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实用主义的分野及其当代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分野论文,实用主义论文,效应论文,当代论文,古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新实用主义的核心争论围绕“语言”与“经验”展开。尽管从学脉上说，新实用主义直接出自弗雷格等人所开创的分析哲学，然而将视域稍加扩展，我们就会惊奇地看到：此种“语言”与“经验”的分野，早在古典实用主义那里就已呈现。在“哲学改造”的过程中，古典实用主义内部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运思路径。一种自瓦解“心灵”入手，一种由重塑“世界”发端。前者强调“符号—语言”，显露出分析哲学的端倪，后者看重“经验”，展示了现象学—生存论的格调。它们之间形成的张力，在新实用主义那里又以新的形态重现。本文试图从这一视角入手，发掘古典实用主义内涵，展示古典实用主义的基本意蕴及其当代效应。 一、“语言转向”与实用主义的诞生 受詹姆斯的影响，人们追溯实用主义发展历程时，往往以皮尔士19世纪70年代发表的两篇文献尤其是其中的第二篇①作为实用主义的诞生标记。这诚然有道理，因为正是在这篇文献中，皮尔士明确阐明了后来广为人知的实用主义准则的基本涵义。然而，进一步的追究会使我们发现，这种流行的看法值得商榷。因为它忽略了皮尔士提出实用主义准则的前后语境，模糊了他的实用主义准则的聚焦点。 其实，皮尔士的实用主义准则是他整个“符号学转向”的重要一环。由于在皮尔士那里，“语言转向”是“符号学转向”的核心内容和典型标志，因此也可以说，实用主义准则是皮尔士“语言转向”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了解“语言转向”这一背景，就难以真正把握实用主义准则的要义。②从这一角度说，实用主义不是问世于19世纪70年代，而是问世于19世纪60年代，它的“出生证”不是发表于1877、1878年的《信念的确立》、《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楚》，而是发表于1868年的《关于据说为人所具有的特殊能力的质疑》、《四种无能的后果》。 (一)从认识论转向语义学 熟悉西方近代哲学史的人都知道，“心灵”是整个西方近代哲学的核心概念。“认识论转向”突出了“心灵”的地位，剖析“心灵”是讨论“知识”乃至“世界”的基本途径。这是一幅以笛卡尔哲学为底色的图画，近代哲学大都是对它的临摹或改写。皮尔士对传统哲学的讨伐，从批判笛卡尔哲学开始，以改造“心灵”为切入点。正是从皮尔士开始，“哲学的注意力指向了语言和其他类型的符号，而不是‘观念’或‘心灵’。”③原先以探讨心灵为核心的认识论转变为以探讨语言为核心的语义学，对符号意义的追问取代了对观念来源和性质的追问。 这是一场哲学革命，它的“导火索”正是皮尔士所说的“我们不具有不借助于符号进行思维的能力”，④“唯一可能加以识别的思想，就是在符号中表达出来的思想”。⑤思想不能不借助于符号，因此符号的特性必然决定了思想的特性。与自然科学所描述的世界不同，在符号世界或思想世界中，意义占据了首要位置。自然现象可以用作用与反作用来加以解释，而符号世界的关系结构则由三个要素构成，即符号形式、符号对象以及符号的意义解释。三者有机结合，形成一种三角关系。与弗雷格区分涵义与指称的思想相近，皮尔士特别注重符号和对象之外的第三者，即意义解释项。在他看来，我们通过意义解释项，将符号与符号所指的对象联系起来。而这个作为意义解释项的符号，其本身的意义又需要另一个符号来加以说明，于是思想就成了一种处于符号推论网络中的事情。我们不可能单独理解一个符号，要理解一个符号，就必须理解它与其他许多符号之间的推论关系：“从每一个思想都是一个符号这样一个命题中，可以得出每一个思想都必定涉及另一个思想，必定对另一个思想有所决定，因为这就是符号的本质。……每一个思想都必须通过另一个思想而得到解释，或者说，所有思想都是通过符号表达出来的。”⑥ 以“鲁迅”为例。这个符号形式之所以可被我们理解，三个要素必不可少：首先是“鲁迅”所命名的这个人，也就是它的对象；其次是它自己，即“鲁迅”这个符号形式；最后是一个意义解释项，这意义解释项是另一个思想—符号(thought-sign)，如“一个人”，它是对“鲁迅”这一符号形式的意义解释。新解释项“一个人”，又可以进一步地发展出另一个解释项，如“一个作家”，而这一解释项反过来又能再进一步地导出另一个解释项，如“《阿Q正传》的作者”。