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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小说命名是小说作品最直观的外在形式之一①，其中凝聚着不同时代的文化内涵与小说作家丰富多样的文学观念。透过古代小说的命名，我们可以考察古代小说观念的变迁，与此同时，古代小说命名与读者群体、小说传播关系密切。笔者在对中国古代小说进行整体观照的基础上，试图对其命名问题加以阐述，就正于读者。
一、古代小说命名的总体特征
中国古代小说的名称可谓纷繁复杂，不过其中亦有诸多规律可循。概而言之，古代小说命名存在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就总体而言，中国古代小说的命名呈现出复合结构，即由“A+B”的形式构成。试举数例说明，如：《赵飞燕外传》、《古镜记》、《三国志通俗演义》、《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在这些小说名称中，赵飞燕、古镜、三国、西游、封神等是指小说的人物或题材、时代、主要情节等等，我们姑且称之为A类；传、记、演义等多与小说文体、编撰方式或创作观念相关，我们姑且称之为B类。在古代小说名称之中，省略A类的情况极为少见，如晚唐裴铏直接将自己的小说集命名为《传奇》即为一例；省略B类的情况比较普遍，例如《游仙窟》、《金瓶梅》、《今古奇观》等。综而观之，一般都是由“A+B”复合构成的。
(二)古代小说命名体现出与民间传闻之间的密切联系。《汉书·艺文志》明确指出小说多系“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②，强调小说来源于民间。古代小说以“闻”、“传闻”、“新闻”、“旧闻”等为名者不乏其例，体现出小说题材来源以及根据传闻而加工的创作手法。
(三)《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类”所著录的十五家小说大约成书于先秦至汉代，与子书、史书之间关系密切，我们从其中小说命名可以推断，《周考》、《青史子》、《臣寿周纪》接近于史书，而《鬻子说》、《师旷》、《务成子》、《宋子》等则类似于先秦诸子著作。唐宋传奇中以“传”、“记”、“志”、“录”等命名的小说作品很多，到了后世这种命名现象在整体上呈现出逐渐减少的趋势，反映出古代小说逐步摆脱子、史的束缚，走向文体独立的演进历程。
(四)古代小说命名体现出较为鲜明的时代风气。小说创作离不开特定的时代，它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与时代风气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在小说命名方面也可以得到印证。例如，唐代不少小说以“话”、“语”、“议”、“谈”等命名，如《隋唐嘉话》、《大唐新语》、《云溪友议》、《桂苑丛谈》等，这与唐代文士喜欢聚宴、交游、说话、谈谑的风气有关。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诗云：“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元氏自注记载自己与白居易等人聚会听说话之事：“乐天每与予游从，无不书名屋壁，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③古代小说以“话”、“语”、“议”、“谈”等为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文人聚会、交游、说话的时代气息。
(五)随着时代的发展，古代小说命名的广告意义渐趋明显，重视市场与读者需求，这在明清时期尤为突出，体现出商品经济繁荣对小说创作、传播的影响。
二、古代小说命名与创作观念
中国古代小说创作观念复杂多样，小说命名是我们对此进行考察的一个独特视角。笔者根据现存文献选取补史说、娱乐说、劝戒说等几种创作理念，从小说命名的角度加以分析。
(一)小说命名与补史说。从古代小说的命名实践来看，以“记”、“传”、“录”等命名，体现出较强的“补史”意识。晋葛洪在《西京杂记·跋》中就明确指出：“(《西京杂记》)以裨《汉书》之阙。”④无论是小说作者还是评论者，往往以是否符合史实作为评价小说成败优劣的标准。唐代郑綮就直接将“传信”一词嵌入小说书名，他在《开天传信记·自序》中指出：“辄因步领之暇，搜求遗逸，传于必信，名曰《开天传信记》。”⑤即按照史家“实录”的笔法创作小说。有些小说直接以“史”、“史补”、“阙史”、“外史”、“艳史”、“逸史”、“史遗文”、“后史”等命名，这些作品更加鲜明地体现出“补史”观念。唐李肇《唐国史补·序》云：“昔刘
