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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122；K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35（2009）01-0001-22
关于中国学术史研究的源起，一般都远溯至先秦诸子——《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等，也有学者视《礼记》的《学记》、《儒行》、《檀弓》等为学术史的嚆矢，[1]但前者更具学术史论的内涵与特点。正是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促成了当时学术繁荣时代的到来与学术批评意识的自觉。其中，《庄子·天下篇》发其端，《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等踵其后，一同揭开了中国学术史研究的序幕。
先秦以降，中国学术史研究的论著日趋丰富，体式日趋多样。以《庄子·天下篇》为发端的序跋体，以《史记·儒林列传》为发端的传记体，以刘向《七略》为发端的目录体，以及以程颐《河南程氏遗书》、朱熹《朱子语类》等为发端的笔记体等学术史之作相继产生。至朱熹《伊洛渊源录》，又创为道录体（又称“渊源录体”），率先融铸为学术史研究专著体制，并以此推动着中国学术史研究走向成熟。再至黄宗羲《宋元学案》，另创学案体，代表了传统学术史研究的最高成就。清末民初，由梁启超、刘师培等引入西学理念与著述体例，章节体成为学术史研究著作之主流，标志着中国学术史及其研究的走向现代并与世界接轨。此外，民国期间刘汝霖所著《汉晋学术编年》、《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等学术编年之作，也是学术史研究的重要类型。对于以上这些学术史成果的研究，前人已有不少相关论著问世，① 现以此为基础，重点结合内涵与体式两个方面，通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作进一步的系统梳理与评述。
一、序跋体学术史研究
序跋包括序与跋两种文体。就名称而观之，序先出于汉，跋后出于宋；就格式而言，序本置于正文之后，后来前移于正文之前，而以跋列于正文之后。前文所述《庄子·天下篇》在格式上相当于今天的跋。但置序于正文之后的通则，虽无序之名，而有序之实。由此可见，序跋中的“序”是与学术史研究同时起步，并最先用于学术史研究的一种重要文体。
《天下篇》在内容上不同于《庄子》其余各篇，乃在其为一篇相对独立的学术史论之作。而在体例上，则相当于一篇自序。清人宣颖《南华经解》曰：“一部大书之后，作此洋洋大篇以为收尾，如《史记》之有《自叙》一般，溯古道之渊源，推末流之散失。”罗根泽先生的《诸子考》通过考证进而认定《天下篇》为庄子本人之作，并推测“是庄子的自序”。他们都已体察到了《天下篇》的独特性。《天下篇》可分总论与分论两大部分。总论部分主要提出“道术”与“方术”两个重要的学术概念，综论先秦从统一走向分裂、从一元走向多元的学术之变（详下文）。由“道术”而“方术”，既意指先秦学术的两种形态，也意指先秦学术的两个阶段。分论部分依次评述了由古之“道术”分裂为今之“方术”的相关学派。从行文格式而言，又可分为以下两类：
一种格式是大略概括各派学术宗旨，然后加以褒贬不同的评析，包括1.墨翟、禽滑厘一派；2.宋钘、尹文一派；3.彭蒙、田骈、慎到一派；4.关尹、老聃一派；5.庄周一派：
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厘闻其风而说之。
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钘、尹文闻其风而悦之。
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之。
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
寂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
以上五派的评述格式大体相同。在学术评价上，于关尹、老聃一派及庄周一派褒而无贬，实际上是一种自我肯定；而于墨翟、禽滑厘一派、宋钘、尹文一派、彭蒙、田骈、慎到一派皆有褒有贬。对墨翟、禽滑厘的非乐、节用、以自苦为极，宋钘、尹文一派“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彭蒙、田骈、慎到一派的“非生人之得，而至死人之理”，皆提出批评。
另一种格式，主要是针对惠施、桓团、公孙龙一派，即所谓“辨者之徒”进行直接的批评，并对他们的错误深表惋惜。
综观以上两类六派，可见作者的评价态度明显分为三种：一是有褒有贬；二是褒而无贬；三是贬而无褒。
学术史研究的使命、功能与特点就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作为中国学术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庄子·天下篇》已具其雏型。具体而言，其学术史研究之价值主要表现在：
1.确立由“道术”而“方术”的学术史观。这是一种由“今”返“古”、厚“古”薄“今”的学术史观，是《天下篇》学术史研究的学理基础。
2.在“道术”－“方术”的学术史观中总括学派要旨。《天下篇》不仅将当时学坛分为六派，而且对各派学术宗旨都作了简明扼要的概括，可以视之为初步的学派分类，已具学术史研究的“辨章学术”之意义。
3.在“道术”－“方术”的学术史观中追溯学术渊源。《天下篇》综论前五家学说时，都在对其学术宗旨作了简要概括后点出“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闻其风而悦之”，通过以“道术”之源而观“方术”之流，揭示各家学说的学术渊源，已初具学术史研究“考镜源流”之意义。
4.在“道术”－“方术”的学术史观中展开学术批判。一是对“道术将为天下裂”、由“道术”裂变为“方术”的学术总批判；二是对其他学派的学术批判，包括褒贬并行与贬而不褒两种类型，而对自己一派则褒而不贬。这种抑人扬己的学术态度带有鲜明的主观色彩，实质上也寓有某种争立学术正统地位的深意。
5.在“道术”－“方术”的学术史观中运用学术史概论体式。这种体式的优点是通观古今，高屋建瓴，以论带“史”，言简意赅，不足是缺乏详实论证。
以上五个方面一同确立了《庄子·天下篇》在开创中国学术史研究方面的独特价值。
汉代犹承先秦遗风，仍以序置于正文之后。比如西汉刘安《淮南子》最后一篇《要略》，重点论述了孔子、墨子、管子、申子、商鞅及纵横家等先秦诸子学说赖以产生的原因与条件，然后追溯诸子学说的起源，辨析各家要说的衍变，无论在内容还是体式上都与《庄子·天下篇》等一脉相承。除此之外，西汉直接以序为名的著名序文还有佚名《毛诗序》、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刘向《战国策序》、扬雄《法言序》、班固《汉书·叙传》、王逸《楚辞章句序》、王充《论衡·自纪》篇等等，仍皆置于正文之后。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谓序文“为体有二：一曰议论，二曰叙事”；前者以《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叙传》、《论衡·自纪》篇为代表，后者以刘向《战国策序》、王逸《楚辞章句序》、高诱《吕氏春秋序》以及佚名《毛诗序》等为代表。就学脉渊源而论，后者与先秦《庄子·天下篇》更为接近；而从文体流变的角度而言，前者更具创新意义。
司马迕的《太史公自序》详细记叙了作者发愤著书的前因后果与艰难历程，并论述了《史记》的规模、结构、篇目、要旨等，相当于一篇以序写成，重点叙述《史记》之所以作以及如何作的自传，有助于后人对《史记》以及史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对照宋人王应麟《辞学指南》“序者，序典籍以所以作”之论，则《太史公自序》更契合序文体式。《太史公自序》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序中记载了乃父司马谈所作的《论六家要旨》，使后人了解了汉代著名史家的诸子学术史观是一种相对开放的学术史观。《论六家要旨》首先以《易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作为立论的依据，然后将先秦诸子分归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并扼要分析了各家的学术宗旨，追溯各家的学术渊源，评价各家的短长得失，更具凸现以学派为本位的专题研究性质。从作者所持的扬道抑儒学术立场来看，此文应作于武帝元年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政策之前，具有同时反映作者主观学术态度与当时主流学术崇尚的双重意义。由于《太史公自序》载入了《论六家要旨》这样的内容，使它不仅在体式上能融记叙与议论于一体，而且在内容上更具学术史批评之内涵。
古人作序通常置于正文之后，故又有“后序”之称，居于今人所称之“跋”的位置，如李清照《金石录后序》、文天祥《指南录后序》等。跋，又称跋尾、题跋。徐师曾《文体明辨》云：“按‘题跋’者，简编之后语也。”可见，序文经历了从置于正文之后到冠于正文之前的变化；而跋文，自欧阳修为《集古录》作跋之后，则始终居于正文之后而不变。但在此前，未名“跋”之跋已经出现。如“题”者，可分别列于正文前后。东汉赵歧《孟子题辞》冠于正文之前，实为序文；而自唐代李翱《题燕太子丹传后》则列于正文之后，实为跋文。其余题于正文之后而称“识”、“书”者，也皆为跋文之属。
秦汉以来，历代序跋文体为数繁多，如果再纳入赠序、宴序、寿序等等，更是不计其数。其中，关涉学术史的研究也相当可观，堪称中国学术史研究的一大宝库。张林川、周春健编的《中国学术史著作序跋辑录》（崇文时局2006年版）、叶光大等选注的《历代名著序跋选注》（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周俊旗编著的《历代序跋名篇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傅璇琮主编的《中国古典散文基础文库·序跋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以及王达津主编的《清代经部序跋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杨翼骧、孙香兰主编的《清代史部序跋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选录了大量富有学术史研究价值的序跋。至清代，中国学术史研究进入了一个全面总结的时代，无论是综合的还是分代、分类的学术史研究，序跋都是一种相当普遍使用的重要体式。比如学者常常引用于学术史研究评价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八个字即出自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校雠通义序》，其曰：“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这是章学诚对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制建目录之学的高度评价，后来即被广泛移用于学术史研究之中。再如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谓“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2]这是对清代三百年的学术总结，相当精辟。但最令人称奇的还是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蒋方震（百里）著《欧洲文艺复兴史》成，请梁启超作序，然而梁氏觉得“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乃与约，作此文以代序。既而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脱稿后，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此长序原题《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于1920年10月著成初稿，先连载于梁、蒋二人共同主编的《改造》杂志，然后又以单行本于1921年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从序一变为独立著作，题为《清代学术概论》。饶有趣味的是，在此书付印之前，梁氏又约请蒋方震（百里）为序。此一学坛佳话，亦可为序跋体学术史研究增光添彩。[3]1－2
