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当代中国——鲁迅研究的永恒主题——“鲁迅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当代中国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主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新疆鲁迅研究学会、新疆师范大学中文系、伊犁师范学院中文系联合主办的“鲁迅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于1998年8月22日至8月28日在乌鲁木齐市和伊宁市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北京、辽宁、湖北、湖南、广东、新疆的代表，特邀代表50余名。就地域而言，基本上包括了中国的“东西南北中”。开幕式由新疆鲁迅研究学会会长托乎提·巴克主持，新疆鲁迅研究学会常务副会长李振坤致开幕词。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先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富仁先生分别给会议写信，对研讨会的胜利召开表示热情祝贺。研讨会从下列五个方面展开了讨论。
一、鲁迅与六分之一的中国土地——新疆的血肉联系
李振坤先生在开幕词中回顾了新疆地区鲁迅研究的历史发展，希望透过新疆看鲁迅与当代中国的血肉联系。他说，新疆鲁迅研究的拓荒者是中国文学巨匠茅盾。他在1939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三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在抗战中纪念鲁迅先生》的专题演讲（该文发表在《反帝战线》第三卷第二号上），为新疆的鲁迅研究奠定了基石。新中国成立后，掀开了新疆鲁迅研究崭新的一页。在众多的鲁迅研究者中，贡献最大的当首推托乎提·巴克。他几乎用尽毕生的精力，把鲁迅的杂文、小说、散文、诗歌翻译成维吾尔文字出版发行，为此，他获得维吾尔族的普罗米修斯的美誉。1981年，托乎提·巴克写作了著名论文《鲁迅作品在新疆》，揭开了“鲁迅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序幕。他和他的同伴们用了四年时间，四处奔走，终于在1985年10月创立了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第一个鲁迅研究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鲁迅研究学会。从此新疆形成了各民族鲁迅研究学者携手共进的新局面。1985年至1998年的13年中，共召开了五次学术研讨会和一次大型“鲁迅生平展览”。平均每两年举行一次学术活动。其中1986年的“鲁迅生平展览”是与北京鲁迅博物馆联合主办的。1990年召开的全国性的“鲁迅与少数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是与中国鲁迅研究会、新疆社科联联合主办的。当时的中国鲁迅研究会副秘书长李福田对研讨会做出了高度的评价。他说，“鲁迅与少数民族文化”课题的出现，是鲁迅研究新的领域开拓的标志，不但在鲁迅研究史上将记下这十分可贵的一页，而且在中华各民族文化发展史上也将留下值得珍视的记录。1994年，李振坤、黄川编选的《鲁迅与少数民族文化》一书的出版发行，扩大了“鲁迅与少数民族文化”这一新课题在全国的影响。“鲁迅与少数民族文化”已成为新疆鲁迅研究独具特色的永久性的课题。朱正先生说，在鲁迅研究方面，新疆在各省市自治区中居于先进地位，早在1985年就成立了鲁迅研究学会，而这样的学会，例如湖南省至今都没有。他对托乎提·巴克数十年翻译鲁迅作品的业绩表示敬意，并说，由此可以知道，鲁迅的遗产是全国各民族的共同财富。郑心伶先生说，新疆鲁迅研究学会与广东鲁迅研究学会在普及宣传鲁迅作品方面均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广东鲁迅研究比不上新疆的丰富多彩，在多民族多元化的研究方面，我们广东仍须加倍努力。
二、鲁迅思想、人格的永恒价值