集小说，涉南北朝至开元，著为《传记》。予自开元至长庆撰《国史补》，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续《传记》而有不为。”⑥
明清时期一些小说不仅以“史遗文”、“逸史”、“外史”等作为书名，而且还对取名的缘由加以阐释，明代吉衣主人《隋史遗文·序》认为：“史以遗名者何？所以辅正史也……盖本意原以补史之遗，原不必与史背驰也。”⑦明末《禅真逸史·凡例》也对书名进行解释：“是书虽逸史，而大异小说稗编。事有据，言有伦，主持风教，范围人心。两朝隆替兴亡，昭如指掌，而一代舆图土宇，灿若列眉。乃史氏之董狐，允词家之班马。”⑧“凡例”作者把《禅真逸史》与一般的“小说稗编”区别开来，以春秋晋国太史董狐、汉代司马迁、班固等史学家作为创作的榜样。清代《女仙外史》作者吕熊有感于明代忠臣义士、孝子烈媛事迹湮灭无闻，希望通过创作《女仙外史》褒扬忠臣，黜罚奸佞，补充《明史》记载之不足，并由此抒发个人情怀。《女仙外史》第一百回《忠臣义士万古流芳，烈媛贞姑千秋不朽》，陈奕禧回评曾对《女仙外史》的取名缘由和创作主旨予以揭示：“(吕熊)作《外史》者，自贬其才以为小说，自卑其名曰‘外史’，而隐寓其大旨焉。”⑨可见吕熊创作《女仙外史》的“大旨”在其小说命名中得到集中体现。
(二)小说命名与劝戒说。古代小说的命名在一定程度上蕴含有劝戒思想。五代后蜀何光远将所撰小说取名为《鉴诫录》，其意不言自明，清顾广圻《鉴诫录跋》指出：“予向谓此书颇载极有关系文字，足当鉴诫之目。”⑩他认为此书文字记载贯彻了书名的鉴诫意图。
在明清小说创作之中，以书名阐发劝戒思想的现象十分普遍，劝戒内容相当广泛，宣扬社会教化、歌颂忠孝节义是劝戒说的重要内容，金陵万卷楼万历刊《三教开迷归正演义》以“开迷归正”为名，小说“凡例”对此作了必要的阐发，“凡例”第一则云：“本传独重吾儒纲常伦理，以严政教而参合释道，盖取其见性明心、驱邪荡秽、引善化恶以助政教。”第五则云：“本传……固以开迷是良药苦口之喻，寓言若戏，亦以开迷，是以酒解酲之说，乃正人君子、忠孝立身者不迷，而且哂喋喋嚣嚣者之迷。”(11)意在阐发儒家纲常伦理，并以此“开迷”。明末薇园主人以《清夜钟》作为自己创作的小说名称，其《清夜钟·自序》声称：“余偶有撰著，盖借谐谭说法，将以鸣忠孝之铎，唤省奸回；振贤哲之铃，惊回顽薄。名之曰《清夜钟》，著觉人意也。”(12)
明末清初时事小说的命名较为普遍地体现出歌颂忠臣、贬斥奸佞的创作意图，这些作品将“斥奸”、“忠”、“烈”、“警世”等词融入小说书名，如《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辽海丹忠录》、《警世阴阳梦》等等。明清话本小说的命名也比较明显地体现出劝戒观念，笔者以“三言”和《型世言》的命名为例试加说明。“三言”原名《古今小说》，共一百二十种，后来改名为《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劝戒色彩更为突出。衍庆堂刊印《喻世明言》的“识语”声称：“题曰《喻世明言》，取其明白显易，可以开□(按：原字缺)人心，相劝于善，未必非世道之一助也。”(13)可一居士《醒世恒言·序》也指出：“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14)劝戒之意相当明确。
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作家笔炼阁主人注重通过小说命名阐发作品的创作主旨，他编创的《五色石》、《遍地金》等作品都是如此。笔炼阁主人在《五色石·序》中介绍此书命名时指出：“《五色石》何为而作也？学女娲氏之补天而作也……吾今日以文代石而欲补之，亦未知其能补焉否也……予遂以‘五色石’名篇而为之序。”(15)五色石是神话传说中女娲氏炼之以补天之物，笔炼阁主人以此为名，劝世、教化之意隐藏其中。
有些小说作品通过书名宣扬因果报应、劝人积德行善，明末小说《石点头》即为一例，该书取名借鉴“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传说，明代冯梦龙《石点头·叙》云：“石点头者，生公在虎丘说法故事也。小说家推因及果，劝人作善，开清净方便法门，能使顽夫伥子，积迷顿悟，此与高僧悟石何异。”(16)明末清初小说《醉醒石》表达了同样的创作主旨，缪荃孙《醉醒石·序》曾称赞此书：“演说果报，决断是非，挽几希之仁心，断无聊之妄念；场前巷底，妇孺皆知，不较九流为有益乎？”(17)戒风月也是劝戒说的内容之一，明清小说的命名较为普遍地反映出这一创作观念。清代隺市道人撰《醒风流》意在反对当时盛行的才子佳人创作倾向，他在《醒风流·序》中指出：“既成，质之同志，同志曰：‘是编也，当作正心论读。世之逞风流者，观此必惕然警醒，归于老成，其功不小。’(18)甲戌本《石头记·凡例》也声称：“《红楼梦》……又名《风月宝鉴》，是戒妄动风月之情。”(19)以《风月宝鉴》为名，其用意相当明显。
