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的毛泽东及其经济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帕尔论文,经济学论文,大辞典论文,思想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不仅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地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反动腐朽的统治，建立了独立自主的人民共和国，而且，在随后的28年(1949-1976年)间又成功地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并奠定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虽然期间也出现了错误和曲折，但是却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因此，人们往往将毛泽东作为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军事家和政治领袖来看待。而将毛泽东当做一位经济学家来看待并进行研究却并不多见。有趣的是，《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以下简称《大辞典》)这部西方经济学领域中最具权威和代表的辞典，却十分明确地将毛泽东作为一位经济学家来看待并进行介绍。
《大辞典》的前身是英国经济学家帕尔格雷夫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辞典》，之后由另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希格斯修订的第二版定名为《帕尔格雷夫大政治经济学辞典》，于1923-1926年分册分期出版。全书共2000多个辞条，是“一部大型的、权威性的、百科全书型的经济学大辞典”。①在这部辞典中，除了在《社会主义》、《发展计划》等相关的辞条中涉及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介绍外，还有专门介绍毛泽东及其经济思想的辞条——“毛泽东(1893-1976年)”。
本文以《大辞典》中有关毛泽东的辞条为基础，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毛泽东的思想来源、毛泽东的经济体制思想、毛泽东的经济增长思想、毛泽东的宏观经济平衡思想、毛泽东关于经济发展的动力、毛泽东的经济政策和毛泽东的影响与中国改革这几个方面来分析《大辞典》是如何看待毛泽东及其经济思想的，进而探讨《大辞典》对于毛泽东及其经济思想的介绍和评价给予我们的启示。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大辞典》的三位主编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与毛泽东相关辞条的撰写者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却是相关辞条所涉及研究领域的世界著名专家学者。②因此，他们的观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或代表了一部分西方经济学者的看法。
一、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
彼得·偌兰在“毛泽东”辞条一开始就指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1949年之前斗争的领导人”，而且，“在从1949年解放至1976年他逝世的大部分时期内，他是革命领导层中的最杰出者”。③也就是说，在他看来，毛泽东不仅是中国人民取得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领导者，而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28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毛泽东也是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最杰出的领导者。该辞条还评论说：“他(毛泽东——引者注)逝世后所发生的戏剧性变化，充分说明了毛泽东个人主宰中国革命发展的程度。”④由此可见，他不仅承认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而且，也认识到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深刻影响。偌兰的这一认识与邓小平的观点是一致的。邓小平曾说：“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⑤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之所以首先介绍《大辞典》关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的地位的认识和看法，这是因为探究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问题，是研究和探讨毛泽东及其经济思想的前提。只有正确地理解和把握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才有可能正确地理解毛泽东及其经济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及其经济思想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起的作用或所产生的影响。
二、毛泽东的思想来源
毛泽东的思想来源问题一直是理论界关心的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由于毛泽东的特殊的革命经历，加上他的博学多才等因素的影响，使得毛泽东的思想来源问题很难把握。《大辞典》没有回避这一问题，其相关辞条在介绍和评论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的地位和作用之后，紧接着对于毛泽东的思想来源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讨论和介绍。⑥
偌兰指出，毛泽东的思想来源是极其复杂的，毛泽东及其毛主义模式⑦是“一系列影响的产物”。⑧也就是说，毛泽东是受多种思想要素的影响所形成的。接着他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具体地分析和探讨，其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民族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来源
偌兰认为，“民族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因为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处处深刻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可谓“中国文化传统渗透了毛泽东的思想”。而且，毛泽东在“为中国历史上的成就而自豪”的同时，也“为中国在1949年前所受到的一百多年的凌辱而愤慨”。因此“他希望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经济，使中国‘不再是个任何人欺凌的国家’”。并指出，毛泽东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浸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深厚的底蕴，“用‘矛盾’分析问题的方法……要归功于中国传统的阴阳辩证法”。也就是说，在相关辞条的作者看来，民族主义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深深地影响着毛泽东的思想，成为毛泽东思想理论中的“核心”思想来源，而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法”思想也是毛泽东的矛盾分析方法的重要源泉。
2.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实践，是毛泽东及其毛主义模式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