前一个解释项决定了后一个解释项的范围，后一个解释项是对前一个解释项的进一步解释，这是一种符合规范的推论关系。从“一个人”可以导出“一个作家”，但不可以导出“一朵美丽的花”。第一个解释项和进一步的解释项之间形成一种规范制约下的推论链条，这个链条锁定了对象与符号形式之间的对应关系，“鲁迅”这个符号形式是通过解释项的链条而与对象连接在一起的。解释项所组成的链条越长，符号对于对象的锁定就越明确、越牢固，人们对于对象的认识也就越深入。 所谓表象，并非如人们通常所想的那样，是一种关于对象的心理影像，而是一种在符号链中实现的关于对象的理解。它不是通过比照而是通过推论才实现的。哪怕是关于某个对象的最简单的表象，如“天是蓝的”或“桌子是方的”等等，也要运用“X是Y”这样的表达方式。此时一个判断已经形成，主词处在与谓词的连接中。因此，表象不是心理影像或观念，而是以判断形式表现出来的关于对象的语言推论，是在规范的制约下，将一个符号(主词)与另一个符号(谓词)链接起来。⑦ 这样一来，思想就不可能如笛卡尔所说的那样，直接内在地发生于心灵之中。思想作为思想，一定是连续的、客观的、具有主体间性的。内在直观之所以不能作为知识的基础，不仅仅因为它是内在发生的，而且因为它们不处于符号序列中，不具有三元结构，因而是我们无法理解也无法说出的。笛卡尔式的内在直观最多只是一种两元关系，只是“我”与“我的观念”的一种直接关联。“我”觉得自己有关于某种观念的直观，于是就把这观念当作直观的知识。“觉得”(feeling)表明这里没有一个公共的第三者，即符号解释项，因此，我们不知道它的意义何在。因为“直接之物，因而那种在其自身中不能作为中介之物的事物，就是不可分解之物、无法解释之物和不可理解之物”。⑧ 人们当然可以说，思想在个人那里发生，因此思想活动是主观的、内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思想内容也是主观的、内在的。恰恰相反，皮尔士的“思想不能不用符号”使我们看到，思想内容是超越个体的，是客观的、公共的、推论的。知识论的考察不应该是一种遵循笛卡尔路线的内省心理学，而应该是一种研究命题之间推论关系的逻辑学，也就是皮尔士所说的：“我们必须尽可能把一切心理活动归结为有效推理的公式，而不需要在心灵所推理的假设之外的其他任何假设。”⑨ 皮尔士完成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哲学转型。内在心灵活动被外在推论活动所取代，观念被符号所取代，认识论被语义学所取代。在笛卡尔那里，“我”拥有观念，而在皮尔士这里，则是观念(符号)宰制了“我”；“我们应当说，我们处于思想之中，而不应当说思想处于我们之中。”⑩ (二)从语义学走向语用学 皮尔士将思想等同于符号系列，势必会导致这样的诘难：用符号之间的关联来解说符号意义的做法如何避免语义解释的无穷倒退？这是皮尔士面临的难题，也是他后来思索的主要问题之一。(11)1878年，皮尔士发表了《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楚》一文，就意义解释项本身的意义解释问题给出了解答，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实用主义准则。此时他不再从符号的推论关联中寻求符号的意义解释，而是另辟蹊径，在符号的实际使用中寻找意义的来源。推论语义学被归结为行为语义学，或者说，语义学问题被归结为语用学问题。用艾耶尔的话说，这时的皮尔士，不再用“倾向于说什么”，而是用“倾向于做什么”来解释符号的意义。(12) 皮尔士准则，即著名的pragmatic maxim，今天的流行翻译是“实用主义准则”。考虑到它在后来实用主义继承者如詹姆斯、杜威那里所起的作用，这种翻译和理解不无理由。但如果从皮尔士思想的自身发展历程来看，显然，更合适的翻译应该是“语用学准则”，因为它“本身不是一种形而上学学说，它不试图决定任何关于事物的真理。它只不过是一种用以弄清楚一些难解的词或者抽象概念的意义的方法”。(13)换句话说，它要解决的是十年前的推论语义学所留下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形而上学的，而是语义学的。 皮尔士语用学准则的独特之处是将符号解释项与使用符号的行动结合在一起，用可被观察的、无需进一步解释的行动作为符号意义的最终解释项。关于这一准则的最早表述见之于1878年的文章：“考虑一下我们认为我们概念的对象具有一些什么样的效果，这些效果具有一些可以想象的实际意义。这样一来，我们关于这些效果的概念就是我们关于这个对象的概念的全部。”(14) 这一表述显然不够精确，容易引起误解。