鲁迅之所以能融入当代中国，其根本在于鲁迅的思想、人格的永恒价值。王仲明先生说，什么是鲁迅精神？鲁迅精神是一种不断争取民族进步的精神，是继承了中华民族长期历史积累的文明成果、凝聚了全民族力量的民族精神。鲁迅精神是民族精神的核心，是民族魂；爱国、正义、进步是它的主要方面，主要立足点。鲁迅精神是跨时代的民族精神，不仅在它产生的时代有着重要意义，于今天，于未来也有着重要意义。鲁迅精神也是国际主义精神，它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精神，而是一种进步的、凝聚着全人类力量、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人类精神。郑心伶认为，作为“五四”“精神界之战士”的鲁迅，个性解放是其“立人”思想的第一要义，也是他自铸“独立人格”的根本。今天学习、宣传鲁迅，理应首先关注鲁迅的“独立”二字，舍此，便不是原原本本“那一个”周氏鲁迅。鲁迅以他固有而独特的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人格，独立的行动，独立的道路，形成独立支持的大树，谁也撼他不倒。正因为鲁迅最讲独立，所以他的骨头最硬，不会东摇西摆，更不会人云亦云。黄川先生以《鲁迅与“现代人”》发表了意见，他说，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就提出了“立人”主张，“立”什么样的“人”，这种人有哪些特征？虽然鲁迅当时没有直接回答，但是，从他后来发表的小说、杂文等作品中，从鲁迅的言行中，可以找到有关“现代人”的答案。其特征是：有献身精神，爱国精神，思想开放，有知识，不保守，对传统文化持批判立场，对外来文化持拿来主义，不妄自尊大，不自欺欺人，具有独立的人格等。鲁迅的这种观点，和美国著名学者英格尔斯在《走向现代化》一书中关于现代人的12个特征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说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在对“传统人”的批判的同时，已提出“立”“现代人”的主张。但是，时至今日，中国人还没有完成从“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化。朱正认为，比“四个现代化”更为重要的是“人”的现代化。
三、鲁迅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意义
安尼瓦尔·托乎提说，有人认为，鲁迅作品是一定时代的产物，时代已成过去，那么他的作品对于今天的读者，就会过时。诚然，鲁迅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社会和文化的批判者，然而，即使在当时，鲁迅所写的，也并不仅仅是当时的事。他不仅批判那个时代的现实，而且还批判那个时代的非现实——历史。而我们中华民族是由历史这条纵线一脉相连的，由于鲁迅的作品表现出巨大的历史深度，这就势必与今天读者的现状产生某种联系，那么鲁迅的作品也就永远不会过时。
陈琼芝说，当代中国的现状是人们关心的热点，但我们仍有“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困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艰巨性、复杂性逐渐呈现出来。突出的问题之一是，金钱的诱惑使旧社会的沉滓泛起，烟赌娼卷土重来，宗法势力死灰复燃，“黑社会”悄然抬头，贫富差距拉大造成新的等级分野……面对这些，我们想起了鲁迅。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他虽然未曾遇到，但他的惊人预见，他的经验却是深刻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国民素质。一个世纪过去了，没有想到鲁迅毕生关注改造国民劣根性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有了新的发展。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一些人失去了理想、信仰，失去了精神的家园，历次运动也造成了一些无特操的人。全民道德水平令人担忧，鲁迅当年“立人”的目标今天显得尤为重要。鲁迅是“民族魂”，今天亦然。郁达夫在鲁迅逝世时曾说，“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邵纯先生说，学习鲁迅要把马克思主义革命观和鲁迅的革命精神结合起来。马克思着眼于阶级斗争，和人类社会的经济运动，革命，粉碎旧政权，建立新政权。这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硬件”。鲁迅的着眼点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软件”，即改造灵魂，克服民族劣根性。鲁迅曾告诫我们，“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这段话是了解鲁迅的钥匙。实践证明，光靠“硬件”远远不够，因此才提出精神文明建设问题。鲁迅的作品是灵魂的镜子。鲁迅曾说，“我看中国有许多智识分子，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的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是一条排泄的粪。社会上这样的东西一多，社会是要糟的。”这段话照出了当今多少人的灵魂？！