(三)小说命名与娱乐说。在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发展历程中，娱乐说起源较早，晋干宝在《搜神记·序》中就曾经指出：“幸将来好事之士录其根体，有以游心寓目而无尤焉。”(20)从小说书名的角度来看，隋朝侯白将自己的小说命名为《启颜录》、唐代佚名创作《会昌解颐录》，目的均在于取悦读者。明嘉靖年间杭州书坊主洪楩编刊《六十家小说》，取名为《雨窗集》、《长灯集》、《随航集》、《欹枕集》、《解闲集》、《醒梦集》，通过这些名称不难窥见编刊者的创作意图。
有些小说直接将“笑”、“谐”、“如意”、“快活”、“快”等与娱乐说关系密切的字眼嵌入书名，如《笑林》、《笑林广记》、《笑笑录》、《笑得好》、《笑赞》、《广笑府》、《古今笑史》、《一笑》、《齐谐记》、《续齐谐记》、《新齐谐》、《谐铎》、《如意君传》、《快士传》、《快心编》、《熙朝快史》等。清陈天池《如意君传》，又名《第一快活奇书如意君传》，作者在道光十三年(1833)所撰自序中声称：“《如意君传》者何？传如意君也。传如意君何？传如意君之如意意也。如君之如意，又曷为传？传其事事之皆如意也。使其为一如意，以至于十如意，百如意，千万如意，而苟有一不如意者，亦不足以传。”(21)在《如意君传》中，主人公田文泉状元及第，建功立业，享尽荣华富贵，作者借此突出“如意”、“快活”的创作主旨。清雍正年间写刻本《快士传·识语》云：“古今妙文所传，写恨者居多。太史公曰：《诗》三百篇，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然但观写恨之文，而不举文之快者以宕漾而开发之，则恨从中结，何以得解，必也运扫愁之思，挥得意之笔，翻恨事为快事，转恨人为快人，然后……破涕为欢。”(22)诚如其书名所言，《快士传》创作就是为读者提供消遣、娱乐。《快心编》也是如此，清佚名《快心编·序》云：“(此书)足以抉忿闷而削不平，快心之事，孰以加兹……古人作乐，闻者顿忘肉味；是编虽稗官，阅者不当作忘暑止饥一助耶！”(23)上述作品的命名清楚地传达出作者利用小说娱乐读者的创作观念。
值得指出的是，古代小说创作观念中娱乐说呈现两极化的倾向，一方面朝色情化方向发展，以低俗甚至淫秽的字眼取悦读者；另一方面，朝着娱乐与劝戒结合的趋势演进，这些均在小说命名中得以体现。明代《双峰记》、清代《肉蒲团》等小说命名就反映出色情化的痕迹。有些小说则直接在书名中体现出娱乐与劝戒相结合的倾向，《娱目醒心编》即为一例，清自怡轩主人乾隆五十七年(1792)撰《娱目醒心编·序》云：“能使悲者流涕，喜者起舞，无一迂拘尘腐之辞，而无不处处引人于忠孝节义之路。既可娱目，即以醒心，而因果报应之理，隐寓于惊魂眩魄之内，俾阅者渐入于圣贤之域而不自知，于人心风俗不无有补焉。”(24)其目的性极为明确。
综上所述，笔者试就古代小说命名与补史说、劝戒说、娱乐说等创作观念的关系加以阐述，除此以外，小说命名与其他创作观念之间的联系也不容忽视，以真情说为例，不少小说以“情”命名，如《浓情秘史》、《情史》、《万锦情林》、《定情人》、《情梦柝》、《情僧录》(《红楼梦》别名)、《花柳深情传》等等。书名往往直观、具体地体现小说创作观念，通过对古代小说命名的考察，我们可以从特定视角探寻古代小说观念的丰富内涵及其演进历程。
三、古代小说命名的广告意义
就一部小说而言，书名处于卷首，容易引起读者关注，小说编刊者所以想方设法在书名上做文章，利用小说书名进行广告宣传。对此，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阐述。
(一)古代小说以“奇”、“异”、“怪”等命名的现象相当普遍，以“三言”、“二拍”的选本为例，拙著《三言二拍传播研究》经过统计得出结论，自明末至晚清共出现十四种“三言”、“二拍”选本，其中将“奇”嵌入书名的就有九种，即：《今古奇观》、别本《二刻拍案惊奇》、《今古传奇》、《警世奇观》、《幻缘奇遇小说》、《海内奇谈》、《二奇合传》、《今古奇闻》、《续今古奇观》，占其选本总数的64.3%(25)。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通过不完全统计认为，有六十种左右小说以“异”为名，他指出：“幼尝戏辑诸小说为《百家异苑》，今录其序云：自汉人驾名东方朔作《神异经》，而魏文《列异传》继之，六朝、唐、宋凡小说以‘异’名者甚众。考《太平御览》、《广记》及曾氏、陶氏诸编，有《述异记》、《甄异录》……大概近六十家，而李翱《卓异记》、陶谷《清异录》之类弗与焉。”(26)“奇”、“异”、“怪”等名称不仅代表小说作品的题材选择、创作倾向和审美趣味，同时，也是一种广告宣传，它可以吸引读者注意，清卢联珠指出：“书之所贵者奇也。《易》备六经之体，而韩昌黎以‘奇’括之。至子史百家，隶骚坛，列艺苑者，靡不争胜于奇。下逮稗官野史，统目之为传奇，盖奇则传，不奇则不传。”(27)卢联珠认为小说情节是否新奇，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了小说的流传，所以小说编刊者在书名上标注“奇”、“异”等字眼也就不足为怪了。