偌兰指出，“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式的运用，也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他不仅“接受了一个先锋队的党在革命后要管理社会—经济生活一切方面的思想”，“还从这一传统中吸收了作为资本主义对立面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观点，即没有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经济决策不取决于市场力量，而是由计划者的行政指令来决定(对我们来说，计划是第一位的，价格是第二位的……价值规律不起调节作用)”。而且，正是这一影响，使得毛泽东在实践上成为计划经济的“最坚持不懈的实践者”。⑨
3.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方法也深深地影响着毛泽东
除了“中国传统的阴阳辩证法”的影响之外，偌兰也指出，毛泽东的矛盾分析方法还“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⑩他的这一判断显然是正确的，因为，毛泽东本人就曾经表达过同样看法，在此就不赘述了。
可见，在以《大辞典》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者看来，毛泽东的思想主要来源于中国的民族主义和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这三个方面，其中，中国的民族主义及其传统文化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来源。对于《大辞典》关于毛泽东思想来源的这种看法，我们虽然不能够完全同意，但是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三、毛泽东的经济体制思想
经济的发展是通过具体的经济体制而得以实现的。《大辞典》相关辞条的作者认为，毛泽东的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具体制度上采用了与苏联一样的经济体制，即“计划经济体制”，而这种经济体制的特点则是，“在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计划纲要须经最高当局，例如最高立法和行政机构的常务委员会或为此目的召开的党代表大会批准。下级政治和行政当局，例如县或省，则将可资利用的资源及对发展的各种需要的信息上报。计划的实际执行以及具体安排计划所要求的产出量和投入量，则委托给较低一级当局担任。……大体上说，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央领导决定战略性的和长期的各种变量，例如投资速度和投资的部分构成，经济开放程度以及资源在各不同地区的配置等，而将战术性或短期的生产决定留给地方当局。”(11)也就是说，在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之中，虽然也存在分权，但是行政性集中是其主要特色，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由中央统一制订并执行的。
毛泽东的中国之所以采用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大辞典》相关辞条的作者认为，这是因为毛泽东吸收了“苏联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式”的社会主义经济观点，认为“经济决策不取决于市场力量，而是由计划者的行政指令来决定”，(12)也就是说，毛泽东吸收并接收了苏联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思想。而且，“社会主义计划已有很长历史了。好几代社会主义思想家，包括马克思和他的追随者，都把社会主义的有意识的计划和为利润而生产的资本主义的‘无秩序混乱’进行对比”。(13)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一直是发展计划的最坚持不懈的实践者”。(14)
简而言之，他们认为，毛泽东在中国的经济建设中所采用的“计划经济体制”，其原因则在于受“苏联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式”的社会主义经济观点的影响。
四、毛泽东的经济增长思想
《大辞典》在分析了毛泽东的经济体制思想及其原由之后，对毛泽东的经济增长思想进行了分析和介绍。
偌兰指出：“虽然毛泽东并未明确提出过严格的经济增长理论，但他关于这一问题思想的某些方面仍可以得出来。”(15)也就是说，毛泽东虽然没有提出过明确的、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增长理论，但是，通过毛泽东具体的领导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具体的做法之中，仍然可以分析出毛泽东关于经济增长的思想。
毛泽东关于促进经济增长的思想是什么呢？在偌兰看来，毛泽东关于经济增长的思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计划经济体制”。毛泽东认为，“对我们来说，计划是第一位的，价格是第二位的……价值规律不起调节作用”，(16)而且，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也为之提供了保障；其二是“高积累”和“高投资”的方式是实现经济的增长必要条件。“他(毛泽东——引者注)认为高投资率是迅速增长的必要条件”。(17)也就是说，毛泽东认为，只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过“高积累”和“高投资”的方式来实现经济增长。
毛泽东在实践中又是如何保证高投资率得以实现的呢？偌兰表示，毛泽东认为，可以“通过控制物资的行政计划，对城市工资总额的直接控制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农村集体收入分配的影响，所有这些便产生了高投资率”。(18)
总之，《大辞典》认为，在毛泽东看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就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保障之下，采用行政手段的方法，通过不断地提高投资率的方式来实现。也正是如此，《大辞典》指出，“中国的‘积累’率在1957-1976年的大多数年份内常高达国民收入的30%以上”。(19)
五、毛泽东的宏观经济平衡思想
在分析和介绍了毛泽东的经济体制思想和经济增长的思想之后，《大辞典》指出，虽然毛泽东的中国采用看似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样的经济体制，但是，毛泽东注意到了宏观经济的平衡发展问题的重要性，并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进行了阐述。因此，《大辞典》在相关辞条中对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的经济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大辞典》首先指出，在毛泽东看来，处理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十大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在“发展计划”辞条中，阿米亚·库马尔·巴格奇特别分析了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关于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十大经济关系”的作用和意义。他指出：“毛泽东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毛1956年)中，对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各种问题做出了很好的总结。”十大关系“包括：(1)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2)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3)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4)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本人的关系；(5)中央和地方的关系；(6)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7)党和非党的关系；(8)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9)是非关系；(10)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因为，“在毛看来，中国在其发展进程中保持……各方面关系的平衡是极端重要的”。(20)不仅如此，巴格奇还对毛泽东提出的这十大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指出了各个关系的意义。他认为，在这十大关系中，“第(6)、(7)和(9)显然是重要的政治问题，它们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关系到正确对待反革命分子，还关系到中国的基本方向”，而“其他各种关系则主要涉及经济战略，而且它们在许多不同场合已经反映出来。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一直到最近为止，感觉到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标未予足够注意，用于发展重工业的资源过多，而满足群众消费的轻工业增加太少”。(21)应该说，巴格奇的这一分析和见解是正确的。因为在现实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无论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还是国际经济的实践，都证明了毛泽东的这一关于宏观经济平衡思想的正确性。
