，对丰富多彩的变化着的现实生活充耳不闻，走所谓“纯学术”之路，就一定会带来哲学的大发展吗？
人类思想的创造与发展，常常是在批判性的论辩中进行的，真理在与谬误的斗争中愈辩愈明；认识的深化、观念的变革、思想的发展都与辩证地扬弃和科学地批判作为其对立面的理论思潮有着深刻的联系。思想的长河正是在科学批判的浪潮中奔涌向前。
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辉煌的生命历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历程中，人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反复出现的现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主要论著以及主要思想、观点、范畴、原理的形成，都与其论辩对手的思想密切有关，以致他们的主要论著都是以“批判”命名的。就唯物史观的创立而言，它的发轫之作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唯物史观诞生的标志之作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而马克思特别以副标题强调了对各式各样德国哲学和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对唯物史观作出科学论证的《资本论》，马克思同样写下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副标题。给人突出印象的还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自己的批判由针对“副本”推进到针对“原本”，在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批判中发现了在政治经济学的领域内隐藏着的人类关系的根本问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也在批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曲解的错误思潮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系统的论述和新的发展。
以上只是一些简例。但我们必须意识到，要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能不研究作为其批判对象和论辩对手的种种理论思潮。因为只有从本质上或内在联系上抓住了这些理论思潮的要害或根本，才能准确、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探索的重点和特点与其论辩对象有如下密切联系：1.相对于唯心主义哲学在历史观中的一统天下，为了把唯心主义从它最后一个“避难所”中驱赶出去，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研究的突破点是历史观；而相对于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的直观的唯物主义，他们又把自己的新哲学命名为“实践的唯物主义”。2.相对于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哲学”的那种唯心主义的思想解放，他们突出强调了思想解放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变革的客观要求，并破译了思辨哲学的秘密。3.相对于旧哲学的立足点是“市民社会”，他们把自己哲学的立足点放在“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
由上简述，我们很自然地就引申出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视角，这就是必须深入而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过程中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判过的各式各样的理论思潮和理论观点，把它们看作是同一过程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从而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发展的轨迹和创造特点。客观地说，我们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是相当薄弱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作为其批判对象或对手的各种错误思潮和理论观点的内在关系的研究方面，基本上还处于脱节状态。这种状况如不改变，就会影响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点的理解深度。不仅如此，还必然会影响我们当前对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深入研究，因为离开了这个视角，就可能会忽视对邓小平科学理论创建的历史背景、实践条件、时代特点以及观念形态演变的科学把握，而这些对推进改革、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是极为重要的历史根据。
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判性论辩的特点在方法论上为我们的这一研究提供了重要启迪。
一、坚持实践是理论产生与发展的基础及最深厚的源泉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创立和发展自己哲学理论的过程中，面对无比丰富、浩如烟海的人类思想文化史，其理论批判的对象和论辩对手决不是偶然或随意摘取的，而是由当时实践所提出的重大问题决定的。理论研究的动力和目标来自历史条件本身，来自每一个时代实践中所特有的矛盾，同时，这种矛盾反映在理论上则表现为“问题”，亦即时代要求。马克思曾深刻指出：“问题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最实际的呼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9 —290页）这就是说，“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第2版，第38页）马克思主编《莱茵报》期间遇到物质利益问题产生了“苦恼的疑问”，他把批判锋芒直接指向了黑格尔哲学最保守的环节——法哲学，进而研究“经济问题”，从而为深入社会基础本身的批判开辟了道路。19世纪40年代末，为了彻底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种种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界限，引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走上健康发展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全面清理和集中批判了形形色色的游荡在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反动的”、“保守的”、“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潮，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世界观。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入发展，为了使唯物史观由“假设”变为“科学证明的原理”，在19世纪50——60年代，马克思又批判地研究了当时能够找到的几乎全部的经济学著作，在深入展开的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中，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关于历史进程中的一般社会形态的理论、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都达到了严密科学的高度，特别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方法论，更是具有持久的巨大科学价值。在马克思晚年，面临着人类社会原生结构中“沉积层”的发掘和东方社会的历史嬗变，他以惊人的毅力大量摘录和考察了传统人类学的成果，在批判地克服这些成果的局限性中，不仅解剖了史前社会内部结构并确立其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原初地位，而且探索了东方社会的特殊性质及其特殊发展道路，并阐述了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坚持实践是理论产生与发展的基础及最深厚的源泉的原则，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最显著的特点：1.立足于实践，把时代提出的要求作为自己的内在环节来规定理论批判的指向，从而使批判的深度和广度超越任何来自理论自身的先验规定和主观绝对所设定的普遍必然性，达到社会实践在一定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度和水平。2.把实践本身作为理论构造的内在环节，使理论抽象深深植根于实践的要求和内容之中，正如马克思、恩格斯自己所说的，取代旧的与历史实际隔绝的独立的历史哲学的唯物史观，充其量不过是人类历史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结果的综合，“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1页）。
