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阔端系诸王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元代论文,诸王论文,阔端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宗王分封与出镇是元代的一项重要制度。河西走廊水草丰美，适于游牧，战略地位也十分重要，蒙古灭西夏以后，便不断将宗室贵族分封于这一地区。其中以系出窝阔台的阔端家族及其兀鲁思，即后来的永昌王位下（后封荆王）分封较早，势力最大，对元代河西影响也至深。
一、窝阔台至蒙哥汗时期阔端兀鲁思的形成发展
蒙古灭西夏以后，河西地区作为战利品在汗与诸王之间进行了分配，大体情况是术赤之子拔都分得了沙州，察合台之孙阿只吉分得了删丹，肃州为大汗派出的达鲁花赤辖区。（注：《元史》卷60《地理志》，《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1229年窝阔台即蒙古汗位后，又将以西凉为中心的西夏故地分封给次子阔端。拉施特对阔端兀鲁思的形成有详细介绍：“窝阔台当了合罕后，没有跟诸王、异密商量，擅自从也可那颜诸子管辖下的军队中将亦鲁该那颜的兄弟异密都剌带宝儿赤及雪你惕部异密连同一千雪你惕部军队及二千速勒都思部人分给了自己的儿子阔端。”（注：《史集》第1卷第2分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81页。）在拥有了这三千户军民集团后，窝阔台又把“唐古惕地区分给他作分地，并把他和军队一起派遣到了那里”。（注：《史集》第2卷第10页。）1235年，阔端统兵攻四川，旋往凉州就封土，形成了自己的兀鲁思。汉文史料则以“镇西土”、“镇西凉”之类的说法描述了阔端就封这一事实，特别是《逊都思氏世勋碑》记载“太宗皇帝时命太子阔端镇河西”，逊都思部赤老温之后锁兀都从行，此后其家族世领王府怯薛官及所属军匠保马诸民，（注：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6《逊都思氏世勋碑》。）印证了《史集》阔端家族统有自己的军队，以唐兀惕之地为彼等之禹儿惕的记载。
根据《一二四七年户县草堂寺阔端太子令旨碑》，阔端窝鲁朵在“西凉府北约一百里习吉滩”（注：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第14页。）。《西凉考治六德集》卷3永昌县古迹条云：“斡儿朵古城，县东南一百二十里，俗传为永昌王牧马城，城名皇城儿。唐家沙沟角南八十里有永昌王避暑宫，遗址尚存。”其地扼祁连山口，“宽衍善水草”（注：《秦边纪略》卷2凉州卫。）。永昌西又有大草滩，“延长三百余里，横八十余里，其草之茂为塞外绝无内地仅有者，其地直侵甘、凉大道”。（注：《秦边纪略》卷2凉州卫。）元末因阔端后裔衰微，特设永昌宣慰司于此。藏文史料《安多政教史》记载说华锐地区（今甘肃天祝县及青海乐都、互助北山一带）的吉家、李家、鲁家、杨家等许多小土官都是蒙古阔端汗的后裔。（注：《安多政教史》，甘肃民族出版社汉文版第35页。）可知阔端的禹儿惕是以今武威地区为中心的。