西方经济学者还对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关注宏观经济的综合平衡发展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首先是因为毛泽东注意到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之后出现的种种问题；其次是与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关，毛泽东的中国为了摆脱苏联的控制，寻求独立发展的道路；再次是为了避免在苏联出现的官僚主义和技术精英，毛泽东不得不“另做抉择”。也就是说，毛泽东的宏观经济综合平衡的思想是由多方面的原因形成的。
总之，对于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中所阐述的关于促进宏观经济综合平衡发展的思想，以《大辞典》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者是非常重视的。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表现了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与苏联东欧经济思想上的不同。我们认为，毛泽东的这一宏观经济综合平衡发展的思想对于今天我国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六、毛泽东的经济发展动力思想
《大辞典》相关辞条的作者对于毛泽东关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或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对其进行了评论。
偌兰指出：“毛泽东认为，解放是标志着经济发展和中国阶级关系‘不断革命’的一个长过程的开始。”(22)也就是说，在毛泽东看来，新中国的成立不仅为中国经济，而且为中国的计划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基础和平台(起点)。他们正是在这一前提之下，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对毛泽东关于促进经济发展动力的思想进行了探讨。
1.经济发展的宏观动力
偌兰表示，虽然毛泽东认为“高投资率是迅速增长的必要条件”，但在毛泽东看来，群众的觉悟是“推动社会行动的主要力量”。他还指出，“虽然毛泽东也要现代化和物质进步”，但是，“毛泽东相信有可能(并值得)改变群众的觉悟，从而使推动社会行动的主要力量”。而群众的这种觉悟之所以得以产生和形成，则被认为是源于“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的这种思想，以及以“斗私”和“为人民服务”为内容的“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即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斗私’和‘为人民服务’)可能在穷人中更得以形成(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在农村比在‘腐败’的城市更容易形成”。(23)
2.经济发展的微观动力
偌兰还注意到，“毛泽东认为，微观经济关系对经济增长来说是重要的”。(24)他指出，在毛泽东看来，“在合作的环境内，‘工人将把企业看做是他们自己的，而不是干部的’”。而且，毛泽东相信，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可能性，因为“他相信，这就会把被资本主义对抗阶级关系所禁锢的人的巨大创造力解放出来”。(25)
总之，在《大辞典》看来，无论是从宏观增长动力还是微观的动力来看，毛泽东虽然相信“现代化和物质进步”的作用，但是，总的来看，毛泽东始终相信群众的觉悟特别是工人阶级的觉悟是“推动社会行动的主要力量”。(26)在此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英国的著名《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也持同样的观点：“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在与国民党的内战中取得了胜利。……掌权以后，毛泽东要另作抉择以替代苏联出现的官僚主义和技术精英，他试图纯粹依靠革命热情和在严格的平均主义基础上大规模动员中国的人力来发展经济。”(27)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大辞典》看来，毛泽东的这一关于经济发展动力的思想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统是不一致的。正如偌兰所说：“他(毛泽东——引者)在这方面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统。”(28)
七、毛泽东的经济政策
《大辞典》还具体地从人口、经济增长、农村机构和国际经济这四个方面对于毛泽东的经济政策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和评论。
1.人口政策
人口政策是一个国家经济政策中的重要政策之一。人口政策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大辞典》指出：由于“1949年后，毛泽东起初认为没有必要控制人口”，(29)造成了“中国的人口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内就增长得很快”。(30)并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问题。虽然毛泽东在“最后他……承认了人口的迅速增长确实是个问题，但在70年代以前，并未进行控制人口增长的持续战斗”。(31)
2.经济增长政策
如何发展经济、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一个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和目标。前面已经指出，《大辞典》相关辞条的作者认为，高投资率是毛泽东的主要经济增长政策。偌兰指出，虽然“毛泽东在其著作中提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摆脱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强调重工业的做法”，但是，中国实际上还是执行的高投资率政策；当这种政策导致严重后果时，尽管当时“中国的许多经济学家(在得到允许时)批判造成这种结果的体制，但毛泽东拒绝做全面改变以转移对重工业的偏重”。(32)
3.农村机构政策