概念所引起的实际效果可以是多方面的，各不相同的：既可以是行动，也可以是感觉；既可以是个别的、当下的，也可以是普遍的、规范的。因此仅仅说“效果”是不够的。皮尔士在这篇文章中，也提到了“要揭示思维的意义，我们只需确定它产生什么习惯就行了，因为一个事物的意思不外乎就是它所包含的习惯”。(15)但到底“习惯”和“实际效果”是否就是同一个东西？习惯的性质是什么？此时的皮尔士并没有给出确切的说明。大约从1893年起，皮尔士才开始从规范的角度修正自己关于语用学准则的早期“粗糙”表述，(16)真正明确了习惯“是逻辑解释项的本质”。(17)皮尔士指出，习惯是“一种以给定的方式对于给定刺激的反应倾向”。(18)受德国哲学影响，皮尔士不把习惯看作经验层面上形成的自然反应，而是将其视为受规范制约的、具有普遍化特性的行为模式。(19)它“传达某种不只是感觉的东西，而是传达某种比任何存在事实更多的东西，也就是传达习惯行为的‘would-acts’(‘将会如此行动’)、‘would-dos’(‘将会如此行事’)”。(20)如果说休谟式的“习惯”注重可观察的感觉经验效果，那么康德式的或德国式的“习惯”则注重行为规则。正如阿佩尔所理解的，皮尔士的作为行为规则的习惯，不是一种我们等待着的经验后果，而是“对可能行动的一种规范的指导，它的普遍调节功能可以也一定被思想实验中观念的解释者所预见”。(21)换言之，习惯不是一种个人的、自然的行为反应，不是属于皮尔士所说的只有两个关系项的自然范畴，而是一种受规范制约的、普遍化的对于未来行动“应该如何”的模式。它属于皮尔士的第三范畴。皮尔士的语用学是一种规范语用学。 推论语义学所面临的语义无穷倒退困境在皮尔士的规范语用学中得到了化解，符号的意义不再需要另一个符号来作进一步的解释，而是直接来自于使用语言的实践活动，来自于它可能导致的行为习惯；这种行为习惯并不一定是现实的，而是可以在规范的情境中被设想出来的；可设想的行为习惯(即符合规范的反应倾向)就是符号意义的全部。 (三)经验的符号化 皮尔士的经验学说是其语言转向的进一步延伸。通过经验的符号化，皮尔士将语义学的讨论从传统“心灵”扩展到了“世界”；他的语言转向起于对心灵的语义学转换，终于对经验(世界)的语言化改造。近代以来，西方哲学家对于经验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解方式。一种是英国式的，将经验理解为被动接受的原子式的感觉印象或感觉材料；另一种是康德式的，将经验看作感受性与自发性的结合，直观与概念的统一。皮尔士的经验更接近后者。在皮尔士看来，呈现给人的一切现象无不由三个要素所构成，或者说，无不体现了三个范畴的统一。他把这三个范畴分别称作第一、第二和第三，它们是一切现象终极的、不可还原的要素：“第一(First)是关于独立于任何其他事物的有或存在的观念。第二(Second)是关于相对于其他事物，与其他事物具有反作用的观念。第三(Third)是中介观念，借助于它，第一和第二相互关联。”(22) 广义地说，凡与他物没有关联的独立存在物都属于第一范畴。皮尔士在谈第一范畴时，首先想到的是性质。纯粹的性质先于我们的任何感觉、判断。严格说来，它只是有，只是一种在场的提示，一种制约了未来经验的可能性。关于它，我们说不出任何有意义的判断，认识不可能还原到这种非关系要素上。 与第一相比，第二和第三与经验具有更大相关性。第二范畴表明了一种异于自我的非我的存在，一种反作用力的存在。如果说第一传达的是自在的可能性，那么第二就是一种现实化了的关系。任何一个现实化的存在，都必定在与他物的关联中实现。就经验而言，第二体现为外在于我的一种强力，一种由不得我的外在制约：“在关于实在的观念中，第二性占主导地位，因为实在的东西坚持作为某种不同于精神创造物的东西强行进入认识。”(23)这种强行的力量限制了思想的放任，无论人们是否喜欢，都必须接受它的约束。一个人尽可以在想象中做自己世界的创造者，颁布事物存在或不存在的法令，但“他的法令会因为来自外界的观念的野蛮入侵而归于无效。我(指皮尔士自己——引者注)把这种对我们思维方式的强制修改称为事实和经验世界的影响”。(24)经验的典型特征，首先体现在外在事实的强制性上。 需要注意的是，皮尔士这里所谓的事实，并非命题表达的对象，而只是一种强制性的力量。它是偶然的、个别的，并不具有普遍性；它本身还不能被言说，更谈不上被理解。“严格地说来，事实不能被置于概念之下，因为所有的概念都是一般的。”(25)对于事实，我们还不能说出它是什么，但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它的存在。(26)为什么我们不会把“这是一张桌子”与“这是一把椅子”混为一谈？