从现有记载看，阔端兀鲁思的权力并不局限于河西，原西夏故地（唐兀惕）以及故金陇右、京兆等地均曾是他的势力范围，世守其地的巩昌汪氏、临洮赵氏都纳质子于阔端帐中，（注：《元史》卷155《汪世显传》，卷123《赵阿哥潘传》，《陇右金石录》卷5《汪忠烈公神道碑》、《汪忠让公神道碑》。）陕西京兆等路万户刘黑马、总管田雄、万户郝和尚拔都、都元帅铁哥、朱哥那颜并其余大小达鲁花赤、管民官、课税所官等都要按其令旨行事。（注：参见《元代白话碑集录》收载的几道阔端太子令旨碑文。）在窝阔台汗、贵由汗时期，阔端在上述范围内可以“大发民为兵”（注：虞集：《道园类稿》卷25《重建高文忠公祠记》。），承制封拜将帅，任用官吏（注：《元史》卷155《汪世显传》，卷123《赵阿哥潘传》，《陇右金石录》卷5《汪忠烈公神道碑》、《汪忠让公神道碑》。），管领驿站，征收税粮（注：据《永乐大典》卷19421站赤六、卷19417站赤二及《道园类稿》卷50《翰林学士承旨董公行状》所记阔端后王行事推知。），堪称“人地割畀”（注：《道园类稿》卷50《翰林学士承旨董公行状》。），宰制一方。他还派兵入藏，迎请萨迦班智达往凉州会晤，进而将西藏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注：参见《红史》、《汉藏史集》有关记述。）建立了划时代的蒙藏关系。当不容于母后的大臣镇海和牙剌洼赤前来避难时，他引用“逃避鹰爪而藏身于丛林的雀鸟不遭到鹰的暴行”的古谚，多次拒绝了临朝称制的乃马真皇后的索要，为处在“我们的势力范围内”的罪臣提供了庇护。（注：《世界征服者史》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4页；《史集》第2卷第210页。）
从当时蒙古帝国分封的格局看，窝阔台长子贵由已经继承了分封于叶密立（今新疆额敏南）的窝阔台兀鲁思，而保留了自己领地的高昌畏吾儿亦都护始终与窝阔台系联姻，持亲窝阔台系的态度；窝阔台再将爱子阔端分封于水草丰美的河西，是深有用心的，目的是让他与贵由、亦都护相呼应，加强窝阔台系的总体实力与强大的拖雷系相抗衡。阔端获得了夺自拖雷系的三千户军队，与《史集》所载成吉思汗分给术赤、窝阔台、察合台诸子各四千户的数字相差无几，说明窝阔台是有意扶持阔端，让他拥有与上述兀鲁思同样的实力，而阔端获得经略四川、吐蕃的重任，更使其兀鲁思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所以窝阔台、贵由时期的阔端兀鲁思具有封国性质，应当与西道诸王兀鲁思等量齐观。
贵由汗死后，汗位转入拖雷系，蒙哥登上汗位后，严厉镇压试图反抗的窝阔台后王，分封于叶密立的窝阔台兀鲁思也遭肢解，所属军队被遣散。只有阔端系由于其军队来自拖雷系，阔端及其诸子与拖雷诸子十分友好，不仅保住了所属的军队和分地，甚至还从窝阔台兀鲁思又分得了一些家产。（注：《史集》第1卷第2分册第378页，第2卷第11、13、206页。）然而汗位的转移及由此酿成的两系间的流血仇杀不能不给阔端兀鲁思的前景蒙上一层阴影。蒙哥刚坐稳汗位，忽必烈就对家臣吐露心事：“今天下稍定，我欲劝主上驻跸回鹘，以休民息兵，何如？”（注：《元史》卷119《霸突鲁传》。）表明拖雷系心目中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对西道诸王的控制。形势也确是朝着忽必烈所规划的方向发展，1252年，蒙哥再次分封诸王贵族，其中心内容就是分割削弱窝阔台系势力，“分迁诸王于各所：合丹于别石八里地，蔑里于叶儿的石河，海都于海押立地，别儿哥于曲儿只地，脱脱于叶密立地，蒙哥都及太宗皇后乞里吉忽帖尼于扩端所居地之西。仍以太宗诸后妃宗赀分赐亲王。”（注：《元史》卷3《宪宗纪》。）以上除分封于曲儿只（今格鲁吉亚）的别儿哥为术赤系拔都汗之弟外，其余诸王均属窝阔台系。他们都因亲附拖雷系，未参与窝阔台系的反抗，并且在蒙哥即位大典后前去祝贺而得到奖赏的，尤其是蒙哥都参加了拥立蒙哥的忽里台大会，“与彼联合，给予支持”（注：《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周良霄译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06页。），获益也最大。