二、坚持哲学前提和现实前提双重批判辩证统一的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深有体会地指出：“对任何科学的最初的批判必然要拘泥于这个批判所反对的科学本身的种种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8页）这里的种种前提，从根本上说，主要是指理论的哲学前提和现实前提。
第一，任何一种理论学说，总是在一定的哲学指导下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哲学方法论在理论研究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因而离开了对其哲学前提的批判，就会由于这种批判的不彻底性而难以达到科学而深刻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他们对作为论辩对象的各种理论学说的批判，始终把哲学前提的批判放到了突出的地位。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确实是从黑格尔出发，一度被束缚在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前提之中；但当他们一旦开始经过费尔巴哈时，便对黑格尔哲学颠倒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唯心主义哲学前提进行了理论批判；而当他们走向辩证唯物主义时，又立即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抽象的人的哲学前提进行批判。又如，马克思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也同样把对其哲学前提的批判放到了首要地位。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确立科学方法论时，首先深入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前提，说明了它的思想渊源，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上，都与近代英法哲学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尤其受到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的影响。“洛克哲学成了以后整个英国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观念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第393页）。在追根溯源的基础上，马克思进而说明了其哲学前提的三个失误：(1)认识方法上的经验主义；(2)逻辑方法上的形而上学；(3)历史观上的非历史主义。对哲学前提的批判，是马克思创立政治经济学科学方法论的重要途径之一。
第二，任何一种理论学说，虽然其作为意识形态是“悬浮”在半空中的，但其根源却深藏在现实的物质经济事实之中。现实前提以及对这种前提的理解决定了理论的走向和倾向，或者反过来说，作为观念形态的理论都是对现实前提的某种反映。因此，不深入到对错误理论思潮的现实前提进行批判，就会浅尝辄止，达不到科学而彻底的深度。比如，在历史观上，以往的一切理论至多只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察这些动机产生的原因，没有发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到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马克思、恩格斯彻底克服了这种致命的缺点，深入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结构、活动和矛盾之中，通过对现实资本主义所作的严格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从而实现了历史观上的革命变革。
第三，哲学前提和现实前提双重批判辩证统一的实质在于：任何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理论所达到的认识水平与时代所达到的实践水平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尤其是人类对历史的认识更是受历史本身的规定和制约。所以，在深入到错误理论的哲学前提的批判和深入到对其现实前提批判的过程中，同时上升到进行哲学前提和现实前提的双重批判，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批判。我们可以从如下的简要概述中领会这种双重批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恩格斯既针对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哲学前提——“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的直观唯物主义和包括黑格尔在内的唯心主义哲学前提——仅仅是“抽象地发展了”能动方面的非现实主义，在批判中创立了科学的实践观；又针对以往旧哲学所没有真正触动过的现实前提，敏锐地抓住了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如何科学地认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对之进行扬弃，从而把握了现实所呈现的矛盾，最终从繁芜复杂的意识形态、动机和偶然性层层包裹的历史表象走进了历史的深处，创立了“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发展的科学”。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透过发展到一定高度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而对历史规律作出科学把握的理论意识，是在思维中被把握住的它的时代。在这个特定意义上，哲学前提和现实前提双重批判辩证统一的方法，对于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三、坚持多学科批判辩证统一的原则
在我们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辩对手的种种理论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发展的对立统一关系时，除了充分注意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过的哲学思潮外，还必须充分注重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作为科学性、革命性与创造性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它的直接理论前提是哲学，但并不限于哲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如果不突破从哲学到哲学的局限，广泛地批判吸取非哲学领域的各个学科的理论成果，是不可能实现哲学的革命性变革的。
第一，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所决定的。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时期英、法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弥补了德国的经济相对落后的局限，形成了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条件一样，马克思、恩格斯的先驱者和同时代人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所取得的成果形成了一种综合力量，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理论环境和条件，起到了极为重要甚至不可缺少的作用。