在当今学术界，序跋仍是载录学术史研究成果的一种重要载体，那些为学术著作而作的序跋尤其如此。而在名称上则分别有“序”、“总序”、“自序”、“前言”与“跋”、“后记”等不同称谓，但已无“后序”之名。
二、传记体学术史研究
传记可分为史传与杂传（或称散传）两大类。以史传为学术史研究之载体，始于司马迁《史记》率先创设的《儒林列传》。在《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卷首，冠有一篇洋洋洒洒的总序，作者从“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引出“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因史记作《春秋》”，继之历述孔子殁后的儒学演变及其在秦代、西汉的命运，至武帝即位，儒学复兴，“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向）风矣”。主要记载了自先秦儒学演变为汉代经学以及汉代前期道儒主流地位的变化轨迹，凸显了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政策导控下的儒学之盛，同时也反映了司马迁本人崇儒抑道的学术史观，与乃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崇道抑儒形成鲜明的对比，彼此学术史观的变化正是时代学术主潮变故使然。
《儒林列传》的体例是以被朝廷立为官学的经学大师为主体，以经学大师的学行为主线，重点突出各家经说的传承关系，再配之以功过得失的评价，可以视之为各经学大师的个体学术简史。合而观之，便是一部传记体的汉代经学简史。
《史记》开创的这一体例为历代正史所继承，并向其他领域拓展。以后《汉书》、《后汉书》、《晋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宋史》、《明史》、《新元史》、《清史稿》都有《儒林传》；《旧唐书》、《新唐书》、《元史》都有《儒学传》；《宋史》有《道学传》；《后汉书》、《晋书》、《魏书》、《北齐书》、《北史》、《旧唐书》、《宋史》、《新元史》、《清史稿》都有《文苑传》；《南齐书》、《梁书》、《陈书》、《隋书》、《南史》、《辽史》都有《文学传》；《周书》、《隋书》、《北史》、《清史稿》都有《艺术传》；《新唐书》、《金史》都有《文艺传》；《后汉书》有《方术传》；《旧唐书》、《新唐书》、《宋史》、《辽史》、《元史》、《明史》、《新元史》都有《方技传》；《元史》有《释老传》；《清史稿》有《畴人传》。它们从不同的方面概述了儒学、文学、艺术、科技等的发展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术思想的演进历史。
杂传，泛指正史以外的人物传记，始兴于西汉，盛于魏晋，尔后衍为与史传相对应的两大传记主脉之一。《隋书·经籍志》始专列《杂传》一门，其序曰：“汉时，阮仓作《列仙图》，刘向典校经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传。皆因其志尚，率尔而作，不在正史。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传》，以叙圣贤之风。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原，盖亦史官之末事也。载笔之士，删采其要焉。鲁、沛、三辅，序赞并亡，后之作者，亦多零失，今取其见存，部而类之，谓之杂传。”据《隋书·经籍志》所录，各类杂传凡217部，1286卷。内容甚为广泛，又以重史与重文为主要特色而分为两大类型。而在体例上，《隋志》仅录由系列传记合成的著作，即学界通常所称的“类传”，却于单篇散传一概未录。就与学术史关系而言，尤以乡贤传、世家传、名士传、僧侣传等最有价值。
乡贤传始兴于东汉，为著名地方人物传记，即《隋书·经籍志序》所称“郡国之书”，《隋志》所录32部。世家传始兴于东汉末，为著名家族人物传记，又简称家传，《隋志》所录29部。名士传或称高士传，始兴于魏晋间，为著名隐士、文人的人物传记，《隋志》著录15部；其中《孔子弟子先儒传》10卷，为孔子弟子列传，与学术史关系更为密切。僧侣传包括分属于佛教之教的僧人与道士传记，《隋志》所录，前者如释宝唱撰《名僧传》30卷，释慧皎撰《高僧传》14卷，虞孝敬撰《高僧传》6卷，释法进撰《江东名德传》3卷，王巾撰《法师传》10卷，裴子野撰《众僧传》20卷，释僧祐占撰《萨婆多部传》5卷，佚名《梁故草堂法师》1卷，释宝唱撰《尼传》2卷，佚名《法显传》2卷，佚名《法显行传》1卷，严灊撰《梁武皇帝大舍》3卷，等等；后者如刘向撰、鬷续、孙绰赞《列仙传赞》3卷，刘向撰，晋郭元祖赞《列仙传赞》2卷，葛洪撰《神仙传》10卷，朱思祖撰《说仙传》1卷，佚名《养性传》2卷，李遵撰《太元真人东乡司命茅君内传》1卷，华存撰《清虚真人王君内传》1卷，等等。僧侣对于佛教史、道教史与儒学史研究都有一定的价值，其中以僧人传最具特色和创意。这里拟以列于《隋书·经籍志·杂传》中的《高僧传》为例作一简要分析。
《高僧传》为南朝梁释慧皎所作，原为14卷，记述了自东汉明帝永平十年至南朝梁武帝天鉴十八年452年间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情况，立传多达257人，傍出、附思者200余人。在编纂体例上亦多有创新：一是按僧人“德业”分为“十科”：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忘身、诵经、兴福、经师、唱导；二是在每科中按僧人所处时代先后及弘法早晚定其次第，为其立传；三是在每一科后附一序论，阐述本科宗教要旨与弘法源流。《高僧传》力图将僧人传记与佛教史的学术研究融为一体，堪称是一部具有自己鲜明特点的传记体佛教史。其中的序论部分重在辨析佛教源流与得失，在一定意义上突破了一般传记体的固有局限，更具“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
继《高僧传》之后，便有类似的著作陆续问世，如唐代道宣的《续高僧传》，宋代赞宁的《宋高僧传》，明代如惺的《明高僧传》等。这些著作都承续了《高僧传》所开创的传统而又有不同程度的创新与发展，代表了传记体佛教史研究的主要学术成果。
隋唐以降，杂传由先前的重史与重文两种不同倾向逐步向史学化与文学化方向发展。前者因渐渐与正史列传趋于合流之势，而较之后者更多地承担了学术史研究之职。其中也有系列类传与单篇散传两大支脉，后者包括行状、碑志、自传等，作者更多，体式更丰富，学术史研究特点也更为突出。宋代之后更是如此。兹以宋代理学家有关道统传人排序，北宋程颐在《明道先生墓表》中推其兄程颢为道统传人，曰：“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出，揭圣学以示人，辨异端，辟邪说，开历古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复明，为功大矣。”[4]至南宋，朱熹弟子暨女婿黄干则进而张扬朱熹的地位，他在《朱子行状》中说：“窃闻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5]卷8又在《徽州朱文公祠堂记》中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张之继之；周、程、张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继之。此道统之传，历万世而可考也。”[5]卷5两篇传记皆以道统说为主旨而承担学术史研究之职责，颇具代表性，但其因门户意识导致的偏颇之处也至为明显。
在单篇散传日趋丰富与繁荣的同时，系列性的类传著作也在不断向前发展。其中颇有特色与价值的是专题性类传，可以阮元等《畴人传》、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为代表。阮元的《畴人传》始作于乾隆六十年，完成于嘉庆四年，凡46卷，337000余字，收有自上古至清乾隆末年的天文、历法、算学家300多人（包括外国41人），分别叙述他们的事迹、论说、著作以及重要贡献。至道光二十年，罗士琳撰《畴人传续编》6卷，收录下限至道光初年；光绪十二年，诸可宝又撰《畴人传三编》7卷，收至光绪初年；再至光绪二十四年，黄钟骏撰《畴人传四编》12卷。以上三部续书皆仿原书体例，共收600多人，加上阮著凡900余人，成为中国科学家的传记汇编，同时也是一部传记体的中国科学史。后《清史稿》以此为鉴首次在正史中专设《畴人传》。支伟成所撰《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曾由著名学者章炳麟校定，于1925年由上海泰发书局出版。作者先是撰成《安徽朴学大师列传》，然后由区域扩展至一代，收录自清初顾炎武至清末民初王先谦等朴学370多人，以时代先后为序，然后依一定的学科、流派分门别类，每一门类前均有作者撰写的叙目，“略疏学派之原委得失”，传中除介绍生平事迹外，更着重于“各人授受源流，擅长何学，以及治学方法”，比较完整地体现了学术的历史继承性，可以视为一部传记体清代朴学史。
在分别论述史传与杂传之后，还应该提及引自西方、兴起于近代的评传。所谓“评传”，往往是作者在广泛收集和深入考证有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传主进行系统学术研究以后写成的传记著作。因此，“评传”在传记所固有的文学性和历史性两种性能之外，还必须强调其学术性的特征。这一类著作严格说来应当拥有大量的注解和参考文献目录，以说明文献资料的来源和评传作者学术用功的深广度，并应当编制科学的“索引”，以揭示著作中所出现的名词术语和人物主题。[6]因而，评传也称之为学术传记。
评传之体从西方引入本土，是由梁启超率先完成的。1901年，梁启超作《李鸿章》，分为12章，约14万字，以分章加上标题的形式依次叙述李鸿章的一生事迹，为第一部章节体传记之作。此后，梁启超先后撰写了《管子传》、《王荆公传》、《戴东原先生传》和《南海康先生传》等，皆为以评传体式所著的学术传记。梁启超的努力，为中国传记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并与西方现代传记接轨开辟了道路。
在梁氏之后，评传一体广为流行，日益兴盛。1921年10月，现代作家章衣萍所著《清代诗人黄仲则评传》发表于《学林杂志》第一卷第2期，是第一篇正式以“评传”命名的传记作品。直至今天，评传作为学术传记的主流形式仍与重在艺术性的文学传记并驾齐驱。诸如《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中国近代著名哲学家评传》（齐鲁书社）、《先秦诸子文库传记丛书》（花山文艺出版社）、《学术自传丛书》（巴蜀书社）、《中外著名敦煌学家评传》（甘肃教育出版社）等等，都是冠以“评传”之名的学术传记丛书，而且越是专业性的评传，其所蕴含的专科学术史含量就越高。
三、目录体学术史研究
所谓“目录”，是篇目与叙录的合称。目录既是记载图书的工具，即唐代魏征《隋书·经籍志》所谓“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同时又具有学术史研究的功能。清代章学诚在《校雠通义序》中总结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既是对目录体本身，也是对所有中国学术史研究的最高要求。余嘉锡先生根据清代章学诚《校雠通义序》的精辟总结进一步发挥道：
班固曰：“刘向司籍，辨章旧闻。”又曰：
“爰著目录，略序洪烈。”后之论目录者大抵推本此意。章学诚又推之以二语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由此言之，则目录者，学术之史也。综其体例，大要有三：一曰篇目，所以考一书之源流；二曰叙录，所以考一人之源流；三曰小序，所以考一家之源流。三者亦相为出入，要之皆辨章学术也。[7]
可见从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整理群书、编纂目录开始，即已确立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宗旨与功能。因而目录之为学，且以目录为学术史研究之载体，当始于西汉刘向、刘歆父子，而目录之体所独具的学术史研究价值，亦非一般文献载体可比。就学术史研究要素而言，一在于学者，一在于著述。史传重在记载前者，而目录则重在记载后者，两者相辅相成，即构成了学术史研究的主干。余嘉锡称“目录者，学术之史也”，诚如斯言！