从他们分封的所在看，除合丹获得的别失八里原属高昌畏兀儿亦都护领地外，其余诸王只是在原窝阔台兀鲁思的范围内进行了再分封，志费尼说，合丹、蔑里各自分到其父的一个斡耳朵和一个千户的军队（注：《世界征服者史》下册第698页。），窝阔台兀鲁思的其余千户则被大汗剥夺。而拉施特则补充说阔端诸子也分到了一个斡耳朵，蒙哥汗还将谋叛者拥有的那些军队规定为他们所有（注：《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249页，《史集》第2卷第11页。），实际上就是参加忽里台大会的蒙哥都分到了太宗三皇后乞里吉忽帖尼所在的斡耳朵及其留守军队，这个斡耳朵很可能是在窝阔台兀鲁思的南部，靠近河西走廊，或者蒙哥都的分地就是分割了阔端兀鲁思的西部即河西走廊西部一带。
另一方面，蒙哥也对旁系诸王怀有戒心，处心积虑地进行限制。同年，为加强本系的地位，蒙哥又立燕京、别失八里等处和阿母河等处三个行尚书省，以加强对华北、中亚和阿母河以南之地的控制，同时皇弟忽必烈总兵南伐大理，并赐之以漠南汉地，开府京兆，取代了实力犹存的阔端系对陕西京兆、临洮、巩昌及四川前线等地的统治，剥夺了窝阔台以来阔端系对南伐川藏地区的军事指挥权。当时还在潜藩的忽必烈甚至还遣使西凉索取高僧萨迦班智达，结果因萨班已死，年方16岁的八思巴应命往见忽必烈于六盘山。（注：《佛祖历代通载》卷22。）
二、元朝建立后阔端兀鲁思地位的变化
1259年蒙哥汗死后，蒙古贵族上层围绕汗位之争再次发生分裂。次年，以塔察儿为首的东道诸王与合丹、阿只吉、阔端之子只必贴木儿等西道诸王支持忽必烈登上汗位，只必贴木儿在河西的分地成为双方争夺的主战埸之一，在阿里不哥的将领阿蓝答儿、浑都海蹂躏下，河西人户大量逃散，只必帖木儿“辎重皆空，就食秦雍”（注：《元史》卷126《廉希宪传》。），损失十分惨重。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后，不吝封赏，酬答重用拥戴有功的诸王贵族，在这次汗位争夺中付出巨大代价的阔端家族得以继续在河西保持重要地位。然而，为了恢复在政争中严重受损的大汗对西道诸王的控制，又必须削弱河西宗藩的独立性，于是忽必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推进河西的行省化、内地化过程。
中统二年(1261)，忽必烈在西夏故地设立中兴等路行中书省，也就是甘肃行省的前身，开始将窝阔台以来阔端兀鲁思对西夏故地的部分统治权收归中央。至元元年(1264)又针对陕西四川、西夏中兴、北京三路行中书省诸王驸马比较集中的特点，别颁条款，“定立诸王使臣驿传税赋差发，不许擅招民户，不得以银与非投下人为斡脱，禁口传敕旨，及追呼省臣官属”（注：《元史》卷5《世祖纪》。）。当时，河西仍是“人地割畀诸王”的局面，以只必帖木儿为首的河西诸王仍势焰熏天，“毒虐百姓，凌暴官府”（注：《元史》卷148《董文用传》。），口传敕旨，滥任官吏（注：《元史》卷120《察罕传》。），“常赋”之外，“需索无算”（注：《元史》卷148《董文用传》。）。忽必烈削弱宗藩，在河西主要就是针对以只必帖木儿为首的阔端家族及其兀鲁思的独立不羁和骄横跋扈的。《元史》卷148《董文用传》语及至元初董文用为西夏中兴等路行中书省郎中时说：“时诸王只必帖木儿镇西方，其下纵横，需索无算，省臣不能支。文用坐幕府，辄面折以法。其徒积忿，谮文用于王。王怒，召文用，使左右杂问之，意叵测，文用曰：‘我天子命吏，非汝等所当问，请得与天子所遣为王傅者辨之。’王即遣其傅讯文用。其傅中朝旧臣，不肯顺王意。文用谓之曰：‘我汉人，生死不足计。