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促进中部经济崛起的动力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制论文,动力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态势是：东部升级、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西部开发。这是由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由东向西逐步递减，而自然资源分布则由东向西递增的客观趋势所决定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东部的升级将主要靠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和自身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大中型企业的努力；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央已经出台了多项行之有效的扶持政策，如增值税转型、国有企业剥离社会职能的财政补助、国有企业改制中有条件地核销呆坏账等；西部开发则主要靠国家对落后地区的区域倾斜政策和优势资源的大规模开发。东部升级的主要动力是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先入为主的时序优势、制度安排的特许权限、优惠的产业政策和已经成熟的竞争优势。东北振兴和西部开发的主要动力是优惠的政策支持、庞大的国家投资。中部崛起靠什么？中部经济崛起的动力机制是什么？这是我们研究中部崛起必须解决的问题。
一、构建“产业群”集聚机制，加速中部工业化进程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地区之间的竞争已经由单个企业、单个产业之间的竞争，上升为产业群之间的竞争。创造产业群成长的环境，培育和扶植产业群，已经成为区域发展战略的基础。中部6省工业发展滞后，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7.2个百分点。全国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2.2％，中部地区只占45％。中部工业对经济的支撑作用不足，究其原因是中部地区具有全国级竞争优势的产业群严重不足。因此，必须构建涵盖中部6省的集聚工业产业群协调发展机制，围绕各省主导产业，培育和集聚具有国家级导向的产业群。考虑中部地区已有的产业基础，中部崛起应以培育能源产业群、冶金产业群、汽车产业群、农业机械及生产资料工业产业群、农产品深加工产业群、旅游产业群、物流产业群、商务服务和金融产业群为基础和主导，带动整个区域发展。
从目前中部工业发展的势头来看，构建中部工业产业群集聚机制条件已完全成熟，如食品加工产业群，中部目前在全国食品加工业中占19％左右，有一定的发展优势。就区域分布来看，郑州、漯河、周口、新乡等城市的肉食加工、小麦加工、速冻食品加工等已经初具规模，如果通过行政协调和市场调节的双向推动，使其形成集聚效应，很有可能成长为具有国家级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
当然这种集聚机制的构建和形成，必须尊重市场规律，必须建立在加大技术改造，加快工业结构调整和区域协调，突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等基础上，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成果，以信息化带动中部传统工业的发展。
二、构建“城市群”带动机制，提升中部城市化水平
中部地区城市化水平低。中部6省只有湖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他5省都低于全国平均40％的水平。城市实力弱，辐射和带动能力差。全国有30多个城市GDP超过千亿元，中部只有武汉和郑州两个城市。城市化进程缓慢、中心城市辐射和带动能力不强，是制约中部整体竞争力提升的原因之一。
目前，中部6省都把加快城市化进程，建设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作为首选战略重点。如湖北以武汉为中心的“1+8”城市圈；河南以郑州为中心，包括洛阳、开封、平顶山等9个省辖市在内的中原城市群；江西以南昌为中心，发挥南昌省会城市的主导作用，以京九铁路、浙赣铁路为发展主轴线，形成江西经济增长的核心区域；湖南以长沙为中心，构建长株潭经济一体化；安徽以合肥、芜湖为中心的带状都市圈，山西以太原为中心，包括大同、临汾、晋城等重点城市的大字形经济带。6省通过这些城市圈的建设，使之成为中部经济腾飞的增长带。
构建城市群带动机制，实施城市群带动战略，有利于建立最有效的支撑产业群成长的区域空间结构。各省构建城市群带动机制，提升城市化水平，对内要在中部城市圈构建方面发挥规划协调作用，如规划协调如何加快域内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建设，如何通过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互动发展体系，加快要素的流动，促进劳动力的转移；如何合理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发挥对农村和周边城市辐射和带动作用等。
构建城市群带动机制，对外要在构建沿京广线的纵向城市群，沿长江的横向城市群方面发挥作用。如依靠两大城市群的聚集、辐射和带动作用，主动承接和参与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京津塘等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合作；积极参与西部大开发和东北大改造，扩大中部地区对西部的辐射作用，以点带面，形成中部新的经济增长带。建议国家加强规划，优化布局，从土地政策、户籍制度改革、行政区划优化调整等方面予以支持，加快建设中部区域性城市群、城市带，使中部城市群建设更有利于专业化厂商、专业化生产要素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更好地利用知识溢出效应，更有利于专门化的有效率的各类基础结构的形成和发展等。