关于目录的分类，学术界多有分歧，但多以史志目录、官修目录、私家目录为主体，同时还包括专科目录、特种目录等。刘向《别录》、刘歆《七略》，本属于官修目录，是汉成帝时由刘向、刘歆父子领衔整理的校勘国家图书的重要成果。据班固《汉书·艺文志》载，刘向于所校群书“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这是由刘向、刘歆父子开创的目录学之“目录”的最初含义。“条其篇目”意指“目”，“撮其指意”意指“录”，然后“录而奏之”，汇为《别录》。刘歆承《别录》而著为《七略》，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从《别录》、《七略》的初创来看，目录之于学术史的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分类。图书分类是学术发展的风向标，包括分类、类目、类序以及数量的确定与变化乃至各类图书的升降变化，都是学术发展变化的反映。同样，刘氏父子的六分法及其类目、类序的确立，各类图书的比例，皆是汉代学术的集中反映，此即宋人郑樵《通志·校雠略》所云：“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二是著录。刘氏父子校勘群书，“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即成“书目提要”。内容包括书名、篇数、作者、版本等，也涉及对作者生卒、学说的考证与辨析。比如《别录》著录“《鲁论》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也，鲁人所学谓之《鲁论》，齐人所学谓之《齐论》，古壁所得谓之《古论》”，② 具有一定的学术史研究价值。三是序。包括大类之序与小类之序，重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目录体学术史研究的精华所在。《汉书·艺文志》保存这部分内容最为完整，可以通过《汉志》加以还原。[8]以上三个方面由刘氏父子《别录》、《七略》所开创，为历代目录学所继承和发扬。
东汉班固在著述《汉书》时，又据《七略》略加删改，著为《艺文志》，率先将目录之学引入正史，创立正史《艺文志》之体，亦即史志目录系统。由《汉书·艺文志》图书六分法中所确立的尊经、尊儒传统、每略典籍的具体著述方式以及每略总序与每类类序等等，都为正史《艺文志》的史志目录系统创建了新的学术范式，同时又具有反映先秦至东汉学术总貌的独特价值。尤其是总序与类序，具有更高的学术史研究容量。兹引录“儒家”书目后的学术提要以见其体例：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孔子曰：“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寝衰，此辟儒之患。
内容涉及叙述学术渊源、揭示学术宗旨以及评价是非得失等等，相当于一篇儒学简史。鉴于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先后亡佚，因此《汉书·艺文志》还有学术“存真”之价值。
在二十六史中，沿《汉书》之体设立《艺文志》或《经籍志》的有《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五种，其中以《隋书·经籍志》最具学术价值，堪与《汉书·艺文志》相并观。此二志及其余二十二史中无志或后人认为虽有志而不全者，皆有补编之作问世，如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宋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清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清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清姚振宗《后汉艺文志》、清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清顾櫰三《补后汉书艺文志》、清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清姚振宗《三国艺文志》、清侯康《补三国艺文志》、清黄逢元《补晋书艺文志》、清秦荣光《补晋书艺文志》、清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清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清吴士鉴《补晋书经籍志》、近人聂崇岐《补宋书艺文志》、陈述《补南齐书艺文志》、徐崇《补南北史艺文志》、清张鹏一《隋书经籍志补》、清宋祖骏《补五代史艺文志》、清顾櫰三《补五代史艺文志》、清黄虞稷、卢文弨《宋史艺文志补》、清王仁俊《西夏艺文志》、缪荃孙《辽艺文志》、黄任恒《补辽史艺文志》、清王仁俊《辽史艺文志补证》、清龚显曾《金艺文志补录》、清钱大昕《元史艺文志》、清黄虞稷、卢文昭《补辽金元艺文志》、清金门诏《补三史艺文志》（辽金元）、武作成《清史稿艺文志补编》、王绍曾主编《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等。
此外，“十通”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如宋郑樵《通志·艺文略》、《清通志·艺文略》、清《续通志·艺文略》，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清文献通考·经籍考》、《清续文献通考》，以及地方志中的《文艺志》或《经籍志》，也都属于史志目录，其学术史价值与正史目录相仿。
自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分别以《别录》、《七略》奠定官修目录之体后，历代以国家藏书为基础的官修目录之作相继问世。两晋时有《晋中新簿》；东晋时有《晋元帝书目》、《晋义熙四年秘闻四部书目录》；南朝时有《宋元嘉八年秘闻四部书录》、《宋元徽元年四部书目录》、《齐永明元年秘闻四部目录》、《梁天监四年文德殿正御四部及术数目录》、《梁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录》；隋代有《大业正御书目录》；唐代有《开元群书四部录》、《古今书录》；北宋有《崇文总目》；南宋有《中兴馆阁书目》；明代有《文渊阁书目》；至清代《四库全书总目》达于高潮。
从官书目录的图书分类来看，《七略》除去《辑略》，余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实为六分法。西晋《晋中新簿》率先确立甲（相当于经）、乙（相当于史）、丙（相当于子）、丁（相当于集）四部分类法之后，后代多相延承而变通之，逐步形成官方藏书的图书分类与目录编纂体系，而与史志目录有所不同。至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确定为经史子集四部，传统图书四分法至此趋于完善。
《四库全书总目》是编撰《四库全书》的重要成果，凡200卷，其中正目录书3461种，79309卷，存目录书6793种，93550卷。就学术史研究角度而言，《四库全书总目》的主要价值有三点：一是图书分类。全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然后分别再将经部分为十类、史部分为十五类，子部分为十四类，集部分为五类，或再细分子目。图书的分类实为学科的分类，从图书分类的历时性序次，可见分学科学术史之演进。二是书目提要，内容包括论述“各书大旨及著作源流”、“列作者之爵里”，“考本书之得失”以及辨证“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等等。分而言之，每书之提要即相当于每书的一份“学术简历”，而如此众多之书汇合为一个整体，即构成一部简明扼要的著述史。三是总序与小序。于经、史、子、集四部每部皆有总序，每类下皆有小序，子目之后还有按语，最具学术史研究之功能与价值。兹引录“经部总叙”于下：
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唯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赵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学脉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才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9]
叙中将数千年经学发展概括为“六变”、“两派”、“六弊”，高屋建瓴，至为精辟，实乃一部高度浓缩的经学简史。经部共有《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等十类，十类均有小序，也相当于十篇学术简史，其性质与功能与总序相仿。要之，当总序、小序、按语三者再与《总目》的图书分类、提要相互配合，即以目录体的独特形式完成了对中国传统学术源流、发展、演变的一次全面、系统、深入的历史性总结，最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学术宗旨相契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因此成为一部不可多得的学术史研究著作。
与史志目录、官修目录不同，私家目录更多地反映了民间藏书情况、学者的目录学思想以及蕴含于其中的学术史观，所以它的产生是以民间藏书的兴起与丰富为前提的。南朝时期，江南官僚名士私人藏书大幅增加，遂为私家目录的问世创造了条件。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当推王俭的《七志》与阮孝绪的《七录》。王俭曾任宋秘书监秘书郎、秘书丞，并是官修目录《宋元徽元年四部书目录》之撰者。王俭以此为基础，又重点参照私家藏书，另行撰成《七志》。《七志》撇开《宋元徽元年四部书目录》而回归刘歆《七略》。一是在分类上，以《七略》为基础略加变通，增设图谱志，另六类依次为《经典志》、《诸子志》、《文翰志》、《军书志》、《阴阳志》、《术艺志》，由《七略》之六分法变为七分法，又设《道经》、《佛经》两个附志，实为九分法；二是在著录上，都撰有提要，增加了学术史研究的含量。阮孝绪为梁代学者，一生未仕，却以个人之力撰成《七录》。此书分设内篇五录，依次为《经典录》、《纪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术伎录》，又设外篇，有《佛法》、《仙道》二录，合之为七分法，每书下皆有简明提要，可见是承王俭《七志》而加以变通与改进，其于学术史研究之价值诚非当时官修目录之可比。
唐宋时期，私家目录日益兴盛，尤其是进入宋代以后，私人藏书目录呈现为空前繁荣的局面，这是《七志》、《七录》以来私家目录的新发展。宋代最为著名且传世于今的当推南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尤袤的《遂初堂书目》。三书承《七志》、《七录》传统，皆撰有提要。其中《郡斋读书志》分经、史、子、集四部，四十四类，除了总序外，每部有大序，每类有小序，于学术史研究价值最高。明清时期的私家目录仍以私人藏书目录为主体。明代以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为代表；清代以常熟瞿镛《铁琴桐剑楼书目》、聊城杨以增《楹书偶录》、湖州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杭州丁丙、丁申兄弟《八千卷楼藏书目》为代表，号称四大藏书家。
近人叶德辉《校刻百川书志序》曰：“簿录之学，所以考一代典籍之存亡。私家之藏，所以补一朝馆阁之阙略。”[10]这是就目录学自身的价值而言的，而从学术史研究的角度来看，私家目录多为学者的个体化行为，通常著有总序、类序与提要，评论独具心得，考证更为精详，充分体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能与价值。