所恨者，仁慈宽厚如王，以重戚镇远方，而其下毒虐百姓，凌暴官府，伤王威名，于事体不便。’因历指其不法者数十事。其傅惊起，去白王。王即召文用谢之曰：‘非郎中，我殆不知。郎中持此心事朝廷，宜勿怠。’自是谮不行而省府事颇立。二年，入奏经略事宜还，以上旨行之，中兴遂定。”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朝廷已经设置王傅约束诸王，傅只必帖木儿者乃“中朝旧臣，尝事庄圣太后”（注：《道园类稿》卷50《翰林学士承旨董公行状》。），正是在他的护持下，董文用才得以力挫只必帖木儿气焰的。从后来董文用负责“垦中兴、西凉、甘肃、瓜、沙等州之土为水田若干，于是民之归者四、五万，悉授田种，颁农具”（注：《元史》卷148《董文用传》。）的记载看，西夏行中书省的设立，已初步将河西地区置于元朝中央的直接控制之下。其后，至元二年，针对只必帖木儿用官太滥，妨碍行省事务，“诏并诸王只必帖木儿所设管民官属”（注：《元史》卷6《世祖纪》。）。至元十年，“大司农请罢西夏世官，括诸色户。从之”（注：《元史》卷8《世祖纪》。）。元初，“凡纳土及始令之臣，咸令世守”，谓之世官。西夏世官与阔端系诸王
有很深的渊源关系，罢西夏世官同时也就意味着削弱阔端系的影响。至元十七年，“诸王只必帖木儿请各投下设官，不从”（注：《元史》卷11《世祖纪》。）。在加强行省权力的同时，进一步限制其领地行政权。至元十七年十二月，“甘州增置站户，诏于诸王户籍内签之”（注：《元史》卷11《世祖纪》。）。至元十八年二月，元廷又诏“甘州凡诸投下户，依民例应站役”（注：《元史》卷11《世祖纪》。）。至元二十年正月，又于“大王只必帖木儿、驸马昌吉两位下民户内”和买马匹（注：《大元马政记》，《广仓学窘丛书》甲类第一集。）。河西诸王投下私属人户也开始与系官民户一样应兵役站役，以及承担各种杂泛差役了。至元二十年十一月，“诸王只必帖木儿请于分地二十四城自设管课官，不从，又请立拘榷课税所，其长从都省所定，次则王府差设，从之”。（注：《元史》卷12《世祖纪》。）从元代各种记载看，凡是提到二十四城之处，例指巩昌等处都总帅府辖域，此地降于阔端军前，按“国初方事进取，所降下者，因以与之”（注：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元文类》卷57。）的惯例，很可能就此成为阔端的辖地。与之相联系的是《元史》卷14至元二十三年正月癸未条的记事，“罢巩昌二十四城拘榷所，以其事入有司”。看来只必帖木儿起初是要按惯例将巩昌二十四城作为其分地来征收领民差发，而此时忽必烈正在大力削弱宗藩，所以这一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拒绝，双方一度折衷按食邑户例征收课税，由朝廷、永昌王共同派官负责征税，在中央与永昌位下进行分配，不久亦遭取消，说明阔端系对巩昌二十四城的特权经历了由辖地到食邑的变化后终于全部丧失。按蒙古之统治，对草原游牧地在诸王贵戚间行分封，对被征服之农耕地区与城市如汉地或河中地区，则视为帝国之公产，由大汗任命长官会同诸王之代表进行统治。阔端兀鲁思的权力结构也可分为这样两个部分，阔端及其后裔对所分得的三千户军民集团与足够该游牧单位使用的河西牧地——禹儿惕的世袭所有权是基本权力，而对其分地以外的各种权力都是参与性、附加性的。窝阔台、贵由时期，阔端负责川陕青藏一带的攻伐，参与乃至代管这部分帝国公产是很自然的，因而也使上述地区与阔端系形成了类似分地的统辖关系。当时大汗与阔端系关系特殊，利益一致，这种所有权的矛盾并不明显。当汗位转移后，这种矛盾就突出起来，忽必烈设立行省就是要解决这一矛盾，把以前阔端系代行的这一部分权力收归中央，从而使阔端系权力范围缩小到河西本