有些小说直接以“奇书”命名。明清时期出现“四大奇书”之说，清李海观《歧路灯·自序》云：“古有四大奇书之目，曰左，曰骚，曰庄，曰迁。迨于后世，则坊佣袭四大奇书之名，而以《三国志》、《水浒》、《西游》、《金瓶》冒之。”(28)所谓“坊佣”，就是生活、工作在书坊之中，以编书、刻书为生者。书坊主以及“坊佣”利用“四大奇书”的称号为小说名著进行广告宣传。自此以后，“四大奇书”乃至于“奇书”之名在社会上影响深远，所以书坊也借助“奇书”效应招徕读者，如明烟霞外史即借四大奇书效应对天启三年(1623)九如堂所刊《韩湘子全传》大加称赞：“有《三国志》之森严，《水浒传》之奇变，无《西游记》之谑虐，《金瓶梅》之亵淫。谓非龙门、兰台之遗文不可也。工竟杀青，简堪缥绿，国门悬赏，洛邑蜚声。”(29)清《野叟曝言·凡例》声称：“原本编次，以‘奋武揆文，天下无双正士；熔经铸史，人间第一奇书’二十字，分为二十卷……为古今说部所不能仿佛，诚不愧‘第一奇书’之目。”(30)谓《野叟曝言》为古今小说中“第一奇书”，显然是为了宣传的需要。有些小说则直接以“奇书”为名，例如：《群英杰后宋奇书》、《增评西游证道奇书》、《第一快活奇书》、《第一奇书钟情传》等，“奇书”之名正是小说编撰者、出版者为了扩大小说销售而采取的广告手段。
(二)古代小说作品将“才子”字样嵌入书名，以“才子书”招揽读者，宣传小说作品。明末金圣叹将自己所评的《庄子》、《离骚》、《史记》、杜甫律诗、《水浒传》、《西厢记》等称为六才子书，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水浒传》，名之为《第五才子书水浒传》；清初又有《天花藏合刻七才子书》，包括《三才子玉娇梨》、《四才子平山冷燕》等；清代鸳湖烟水散人将自己所撰小说命名为《女才子书》；《好逑传》又名《第二才子好逑传》，《斩鬼传》又名《第九才子书平鬼传》，《白圭志》又名《第八才子书白圭志》、《第一才女传》，等等。“才子书”一词的广告意义也是相当明显的，对此，晚清邱炜萲《菽园赘谈》卷七《金圣叹批小说说》讲得很清楚：“坊间因仍《三国志演义》为‘第一才子书’，而凑出《好逑传》、《平山冷燕》、《白圭志》、《花笺记》各下乘陋劣小说，硬加分贴为‘第二才子书’、‘第三才子书’，以下除却五才《水浒》，六才《西厢》，还依圣叹旧号外，一直排下，到至第十才子，无理取闹。设圣叹见之，当自悔不该为作俑之始，使毛、施、关、王四位真才子共起‘何曾比余于是’之叹也。”小说编刊者在书名上标明“才子书”无非是为了扩大宣传，促进销路。
(三)在小说书名中借助名家宣传小说。以人名嵌入小说书名的现象，早在《汉书·艺文志》已可见其端倪，如《伊尹说》、《鬻子说》、《师旷》、《宋子》等；唐宋传奇中以人名为书名的现象也相当普遍，相比之下，明清时期小说书名中出现名家姓名往往呈现出鲜明的广告效应。以李贽和陈继儒为例，叶昼就曾假托李贽之名进行创作，明钱希言《戏瑕》卷三“赝籍”指出：“比来盛行温陵李贽书，则有梁溪人叶阳开名昼者，刻画摹仿，次第勒成，托于温陵之名以行。”(31)清周亮工《因树屋书影》卷一亦云：“叶文通，名昼，无锡人……当温陵《焚》、《藏》书盛行时，坊间种种借温陵之名以行者，如《四书》第一评、第二评，《水浒传》、《琵琶》、《拜月》诸评，皆出文通手。”(32)更多的假托者则不知其姓名，正如清毛宗岗《三国演义·凡例》所云：“俗本谬托李卓吾先生批阅，而究竟不知出自何人之手。”(33)
陈继儒也是被假托的名家之一，以万历四十三年(1615)龚绍山所刊《春秋列国志传》十二卷为例，此书为朱篁所评，书名却题为《新镌陈眉公先生批评春秋列国志传》，“识语”宣称：“本坊新镌《春秋列国志传批评》，皆出自陈眉公手阅，删繁补缺而正讹谬，精工绘像，灿烂可观。”陈继儒在当时名气很大，“以盛名倾江南”(34)，假托陈继儒评点，可以扩大小说的知名度。