李德复先生以自己创办报刊的经验提出，“当代中国最需要鲁迅的‘韧性’战斗”。他认为，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中生存发展成功，需要有客观主观的各个方面的条件，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即鲁迅提倡的“韧性”战斗精神。“韧”的前提是理智的准确判断，此事该不该干？值不值得以“韧”与其周旋？敢不敢冒风险与其一拼到底？“韧”的过程则在“坚持”二字，坚持，坚持，再坚持！鲁迅说，“无论爱什么，……只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二六时中，没有已时者有望。”“韧”，还必须有不怕耻笑，不怕落后，非达目的地绝不罢休的品质。这条路走不通，就换一条，直线不行，走曲线。（按：李德复先生是武汉《书刊文摘导报》社长兼总编辑，当时他因抗洪而未能出席会议，此处所引是他寄交会议的论文摘要。）
四、鲁迅与当代中国文学
丁子人认为，鲁迅的战斗精神与人格力量，他的小说、杂文、散文艺术曾经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的发展，参与着少数民族作家成长的哺育。许多作家在“自传”或“自述”里说及自己曾经如何“如饥似渴”地阅读鲁迅作品，学习鲁迅的深刻思想和精湛的艺术，如蒙古族的玛拉沁夫，维吾尔族的艾里坎木·艾合坦木、克由木·吐尔地，回族的马犁、白练，朝鲜族的李根全，壮族的古笛等就是如此。当代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习鲁迅时，已经不局限于鲁迅的战斗精神与革命现实主义等，他们从鲁迅作品特别是小说中得到更多的直接的艺术借鉴，从而有助于丰富与提高少数民族文学特别是小说的艺术审美价值。学习鲁迅，师承鲁迅，结果在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产生了一些既植根于本民族文学传统又可以同鲁迅名著类比的作品，维吾尔族作家祖农·哈迪尔的小说《锻炼》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读这篇小说，人们必然联想起鲁迅的《阿Q正传》。阿不都热苏力说， 鲁迅一生中有关比较文学方面的论述十分丰富，推动着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早在1907年，鲁迅写下了第一篇富有比较文学特色的论文《摩罗诗力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开端，也标志着鲁迅比较文学观的成熟。鲁迅的比较文学理论、方法、实践及成果，在中国比较文学史上都具有开创的意义，并表现为鲜明的目的性、独创性、广泛性和深刻性等特点，对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的影响极其深远。鲁迅不愧为我国比较文学伟大的先驱者。
五、鲁迅研究与鲁迅的当代遭遇
艾光辉先生说，鲁迅的当代遭遇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课题。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迅和鲁迅研究经常以各种方式被扭曲，或以政治操作的方式操作鲁迅研究，或以商业操作的方式操作鲁迅研究；或通过神化鲁迅达到自己狭隘的功利目的，或通过丑化鲁迅达到自己狭隘的功利目的，但结果都一样，即造成对鲁迅的误读。这些年来，对鲁迅在过去所受到的带有极左性质的认识和诠释，已得到清算。然而，有人在泼掉污水的同时，连婴儿也一起抛弃了。例如有人认为对精神胜利法的发掘和艺术表现，不是《阿Q正传》最为杰出的成就， 有人怀疑鲁迅是不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甚至有人从根本上怀疑鲁迅是一个伟大作家……诸如此类的奇谈怪论，貌似新颖，其实未必是什么新货色。它们的通病是缺乏文学研究起码的科学精神。这就是鲁迅所倡导的，认识一个作家，必须把握“作者的全人”并顾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当今鲁迅研究界有两种现象值得我们注意：一是研究工作者有一种偏离重心的趋向。对鲁迅作品的研究和对鲁迅其人的研究有联系，又有区别，而前者应是重心所在，在这方面缺乏更多的新开拓。许多人似乎更关注对鲁迅的家庭关系之类细枝末节的研究。二是普遍的浮躁心态。有的人缺乏严谨的治学态度，时常轻率地把自己不成熟的结论，宣布为对鲁迅的还原。鲁研界应大力倡导批评精神，在相互批评之中，思想才能得以激活，学风才能得以匡正。
“鲁迅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虽然闭幕了，但是“鲁迅与当代中国”这篇文章并没有写完。正如李振坤在开幕词中说的那样：在人类进入大同世界以前，只要世界上还有“中国”存在，“鲁迅与当代中国”就是一个写不完的永恒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