三、构建农业补贴机制，破解粮食主产区“三农”难题
从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地位来看，中部6省的农业具有长远的潜在优势。从我国粮食生产的生产力布局来看，中部是“三农”的主体部分，农民有2.5亿人左右，占全国农民总数的33％，中部地区是重要的粮食主产区，产量占全国的28％，棉花总量占全国的34％，油料产量占全国的40％。稳定中部粮棉油生产，就稳住了粮食安全的大头。因此中部地区农业发展对国家粮食安全有其特殊的意义。
建立国家农业补贴机制，是破解中部粮食主产区“三农”难题的重要战略举措。农业税取消以后，国家应将新增农业、农业综合开发资金主要用于中部地区粮食主产区；扩大粮食直补和良种补贴的标准和规模；借鉴发达国家工业反哺农业的经济政策，增加粮食风险基金，实行粮食销区对口扶持产区政策；针对中部农业大省农田水利常年失修、又无力修建的情况，国家应通过对粮食主产区的一系列补偿机制，实施中部农田基本建设工程，优化农业结构，发展安全农业，建设优质高产、稳产高效的国家商品粮基地。
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增加对农业的扶持力度。促成优质高效的农业结构形成，建成发达的农产品加工体系。要大力扶持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发展农村中介组织，通过农业产业链的联动作用，带动农户发展种养业和加工业。要全面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和农民科技素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效益。
四、构建多项政策扶持机制，增强中部自我发展能力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为落实中央“五个统筹”的战略思路，增强中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国家应从中部地区的实际出发，参照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作法，建立一系列政策扶持机制。
如增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向中部落后省份和特殊地区的转移额度，用相对公平的环境和政策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中部地区；目前在东北老工业基地试行的增值税转型政策在全国推广之前，率先在中部地区推行，帮助中部地区的企业降低流转税负担，对影响地方财政收入的部分通过中央转移支付给予适当补助；支持中部老工业基地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和国有经济的重组；发展非国有经济及多种经济成分，促进资源优势、存量资本优势与先进技术相结合，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资源产品的附加值。
中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输出地，改革开放以来，为服从全国经济发展大局，中部为东部及全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中部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形成了以能源、原材料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这种初级化的产业结构由于本身存在着低附加值的问题，加上国家长期控制煤炭等上游产品价格的宏观政策造成的低效益等问题，极大地影响了中部整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益，进而也影响了经济发展后劲和职工收入水平的提高。国家应构建合理的产业补偿机制，形成生产下游产品获得高效益的产业和地区对能源、原材料输出地和产业返回适当的补偿，以此促进区域和产业协调发展；建立衰退产业退出机制，并对其在政策和资金上予以支持，如政策性破产、帮助脱困等；加快资源工业增加值税收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对煤矿、有色冶金等工业基地（矿区）转型、塌陷区综合治理给予更多的专项补助等。中部地区多是革命老区，革命战争年代老区人民为共和国的诞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推行非平衡发展战略，中部老区人民的生活与沿海地区群众的生活差距越拉越大，国家应构建对革命老区的补偿机制，支持中部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社会事业的发展；应进一步增加中央政府投入，改善中部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的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状况，扩大社会救助面，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培训等。
五、构建协调联动机制，形成群龙共舞的发展格局