一定有一种外在的力量迫使我们对二者作出区分，尽管这种外在的力量不能被我们言说，但它对我们的言说形成了制约。 经验是我们被迫接受但又能被我们所言说，从而向我们显现的现象。当它被我们所言说时，它就进入了中介化的关系中，即皮尔士所谓的第三范畴。对于人来说，外来的强制性，必然会受到符号的格式化，转变为普遍的可以用判断加以表达的信念。这样，经验就不止涉及第二范畴，同时也属于第三范畴。这个第三范畴就是意义的范畴。伯恩斯坦认为：“皮尔士的某些最具原创性的思考与第三有关。……习惯、法则、规则、推论、意向、实践、行为、概念、‘将是’(‘would-be's’的虚拟条件句)，尤其是符号，都被归类为第三。”(27)为什么说实践、行为也属于第三范畴？因为人的实践、行为与动物式的应付环境的活动不同，它渗透了意向性、目的性，已经不属于纯粹自然世界，而和意义融合在一起了。事实上，纯粹的自然世界，我们只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却无法对其形成判断，因为当我们对它进行判断时，它就已经从第二范畴进到了第三范畴，已经存在于意义空间中了。 人的经验属于第三范畴，不能将它还原为第二范畴。关于这一点，皮尔士给出了一个很好的例子：“A把B给予C，这不是说当A把B扔掉时偶然碰到C，像投出的枣核碰到吉尼的眼睛一样。倘若那样，那就不是真正的三个一组关系，而仅仅是一个两个一组关系紧随另一个两个一组的关系，这里不存在把东西给予他人的活动。给予是一种所有权的转移。权利是法律问题，而法律则是思想与意义问题。”(28) 经验对于人来说，绝不只具有接受性，同时也意味着秩序、意义。经验不再是纯粹的自然事件，而是思想的对象或内容；思想内容不能不依赖语言，因此皮尔士的经验是语言化的经验，是在语言世界中显现的经验。它与康德的概念化的经验非常相似。而皮尔士对于经验第二性特征的强调，又使人们看到了英国式经验的在场，或者说人与动物分享的接受性并没有消失，思想的外在制约仍有其独立的存在。这是皮尔士经验概念的深刻之处，它在当代经验主义者如麦克道威尔那里找到了知音。(29)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看到，“语言转向(或者如皮尔士喜欢说的‘符号学转向’)开始于皮尔士”，(30)这一转向直接促成了实用主义的问世。然而皮尔士的开创性工作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更谈不上回响。尽管早在弗雷格之前，皮尔士已经提出了与弗雷格观点类似的主张，但他远没有弗雷格那么幸运，因为他的追随者不是罗素、卡尔纳普，而是詹姆斯、杜威。在詹姆斯、杜威的推动下，实用主义在皮尔士之后折向了一个极为不同的路径。经验在皮尔士那里只是范畴学说下的边缘概念，而在詹姆斯、杜威这里，它已经毫无疑问地从边缘上移到了中心。“经验”而非“语言”，最终成为实用主义的主题，“彻底经验主义”最终成为古典实用主义的标志。(31) 二、“经验转向”的现象学—生存论路径 在皮尔士之后，实用主义的发展方向发生了重大改变。皮尔士的语言转向是对近代认识论的修正和超越，是接着“心灵”往下讲；而詹姆斯、杜威则放弃了接着讲的兴趣，改造“世界”的本体论关切才是他们的思维焦点，“经验”于是成为他们的核心关怀。(32)虽然詹姆斯和杜威进入“经验”的途径并不相同，但在以“经验”作为哲学改造的突破口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比较而言，詹姆斯的“经验”更具现象学意味，杜威则偏重于生存论视角。 (一)直接描述下的“纯粹经验” 1904年10月3日，在一封写给詹姆斯的信中，皮尔士直截了当地指出：“你叫作‘纯粹经验’的东西根本不是经验。”(33)确实，经验对于这两位实用主义创始人来说，有着极不相同的涵义。作为逻辑学家、科学家，皮尔士受康德的影响，追求的是普遍性、精确性，重视的是经验的普遍结构即范畴；而作为曾经学过绘画，具有深厚宗教、文学素养的心理学家，詹姆斯对于情感、洞见以及感觉的丰富性更加青睐，更强调经验的当下显现和流变。 在詹姆斯看来，真正的经验主义只能是彻底的经验主义，其彻底性首先正来自于对直接描述法的运用。这种描述法的要义是：“既不要把任何不是直接所经验的元素接受到它的各结构里去，也不要把任何所直接经验的元素从它的各结构里排除出去。”(34)直接描述法揭示了什么是事情本身，即什么是“纯粹经验”。詹姆斯有时也将这种纯粹经验称作现象。詹姆斯关于“纯粹经验”至少有两种不同说法。一是：“我把直接的生活之流叫做‘纯粹经验’，这种直接的生活之流供给我们后来的反思与其概念性的范畴以物质材料。