农村机构是领导农民、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经济组织形式。农村机构设置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农业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状况，关系到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中国共产党为此在农村领导农民进行了土地改革，实现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目标，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正如偌兰指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农民进行了土地改革，实行农业集体化，农村合作社成了大多数中国人在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进行经济活动的基本结构”。(33)也就是说，农村合作组织是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国农村的基本经济组织。对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为什么实行这种经济组织，偌兰分析说，一是因为“毛泽东认为，农村合作社是形成‘社会主义’价值观、避免‘资本主义’农业的阶级斗争、支持贫困农民的有利条件”。二是因为毛泽东“还认为，集体化可以取得规模经济的好处”。(34)也就是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之所以实行这种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完全是因为毛泽东想实现其“社会主义”价值观所至。不仅如此，偌兰还结合具体的实践效果评论性地指出：“但事实证明，在农民中形成‘社会主义’价值观，要比毛泽东预料的艰巨得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不断地开展‘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斗争，但并不成功。而且在某些农业地区(特别是劳力密集的谷物产区)，出现了严重的管理上规模不经济的现象。国家对诸如收入的积累和消费的分配等重大集体决策的控制，也使农业效率受到不利的影响。结果，农村在微观上的问题甚至比城市还糟糕”。(35)
4.国际经济政策
对于毛泽东的国际经济政策，偌兰首先指出了这样一种现象：在从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中国的出口贸易规模都很小。他对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毛泽东担心，同国际经济扩大接触，将使中国‘依赖’外部力量”，因而，虽然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在50年代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但“贸易被视作为必然的罪恶”，并“禁止出口企业与世界市场直接接触”。这样一来，就“使得企业根本不关心产品在国际上是成功还是失败。所以，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中国的出口贸易很小就不足为怪了”。同时，毛泽东也“不希望中国有大量的进口，深信中国能够在国内生产它所需要的大部分产品，也能在技术进步方面做到真正的自给”，并既“不允许外国在中国投资，也不允许中获取长期借贷”。所以，“毛泽东这一极端立场的经济代价是极高的”。(36)
总之，《大辞典》从上述的四个方面，对于毛泽东及其毛主义模式中实行的经济政策及其原因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探讨，这一分析对于我们了解毛泽东及其经济思想是有启示性意义的。但是，必须注意到《大辞典》在对于毛泽东的经济政策的分析特别是对毛泽东的国际经济政策的分析中，所持的分析方法和理论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其中有些观点也是我们不同意的。
八、毛泽东的影响与中国的改革
《大辞典》虽然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后不久再版的，但《大辞典》在分析和介绍了毛泽东及其所谓的“毛主义模式”后，接着就对毛泽东及其毛主义模式的影响问题进行了分析和介绍，并对1978年后，中国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实行的改革开放战略进行了评论。
首先，《大辞典》相关辞条的作者认为，中国在毛泽东领导之下，在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之中实行“毛主义模式”。在后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毛主义模式”所包含的固有问题开始凸显出来，并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性的影响。如偌兰指出：“70年代中期的中国经济处于危机的状态，20年来人口的迅速增长，过高而又不平衡的积累率，到处可见的微观经济的低效率，孤立于世界经济之外的做法，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使得中国的平均生活水准在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后期期间很少有可以衡量的改善，在某些重要方面(如住宅、棉布、食油、娱乐)，情况还有所恶化。尽管在保证最低基本消费水准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毛泽东逝世时，地区收入的悬殊情况仍广泛存在，中国人口中相当规模仍很贫困。”而且，“在毛泽东主义的政策贯彻得最彻底的大跃进时期(1958-1959年)后，出现了大规模的饥饿，这点现在已令人震惊地披露出来，中国的官方统计表明，中国的人口在1959-1961年减少了大约1 400万，这暗示着发生了一场人口灾难。”因此，当毛泽东逝世后，不仅意味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而且对于身受这个时代影响的中国人民来说，无疑如“如释重负”，因而“毛泽东主义的结束，得到了中国社会所有各个阶层的欢迎”。所以，“毛泽东发展模式的吸引力在他逝世后很快就减退了”，也就“毫不奇怪”。(37)
其次，《大辞典》中还对1978年后的中国社会的改革也进行了评论。偌兰认为，“1978年后经济改革的结果……改革在许多方面摆脱了毛泽东主义模式。”同时，“1978年后，平均生活水准有了戏剧性的提高，贫困人口的比例有了极大的减少。这些成就(和重大的新问题)的出现，不能不归功于大规模的体制改革(特别是农村的体制改革)、市场力量作用的增强、同国际接触的扩大和国家投资政策的变革。”(38)
总之，《大辞典》的这一分析有一定意义，但是，它的分析中同样也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大辞典》作为一部西方经济学领域中的“大型的、权威性的、百科全书型的经济学大辞典”，虽然其中不可避免地受到研究者(撰写者)的立场、观点、方法和研究的视角等因素的影响，但是如上所述，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大辞典》中对于毛泽东及其经济思想的研究，一方面反映了一些西方经济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他们对于“毛泽东及其经济思想”的观点和看法；另外一方面，也给予我们研究“毛泽东及其经济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理论借鉴。
第一，毛泽东作为一个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人物，他不仅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也影响着世界，而且这种影响不仅是深远的，也是多方面的。为《大辞典》撰写辞条的这些西方学者从他们各自的研究立场和视角出发，对毛泽东及其经济思想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发表了他们的研究观点和认识。因此，认真地研究、分析和理解《大辞典》中西方经济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不仅对于我们了解和掌握西方经济学者们的相关研究状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楔入点，而且对于促进我国学界对毛泽东及其经济思想乃至于毛泽东的其他方面的思想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第二，《大辞典》在对毛泽东及其经济思想的研究过程中，注意从毛泽东个人及其社会心理的视角来研究毛泽东及其经济思想，将毛泽东及其经济思想置于毛泽东的整个生活过程之中，结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的地位、毛泽东思想来源进行研究，看到了毛泽东的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和毛泽东的个人心理发展对于毛泽东及其经济思想的影响。这种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为我们研究毛泽东及其经济思想乃至于整个毛泽东思想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在我国，无论是研究毛泽东及其经济思想，还是毛泽东及其社会政治思想的时候，研究者们往往注重从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大前提和背景出发，来研究毛泽东及其经济思想。因此，我国学者往往注重从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的角度来研究毛泽东及其经济思想，而很少有学者将毛泽东作为一个学者、一个纯粹的理论家来进行研究。正是因为如此，对毛泽东个人的心路历程和思想来源等因素在其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注意得不够，研究得也不够。当然，在此必须指出的是，《大辞典》虽然注意到了这些的作用，但是有夸大的嫌疑。我们在借鉴西方经济学者的这一研究方法(或者思路)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这一点，以免误入歧途。