投下领地一隅，并且使其从有严重封国性质的兀鲁思下降为普通王位下了。在削弱前朝诸王权力的同时，忽必烈还分遣皇子皇孙出镇襟要，威慑制约旁系宗王。西北方面，忽必烈第三子忙哥剌受封安西王，开府京兆，第七子奥鲁赤受封西平王出镇吐蕃地区，第六子爱牙赤也曾一度驻军瓜沙。通过以藩制藩，以亲制疏的策略，进一步压缩了阔端系在河西一带的势力。
以阔端兀鲁思而言，尽管在只必帖木儿时期下降为普通王位下，但其领地实体一直得到保留，并且在家族内部不断进行再分封。阔端后王们对领地部民仍拥有传统的人身权力、经济权力。如荆王位下“概管军民”，“本位下自有设置仓敖，岁收税石甚多”（注：《永乐大典》卷19421站赤六。），并且自立自管境内站赤，不仅永昌路许速都、双松等驿“直隶永昌王傅提调”（注：《永乐大典》卷19420站赤五。），西域之人取道河西往内地，也“每于诸王只必帖木儿府告给驿马”（注：《永乐大典》卷19417站赤二。）。荆王位下同样领有“蒙古七站”（注：《永乐大典》卷19421站赤六。）。当站户贫乏之时，行省或宣慰司官员必须敬奉令旨，给钞接济（注：《永乐大典》卷19417站赤二。）。元制：“诸王分地之民有讼，王傅与所置监郡同治，无监郡者王傅听之”。（注：《元史》卷16《世祖纪》。）永昌王分地虽设有永昌路总管府，但监郡者往往就是永昌王家臣（注：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6《逊都思氏世勋碑》。），从而总揽了本投下事务。阔端后王位下分地不仅相对独立于行省，永昌王只必帖木儿时期还沿袭惯例，参决行省事务。“在先朝故事，凡诸侯王各以其府一官人参决尚书事”（注：姚燧：《牧庵集》卷12《李恒家庙碑记》。），以体现黄金家族共有天下之原则。陕西行省、甘肃行省曾经是阔端系的势力范围，阔端本人就是当地最高军政首脑，忽必烈即位后，立行省以收诸王之权，但诸王仍依惯例与行省官员共听政事，《元史》卷7《世祖纪》至元九年春正月条载“京兆复立行省，仍命诸王只必帖木儿设省断事官”（注：《元史》卷7《世祖纪》。）就是一例。这最明显地表现在军事方面，诸王分地本身具有军事镇戍的意义，诸王投下军队虽主要听命于领主，但具体军事行动却需要由行省来协调、供给，这就形成了诸王参决行省事务的必然性。如至元十三年诸王昔里吉、脱脱木儿举兵叛乱被甘肃行省军队俘获后，“启皇子只必帖木儿赐之死”（注：《元史》卷162《李庭传》。）。由此可以推知只必帖木儿曾负责甘肃行省军事。直至顺帝至元年间，阔端兀鲁思诸军仍然存在（注：《元史》卷28《顺帝纪》至元元年十二月壬辰条、三年十一月条。）。
三、阔端系诸王的世系传承
《史集》和《世界征服者史》均说阔端约在1246年贵由汗即位后不久就去世了，《蒙古源流》则说他与萨班均死于1251年，而陕西户县草堂寺和周至县重阳万寿宫保存着几道阔端太子令旨碑，最晚的令旨颁布于1247年，而到了1250年即有其子“弥里杲带太子”同样口气与内容的令旨，（注：《一二五0年周至重阳万寿宫圣旨碑（六）》，《元代白话碑集录》。）以此可以推知阔端当卒于1247至1250年之间。《元史》卷107《宗室世系表》载阔端有子五人，依次为灭里吉歹、蒙哥都、只必帖木儿、帖必烈、曲列鲁。《史集》中提到有三子，但只著录了蒙哥都、只必帖木儿两人。从传世碑刻资料和藏文史料看，前三人均有明确记载，得到印证，后两人则缺乏旁证，难以信从，前人早已指出《宗室世系表》错误百出，此即一例。