只有新生的婴儿，或者由于从睡梦中猛然醒来，吃了药，得了病，或者挨了打处于半昏迷状态的人，才可以被假定为具有一个十足意义的对于这的‘纯经验’，这个这还没有成为任何确定的什么，虽然它已准备成为一切种类的什么。”(35) 显然，詹姆斯所描述的纯粹经验是一种前反思的流动状态，一种尚未被概念、语言切入的状态。但问题是，如果我们确实如詹姆斯所要求的，从当下直接描述出发，那么就应承认，我们无法回到这种非理性的“原初状态”。社会教化已经构成了我们经验的一部分，语言已成为我们本性的一部分，我们不可能脱离这样的背景，以一种赤裸的眼光看经验。不是我们不想这样，而是我们不能这样。那种无从区分、混沌难解的纯粹流变，那种人和动物共享的纯粹经验，只能是我们反思的结果。因此，詹姆斯的这种前语言的纯粹经验，遭到了许多哲学家的诟病，甚至连推崇詹姆斯的普特南也认为，它“包含了某些在我看来是过分的形而上学要素”。(36) 但詹姆斯还有另一种关于“纯粹经验”的阐释，这种阐释构成了他的“纯粹经验”的主要内涵。詹姆斯在著名的《“意识”存在吗？》一文的开头写道：“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设想，世界上只存在一种原始材料或素材，一切事物都由它组成的话，如果我们把这种材料叫做‘纯粹经验’的话，那么认知就可能很容易地被理解为纯粹经验的各个部分相互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这种关系本身就是纯粹经验的一部分：它的两个‘端点’，一个成为主体或认识的承担者即认知者；另一个成为被认知的对象。”(37) 这种纯粹经验是一种先于主客分离，与认知相关，能加以辨识，可作为认知基本材料的要素。显然，它不可能是混沌未开的，而应能为我们所意识、所谈论，否则就不能作为认知材料显现给我们。从詹姆斯所举的一些例子来看，纯粹经验已是一种概念渗入其中、可以被我们所谈论的现象，尽管此时还没有主客分离的问题，但它们已经可以彼此区分。这个意义上的纯粹经验就是概念化对象的总和。这是日常普通人眼里的经验，对于我们来说，它就是直接的前反思状态下的经验。如果我们真的采用“直接描述法”，那么我们就只能从这些概念化的经验开始。就概念化的经验而言，“感觉和统觉观念在这里如此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以至于你不再能说出一个在哪里开端以及另一个在哪里终结”。(38) 普特南在谈到詹姆斯的“经验”概念时说过一段话，很值得我们关注：“对于今天的央格鲁—撒克逊哲学家们来说，要理解詹姆斯和他的同时代人使用‘经验’一词的方式是很困难的，他们对于德国哲学远比我们今天要熟悉得多。与德语世界不同，在英语世界，‘经验’更多地意味着‘感觉’；所以今天有一种倾向，将‘纯粹经验的世界’理解为‘纯粹感觉的世界’，这完全丢失了詹姆斯所谈论的东西。”(39)笔者认为，普特南的这段话是切中肯綮的。德国式的经验和英国式的经验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它不把经验看作纯粹被接受的感觉；经验不是人和动物共有的生物现象，而是一种渗透了精神、带有意向性特征的被动与主动合而为一的东西。 詹姆斯关于纯粹经验的两种不同解释，相互之间存在着冲突。但从同情理解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表面冲突的两者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关联，并且正是这种关联，使詹姆斯的纯粹经验不同于皮尔士的符号化经验。应该注意的是，詹姆斯在谈论前一种无从分辨的纯粹经验时，首先用了“直接的生活之流”这样的字眼，这决不是随意的用语。直接的生活之流是一种人与环境交流的前语言活动，是一种“做”的活动。在这种前语言的生活之流中，我们形成了我们的行为模式，它成为意义的原始场域。虽然此时还不能“说”出什么，但这里的“做”已经为下一步的“说”提供了可能和前提。正是在意义的原始场域中，我们有了后来可以说出的“纯粹经验”，即詹姆斯所说的作为认知材料的纯粹经验。因此，詹姆斯关于纯粹经验的前一种说法强调的是“做”，而后一种说法则主要侧重于“说”。遗憾的是，詹姆斯尚未自觉意识到这一点，仍然是从“说”的角度看待“做”，因此才有了说不清楚的感觉，以及两种说法之间的混乱和冲突。真正将“做”上升到本体论地位，使其成为意义场，从而为“说”提供基础的，是詹姆斯的继承者杜威。 (二)“做”优先于“说” 杜威的经验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詹姆斯思想的彻底化。