就与学术史研究关系而言，专科目录、特种目录也很有价值。姚名达认为专科目录为记载各种学术之书目，必自成系统之学科始有独立之目录。而许多性质特别而又不限于一科者，如地方著作、丛书、禁书之类，莫不各有目录。其所贡献于学术者并不下于专科目录，然难以一名总摄之，故名之曰“特种目录”。[11]专科目录主要按学科分类所撰，是伴随学科的成长而成长的。比如魏晋六朝时期，文学创作、佛经翻译、史学研究都很发达，于是便出现了西晋荀勖的《文章叙录》，晋挚虞的《文章志》，傅亮的《续文章志》，宋明帝的《晋江左文章志》，丘灵鞠的《江左文章录序》，丘渊之的《晋义熙以来新集目录》，沈约的《宋世文章志》等文集目录；东晋释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梁释僧佑的《出三藏记集》之类的佛教目录；裴松之的《史目》等史学目录。后代承此，依次推向其他相关学科，最后汇为集大成的专科目录著作，诸如朱彝尊的《经义考》，谢启昆的《小学考》，章学诚的《史籍考》，顾栋高的《古今方舆书目》，陆达节的《历代兵书目录》，梅文鼎的《勿庵历算书目》，张舜徽的《清人文集别录》，等等，都相当于一部专科学术简史。至于特种目录，类型众多，各有不同的特殊价值。举例来说，司马迁撰写《史记》时参考引用了大量书目，但《史记》未设《艺文志》，故有憾焉；金德建所撰《司马迁所见书考》，相当于为《史记》补上一篇《艺文志》，由此可以对司马迁当时所处西汉时代的学术进行适当还原。以此上推早期引用书目——阮孝绪《七录》序后所附《古今书最》（实为《七录》的引用书目），历代的引用书目皆有此种价值。
四、笔记体学术史研究
与其他文体相比，笔记是一个大杂烩。《辞海》释为“泛指随笔记录、不拘体例的作品”。据现存文献可知，正式以《笔记》作为书名始于北宋初宋祁所撰之《笔记》，但其渊源却十分古老。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列有“小说”十五家，此“小说”实为笔记之重要源头，故后代有“笔记小说”之称。刘叶秋先生认为笔记的主要特点一是杂，二是散。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小说故事类；二是历史琐闻类；三是考据辨证类。[12]与学术史研究相关或者说被用于学术史研究的笔记主要是第三类。
大致从北宋开始，一些笔记已开始涉足学术史研究，这是受宋代学术高度繁荣直接影响的重要成果。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北宋大理学家程颐的《河南程氏遗书》，书中纵论历代学术内容较多，如卷十八论老子书本身的变异及其与申韩法家、苏张纵横家之关系：
问：“老子书若何？”曰：“老子书，其言自不相入处，如冰炭。其初意欲谈道之极玄妙处，后来却入做权诈者上去（如‘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之类）。然老子之后有申、韩，看申、韩与老子然甚悬绝，然其原乃自老子来。苏秦、张仪则更是取道远。初秦、仪学于鬼谷，其术先揣摩其如何，然后捭阖，捭阖既动，然后用钩钳，钩其端然后钳制之。其学既成，辞鬼谷去，鬼谷试之，为张仪说所动（如入庵中说令出之）。然其学甚不近道，人不甚惑之，孟子时已有置而不足论也。”
虽寥寥数语，却有助于人们认识诸子之间的学术渊源关系。
与《河南程氏遗书》相比，《朱子语类》论学术史内容更为丰富，也更为系统。试举数例如下。
例一：卷一百二十五《老氏·老庄列子》论老庄道家学术：
儒教自开辟以来，二帝三王述天理，顺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礼之道；后世圣贤遂著书立言，以示后世。及世之衰乱，方外之士厌一世之纷拿，畏一身之祸害，耽空寂以求全身于乱世而已。及老子唱其端，而列御寇、庄周、杨朱之徒和之。孟子尝辟之以为无父无君，比之禽兽。然其言易入，其教易行。当汉之初，时君世主皆信其说，而民亦化之。虽以萧何、曹参、汲黯、太史谈辈亦皆主之，以为真足以先于六经，治世者不可以莫之尚也。
例二：卷一百二十二《吕伯恭》论汉唐学术：
自孟子后，圣学不传，所谓“轲之死不得其传”。如荀卿说得头绪多了，都不纯一。至扬雄所说底话，又多是庄老之说。至韩退之唤做要说道理，又一向主于文词。至柳子厚却反助释氏之说。因言异端之教，汉魏以来，只是老庄之说。至晋时肇法师，释氏之教始兴。其初只是说，未曾身为。至达摩面壁九年，其说遂炽。
例三：卷九十三《孔孟周程张子》论五子学术关系：
孔门弟子，如子贡后来见识煞高，然终不及曾子。如一唯之传，此是大体。毕竟他落脚下手立得定，壁立万仞！观其言，如“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可以托六尺之孤”，“士不可以不弘毅”之类，故后来有子思、孟子，其传永。孟子气象尤可见。
曾子本是鲁拙，后来既有所得，故守得夫子规矩定。其教人有法，所以有传。若子贡则甚敏，见得易，然又杂，往往教人亦不似曾子守定规矩，故其后无传。
子贡俊敏，子夏谨严。孔子门人自曾、颜而下，惟二子，后来想大故长进。
……
“看来人全是资质。韩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说甚好。看来资质定了，其为学也只就他资质所向处，添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学贵公听并观，求一个是当处，不贵徒执己自用。今观孔子诸弟子，只除了曾、颜之外，其他说话便皆有病。程子诸门人，上蔡有上蔡之病，龟山有龟山之病，和靖有和靖之病，无有无病者。”或问：“也是后来做工夫不到，故如此。”曰：“也是舍下见得不周遍，差了。”又曰：“而今假令亲见圣人说话，尽传得圣人之言不差一字，若不得圣人之心，依旧差了，何况犹不得其言？若能得圣人之心，则虽言语各别，不害其为同。如曾子说话，比之孔子又自不同。子思传曾子之学，比之曾子，其言语亦自不同。孟子比之子思又自不同。然自孔子以后，得孔子之心者，惟曾子、子思、孟子而已。后来非无能言之士，如扬子云《法言》模仿《论语》，王仲淹《中说》亦模仿《论语》，言愈似而去道愈远。直至程子方略明得四五十年，为得圣人之心。然一传之门人，则已皆失其真矣。云云。其终卒归于‘择善固执’，‘明善诚身’，‘博文约礼’而已，只是要人自去理会。”
因笔记体之限，以上所论虽比较随意甚至杂乱，但也不乏真知灼见。宋代的学术笔记尚有沈括的《梦溪笔谈》、洪迈的《容斋随笔》等，影响都比较大。大象出版社2003年开始陆续出版傅璇琮等主编的《全宋笔记》，收录宋人笔记约500余种，其中有不少是学术笔记。
经过宋元的发展，笔记至明清时期臻于高度繁荣，出现了大量主论学术的笔记之作，其学术性也明显增强，非北宋元之可比。在明代，一些学者已屡屡在笔记中直接谈及“学术”这一概念，比如周琦《东溪日谈录》卷六有“学术谈”，章懋《枫山语录》有“学术”篇，等等。兹引“学术谈”中一段话于下：
世谓读书为为学，然为学省致知力行工夫，读书只致知中之一事耳。为学尚有许多致知处，如体认天地万物之性，是致知紧要处，何止在书！书只明此天地万物之性，与圣贤复性之切。至于体认性善与工夫处，却又在人，而不在书。故三代以前无书可读，人皆求道之切，而圣贤迭出。三代以后有书可读，虽汗牛充栋，人反为书所病，一生理会书且不能，何暇体认性道，而求之身心，故圣贤反不多见。若人能不为书所病，体认圣贤复性工夫，效其所以为仁为义者，而求之身心，见之事业，以造圣贤之域，方是为学。故朱子曰：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何尝说书，己自明白，今人自错认了。
如此看来，明代学者已将讨论“学术”这样严肃的话题引入了笔记之中。与此相呼应的是，同书卷十五《儒正谈》中则多涉及学术史内容，其中条目有：1.总说；2.周濂溪之学；3.程明道之学；4.程伊川之学；5.张横渠之学；6.邵康节之学；7.程子门人；8.罗豫章之学；9.李延平之学；10.胡文定之学；11.胡致堂之学；12.胡五峰之学；13.朱晦庵之学；14.张南轩之学；15.吕东莱之学；16.陆象山之学；17.朱子门人；18.真西山之学；19.魏鹤山之学；20.许鲁斋之学；21.吴草庐之学；22.刘清修之学；23.薛河东之学。彼此贯通起来，即相当于一部宋代理学简史。
同样，章懋《枫山语录·学术》篇也有简论论述宋代道学发展：
道学自孟子失传后，汉诸儒专守经传章句，无心得。宋两程子鉴其流弊，方提出敬字做工夫，教学者门人，下稍又流入禅学去。朱子鉴其流弊，遂重在致知格物上做工夫，教学者门人，下稍又流入支离，专钻研书册以著书为事。今白沙（陈献章）见朱子之后支离，遂欲捐书册，不用圣贤成法，只专主静求自得，恐又不免流于禅学也。今之学者，须持敬致知两下工夫方可。
又《人物类》谓：
宋之盛时，称周、程、张、邵，然程子谓康节于儒术，未见有得，朱子谓横渠之于二程，犹伯夷、伊尹于孔子，则张、邵已不可班于周、程矣。南渡之后，有朱、张、吕三位先生焉，然朱子谓南轩、伯恭之学，皆疏略。南轩疏略从高处，伯恭疏略从卑处去，则张、吕又安可班于朱子乎！由是观之，其得斯道之传而醇乎醇者，惟周、程、朱、子而已，岂不难其人哉！游程子之间，而学其道者多矣！而和靖谓伊川未尝许一人；游朱子之门者，英材尤众，而得其传者，独称勉斋（黄干），他人皆不与焉。当二先生之时，见而知之者，若是其寡也，而况于闻而知之者乎！
此外，还有如王鏊《震泽长语》卷上《经传》论六经传播，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正集》卷一《经籍会通·源流第一》论经籍渊源流变，等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史研究价值。
清代是继明代之后的另一个笔记高峰，诸如顾炎武《日知录》、赵翼《廿二史札记》和《陔余丛考》、钱大昕《十驾斋养心录》、王呜盛《蛾术编》、陆陇其《问学录》、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等，皆为其中的代表作。如顾炎武《日知录》论朱子晚年言论，钱大昕《十驾斋养心录》论宋儒经学，陆陇其《问学录》论姚江之学，赵翼《廿二史札记》论南朝经学与北朝经学，都很有价值。陆氏另撰有《学术辨》上、中、下三篇，皆辨姚江之学。上篇发其端，中篇究其病之所在，下篇究其弊之所极。其学术笔记《问学录》4卷，主旨与其相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
是编大旨，主于力辟姚江之学以尊朱子。然与王守仁辨者少，而于近代之说调停于朱、陆之间，及虽攻良知而未畅者，驳之尤力。其中有抑扬稍过者，如高攀龙遭逢党祸，自尽以全国体。其临终遗表，有君恩未报、愿结来生二语。此自老臣恋主，惓惓不已之至情，而陇其以来生之说流于佛氏为疑，未免操之已蹙。《朱子文集》有《与巩仲至书》曰，仍更洗涤得肠胄间夙生荤血脂膏。夙生二字与来生何异，陇其何竞不纠耶？王守仁开金溪之派，其末流至于决裂猖狂，诚为有弊；至其事业炳然，自不可掩。而陇其谓守仁之道不得大行，继守仁而行其道者，徐阶也；使守仁得君，其功业亦不过如阶。似亦未足以服守仁之心。至于朱子之学上接洙泗，诚朱以来儒者之宗。陇其必谓读《论语》固能兴起善意，然圣言简略，又不若《小学》、《近思录》、《朱子行状》尤能使人兴起善意。似亦过于主持。盖明之末年，学者以尊王诋朱为高，其势几不可遏。陇其笃守宋儒，力与之辨，不得不甚其词，然亦稍失和平之气。
明清尤其是清代为学术笔记高度繁荣的鼎盛时期，整个清代的学术笔记至少有500余种，实乃学术史研究之一大宝库，其价值远未得到有效开掘。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清代学术笔记丛书》、学苑出版社2005年出版徐德明、吴平主编的《清代学术笔记丛刊》等书，当有助于这项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展开。
民国以后，学术笔记盛势不再，但仍有如钱钟书先生《管锥篇》之类的佳作问世。在当代，学人撰写学术随笔、笔谈蔚然为风气，虽质量参差不一，但毕竟延续着学术笔记这一传统文体，且于学术史研究亦有一定的价值。
五、道录体学术史研究
道录体是指首创于南宋朱熹《伊洛渊源录》而重在追溯理学渊源的学术史研究之作。因其以“道统”说为主旨，同时直接移植禅宗“灯录”而成，姑且名之为“道录”体，也有学者称之为“渊源录”体。
道录体的理论渊源同时也是理论支柱是“道统”说。如前所述，道统说最初出自唐代古文家韩愈的《原道》，此文的要旨有两点：一是确立了道统的核心内涵：“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概而言之，此“道”即指儒家思想核心的“仁义道德”。二是确立了道统的传授谱系：“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即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轲之死，不得其传焉”，正蕴含着韩愈本人的自我期许。可见“道”与“统”分别代表了逻辑与历史两个层面，“道统”即是逻辑与历史的复合。[13]