第三，《大辞典》在具体论述毛泽东及其经济思想的过程中，将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与具体的经济政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方法也值得借鉴。毛泽东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地位，身兼有理论家和领导者双重品质和身份，(39)即作为理论家(经济学家)的毛泽东与作为领导者、政治家的毛泽东问题。从理论上看，虽然作为理论家(经济学家)的毛泽东与作为领导者、政治家的毛泽东在思想上可以说是一致的；但是这种一致并非是完全的、当然的一致。作为领导者、政治家的毛泽东所面临的问题比理论家(经济学家)的毛泽东面临的问题更具体、更复杂、更多变、更棘手，而且，有很多具体政治政策和策略的问题与纯粹的理论问题是不能等价的。因此，在研究毛泽东及其经济思想时，如何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大辞典》的学者在研究毛泽东及其经济思想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既是可贵的，同时又给我们以启示。
第四，《大辞典》对于社会主义所采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评论或者说批评，是值得我们深刻思考的。我们知道，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如何有效地及时地制定和调节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计划一直是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必须时常面对又必须及时解决的重大问题。这不仅关系到现实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问题，也关系到社会经济结构的及时调整和各种经济关系的和谐发展的问题。正如《大辞典》中所指出的那样，制定经济计划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面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个方面所展现出来的巨大、变动的数据，以及不断发展和变化的经济，再加上各种因素的影响，如何进行有效的统计，并制订出正确的发展战略等一直是困扰着现实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难题。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践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虽然上述这些西方学者都是西方理论界的著名专家和学者，但是由于中西方文化历史的差异等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政治观点的巨大差异，加之西方学者对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并非完全了解，因此，在他们的研究中不可避免地还是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例如：《大辞典》中对于毛泽东及其经济思想的评论以及毛泽东逝世后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的评论或者看法等即是草率和带有政治偏见的。《大辞典》中虽然指出并承认，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1949年之前的领导人”和1949年解放后至1976年“中国革命领导层中的最杰出领导人”，对于中国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是又说，在毛泽东逝世后，毛泽东的这种影响就“很快”消失了。这显然不无矛盾。另外，《大辞典》中对于毛泽东的国内经济政策及其经济增长方式等相关问题的论述也显然有失全面。例如，《大辞典》中对于毛泽东的国际经济政策的分析显然脱离了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条件(如帝国主义封锁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凡此种种，我们作为研究者不仅必须注意，而且应该给予明确的批评。
综上所述，在《大辞典》中，西方经济学者对于毛泽东及其经济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研究和评论。了解《大辞典》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者对于毛泽东及其经济思想的研究成果，我们既可以窥视西方经济学者对于毛泽东及其经济思想研究的状况，同时对于我们研究毛泽东及其经济思想乃至于整个毛泽东思想提供了现实的借鉴，促进我们对于毛泽东及其经济思想以及整个毛泽东思想的深入研究。
①参见陈岱孙所写《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序，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主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②例如：《大辞典》中，毛泽东(1893-1976)辞条的撰写者彼得·偌兰(Peter Nolan)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剑桥大学嘉治商学院终身教授，剑桥大学发展研究学科主席。《社会主义》辞条的撰写者亚历克·诺夫(Alec Nove)是英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和苏联问题而著称，他提出了独特的“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理论。《发展计划》辞条的撰写者阿米亚·库马尔·巴格奇(Amiya Kumar Bagchi)是印度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
③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主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32页。
④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主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32页。
⑤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8页。
⑥笔者认为：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大辞典》并没有直接回答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问题，而是着重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问题。
⑦《大辞典》的辞条作者按照西方的思维习惯，将1949-1976年中国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经济建设，促进经济发展的方式(发展道路)概括为“毛主义模式”。
⑧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主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32页。