和詹姆斯一样，杜威同样要求我们用直接描述的方法看待经验，从尚未被切割的整体看待经验。他指出：“经验方法的全部意义与重要性，就是在于要从事物本身出发来研究它们，以求发现当事物被经验时所揭露出来的是什么。”(40)但与詹姆斯不同，杜威运用这一方法，走出了一条生存主义的道路。詹姆斯为杜威的这一道路提供了路标，但他自己还没有完全挣脱传统认识论的束缚，他的身上还残留着意识哲学内省分析的烙印。相比之下，杜威则完全外在化，或者说自然主义化了。诚如美国著名实用主义研究家史密斯所言：“他(指詹姆斯——引者注)的方法明显不同于杜威方法的地方是，詹姆斯把自己还是看作在根本上介入认识论的讨论。比如，在比较他的立场和席勒的立场时，詹姆斯会说，‘我的论域从根本上来说，是更加认识论的。’这样的陈述，杜威是绝不会做出的。”(41)也因为如此，詹姆斯的经验主义会受到胡塞尔这样的意识哲学家的赞赏，而杜威的经验主义则更能在生存主义哲学家那里觅得知音。(42) 在杜威看来，如果我们真正“从事物本身出发”，遵循关于经验的直接描述法，那么从中得出的首要结论应该是：“人是世界的一部分，无论他情愿或不情愿，他总是和这个世界同呼吸、共命运的。”(43)坚持这一点，就是坚持我们首先是作为行动者存在于世界之中的，我们和世界首先是一种前反思的“享有”关系；而否认这一点，就会将我们置于世界之外，对世界采取一种静观沉思的旁观者的态度，一种认识论的态度。传统哲学，甚至包括詹姆斯的经验主义，所采用的是后一种态度，因为他们都是从“我”的意识即我的“看”而不是“我”在世界中的活动即我的“做”出发的。尽管詹姆斯已经为改变这一态度提供了极具洞察力的思想资源，并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但和杜威相比，他毕竟还不够彻底。 杜威眼里的原始经验是一种流动着的人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也就是说，经验不是詹姆斯式的直观现象，“经验变成首先是做(doing)的事情”，“在利用环境以求适应的过程里所起的有机体与环境间的相互作用是首要的事实，基本的范畴。知识反落于从生的地位”。(44)受达尔文的影响，杜威认为，经验首先是一种生命现象。作为生命有机体，人无时不刻不在与环境进行着各种交换以维持、发展、繁衍自身。人和环境的交织、融合、互动的整体，构成了真实的第一级的存在即经验之所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原始经验”和“生活”是同类概念。(45) 1896年，杜威发表了《心理学中的反射弧概念》一文。这是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献，它为杜威的经验改造在学理上奠定了基础。传统经验主义将感觉所予理解为经验的基本内容，在这篇文章中，杜威彻底否定了传统经验主义的这一思路，详细论证了感觉之所以有意义，正在于它们是行动的一环：“在某种意义上说，运动是最原初的，而感觉是第二位的。”感觉只有在人与环境的实践关系中才会被当作刺激，引起反应：“在任何情况下，先于‘刺激’的都是一整套完整的行为，一个感觉—运动的协调。”当一个人处于不同生活境遇，与环境有着不同实践关系时，感觉对他会有不同意义：“假如一个人在看书，或在打猎，或在寂静的深夜在暗处守望，或在做化学实验，在每种情况之下，声音有着不同的心理学意义，它是不同的经验。”因此，“作为刺激的感觉并不意味着任何特殊的心理存在。它只意味着一种功能，并且它的意义随着需要进行的特殊工作而不同。”(46)经验首先应被理解为一种与环境紧密关联的活动，而不是传统经验主义者所说的不可改变的、直接的感觉刺激。 就经验是维持生命体自身活动的角度而言，它和动物适应环境的活动并无二致。然而，杜威提醒我们，这两者之间固然具有相似性、连续性，但也有着不可忽视的重大区别：人的经验是有时间性的。经验是一个历史过程，过去的经验像河床一样影响着当下经验之流的走向。“如果前面的不存在，后面的就不能够存在；而且在这个连续体中，后面的东西就是对前面的东西的利用。……真实的存在就是这个整个的历史。”(47)在杜威看来，经验不只是个体偶然的经验，而首先是文化共同体的经验；传统、社会、文化在经验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是经验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因素构成了人与当下环境打交道的平台，制约着活动的方式和方向。(48)经验从来就不只是纯粹当下的，而是既受制于传统又为传统增加新内容的活动，看不见的背景对于看得见的经验有着至关重要的制约作用。 