然而，“道统”说虽首创于韩愈，但也尚未明确将“道统”二字合为一体，因此虽有“道统”说之实，却无“道统”说之名。至南宋，朱熹率先将“道”与“统”合为一体，明确提出了“道统”之说。其《四书集注·中庸章句序》曰：“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以尧“十六字箴言”为道统之要旨，即以传授此“十六字箴言”的尧为道统之发源，然后列出了一个与韩愈同中有异的道统传播谱系：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饶有意味的是，朱熹和宋代其他理学家都将首创“道统”说的韩愈排除在外，可见他们对于韩愈本人在“道统”序列中的地位并不认可。
正因为以朱熹《伊洛渊源录》为首创的理学渊源研究以“道统”说为理论宗旨和理论支柱，是“道”与“统”即逻辑层面与历史层面的两相结合，故尔可以新命名为“道录”体。在著述体例上，“道录”体融会了多种文体之长，但尤与初创于北宋的禅宗“灯录”体最为接近。所谓“灯录”体，意为佛法传世，如灯相传，延绵不绝。该体深受魏晋以来《高僧传》、《释老志》之类宗教史研究著作的影响，而重在禅宗传授谱系的追溯与辨析。关于《高僧传》，前文已作论述。而《释老志》之设于正史，创始于北齐魏收编修的《魏书》。《释老志》分别载录佛、道二教的起源及其在中国北方的传播情况，在体例上以年为经、以事为纬，重在朝廷对佛道的宗教政策的影响与佛道二教渊源流传的辨析，而与《高僧传》之类传记体宗教史“德业”分类列传不同。宋代灯录体禅宗史同时吸取了《高僧传》与《释老志》之长。以创始之作《景德传灯录》为例，此书作于宋真宗景德元年，凡30卷，载录了从天竺七佛至东土六祖之间五十二世的禅宗传法世系，共计1701人，附有语录者951人。表面看来似仍以传记体体式为历代禅师分别立传，实则是以禅宗传法世系为序，据以立传，重在记言，而不重记行，充分显示了灯录体之不同于传记体的鲜明特点。在《景德传灯录》影响下，类似的续作不断问世。北宋尚有李遵勖编撰的《天圣广灯录》，释惟白编撰的《建中靖国续灯录》；南宋则有释悟明（一作“慧明”）编撰的《联灯会要》，释正受编撰的《嘉泰普灯录》。南宋理宗淳事祐间，经释普济的删改，汇编为《五灯会元》，成为灯录体禅宗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与禅宗史一样，理学史研究的兴起需要理学自身发展的积累与推动，由南宋朱熹所著《伊洛渊源录》首开先声，不仅合乎其时，也合乎其人。就著述体例而言，此书系直接仿效禅宗灯录体而成，然后又由此延续于相关的理学史研究之中，彼此的渊源关系至为明显。正如陈寅恪先生《中国佛教史籍概要》卷四所论：“自灯录盛行，影响及于儒家，朱子之《伊洛渊源录》、黄梨洲之《明儒学案》、万季野之《儒林宗派》等，皆仿此体而作也。灯录谓释迦牟尼以前为七佛，就儒家谓孔子以前，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也。从摩诃迦叶至菩提达摩，为西土二十八祖，以达摩至慧能，为东土六祖，慧能以下，分南岳、青原二派，南岳下出沩仰、临济二宗，青原下出曹洞、云门、法眼三宗。”当然，在佛儒之间，既有各自的承继脉络，又有彼此的相互影响。佛教所谓释迦牟尼以前七佛的“佛统”谱系与儒家“道统”谱系具有明显的“异质同构”关系，究竟是佛影响于儒，还是儒影响于佛？或许彼此相互影响而已。
朱熹所撰《伊洛渊源录》14卷，成于宋孝宗乾道九年，由二程伊洛之说上溯周敦颐，既在宏面上重视理学渊源的辨析，又在微观上重视理学家师承关系的考证，具有总结宋代理学史与确立理学正统地位的双重意义。在体式上，于承继禅宗灯录体之际，又兼取传记体之长，并有许多创新。比如以“圣人之道”排列理学家叙次，犹如灯录体以禅宗传法世系为序。所不同者，灯录体重在记言，不重记行，而此书则言行并重，且作者间或略加按语，以论其是非得失，亦为禅宗“灯录”体所无。
《伊洛渊源录》除了率先开创了“道录”体学术史研究之外，还有标志中国学术史研究专著问世的意义。在此之前，从序跋、传记、目录、笔记体等来看，虽皆包含有学术史研究内容，却又非学术史研究专著。此外，一些学术著作如刘勰《文心雕龙》、刘知几《史通》等等，也只是部分篇章含有学术史研究内容，而非如《伊洛渊源录》之类的学术史研究专著。可以说，中国学术史研究专著始自朱熹的《伊洛渊源录》。
在《伊洛渊源录》影响下，南宋以来不断有类似的著作问世。如南宋李心传的《道命录》，王力行的《朱氏传授支派图》，季文的《紫阳正传校》，薛疑之的《伊洛渊源》；明代谢锋的《伊洛渊源续录》，宋端仪的《考亭渊源录》，程曈的《新安学系录》，朱衡的《道南源委》，魏显国的《儒林全传》，金贲亨的《台学源流》，杨应诏的《闽学源流》，刘鳞长的《浙学宗传》，周汝登的《圣学宗传》，冯从吾的《元儒考略》、《吴学编》，辛全的《理学名臣录》，赵仲全的《道学正宗》，刘宗周的《圣学宗要》，等等；至清初更形成了一个高潮，著作多达20余种，如孙奇逢《理学宗传》26卷，魏裔介《圣学知统录》2卷、《圣学知统翼录》2卷，魏一鳌《北学篇》2卷，汤斌《洛学篇》2卷，范镐鼎《理学备考》34卷、《广理学备考》48卷，张夏《洛闽渊源录》18卷，熊赐履《学统》56卷，范镐鼎《国朝理学备考》26卷，窦克勤《理学正宗》15卷，钱肃润《道南正学编》3卷，朱搴《尊道集》4卷，汪佑《明儒通考》10卷，万斯同《儒林宗派》16卷，王维戊《关学续编本传》，王心敬《关学编》5卷，朱显祖《希贤录》5卷，耿介《中州道学编》2卷，王植《道学渊源录》1卷，张恒《明儒林录》19卷，张伯行《伊洛渊源续录》20卷、《道统录》2卷，等等。
以上著作在普遍注重理学渊源的追溯与辨析的宗旨下，在内容与体例上各有不同。先就内容而言，大致可以分为贯通性、断代性与区域性三大类。贯通性之作如孙奇逢的《理学宗传》（汉代至明代），熊赐履的《学统》（先秦至明代），魏裔介的《圣学知统录》（先秦至明代）、《圣学知统翼录》（先秦至明代），范镐鼎的《理学备考》（汉代至明代），窦克勤的《理学正宗》（宋代至明代），朱显祖的《希贤录》（先秦至明代），钱肃润的《道南正学编》（宋代至明代），朱搴的《尊道集》（先秦至明代），张伯行的《道统录》（先秦至宋代），等等；断代性之作如汪佑的《明儒通考》（明代），张夏的《洛闽源流录》（明代），范镐鼎的《国朝理学备考》（清代）、《广理学备考》（明代），张恒的《明儒林录》（明代），张伯行的《伊洛渊源续录》（宋元两代）、《道南源委》（宋代），等等；区域性之作如汤斌的《洛学编》（河南），耿介的《中州道学编》（河南），魏一鳌的《北学编》（河北），王维戊的《关学编本传》（陕西），王心敬的《关学编》（陕西），等等。
再就体例而言，也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仅录传记，如魏一鳌的《北学编》，魏裔介的《对学知统录》、《圣学知统翼录》，王维戊的《关学编续本传》，张伯行的《道统录》；二是传记加作者的按语或附论，如熊赐履的《学统》，张夏的《洛闽源流录》，汤斌的《洛学编》，汪佑的《明儒通考》；三是在传记、按语或附论外，还收录传主代表作的节录或语录，如孙奇逢的《理学宗传》，范镐鼎的《理学备考》、《国朝理学备考》、《广助学备考》，窦克勤的《理学正宗》等。[14]至此，道录体学术史研究之作大体完备。
与此同时，由理学而经学、汉学、宋学、朴学，或偏于一端，或相互交融。早在明代，即有朱睦
的《授经图》问世，这是从理学史走向经学史研究。再如清中叶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师承记》，进而拓展至汉学史研究，鲜明展现了尊汉抑宋的学术宗旨。再如晚清云茂琦的《实学考》，戴望的《颜氏学记》，则更开辟了实学史研究的新领域。至如《闽中理学渊源考》、《江西理学编》、《台学编》、《皖学编》的区域史理学史研究，也多已不同程度地融通了汉宋之学。近代之后，受西方影响，普遍演化为章节体理学史学术专著。
“道录”体学术史研究之作既以“道统”说为要旨，本乃为学作史，实则往往以史倡学，因而具有强烈的正统意识与门户之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于朱熹《伊洛渊源录》下云：“盖宋人谈道学宗派，自此书始；而宋人分道学门户，亦自此书始。”梁启超亦谓朱熹《伊洛渊源录》之类著作“大率借以表扬自己一家之宗旨，乃以史昌学，非为学作史，明以前形势大略如此”。[15]即使在明代之后，亦无多大变化。以与道统说直接相呼应的熊赐履《学统》为例，此书由明代理学上溯先秦诸子，将两千年学脉分为正统、翼统、附统、杂统、异统等“五统”，旨在尊正统、辟杂统、黜异统，是韩愈“道统”说的再发展。然因作者过于强烈的道统意识与门户之见，结果不能不以牺牲学术史研究的多元性、丰富性、公正性与创新性为代价。这是“道录”体之类著作的鲜明特色，同时也是其根本缺陷所在。
六、学案体学术史研究
学案体与朱熹《伊洛渊源录》一样，同样受到了禅宗灯录体的影响。所以，在确定这两者的归属时截然分为两大阵营，一些学者认为学案体应包括上文所论道录体之作，一些学者则认为彼此不相归属。其实，大体可以用广义与狭义的学案体来解决这一论争。此处将学案体独立出来加以论述，所取的是狭义的学案体的概念。③
何谓“学案”？“学”即学者、学派、学术，“案”即按语，包括考订、评论等等，可能与禅宗公案也有某种渊源关系。陈祖武先生认为：“所谓学案，就其字义而言，意即学术公案。‘公案’本佛门禅宗语，已故佛学大师吕澂先生释之为‘档案、资料’，至为允当。明中叶以后，理学中人以‘学案’题名著述，实先得吕先生之心。顾名思义，学案体史籍以学者论学资料的辑录为主体，合其生平传略及学术总论为一堂，据以反映一个学者、一个学派乃至一个时代的学术风貌，从而具备了晚近所谓学术史的意义。”[16]有学者认为学案体应具备三大要素：一是设学案以明“学脉”。即每一个学案记述一个学派（若干独立而又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学案群），使之足以展现出一代学术思想史的全貌与发展线索；二是写案语以示宗旨。即每一学派均有一个小序，对这一学派作简明的介绍，对学者的生平、师承、宗旨、思想演变也都有一段简要说明，最突出的是对各学派、学者宗旨的揭示；三是选精萃以明原著。即撷取最能体现学派或学者个性的著作中的精萃，摘编而成，以见原著之精华。这三个要素的互为犄角，使学案体构成了为实现特定目标而组成的有机整体，既能展示历史上各学派、学者的独特个性，又能显示不同学派、学者之间的因革损益情况，更有映现出一代学术思想史发展线索的功能。[17]可见学案体有其独特的学术要求及组织形式，与学术史“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内在要求较之其他体式更为契合。以此衡量，尽管在黄宗羲编纂《明儒学案》之前已有耿定向《陆杨二先生学案》、刘元卿《诸儒学案》，但真正的开山之作应是黄宗羲的《明儒学案》。
《明儒学案》凡62卷，成书于康熙十五年。作者经过认真思考、精心选择，将明代17个学派241位学者分立为62个学案，包括“诸儒学案”和《附案》。每个学案下先有叙论，扼要介绍该学派的学术宗旨、特点、成员及渊源关系；次为案主传略，叙述其生平、主要学术观点并加以评说；再是节录案主的主要著作或语录，作为案主的学术资料选编。作者在《明儒学案·发凡》中自谓“每见钞先儒语录者，荟撮数条，不知去取之意谓何。其人一生之精神未尝透露，如何见其学术。是编皆从全集纂要钩玄，未尝袭前人之旧本也”。可见作者用力之勤、用心之精确非他人之可比。而在此之前，作者曾花八年时间选辑了《明文案》217卷，又用18年的辛勤劳动编选了482卷《明文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此书“搜罗极富，所阅明人文集几至二千余家……其他散失零落，赖此以传者尚复不少，亦可谓一代文章之渊薮。考明人之著作，当必以是篇为极备矣”。所有这些都为《明儒学案》的编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黄宗羲旨在通过设立学案，全面反映一朝学者、学派与学术的发展演变之势，并以序、传略、语录为三位一体，构建一种崭新的学术史研究著作新体式——学案体。与此新体式相契合，黄宗羲特于《明儒学案·凡例》掂出“宗旨”二字作为学术史研究的核心与灵魂：
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如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也。是编分别宗旨，如灯取影。杜牧之曰：“丸之走盘，横斜圆直，不尽可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于盘也。”夫宗旨亦若是而已矣。
“宗旨”犹如学问之纲，亦是学术与学术史研究之纲，纲举才能目张，所以“宗旨”对于学术史研究而言的确是关键所在，具有核心与灵魂的意义与作用。
但另一方面，黄宗羲又特别强调学术史研究须破除门户之见。尽管《明儒学案》仍以理学史为主干，且作者本人对于心学情有独钟，但已基本消除了《伊洛渊源录》之类道录体过于强烈的正统意识与门户之见。《明儒学案序》开篇即云：