⑨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主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32-333页。
⑩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主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32页。
(11)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主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892页。
(12)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主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32-333页。
(13)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主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
(14)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主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892页。
(15)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主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23页。
(16)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主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32-333页。
(17)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主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33页。
(18)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主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33页。
(19)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主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33页。
(20)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主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892页。
(21)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主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892-893页。
(22)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主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33页。
(23)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主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33页。
(24)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主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33页。
(25)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主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33页。
(26)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主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33页。
(27)《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4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373页。
(28)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主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33页。
(29)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主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33页。
(30)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主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33页。
(31)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主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32页。
(32)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主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33页。
(33)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主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33页。
(34)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主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33页。
(35)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主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33页。
(36)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主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33页。
(37)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主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33-334页。
(38)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主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33-334页。
(39)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是著名的文学家(诗人)、战略家(军事家)以及中华民族精神的代表。因此，毛泽东是具有多种不同的身份的人。也就是说，毛泽东是集多种身份于一体的。我们必须注意的是，从不同的身份出发，对于同一事物的看法和结论是不同的。作为浪漫主义的诗人，毛泽东总是充满着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的。作为伟大的战略家，他总是注重从长远的历史角度了思考和分析问题。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代表，他总是将民族的独立和主权放在重要的地位上对待，小心地维护着中华民族的利益。当然，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出现的各种新的问题、新的困难，并试图找出解决办法，其间，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的问题。
标签：毛泽东论文; 经济学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领导理论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论十大关系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