不仅过去、传统依然影响着现在，未来在当下的经验中也同样没有消失。当下的经验受着未来的牵引，直接指向未来。人的活动的基本动机不是为了对过去发生过的事情进行再现，而是为了使未来的生活更加丰富。不在场的未来始终在经验中起着灯塔的作用，如果没有未来，则当下的一切便失去了意义。就此而言，杜威的观点和海德格尔的观点如出一辙，诚如施皮格伯格所言：“也许海德格尔的看法中最有独创性之处就在于强调未来的优先地位。无疑我们可以不费力地把这种看法与……杜威和米德的某些思想联系起来。”(49) 美国实用主义学者罗森塔尔在谈到实用主义的经验概念时指出：“实用主义是一种彻彻底底的时间性主义。……经验是时间性的，它乃是一连绵不断的经验流，在其间过去的内容持存于现时并决定着未来的可能状况。可以说，记忆中的过去与期待中的未来都不过是现时的延伸、扩展；现时在其连绵不断的延伸过程中既包容了过去也包容了未来。”(50)罗森塔尔在说这番话时，脑子里首先想到的一定是杜威的“经验”。 (三)经验的意向性 “经验的意向性”涉及直接实在论话题，即经验如何敞开世界。与休谟式的经验主义不同，按照詹姆斯的经验主义观点，在经验中直接经验到的不是主观意识或观念，而是真实对象，真实对象并不处于经验之外，而是在经验中向我们显现自身。经验和对象之间没有任何距离，经验本身就是关于对象的经验。我们不是在经验我们的经验，而是在经验对象本身。疼痛的经验同时也就是关于痛的经验，蓝色的经验同时也就是关于蓝的经验，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分界面：“如果我们老老实实地看待实在，把实在看待得就像它首先呈现给我们那样……那么这种可感觉的实在和我们对于这种实在的所有的感觉，就在感觉产生的时候，二者是绝对同一的”，“我们的感觉并不是事物的一些内部的小小的副本，就事物呈现给我们这个范围来说，这些感觉就是事物本身”。② 经验不是表象，不是介于心灵和对象之间的通道。正如艾迪所评论的：“很清楚，这不是康德式的关于现象和物自体之间的区分，这种区分被詹姆斯所反复拒斥。……我们的经验内在地就是‘指向对象的’或‘意向的’——在这个词的现象学意义上说。……被知的对象就是真实世界的对象，它不是tertium quid(中间物)。”(52)我们应该避免在知觉经验之外，再去设想一些多余的隐藏在背后的存在物，似乎它们是可以自我识别的，知觉不过是我们通达它们的一种手段而已。如果我们这样想问题的话，怀疑论的阴影就将一直缠绕着我们。詹姆斯想要告诉我们的是，这种设想是一种哲学发明，它与人们的健全常识相去甚远。当我们真正遵循直接描述法从常人的角度来看待事物时，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在经验之外，在知觉现象学之外，没有任何更多的东西。 詹姆斯的经验意向性思想同样也是杜威的主张。和詹姆斯一样，杜威认为，人的经验活动不可能自成一体，与对象无关；经验是一个整体，经验的活动与被经验的对象同时发生：“经验意味着被经验的东西”，“事物就是被经验为(as)或被经验是(to be)的东西。”(53)“我们基本上是观察事物，而不是观察‘观察’。”(54)在经验中，人不是只经验到经验活动，而没有经验到客观对象、自然事物。恰恰相反，“对象是通过经验获得的，而且是在经验中发挥作用的。”(55)但与詹姆斯不同，杜威更看重人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它是经验活动与被经验对象的合二为一：“它(指经验——引者注)不仅包括人们做些什么和遭遇些什么，他们追求些什么，爱些什么，相信和坚持些什么，而且也包括人们是怎样活动和怎样受到反响的，他们怎样操作和遭遇，他们怎样渴望和享受，以及他们观看和想象的方式。”(56) “什么”(what)说的是经验对象，而“怎样”(how)说的是经验活动。怎样决定了什么，二者不可分离。如果说詹姆斯的知觉经验还带有近代认识论痕迹，那么，杜威的经验活动已是一种融信仰、审美与认知为一体的人的生存方式。詹姆斯的知觉经验在杜威那里成了经验的活动；詹姆斯认为，知觉经验敞开了世界，而杜威则认为，经验的活动敞开了世界。杜威的出发点既不是休谟式的一个个知觉现象，也不是詹姆斯式的变化着的意识之流，而是人和环境的实际交互作用的整体。因此和詹姆斯不同，他的经验意向性的关注要点不是如“红”、“痛”之类的单个知觉经验及其关系，而是不同类型的生活。经验的指向对象首先不是一种静止的关系，而是一种客观的实践构造活动。我们和环境打交道的方式，我们相信和倾向于相信的方式，造就了对象之所是。不同的方式决定了不同的对象。我们和世界之间，没有任何本体论隔阂。