阔端长子灭里吉歹除《宗室世系表》的记载外，陕西周至县《一二五0年周至重阳万寿宫圣旨碑（六）》也有记载，称作“弥里杲带太子”（注：《一二五0年周至重阳万寿宫圣旨碑（六）》，《元代白话碑集录》。），从他当时在西凉的斡耳朵对陕西京兆路大小官员发布令旨来看，他大约在阔端死后的1250年左右一度管理着兀鲁思，统治原西夏故地。因他没有参加1251年的忽里台大会，可能就死于1250至1251年期间。又，《至正集》卷45《曹南忠宣王神道碑铭并序》载太宗时也柳干“嗣宿卫，事岳里吉太子，从阔出、忽都秃太子伐金，遂侵宋。”岳里吉太子，前人均不知其所从出，按也柳干是蒙古札剌儿氏，该部亦鲁该千户属于窝阔台兀鲁思，也柳干当出身该千户，故“嗣宿卫”，当时窝阔台子孙通称太子，如此处之阔出太子即窝阔台第三子，则也柳干所伏侍之岳里吉太子，也应为太宗子孙，或即灭里吉歹。《宗室世系表》又载灭里吉歹有子名也速不花，《元史》卷5《世祖纪》载至元元年，“给诸王也速不花印”，至元二年，“以诸王也速不花所部戍西蕃军屡有战功，赏银三百两”（注：《元史》卷6《世祖纪》。）。其分地当靠近青海吐蕃地区。至元二十五年，也速不花谋叛受诛，子孙情况不明。
阔端次子蒙哥都的活动也频见于史，他因参加1251年拥立蒙哥忽里台大会而另获分地。藏文史书《红史》记载忽必烈南伐大理前，驻军六盘山，“凉州大王蒙哥都与上师（八思巴）一起前去会见，十分欢喜，王子忽必烈赠给凉州大王蒙古马军一百去迎请萨迦人，八思巴给忽必烈汗灌顶，由此建立了施主与福田的关系”。（注：《红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汉文版第43页。）《元史》卷135《月举连赤海牙传》称其曾“从太子满哥都征云南，战数胜”。满哥都即蒙哥都的异写，太子是说他的身份为本兀鲁思首领，太宗子孙，这种用法在元代文献中几成惯例。从这两条材料看，蒙哥都往六盘山见忽必烈是要参加伐大理之役，大理之役后蒙哥都不见于史。《宗室世系表》载蒙哥都子名亦怜真，元代《巩昌府城隍庙令旨碑》记马儿年十一月亦怜真大王于永昌府颁令旨命修巩昌城隍庙（注：《陇右金石录》卷5。），由于永昌府系至元九年赐名，所以此马儿年当为壬午年(1282)或甲午年(1294)，而以前者的可能性较大。敦煌莫高窟第61窟有寅年亦仁真(irincin)王子使臣帖木儿不花的题记（注：见《敦煌石窟回鹘蒙文题记考察报告》，《敦煌研究》1990年第4期。）。《元史》卷15《世祖纪》至元二十五年(1288)正月条云，“赐诸王亦怜真部曲钞万锭”。二十七年，“章吉寇甘木里，诸王术伯、拜答寒、亦怜真击走之”（注：《元史》卷16《世祖纪》。）。甘木里就是哈密力，术伯、拜答寒皆为镇守瓜、沙至哈密一带的宗王。从亦怜真戍守哈密，其使臣在莫高窟题字，联系到其父蒙哥都分封于阔端兀鲁思西端，部下月举连赤海牙为畏兀儿人，高昌亦都护所尚公主多是窝阔台系特别是阔端一支所出的事实，可以推知他们的分地当在瓜沙至哈密一带。大德元年(1297)正月，亦怜真入朝时死于道，后裔情况不明。其分地似为察合台后王出伯、合班系诸王所有。
阔端第三子是只必帖木儿。据藏文史料记载，阔端迎请萨迦班智达到凉州后，“由于教主的赐福，他得到了一个叫只必帖木儿的儿子”（注：《萨迦五祖全集》函313a-b，转引自〔匈〕J·史尔弼著《八思巴上师遗著考释》，载《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二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如果这一记载可信，那么只必帖木儿当生于1247年到1250年之间，即是说阔端死时他还在襁褓之中，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没有参加蒙哥汗即位大典。《逊都思氏世勋碑》说只必帖木儿直承阔端“嗣镇河西”，这正符合幼子继承的蒙古草原习俗。