除假托李卓吾、陈继儒以外，明清时期小说书名中所假托的名家尚有钟惺、杨慎、徐渭、汤显祖、李渔等人，假托李卓吾评点的小说有《三国志演义》、《忠义水浒传》、《西游记》、《残唐五代史演义传》、《武穆精忠传》、《七十二朝人物演义》、《绣榻野史》等；假托陈继儒评点的有《南北两宋志传》、《春秋列国志传》、《详情公案》等；假托钟惺评点的有《三国演义》、《封神演义》、《忠义水浒传》等；假托杨慎评点的有《隋唐两朝志传》等；假托徐渭评点的有《隋唐演义》等；假托汤显祖评点的有《云合奇踪》、《艳异编》等；清拟话本选集《警世选言》托名为李渔所编，全题为《李笠翁先生汇辑警世选言》。明清小说书名中存在的假托名家现象体现很强的广告色彩，标注名家会受到读者更多的关注，明代盛于斯《休庵影语·西游记误》指出：“读者又矮人观场，见某老先生名讳，不问好歹，即捧讽之。”(35)明清小说编刊者在小说创作、刊刻过程中，利用读者这种独特心理，假托名家以求获取高额利润，正如杨守敬《日本访书志补》所言：“明代书估好假托名人批评以射利。”(36)
(四)小说编刊者在书名中增加修饰语，这在明清时期通俗小说创作中尤为突出。明清时期通俗小说的全称一般比较长，如建阳熊冲宇种德堂万历刻《三国志传》，全名为《新刻汤学士校正古本按鉴演义全像通俗三国志传》，共二十一字。笔者考察明清通俗小说的标题，经过统计可知，具有广告意义的常用词语包括以下内容：新刊、新刻、新锲、新编、新纂、新订、新说、新增、新辑、鼎锲、精镌、精编、重镌、按鉴、参采史鉴、参补、通俗、演义、京本、古本、秘本、原本、官板、大字、名公、精选、音释、音诠、注释、评释、旁训、新增、插增、增补、增订、重订、校正、考订、补订、精订、绣像、补相(像)、全相(像)、出相(像)、绘图、评点、评林、题评、批评、批点、评定、评论、圈点、增评等。我们试对上述词语解读可知，新刊、新刻、新锲、新编、新纂、新订、新说、新增、新辑、鼎锲、精镌、精编、重镌属于刊印时间和刊印质量、内容的范畴，按鉴、参采史鉴、参补、通俗、演义属于编创方式与创作倾向的内容，京本、古本、秘本、原本、官板表明稿件来源，大字一词属于印刷装帧形式内容，其余的词语均指小说的编辑工作，包括编辑者的身份(“名公”)、注释(音注、人名、地名注等)、章节增删、校勘、插图、评点诸问题。
在明清时期小说刊刻史上，上述词语的运用从最初的含义到涂抹浓厚的广告色彩，往往存在着演变的过程，比如，“京本”一词主要表明书坊刊刻小说对包括北京、南京在内的两京刊本尤其是南京刊本的依赖和借鉴，但是逐步演变为书坊吹嘘自己稿源、带有广告宣传性的词语；又如，“官板”一词，原意是指根据“官方的底本翻刻”(37)，后来同样演变为书坊主宣扬自己稿件质量的广告用语。
四、古代小说命名与小说读者
读者是小说创作、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从古代小说命名的角度来看，读者亦参与其中，小说命名与小说读者之间存在着有机的互动作用。以下分三个方面论述。
(一)从小说命名可以考察小说创作的动机之一在于满足读者的需要。明末王黉《开辟衍绎·叙》云：“自古天生圣君，历代帝王创业，而有一代开辟之君，必有一代开辟之臣……然未有开天辟地，三皇五帝，夏商周诸代事迹，因民附相讹传，寥寥无实，惟看鉴士子，亦只识其大略。更有不干正事者，未入鉴中，失录甚多。今搜辑各书，若各传式，按鉴参演，补入遗阙……使民不至于互相讹传矣，故名曰《开辟衍绎》云。”(38)作者取名“衍绎”，就是对开辟以来的史实进行铺陈、演绎，以满足读者的阅读需要。
有些小说书名体现出为读者提供借鉴之意，清《儒林外史》即为一例，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就“外史”和“儒林”的取名加以说明：“夫曰‘外史’，原不自居正史之列也；曰‘儒林’，迥异玄虚荒渺之谈也。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篇中所载之人，不可枚举，而其人之性情心术，一一活现纸上。读之者；无论是何人品，无不可取以自镜。”(39)《儒林外史》的取名意在着眼现实，为儒林人物立传，刻画世态人情，为读者提供借鉴，这在书名中已得到充分体现。
从明代中后期开始，由于商品经济繁荣，市民群体不断壮大，他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小说读者队伍之中，成为小说编刊者考虑的重要对象之一，我们从古代小说名称由“传”、“记”、“录”、“志传”等到“演义”等词语的转换，可以看出小说创作为下层读者服务的目的。笔者试以岳飞题材小说《精忠录》和《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两部作品为例加以论述。据明熊大木《序武穆王演义》可知，旧本《精忠录》文辞深奥，“士大夫以下”的读者阶层难以领悟小说的创作旨意，熊大木应书坊主杨涌泉的邀请，根据旧本创作《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在通俗性、虚构性、故事性等方面均超越旧本，更能够适应下层读者阅读需要。