盈天地间皆心也，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故穷天地万物之理，即在吾心之中。后之学者，错会前贤之意，以为此理悬空于天地万物之间，吾从而穷之，不几于义外乎？此处一差，则万殊不能归一。夫苟工夫著到，不离此心，则万殊总为一致。学术之不同，正以见道体之无尽也。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于一途，剿其成说，以衡量古今，稍有异同，即诋之为离经畔道，时风众势，不免为黄芽白苇之归耳。夫道犹海也，江、淮、河、汉以至泾、渭蹄涔，莫不昼夜曲折以趋之，其各自为水者，至于海而为一水矣！
《明儒学案·凡例》又云：
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著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
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作者独有的学术襟怀与识见，以及从正统意识、门户之见回归“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研究本身。所以，梁启超一方面批评朱熹《伊洛渊源录》以史倡学而非以学写史，另一方面推许黄宗羲“所著《明儒学案》，中国之有学术史，自此始也”。[3]17盖从学术史研究内在要术而言，彼此具有质的不同。
黄宗羲在完成《明儒学案》后，又由明而至宋元继续编纂《宋元学案》。全书凡100卷，分立91个学案。黄宗羲本人完成了67卷，59个学案，未竟而逝。然后由其子黄百家、私淑弟子全祖望续修，又经同郡王梓材、冯云濠校定，至道光十八年（1838）出版。此书在非黄宗羲所作部分学术功力有所逊色，但也有更为完善之处：一是在每一学案之前先立“学案表”，备述该学派的师友弟子；二是所立学案超越了理学范围，如《水心学案》、《龙川学案》、《荆公学案》、《苏氏蜀学略》皆为非理学家立案，旨在反映宋元学术全貌；三是注重重大学术争论问题，且注意收录各家之说，不主一家之言；四是增设“附录”，载录学者的遗闻轶事和当时及后人的评论。王梓材还撰有《宋元学案补遗》42卷，所补内容一是新增传主，二是增补《学案》已有传主的言行资料，三是补充标目。《补遗》所增大多是名不见经传的士人，这就大大扩展了《宋元学案》的收录范围。就史料而言，如果说《宋元学案》取其“精”，则《宋元学案补遗》求其“全”，这或许就是该书最大的特色和价值所在。[18]
以《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两书贯通之，则宋明理学乃至宋明学术之起承转合，通过微观的学者、中观的学派与宏观的一代学术三个层面的交互演进，可谓主线分明，脉络清晰。书中对于重大学术论争的关注与辨析包括：1.《太极图》辨，2.性论辨，3.“理－分殊”辨，4.“义利王霸”辨，5.“朱陆异同”辨，6.理气辨，7.性情辨，8.儒释辨，9.王门“四句教法”辨，更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研究之性质与功力。正是基于对宋明学术史的出色总结，使《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两书成为学案体学术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开创了学案体学术史研究新体式，后来学人代有继作。先是清代唐鉴所撰《国朝学案小识》15卷，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刊行。此书将清代讲学诸儒分立传道、翼道、守道三学，以示高下；又别立经学、心学二学，以示排拒之意。唐氏外孙黄膺《国朝学案小识·跋五》论其宗旨曰：“辨阳儒阴释之非，揭穷理尽性之实，所以示学者向道之途，从皆当宗朱子也。”可见此书虽命为学案，实已舍弃《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传统而回归于道录体的正统意识与门户之见。至1914年，唐晏撰成《两汉三国学案》11卷，首次以学案体对两汉三国经学学派的传承演变进行历史性总结。其学术思想可以简单归纳为“继孔孟之绪而表彰今文经学”，是儒家道统论在两汉三国经学研究中的集中体现，也是由理学向’经学上溯性研究的重要成果。但其著述体例突出以经为纲，以人附经，分类立传，有向传记体回归之意向，较之先前的学案体有所变异。再至1928年，曾任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网罗一批前清翰林，于天津发起和主持《清儒学案》的编纂工作，历时十载，至1939年出版。全书规模宏大，凡206卷，1000余万言。以孙奇逢至郑果等179人为“正案”，附见者922人。另立“诸儒学案”，收68人。对于《清儒学案》，过去学界多有批评，认为它对案主的学术辨析不够精审，把握“学脉”、统观全书不够精当，更多地给人以资料汇编之感，在学术质量上远逊于《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但此书体例严整，内容丰富，取材广泛，少有门户之见，大体能反映有清一代的学术史，值得充分肯定。
晚清民初之交，致力于学术史研究的梁启超对学案体情有独钟，并以此应用于西方学术研究，相继撰写了《霍布士学案》、《斯片挪落学案》、《卢梭学案》等“泰西学案”。至1921年，所著《墨子学案》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梁氏的最大夙愿是仿《明儒学案》撰写一部《清儒学案》，但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最后只留下80页左右的残稿。梁氏生前曾深为遗憾地说：“吾发心著《清儒学案》有年，常自以时地所处窃比梨洲之故明，深觉责无旁贷，所以既多，荏苒岁月，未知何时始践夙愿也。”[3]438此外，在抗战时期，钱穆曾于四川时受政府委托著成《清儒学案》，但未及出版就因船回南京途中沉于长江，今仅存其目，至为憾焉。
20世纪80年代之后，学案再次受到学界重视。在个体性学案方面，除了钱穆《朱子新学案》、陆复初《王船山学案》相继于1985、1987由巴蜀书社、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外，值得学术界重点关注的还有杨向奎主编的《新编清儒学案》。作者鉴于徐世昌主编《清儒学案》的诸多不足，于是仿《明儒学案》之长予以重编，重点加强了对案主学术思想的分析，增加了案主评传篇幅，从案主全集中所选资料质量也更高。总之，在叙论、传略与语录三个方面都有了新的提高。但此书最后成于杨氏晚年，因精力所限，资料汇编部分错误较多。1999年，90高龄的杨向奎先生又开始筹划《二十世纪著名学者学案》的编纂工作，并召集弟子何龄修、吴锐共襄编务，准备先期完成孟森、陈垣、陈寅恪、胡适、钱玄同、鲁迅、刘半农、蒙文通、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熊十力、汤用彤、冯友兰、钱穆等15个学案。杨先生本人在率先完成熊、冯、傅三人学案后，却不幸于2000年7月病逝，然后由诸位弟子和助手完成其余12个学案，改名为《百年学案（上下册）》，2003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还有由张岂之先生等主编的《民国学案》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此书为1912－1949年间248位著名学者分立学案，包括哲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学、美学、经学、训诂学、考古学、图书版本目录文献学、地理学、方志、宗教、社会学、法政、经济学、新闻学、教育学、科技史、艺术、军事学等诸多学科，在每个学案里有人物生平、学术思想、学术著作的介绍，又有学术旨要的总结和揭示，是首部比较完整的民国学案。[19]
在20世纪90年代，新儒家研究受到学术界的重点关注，先是由方克立先生主编的《现代新儒家辑要丛书》于199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尔后又由方克立、李锦全两人一同主编《现代新儒家学案》，于199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两书可以相互参看，前者是后者转化为学案体学术史著作的重要成果。
进入21世纪之后，学术界开始重视学案的汇编与补编工作。2004年《历朝学案拾遗》影印本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明清以来学者编著的有关先秦诸子至民国时期著名学者学案的补遗、札记、订误等著作14种，包括：1.补缺类。搜集了梁启超的《墨子学案》和王恩洋的《老子学案》、《孔子学案》、《孟子学案》，填补了先秦诸子学案的部分文献空白；2.札记类。搜集了明李材的《止修学案录要》，冯惠的《明儒学案札记》、《宋元学案札记》（民国稿本）、夏成吉的《明儒学案书后》（民国九年开封新民社石印本）等；3.补遗类。搜集了佚名撰《宋元学案补遗残稿》（清抄本）、佚名撰《学案备忘录》（民国年间铅印本）、容肇祖的《补明儒东莞学案》（民国年间北京铅印本）、沈宗元的《曾文正公学案》（民国八年成都昌福公司铅印本）等。再至2005年，由四川大学古籍所编纂、四川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儒学文献的大型丛书——《儒藏》第一批50册，其中有23册是史部的《历代学案》，收录唐晏的《两汉三国学案》，黄宗羲、全祖望等的《宋元学案》，冯云濠、王桎材的《宋元学案补遗》，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和徐世昌等人的《清儒学案》五部学案，共500卷，1100多万字。正如杨世文、舒大纲在《历代文案小序》中所指出的：“除了先秦、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等段的学案，目前尚付阙如外，五个《学案》蝉联而下，中国儒学中‘汉学’与‘宋学’的代表时期，都有‘案’可稽了。加之‘学案’类书籍一般都卷帙浩大，字数繁多，仅此五书文字已达千万有奇，足可构成中国学术史之泱泱大国。”[20]
学案体以儒学为研究对象，注重从儒学流派和师承、儒林列传和语录、家学渊源和交游等方面全景似地重现儒学历史，较之其他体式更能体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能。但鉴于现有学案或过于简略，或过于繁冗，而且先秦、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诸案仍付阙如，未能形成上起孔子、下迄章太炎的通史型的“儒学通案”，于是由舒大纲等人策划，由国际儒学联合会、四川大学与香港世界文化出版公司合作，拟以前人所编断代学案为基础，补撰和新编一套通史性的历朝学案，最后整理和新编为反映2 500年儒学全史、总字数达1500万的《历代儒学学案》，以期对中国儒学作一通代、全面的总结和研究。据舒大刚所撰《儒学历代学案》计划，《历代儒学学案》由以下十种学案组成：1.《周秦学案》，舒大纲撰；2.《两汉三国学案》，清唐晏撰，杨世文校补；3.《魏晋学案》，杨世文撰；4.《南朝学案》，杨世文撰；5.《北朝学案》，杨世文撰；6.《隋唐五代学案》，舒大刚撰；7.《宋元学案》，黄宗羲撰，郭齐校正；8.《宋元学案补遗》，王梓材、冯云濠撰，舒大纲等整理；9.《明儒学案》，清黄宗羲撰，郭齐整理；10.《清儒学案》，徐世昌撰，邱进之、王智勇、金生杨等整理。《历代儒学学案》重点突出以下几大特点：
1.儒林人物之全传。将孔子以下历代儒学人物统统收录其中，各撰小传，以见其生平事业，特别注意展现儒者们从事的儒学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
2.儒学流派之全史。所有儒学人物，全部按其流派、师承、家传或地域之关系排列，一线贯注，珠联璧合，使众多儒林人物有序可查、有谱可系，集中展现了各个学术流派的阵容和总体面貌。
3.儒学成就之精华。每位入编之儒林人物，其成就可述言论可资者，都摘其英华编成论点摘要或语录汇编，以见其主要成就和学术特色。
4.儒学评论资料之汇编。对有的大师名儒（学术流派），广搜典籍，取录历代评论资料附于传后，以供研究者参考。
5.疑难问题之考辨。凡遇记载歧异，内容错误，或事实不明，需要考证者，则加按语予以说明。
这一宏大计划的付诸实施，意味着中国通代学案的编纂终成“完璧”，必将对中国学术史研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七、章节体学术史研究