目前，我国按部门、地区条块划分的行政管理体制，缺乏一套有效的联动机制和统一的区域协调机构，造成维护地方利益的区域经济格局，致使中部省间的协调性和整合度较差。中部地区利益难以协调，产业结构趋同现象的普遍存在，又造成产业之间互补性不强，地区比较优势难以发挥，加上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区域市场难以建立，商品与生产要素难以在区际之间自由流动与优化组合。中部6省应联动发展，促进“行政区划经济”向“经济区划经济”转变，实现跨区域的资源与要素整合、产业和企业的重组，实现“区域外部规模经济”。同时，通过建立联动机制，实现信息、基础设施、环保、产业及企业政策等方面的共享、合作或协调等，促成区域内企业、行业、或地方的规模经济形成。
国务院应建立促进中部崛起协调领导小组，统一规划、协调中部发展，制定相关扶持政策，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和结构趋同。各省应在协调领导小组统一规划指导下制定发展蓝图，改变目前中部6省争做龙头、难以协调发展的局面，逐步形成群龙共舞、百舸争流的发展格局。
六、构建中部体制创新机制，全方位推进中部崛起
当前，思想观念陈旧保守，体制机制不活，经济活力不够仍然是制约中部发展的根本原因。中部要崛起，必须加快体制改革的步伐，充分利用制度变迁促进经济增长。要构建中部体制创新机制，注重发挥市场需求的导向作用，增强市场机制对经济发展要素的配置功能和聚合功能，优化经济结构，引导各类资源和要素向商品化和产业化方向发展。
中央在中部地区金融体制创新上应予以更多支持，如支持中部地区组建发展银行、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人寿保险公司等，允许中部地区探索在有条件的大城市，放活金融机构，推进区域性的股份制银行和民营银行建设，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建立农村合作性的金融机构。推行国有商业银行在中部地区的吸储资金，至少50％以上必须用于本地区的再贷款。同时，在严格规范的前提下，允许中部地区发行相关基金、发行重大开发项目债券等。中央要增加对中部地区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资金补助向中部地区倾斜。支持更多的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及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来中部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在股票发行、扩股增资、债券发行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
构建中部体制创新机制，中部地区要加快政府职能由直接管理型向优质服务型转变。进一步推进政企分开，简政放权，扩大开放，提高市场化水平，把真正属于企业的权力还给企业，把属于市场的功能还给市场，把属于社会的功能还给社会，提高政府工作效率，优化经济发展软硬环境。
七、结论
从亚当斯密把国家财富增长的动力归结为劳动分工增长理论以后，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动力的解释也不断出新，马克思的劳动增长论，马尔萨斯的人口增长论，熊彼德的创新增长论，哈德罗——多马的资本积累增长论，索洛的技术增长论，罗默、卢卡斯以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为主的内生性增长论，科斯、诺思的制度增长论，等等。这些研究范式对于研究中部崛起的动力机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研究中部崛起的动力机制不能囿于经典增长范式的理论框框，要兼容并蓄，创新思维，不仅要充分利用已有的研究范式为我们提供研究思路，更要用积极的眼光看待过去被经典增长范式所抛弃、忽视的因素，辩证地看待过去被视为包袱的资源和不利的条件，变被动为主动、变消极为积极，如重视认识比较优势低的农业，过剩的农村劳动力，庞大的消费人口，中部、中南部的水情条件，中北部的干旱条件，“不东不西”的区位条件，良好且未被利用的生态环境等等，通过构建新的增长理论和新的发展模式将这些消极因素转换成新的增长动力。
以上6项动力机制，一、二两项为内生性动力机制，是中部崛起的决定性因素，是中部崛起的根本动力，靠产业集群聚集构筑中部经济自主增长的增长极，拉长中部工业短腿，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靠中部城市圈经济的构建，做强具有强辐射能力的中部经济增长极和城市经济增长圈，在以省会为中心的城市经济拉动下，发展一批县域经济实力雄厚、民营经济活跃的经济强县，加速农区市场化进程，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带动中部走向现代化。三、四项为外生性动力机制，建立国家农业补贴机制也好，建立政策扶持机制也好，对中部崛起起着不可或缺的促进作用；这不仅是落实“五个统筹”的需要，更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需要。中部作为我国粮食主产区对国家粮食安全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粮食主产区仍像前些年那样增产不增收，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不可能提高。农村市场不可能有大的发展，势必影响全国小康社会建设的大局。构建中部发展的外生性动力机制，为中部发展创造好的外部条件，是治理中部“塌陷”和实现“两个大局”思想的必要条件。五、六项为联动性动力机制，是内外结合、上下联动、市场与行政手段共用的结果，对中部发展也具有强力促进作用。
6项动力机制是一个有机整体，具有完整的立体结构和紧密的内部联系，多管齐下共同发挥作用，才会发挥几何增长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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