除上述两部岳飞题材小说的命名以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小说作品名称经历了由“传”、“录”、“志传”到“演义”的变化，例如，熊大木曾编撰《全汉志传》(含《西汉志传》和《东汉志传》)，后来甄伟编《西汉通俗演义》、谢诏撰《东汉十二帝通俗演义》；生活于元末明初的罗贯中撰《隋唐两朝志传》，清褚人获撰《隋唐演义》，由“志传”到“演义”的现象在明清小说书名之中不乏其例。相比之下，“传”、“记”、“录”等词语与史学关系密切，而演义则更加注重通俗性、故事性、可读性。明高儒《百川书志》卷六著录《三国志通俗演义》云：“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入，非史氏苍古之文，去瞽传诙谐之气，陈叙百年，该括万事。”(40)比较好地概括了演义体小说的创作特性。清李海观《歧路灯·自序》云：“《三国志》者，即陈承祚之书，而演为稗官者也……再转而为演义，徒便于市儿之览，则愈失本来面目矣！”(41)由此可知，小说名称由“传”、“记”、“录”、“志传”等到“演义”的词语转换昭示出小说文体通俗化的进程，可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需求。
(二)读者对小说命名产生影响或直接提出批评意见。宋代洪迈以六十年的时间创作《夷坚志》。《夷坚甲志》刊印后，流传甚广，洪迈《夷坚乙志·序》称：“《夷坚》初志成，士大夫或传之，今镂板于闽、于蜀、于婺、于临安，盖家有其书。人以予好奇尚异也，每得一说，或千里寄声，于是五年间又得卷帙多寡与前编等，乃以乙志名之。”(42)据洪迈自序可知，在《夷坚志》创作过程中，读者不仅是小说传播者，而且积极提供故事素材，对《夷坚志》的成书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夷坚志》的命名也受到读者因素的影响，宋代赵与旹《宾退录》卷八云：“洪文敏著《夷坚志》……《辛志》记初著书时，欲仿段成式《诺皋记》，名以《容斋诺皋》，后恶其沿袭，且不堪读者辄问，乃更今名。”(43)这是在考虑读者因素的情况下而改动小说名称之一例。清代吴毓恕所撰小说《仙卜奇缘》的命名也是如此，作品叙述贫寒之士屈师鲁在仙人帮助下婚姻美满、科场得意、拜官封侯之事。据清代光绪二十三年(1897)上海书局石印本《仙卜奇缘》卷首所附序文记载：“此书初名《大刀得胜传》，盖纪实也，而其名不雅。有识者阅曰：‘何不以《仙卜奇缘》名之？’至书中大意，迥不同风花雪月之词，不落小说窠臼也。”(44)可见《仙卜奇缘》正是接受读者建议而更改小说书名的。
读者不仅影响小说作品的命名，而且还对部分小说的命名直接提出批评意见。以才子佳人小说书名为例，清代三江钓叟《铁花仙史·序》声称：“传奇家摹绘才子佳人之悲离欢合，以供人娱耳悦目也旧矣。然其书成而命之名也，往往略不加意，如《平山冷燕》则即才子佳人之姓为颜；而《玉娇梨》者，又至各摘其人名之一字以并之。草率若此，非真有心唐突才子佳人，实图便于随意扭捏成书而无所难耳。”(45)这确实是才子佳人小说命名中一个较为独特的现象，它们模仿《娇红记》、《金瓶梅》等命名方式，从小说中女性人物姓名上各取一字组合而成，这种命名方式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一般难以概括整部小说的题材内容和创作特点。
(三)小说书名对读者产生一定的影响。书名是小说借以传播的特定手段，新奇、别致的书名往往会受到读者的欢迎，对此，我们从《古今笑史》一书的命名经历可见一斑。康熙六年(1667)，李渔《古今笑史序》指出：“是编之辑，出于冯子犹龙，其初名为《谭概》，后人谓其网罗之事，尽属诙谐，求为正色而谈者，百不得一，名为《谭概》，而实则笑府，亦何浑朴其貌而艳冶其中乎！遂以《古今笑》易名，从时好也……同一书也，始名《谭概》，而问者寥寥，易名《古今笑》，而雅俗并嗜，购之惟恨不早，是人情畏谈而喜笑也明矣。”(46)我们从此书改名前后的读者反应可以看出书名对于小说传播的重要性。描写晚清青楼生活的小说《九尾龟》的命名同样引起读者阅读兴趣，《谭瀛室随笔》云：“《九尾龟》小说之出现，又后于《繁华梦》，所记亦皆上海近三十年青楼之事……喜阅小说者，以其名之奇，购阅者甚众，是又引人注意之一法也。”(47)
小说书名对读者的影响，我们从小说续书、仿作的传播经历中也可以得到印证。清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三指出：“近来词客稗官家，每见前人有书盛行于世，即袭其名，著为后书副之，取其易行，竟成习套。有后以续前者，有后以证前者，甚有后与前绝不相类者，亦有狗尾续貂者……凡此不胜枚举。”(48)考察古代小说续书命名的整体状况，确实存在这种现象，续书运用“续”、“新”、“后”、“补”、“圆”、“再”、“复”等字眼命名，如：《水浒后传》、《新刻续编三国志》、《三国志后传》、《续西游记》、《西游补》、《后西游记》、《续金瓶梅》、《红楼圆梦》、《红楼再梦》、《红楼复梦》、《红楼梦补》、《补红楼梦》等。小说仿作也是如此，如《剪灯余话》、《觅灯因话》仿《剪灯新话》，《世说补》、《女世说》、《儿世说》仿《世说新语》，《续艳异编》、《广艳异编》仿《艳异编》而作，皆借助原书在读者中的影响而为仿作命名。