《红史》和《汉藏史集》都明确说阔端仅有只必帖木儿等三个儿子，与《史集》的说法一致，成书较早(1363)的《红史》更是自称其系谱抄自蒙古秘笈《脱卜赤颜》，可信度较高，所以《宗室世系表》关于阔端还有四子帖必烈、五子曲列鲁的说法是不可信的。唯《史集》窝阔台合罕后裔世系表在阔端之孙一栏列有曲儿鲁克一名，或即曲列鲁，《宗室世系表》当误孙为子，只是不知其父为何人。成宗元贞元年四月，“平阳民诉诸王小薛、曲列、失伯部曲恣横，遣官鞠之”（注：《元史》卷18《成宗纪》。）。大德七年(1303)七月，“赐诸王曲而鲁等部钞币有差”（注：《元史》卷21《成宗纪》。）。屠寄认为上述的曲列、曲而鲁就是《宗室世系表》之阔端幼子曲列鲁，“盖自河西流入河东”（注：《蒙兀儿史记》卷37。）。今按当以孙为是。
《宗室世系表》只必帖木儿身后无嗣，而曲列鲁有子称汾阳王别帖木儿，其系谱为：曲列鲁大王——汾阳王别帖木儿——荆王也速也不干。《元史》卷25《仁宗纪》载延祐二年(1315)九月，“赐诸王别铁木儿永昌路及西凉州田租”，卷26延祐四年闰正月（《诸王表》作七年），“封别铁木儿为汾阳王”，则别铁木儿承袭了只必帖木儿王位下似乎是没有疑问的。如果别铁木儿不是只必帖木儿所出，就不可能继承该王位下，最权威的史料《逊都思氏世勋碑》在只必帖木儿之后只提到了荆王也速也不干，《宗室世系表》把他列在别帖木儿之子一栏。因此，综合中西记载，把曲列鲁和别帖木儿都看作只必帖木儿之子，两人为兄弟关系似更合乎情理一些。
泰定元年(1324)九月乙酉，也速也不干进封荆王，但仍属有势力的宗王之列，甘肃行省就曾称“荆王位下概管军民，最为富庶”，“本位下多有钱粮，军民富庶”。（注：《永乐大典》卷19421站赤六。）但是当也速也不干站在上都方面参加天历天顺之战后，其王位下便开始走下坡路。据《元史》卷137《阿里海牙传》记载，当时陕西诸王及行台官起兵支持上都，分军三道东取河中、武关、虎牢，荆王也速也不干驻营河南之白马寺，上都失败后，由他传檄放散诸军西还，其作用举足轻重，当文宗胜利后，严厉打击报复陕西四川诸王与官员，至顺元年(1330)正月，“召荆王之子脱脱木儿赴阙”（注：《元史》卷34《文宗纪》。）为质，同年，荆王也速也不干从镇西武靖王搠思班远征云南，并留镇当地，可以看作是一种惩罚。顺帝即位后，力反燕铁木儿专权时镇压异己的做法，荆王位下才有所复苏。《元史》卷28《顺帝纪》至元元年(1335)十二月壬辰条载：“诏宗室脱脱木儿袭封荆王，赐金印，命掌忙来诸军，设立王府官属。”《元史》卷108《诸王表》荆王条下依次为也速不坚（也速也不干）、脱脱木儿、脱火赤，似乎以脱脱木儿直承也速也不干，可是《顺帝纪》至元三年十一月条又云：“诏脱脱木儿袭脱火赤荆王位，仍命其妃忽剌灰同治兀鲁思事。”《诸王表》荆王脱火赤项下有“口口口年封，至顺二年来朝”的记事，则脱脱木儿与也速也不干之间尚有脱火赤，其袭荆王位当不晚于至顺二年，也即也速也不干最后一次见于史的至顺二年十一月左右，当时脱脱木儿尚在阙为质。至元元年脱火赤死，脱脱木儿才袭位。只是脱火赤与也速也不干、脱脱木儿父子的关系尚不清楚。脱脱木儿身后绝嗣，《元史》卷92《百官志》永昌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条载：“至正三年七月，中书省奏：阔端阿哈所分地方，接连西番，自脱脱木儿即没之后，无人承嗣，达达人口头匹，时被西番劫夺杀伤，深为未便！遂定置永昌等处宣尉使司都元帅府以治之。”永昌宣慰司设在今永昌县城，宣告了荆王位下的终结，活跃于河西一百余年的阔端家族自此退出了历史舞台。（注：此后史籍仍有关于荆王或西凉王的记载，但与阔端家族无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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