第二，这是由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内在逻辑决定的。其中，哲学是“头脑”，经济学是哲学通向实际生活的中介，科学社会主义是哲学通过政治经济学这一中介对资本主义社会科学地解剖所得出的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正确结论。仅以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关系为例，恩格斯这样写道：“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的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95年第2版，第424页）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对唯物史观作出重大探索、经典概括、科学证明的往往是经济学著作。
第三，这是由人类思想理论发展的趋势决定的。人类思想的发展犹如接力，具有批判地继承的特点。19世纪上半叶，在欧洲的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而又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这就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在各自达到自己的顶峰之后，迅速地衰败下去。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从理论上看，是这些理论学说的创立者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即理论视野主要局限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要创立新哲学，就不能不扭转思想领域中的这种狭隘性，作多学科的综合批判研究。他们在创立和发展自己的哲学过程中先后经历的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历史学批判、人类学批判等等，就是有力的解释。在这种批判中所达到的综合的高度，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广阔的理论视野和深厚的理论基础。
四、坚持不断扬弃和反复批判辩证统一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创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中对其论辩对手各种理论学说的批判，决不是简单的抛弃和形而上学的否定，而是在克服中又有保留，从中拯救出合理的内容并加以革命的改造，这是扬弃的基本内涵。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扬弃。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过程看，他们的扬弃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必须正确看到人类思想理论文化发展的总趋势是由低级到高级前进的。思想理论文化是一种只有在发展中才能保持和流传的东西，而发展又不是原有规定性的重复和扩大，而是不断地产生新的规定性或新的内涵的过程。传统并不是像管家婆一样，只是把她所接受过来的东西忠实地保存着，然后毫不改变地保持并传给后代。传统“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8页）。就一般意义而言，人类思想史上出现的每一种理论思潮，都构成了这道洪流的一个必要的环节，都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对此，必须用“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辩证思维模式去看待它，扬弃它。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总是对其理论批判的对象坚持科学的一分为二的原则。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在以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为批判对象的著作中，就充分肯定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相对近代唯物主义更重视人的研究，这种视角转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而“与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相比”，费尔巴哈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同时又指出了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研究历史时，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第二，必须正确看到即使是一分为二地剥离出合理内容，也不能不加分析地照搬，而必须从认识论的根源上进行扬弃，以便从中拯救出有积极意义的内容。由于人的认识是按螺旋式的曲线发展的，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可能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直线，而这条直线则可能使真理多走一步而成谬误。正像马克思在吸取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容的同时揭示了思辨哲学的秘密，而其认识论的根源在于颠倒了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一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对其论辩对手的理论学说进行扬弃时，总是从认识论根源上对其理论失误进行深刻的批判。
第三，必须正确看到扬弃是变“消极的批判”为“积极的批判”的创造性理论活动。这种活动的实质是：1.它是在科学总结实践新鲜经验的基础上的扬弃。这就是说，扬弃的参照系是由体现着时代要求的实践活动来确立的，它不是也不可能从头脑中构造出来，而是通过头脑从实践中引申出来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基本内核”和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内核”简单相加的结果，而是科学总结当时欧洲的英国工业革命、法国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和19世纪自然科学革命及其成果基础上的产物。2.它是批判与建设有机统一的扬弃。它必须把批判对象曲解的重大问题变成自己科学研究的课题，在把握了它的时代呼声的条件下作出科学的回答。3.它是在反思自身理论经验教训过程中的扬弃。由于开放性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研究的一个本质特点，这决定了他们自始至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不断地进行自我批判，在反思中超越自己，这一特点体现在他们对其论辩对手理论思潮的批判上，就是在自我批判中的扬弃。恩格斯晚年在扬弃对唯物史观作庸俗理解的“经济唯物主义”时所作的自我批判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其论辩对手思想的扬弃，决不是一次性的和直线性的，而是一个不断扬弃与反复批判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辩证发展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在扬弃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又回过头来重新研究黑格尔哲学；恩格斯在写《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时再次扬弃了黑格尔哲学，并认为人们只要不是无谓地停留在作为黑格尔哲学体系的“骨架”和“脚手架”面前，而是深入到“大厦”里面，就会发现无数“珍宝”，“这些珍宝就是在今天也还保持充分的价值”。
综上所述，相应地深入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辩对手的理论思潮，是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一个重要视角。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性论辩的方法论意义对理论研究具有重大的启迪作用，同样，它对我们全面深刻地理解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也具有十分重大的科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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