章节体学术史研究著作是近代之后引入西方新史观与新体式的产物。就传统的学术史研究著作体式而论，由道录体发展至学案体而臻于极化，在晚清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中国学术由传统走向现代以及与西方学术的接轨过程中，学案体学术史研究日益暴露其固有的局限。概而言之，一是学术史观的问题。学案体既以儒学为对象，亦以儒学为中心，因此近代之前的学案体学术史实质上即是儒学史。[21]但至近代以后在西方进化论等新史学理论的影响下，许多学者纷纷以此为武器对儒学道统展开了激烈的批判。1902年，梁启超在致康有为的信中这样写道：“弟子以为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术变其思想（欧洲之兴全在此）。然初时不可不有所破坏。孔学之学不适应于新世纪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辕也。”[22]279可见梁启超等人新的学术史观即是建立在以现代西学之“新”批判传统中学之“旧”基础之上的，正是空间上的中西链接导致并加速了时间上的新旧决裂。二是学术史著述体例的问题。学案体记载的儒学史以学者、学派为主流，大体比较单纯，因此由叙论、传略、文献摘要三段式构成的著述体式大体能满足其内在需要，但对晚清以来中西、新旧交替的纷繁复杂的学术现象，尤其是众多学术门类的多向联系、交互影响以及蕴含于其间的学术规律的探讨与总结，的确已力不从心。所以，如何突破学案体的局限，寻找一种适应新的时代需要的学术史著述体例显然已迫在眉睫，引自西方的章节体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适时登场的。
在早期章节体学术史研究的著作过程中，梁启超、刘师培贡献尤著。1902年，梁启超所著《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这一长篇学术论文发表于《新民丛报》第3、4、5、7号上。当时梁启超仍流亡于日本，在阅读大量西学著作之后，逐步形成了“有新学术，然后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艺、新器物，有是数者，然后有新国家、新世界”这一核心观点，认为“改造、更新学术思想，乃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22]278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术变其思想”。[22]279正是基于这样的学术理想与信念，梁启超以西方学术史为参照，以进化论为武器，对几千年来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进程进行了崭新的宏观审察。其创新之处有三：一是提出了新的中国学术史分期法。将数千年中国学术思想分为老学时代、佛学时代、儒佛混合时代、衰落时代，打破了宋明以来以儒学为中心的学术史模式；二是提出关于学术思想发展的新解释。以往的学术史，或以道统为先验性学术构架，或虽突破道统论的束缚，但也多停留于论述其当然而不求其所以然；梁氏则能透过现象深入到学术发展过程的内部探索其发展变化的因果关系；三是首创章节体的中国学术编纂新体裁。即以章节为纲，以“论”说“史”，以“史”证“论”，史论结合，既“述”且“作”。[3]463－466综观以上三点，这篇长文无论对梁启超本人还是二十世纪章节体新学术史研究而言都是拓荒、奠基之作，是中国学术史研究实现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并与世界接轨的重要标志，具有划时代意义，对近现代学术史研究的影响巨大而深远。胡适曾经这样回忆道：“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23]54“《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还有学术思想……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的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并由此萌发了“我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23]57
晚清以来，各种报刊纷纷创办。当时，一些充满新意的学术史研究论文往往首先发表于报刊这一新兴媒体，而其中一些长文更以连载的形式陆续与读者见面，然后经过一定的组合或修改，即可由此衍变为章节体著作。所以这些“报章体”的学术史论文连载，实已见章节体著作之雏形。三年之后刘师培所著《周末学术史序》也是如此。此文先连载于1905年2月至11月《国粹月报》（1－5期），由总序、心理学史序、伦理学史序、论理学史序、社会学史序、宗教学史序、政法学史序、计学史序、兵学史序、教育学史序、理科学史序、哲理学史序、术数学史序、文字学史序、工艺学史序、法律学史序、文章学史序十七篇组成，实为以序的形式撰写的《周末学术史》一书的提要。[24]这是中国学术史上首次以“学术史”命名并首次按照西学现代学科分类法为著述体例的学术史研究论著。刘氏在《总序》中曰：“采集诸家之言，以类排列，较前儒学案之例，稍有别矣。学案之体以人为主，兹书之体，拟以学为主。”所谓以“类”排列之“类”，即西方学科分类之类，在著述体例上的创新是一改学案体以“人”为主而以“学”为主。与三年前梁启超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相比较，后者以学术思潮为范式，重在学术思想，而前者则以学科分类为构架，重在知识论层面。应该说，刘著更加凸现了现代学术史研究以“学”为中心的普遍特点。
20世纪前期，章节体学术史研究趋于成熟且影响巨大的著作，当推梁启超、钱穆分别出版于1924年、1937年的同名巨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史研究之所以受到当时学界的重点关注，是因为其处于中国传统学术总结与现代学术开创的交替时代使然。关于现代学者对于清代学术的研究，发端于章太炎《清儒》（1904）、《清儒得失论》（1907）等，但都属“论”而非“著”。至1921年，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先连载于他与蒋震方共同主编的《改造》杂志，后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但此书重在论，是以论统史，而非严格意义的学术史著作。所以，具有典范意义的章节体学术史研究著作，当推梁启超、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书虽然同名，但在学术渊源、宗旨、内容、体例等方面迥然有异。大体而言，梁著以西学为参照，以“学，，为中心，钱著承续学案体，以“人”为中心；梁著以朴学传统论清学，认为清学是对宋明理学的全面反动，钱著是从宋学精神论清学，认为清学是对宋明理学的继承；梁著更编于知识论层面的学术史，钱著更编于思想层面的学术史；梁著更具现代学术之品性，钱著更受传统学术之影响。[25]
总体而言，20世纪前期是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学术史研究的丰盛时期。尽管其他诸种体式依然存在，但章节体业已成为学术史研究著作之主流。论其类型，除了通代学术史研究如杨东莼的《中国学术史讲话》（上海北新书局1932年版）、断代学术史研究如顾颉刚的《汉代学术史略》（东方出版社1996年重版，初版于1936年4月）之外，还有一些断代学术史、学科学术史、专题学术史研究著作陆续问世。其中如杨东莼的《中国学术史讲话》，虽然内容比较单薄，但在当时贯通历代的学术史著作很少的情况下，也是一个重要突破，在当时学术界也曾产生了一定影响。
20世纪另一个学术史研究繁荣期，是伴随世纪末“学术史热”的兴起而兴起的，而且一直延续到21世纪末。其中标志性成果是一批学术史研究著作的问世，尤其是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学术史》与张立文主编的《中国学术通史》两部规模宏大的多卷本通代学术史研究著作的问世，标志着世纪之交学术史研究进入了一个通观与综合的崭新阶段。
八、编年体学术史研究
编年体史书源远流长，导源于《春秋》，由《资治通鉴》集其大成，这是编年体学术史的主体渊源。另一个渊源是学者年谱。北宋元丰七年吕大防著成《韩吏部文公集年谱》与《杜工部年谱》，作者于此年十月十三日所作《后记》称：“予苦韩文杜诗之多误，既雠正之，又各为年谱，以次第其出处之岁月，而略见其为文之时，则其歌时伤世，幽忧窃叹之意，粲然可观。又得以考其辞力，少而锐、壮而健、老而严，非妙于文章，不足以至此。”尽管两谱仅为一二千字，过于简略，且偏重于文学，但却是现存最早之杜甫、韩愈年谱，也是可据现存文献证实的中国古代年谱之体的发轫之作。这一崭新体例，对于编年体学术史研究具有重要启示与借鉴意义，因为从文学年谱到学术年谱，本有相通之处。事实上，到了宋人为自己同代人编纂的年谱，如度正编纂的《元公周先生年表》（周敦颐），朱熹编纂的《伊川先生年谱》（程颐），陈傅良编纂的《宋右奉仪郎新改差常州备紫薛出行状》（薛季瑄），李子愿编纂的《象山先生年谱》（陆九渊）等等，皆是如此。其中《象山先生年谱》据《象山先生行状》、《语录》及谱主诗文编纂而成，内容多涉学术。如论陆九渊讲学贵溪之象山，颇为详细；而记淳熙八年与朱熹会于南康，登白鹿洞书院讲席，以及与朱熹往复论学，乃多录原文。因而可以视之为学术年谱。要之，宋代以降，与文人学者化的普遍趋势相契合，文人年谱中学术方面内容的比重日益加重，显示了年谱由“文”而“学”的重心转移倾向至明清而臻于极致。而从个体学术年谱到群体性的学术编年，以及一代乃至通代的学术编年，实为前者的不断放大而已。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超越个体的编年体学术史著作晚至民国时期才得以开花结果。早期的重要成果以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刘汝霖的《汉晋学术编年》、《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等为代表。尤其是后二书，已是成熟的编年体学术史研究著作，更具开创性意义。正如《乾嘉学术编年》著者陈祖武先生所说：
中国历代史籍，浩若烟海，体裁完备，编年、纪传、纪学本末，若三足鼎立，源远流长。其间，编年体史籍虽成书最早，然以之述学，则又较之其他体裁史书为晚。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钱穆先生著《先秦诸子系年》，或可视为其发轫。惟钱先生大著旨在考证先秦诸子史实年代，准确地说，与其称之为编年体学术史，例如将其视为历史年代学的开风气杰作，更加名副其实。因此，较钱先生略后，刘汝霖先生之大著《中国学术编年》，则无疑可称开山之作。依先生的著述计划，原拟承接二十年代末先成立之《周秦诸子考》，上起两汉两晋，下迄清末民初，凡作云集，合为《中国学术编年》大著。惜天不遂人愿，第一、二集《汉晋学术编年》、《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刊行之后，其余诸集竞成遗志。[26]
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年》始著于1923年秋。积四五年，书稿大部已成，然后反复修改，至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分考辨与通表两大部分。考辨部分凡4卷，以孔子为第1卷，其余几卷依次为曾子、子夏、子思、孟子、荀子等，共考辨了163个问题。通表部分包括列国世次年数异同表、战国初中晚三期列国国势盛衰转移表、诸子生卒年世先后一览表等，彼此可以相互参看。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代为中国学术的第一个繁荣期，也是中国数千年学术之源。但由于史料及考证之缺失，先秦诸子学术的年代学远未有效得到解决。作者针对近代考证先秦诸子年世通常所犯各治一家、未能融通、详于著显、略于晦沉，以及所据多本《史记·六国年表》，少加细勘，决定采取以下学术路线：1.上溯孔子生年，下至李斯卒岁，排比联络，一以贯之；2.凡先秦学人，不论其显著晦沉，皆一一详考，使二百年间学人的生平出处、师友渊源流变之迹均明其来龙去脉；3.在《六国年表》外广征博引，详考列国世系，尤其是以诸子证诸子，并以《竹书纪年》与《史记》、《战国策》对勘，于前史之误颇多纠正，别为通表，明其先后，使读者一目了然。此书出版后，学界好评如潮，陈寅恪先生谓“《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蒙文通先生谓“君书体大思精，惟当于三百年前顾亭林诸老前辈求其伦比。乾嘉以来，少其匹矣”；吴湘乡先生亦谓“公平论者咸以钱这一巨著实在是清代考证诸子之学的总结”。尽管《先秦诸子诸年》并非纯粹的编年学术史之作，于历史年代学贡献更著，但同样具有一定的编年体学术史之性质与功能。