也有些续书的命名宗旨与此相反，它们意在通过取名消除原书对读者的不良影响，清代俞万春创作的《荡寇志》一书既为典型例证。《荡寇志》从金圣叹删改的《水浒传》第七十一回续起，不过它与绝大多数续书为原书“补恨”的目的不同，而是为《水浒传》翻案。作者视水浒梁山好汉为寇盗之徒，小说取名“荡寇”，其意相当明显。作者在《荡寇志》卷首《结水浒全传》中将自己的创作取名为《荡寇志》的原因阐述得较为透彻，他担心读者误读《水浒传》，希望通过《荡寇志》一书消除《水浒传》对读者带来的影响。
小说书名与小说读者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的联系，一方面，小说读者直接影响到小说命名，另一方面，小说命名是能否吸引读者、扩大小说传播范围和传播速度的重要手段。在古代小说命名实践中体现出较为突出的读者因素，这在商业经济发达的明清时期尤为显著。
注释：
①本文提到的小说命名主要指小说篇名或小说集名称，不包括小说作品中具体人物的命名。
②《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45页。
③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2册第4520页。
④葛洪：《西京杂记·跋》，向新阳等《西京杂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79页。
⑤郑綮：《开天传信记·自序》，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子部第347册第217页。
⑥李肇：《唐国史补·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卷首。
⑦吉衣主人：《隋史遗文·序》，明崇祯六年(1633)杭州名山聚刊本，卷首。
⑧夏履先：《禅真逸史·凡例》，《古本小说集成》据本衙爽阁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卷首。
⑨吕熊：《女仙外史》第一百回《忠臣义士万古流芳，烈媛贞姑千秋不朽》陈奕禧回末总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094—1095页。
⑩顾广圻：《鉴诫录跋》，《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册第123页。
(11)佚名：《三教开迷归正演义·凡例》，金陵万卷楼万历刊本，卷首。
(12)薇园主人：《清夜钟·自序》，《古本小说集成》据路工藏和安徽省博物馆藏本拼合影印，卷首。
(13)《喻世明言·识语》，明衍庆堂刊本，卷首。
(14)可一居士：《醒世恒言·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863页。
(15)笔炼阁主人：《五色石·序》，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卷首。
(16)冯梦龙：《石点头·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329页。
(17)缪荃孙：《醉醒石·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247页。
(18)隺市道人：《醒风流·序》，春风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卷首。
(19)《石头记·凡例》，《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卷首。
(20)干宝：《搜神记·序》，中华书局1979年版，卷首。
(21)陈天池：《如意君传·自序》，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7—1578页。
(22)佚名：《快士传·识语》，《古本小说集成》据清刊本影印，卷首。
(23)佚名：《快心编·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卷首。
(24)自怡轩主人：《娱目醒心编·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卷首。