刘汝霖学先生所著《汉晋学术编年》、《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本是其雄心勃勃所撰《中国学术编年》六集之第一、二集，始作于1929年，至1932年、1935年相继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汉晋学术编年》卷前《中国学术编年自序》有载其著述及命名经过：
民国十八年夏，余著《周秦诸子考》始讫，又拟将自汉以来学术，通盘整理，编年记载；一如司马说公之《资治通鉴》。歙县吴检斋师深赞斯设，并赐名曰《资学通鉴》。著笔未久，而应南开大学之聘，功课忙通，鲜有暇时，且津门书籍缺乏，检阅为艰，进展有匪易，事几暂停。十九年夏，言旋北平，任职女师研究所，方得博览典籍，广收史料，抉择真伪，考定年代，改名为《中国学术编年》。
根据刘汝霖先生拟定《总目》，《中国学术编年》分为六集：
第一集，汉至晋：汉高祖元年（前206）至晋愍帝建兴四年（316）。
第二集，东晋南北朝：东晋元帝建武元年（317）至陈后主祯明二年（588）。
第三集，隋唐五代：隋文帝开皇九年（589）至周世宗显德六年（959）。
第四集，宋：宋太祖建隆元年（960）至恭帝德祐二年（1276）。
第五集，元明：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至明思宗崇祯十六年（1643）。
第六集，清民国：清世祖顺治元年（1644）至民国七年（1918）。
在著述体例上，主要以编年体史书代表作《资治通鉴》为参照，同时吸取纪传体与纪事本末体之长，加以融会贯通。作者在自序中重点强调以下五点：一曰标明时代。即有意打破前代史家卷帙之分，恒依君主生卒朝代兴亡史料之多寡为断，充分尊重学术本身的发展。比如两晋之间地域既殊，情势迥异，倘以两晋合为一谈，则失实殊途，故有分卷之必要。二曰注明出处。即将直引转引之书注明版本卷页篇章，使读者得之，欲参校原书，可收事半功倍之效；而欲考究史实，少有因袭致误之弊。三曰附录考语。中国旧史多重政治，集其事迹，考其年代，尚属易易。学术记载向少专书，学者身世多属渺茫，既须多方钩稽，又须慎其去取。故标出“考证”一格，将诸种证据罗列于后，以备读者之参考。四曰附录图表。有关学术之渊源，各派之异同，往往为体例所限，分志各处，以致读者寻检不易，故有图表之设，以济其穷。包括学者传播表、学术著述表、学术系统表、学术说明表、学术异同表。五曰附录索引。包括问题索引与人名索引。刘汝霖先生率先启动编纂《中国学术编年》如此宏大工程，的确是一个空前的学术创举，但以一人之力贯通历代，毕竟力不从心，所憾最终仅完成《汉晋学术编年》与《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二集，而且此二集中也存在着收录不够广泛、内容不够丰富等缺陷。
1930年，姜亮夫先生曾撰有《近百年学术年表》，时贯晚清与民国，也是问世于民国早期的学术编年之作。若与刘汝霖的《中国学术编年》衔接，则不仅可以弥补其他四卷的阙如，而且还可以形成首尾呼应之势。但这一编年之作终因内容单薄而价值不高，影响不大。
鉴于刘汝霖先生完成《汉晋学术编年》与《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二集之后，在相当长的时段内既无续作也无新作问世。时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既受刘汝霖先生编纂通代《中国学术编年》设想的启发，也有感于清代学术的特殊地位，于是决定启动《清代学术编年》的编纂工作，至1988年告竣。然后几经曲折，由清代逐步上溯，扩展至通代，至2000年完稿，凡10卷，1 200万字，初名《中国学术年表长编》，后改为《中国学术编年》，与刘汝霖先生当年设想一致，于今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进入21世纪之后，又有两部重要的编年体学术史研究著作问世。一是陈祖武、朱彤窗所著的《乾嘉学术编年》。此书始著于2000年，至2004年完成，2005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所录重要学术史事，上起乾隆元年，下迄道元十九年，诸如中央及地方之学术举措、学者之主要著述及见解、学术师承及往还等等，皆在著录范围。清代学术，以整理和总结中国数千年学术为其特征，而最能体现此一历史特征者，当推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所以就此而论，尽管此书未能涵盖整个清代，但已把握住了清代学术的核心内容。从乾嘉学术编年本身确有独立研究价值来看，此书既是一项开创性工作，又有独立研究之价值。
另一重要著作是张岂之主编的《中国学术思想编年》。此书始著于1997年，至2004年完稿，2005年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分6卷，即先秦卷、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宋元卷、明清卷，始于殷周之际，止于1911年清亡。在著述体例上，每卷分概述、正文、附录三大部分。各卷都冠有相关时代的“学术思想史概述”，简要论述本卷所论历史时期的学术发展脉络、主线、成就、影响等，既是对该卷内容的理论概括，也是该卷选目的指导思想。然后是正文部分，又由条目、文献、考辨三者组成。条目重点记录各历史时期所发生的学术思想事件，包括重要思想家的生卒年、著作简介、评价，重要学术事件的发生时间、过程、影响，重要典籍的作者、版本、内容简介、形成过程、学术价值等等，按时间先后顺序编排。据统计，全书六卷共列3 800多条目，基本囊括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哲学、政治、法律、文献等方面的学术思想，涉及儒、佛、道等学术史内容，涵盖儒学史、道教史、佛教史、易学史、政治史、文学史、目录学史、逻辑史等学术领域，并对唐代中期以后基督教、伊斯兰教及其他外来宗教传入情况亦有所反映。每一条目下面基本都有文献资料引证，特以“文献”标之；部分条目还包括考辨，对文献记载有相互抵牾者，或后代学者对同一问题存在不同看法者，加以必要的考辨，特以“考辨”标之。最后是附录部分，列出作者写作时的主要参考书目。《中国学术思想编年》之价值，一在以“学术思想”为内容与主线，二在贯通历代。著者力图将上自先秦下迄清代有关学术思想上的代表人物、著作、活动、影响等联系起来，力求使学术思想的历史演进、学派关系、学术影响、学术传承等方面展现于读者面前，实乃一部按时间顺序编年的编年体学术思想史；但因其内容的取舍与限定，与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等综合性的编年之作有所不同，则其所长亦其所短也。
除了以上所列学术编年的代表作之外，还有不少按不同学科编纂的比较专门或专题的编年史，其中又以文学编年史成果最高。文学本与学术相距较远，但因文人与学者双重身份的混合以及文人学者化的推进，彼此常常分中有合。关于中国文学编年的集大成之作，是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该著起自先秦，迄于当代，凡18卷，1400余万字，于2006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此之前已有一批通代、跨代、专代或专体的文学编年著作陆续问世。通代之作主要有吴文治的《中国文学大事年表》，刘德重的《中国文学编年录》，雒启坤主编的《中外文学编年》等等；跨代、专代及专体的编年之作，以时代为序，则有赵逵夫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春秋文学编年史》、《战国文学编年史》，裴登峰的《战国七十年文学编年》（博士论文，赵逵夫主持《春秋文学编年史》、《战国文学编年史》的一部分），刘跃进的《秦汉文学编年史》，陆侃如的《中古文学系年》，刘知渐的《建安文学编年史》，刘跃进、曹道衡的《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张卫宏的《全齐文编年考》（硕士论文），魏宏利的《全北齐文编年考》（硕士论文），张鹏的《全后周文编年考》（硕士论文），苏健的《全陈文编年补正》（硕士论文），傅璇琮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张兴武的《五代十国文学编年》，王庆生的《金代文学家年谱》，杨廉的《元代文学编年史》，郑方泽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编年》，陈大康的《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刘长鼎的《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史料编年》（上），等等。《中国文学编年史》虽是在前人诸多成果的基础上融会贯通的一部编年体文学通史，但并非简单地加以汇编而成，它在编纂主旨、体制、史料、史识等方面皆有自己的独特追求与重要突破，因而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好评，被誉为中国文学史界的“万里长城”，代表了中国文学编年史领域中最重要的建树。鉴于“文人－学者”之间的交集，中国文学编年史之作之于中国学术编年的价值也同样值得珍视。
文学之外，还有其他学科的一些编年体之著作也是中国编年体学术史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董作宾、胡厚宣的《甲骨年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姚名达的《中国目录学年表》（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日本学者今关寿的《宋元明清儒学年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4月版），钱茂伟的《明代史学编年考》（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杨翼骧主编《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版）等等。
民国时期，引入西方年鉴之体，重在反映年度重要时事文献、学科进展以及相关统计资料，这种新的著述形式同样可以用于编年体学术史的研究。其中包括综合性的《中国学术年鉴》以及分科性的学术年鉴，如《中国哲学年鉴》、《中国历史学年鉴》、《中国考古学年鉴》、《中国社会学年鉴》、《中国经济学年鉴》、《中国政治学年鉴》、《中国语言学年鉴》、《中国文学年鉴》、《中国民间文艺学年鉴》、《唐代文学研究年鉴》等等。这些年鉴本身就是工具书，同时可为将来开展学术编年提供文献资源。
除了以上八体外，尚有始终未尝中断的经传注疏体系以及频繁往来于学者之间的书信——可以称之为注疏体与书信体之作——也不时涉及学术史研究内容，值得认真梳理总结。而较之这两体更为重要的，是除著作之外散布于各种文集之中的大量论文，或长或短，或独立成文，或组合于著作之中，从《庄子·天下篇》（兼具序文性质）、《韩非子》的《显学》、《吕氏春秋》的《不二》直到清末民初大量报章体论文，可谓源远流长，灿若星河，对学术史研究而言尤具重要价值。因限于篇幅，不再详论。
注释：
① 代表性专著有卢钟锋《中国传统学术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② 《别录》今佚，此见清洪颐煊《经典集林》卷十二引。
③ 关于学案体学术史研究之作，可参看陈祖武《中国学案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此书取广义之学案体定义。相关论文可参见朱义禄《论学案体》，《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仓修良《黄宗羲和学案体》，《浙江学刊》1995年第5期；吴怀祺《（明儒学案），一部开风气的学术史著作》，《史学史研究》1990年第4期；林久贵《（宋元学案）的作者及成书经过述论》，《黄冈师专学报》199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