(25)拙著《三言二拍传播研究》第二章“三言二拍的选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2页。
(26)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六“二酉缀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63—364页。
(27)卢联珠：《第一快活奇书·序》，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1582页。
(28)(41)李海观：《歧路灯·自序》，《古本小说集成》据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影印，卷首。
(29)烟霞外史：《韩湘子·叙》，明九如堂刊《韩湘子全传》，卷首。
(30)《野叟曝言·凡例》，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卷首。
(31)钱希言：《戏瑕》卷三“赝籍”，《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子部第1143册第588页。
(32)周亮工：《因树屋书影》卷一，《周亮工全集》，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3册第105—106页。
(33)毛宗岗：《三国演义·凡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卷首。
(34)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三“山人·山人愚妄”，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87页。
(35)盛于斯：《休庵影语》，朱一玄、刘毓忱编《西游记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6页。
(36)杨守敬：《日本访书志补·文章正宗》，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37)陈大康：《明代小说史》第五编第十五章第一节，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539页。
(38)王黉：《开辟衍绎·叙》，明崇祯间麟瑞堂刊本《开辟衍绎通俗志传》，卷首。
(39)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陈美林批评校注本《清凉布褐批评儒林外史》，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611页。
(40)高儒：《百川书志》卷六《三国志通俗演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2页。
(42)洪迈：《夷坚志·夷坚乙志序》，《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5页。
(43)赵与旹：《宾退录》卷八，《宋代笔记小说》，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册第290—291页。
(44)佚名：《仙卜奇缘·序》，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上海书局石印本，卷首。
(45)三江钓叟：《铁花仙史·序》，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卷首。
(46)李渔：《古今笑史·序》，《李渔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册第30—31页。
(47)佚名：《谭瀛室随笔》，朱一玄编《明清小说资料选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下册第707页。
(48)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三，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24—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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