自然和经验不是隔开的两个世界，经验不是关于自然的表象，而是敞开自然、“达到自然、揭露自然秘密的一种方法和唯一的方法”。世界的范围当然不等于经验的范围，但世界一定是通过经验敞现自己的。由于传统、环境、教育、社会等原因，我们有了不同的生活方式或经验方式，这些方式同时也就是世界的自我敞现方式。“假使经验实际上呈现出美感的和道德的特性，那末这些特性也可以被认为是触及自然内部而且是真实地对属于自然的事物有所证实，正如证实物理科学中赋予自然界的那种机械的结构一样。”杜威坚决反对赋予某一种经验以本体论的特权。在他看来，“诗也和科学一样可以具有一种形而上学的意义”。(57)理智主义的错误就在于将认知方式所敞现的世界当作了唯一真实的世界。 由詹姆斯、杜威开启的彻底经验主义构成了实用主义本体论的基本内容。与传统经验主义对待经验的态度迥然不同，它从一个崭新的视角重新看待经验。以杜威为代表的彻底经验主义者也谈语言，以及社会交往对于理解语言的重要性，他们的观点甚至直接影响了奎因等分析哲学家；但他们关于语言的谈论是在“经验”背景下进行的，这与皮尔士关于经验的谈论是在“语言”背景下进行的形成了鲜明对照。在这个意义上，“经验”和“语言”分别构成了古典实用主义内部两种不同声音的主旋律，而其中“经验”的音量远远盖过了“语言”。这种情形与新实用主义的格局形成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反差。 三、“经验和语言”内在张力的当代回响 古典实用主义的路径分野的当代效应主要体现在：首先，就思想史的角度说，“语言”与“经验”的分野是当代分析哲学和现象学—生存论两大哲学传统的先驱。尽管这两大哲学传统并非直接出自古典实用主义，但它们的基本主张早在古典实用主义那里已经明确提出。其次，这一分野构成了当代新实用主义争论的中心话题，刺激了新实用主义的发展和演变。再次，它从不同的角度为解决和超越当代西方哲学尤其是英美哲学的一些重要争论提供了思想资源，显示出古典实用主义持久的思想学术价值。 (一)“语言”、“经验”与新实用主义 自20世纪初以来，在“语言转向”背景下，分析哲学成为显学，语义学问题成为哲学的中心话题。由于罗蒂、塞拉斯、戴维森等人的努力，“语言”在新实用主义家族内部重新占据了中心位置，“世界完全丧失”(罗蒂语)，古典实用主义的“经验”被彻底抛弃。尽管这些新实用主义者大多直接出自弗雷格而不是皮尔士所开创的分析哲学传统，并且他们中的一些人，如罗蒂，甚至对皮尔士不无反感，但他们所阐发的许多核心观点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皮尔士哲学主张的复活。随着皮尔士逐渐受到关注，语言实用主义者越来越自觉地意识到皮尔士思想的重要性。他们对皮尔士的最新评价，可以布兰顿的一段话为代表：“从至少20世纪后半叶统治英美哲学的分析哲学运动的视角回溯美国古典实用主义，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在皮尔士之后，出现了一个决定性的错误转向。那位实用主义创始人(指皮尔士——引者注)主要关注于推进对现代逻辑、符号以及自然语言和自然科学的哲学理解，这些话题一直处于分析传统的中心。……但他的实用主义继承者们对于他的这一成就做过什么呢？尤其与罗素对弗雷格所做的相比，从后来的优势角度看，似乎一个机会被错失了。”(58) 在罗蒂、布兰顿等语言实用主义者眼里，古典实用主义中真正有生命力的不是詹姆斯、杜威的经验转向，而是皮尔士的语言转向。他们的基本主张循着皮尔士指引的方向前行并超越了皮尔士。然而，“经验”并未在当代实用主义者的视野中完全消失。以普特南、麦克道威尔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既继承了语言转向的传统，又发扬了詹姆斯、杜威的经验主义。他们反对旁观者的视角，普特南将这一视角斥为“上帝之目”，麦克道威尔则称其为“从侧面谈论世界”。这种视角导致了人与世界的隔离，导致了要么将经验当作感觉所予、要么干脆抛弃经验的非此即彼。而在普特南和麦克道威尔看来，这两种做法都不可取；它们其实内在相通，都出于割裂语言与经验的同一个形而上学前提；事实上，经验不是感觉所予，而是渗透了自发性的接受性，它是被动的，但同时也是充满意义的；世界正是在经验中向我们敞开。(59) 诚然，麦克道威尔几乎没有直接援引任何古典实用主义者的著述。(60)他在分析哲学背景下，受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独立阐发了经验主义的主张。他将经验置于哲学的中心，并从康德的视角出发将其概念化。就此而言，他的“经验”与皮尔士的“经验”十分相近。伯恩斯坦将麦克道威尔和皮尔士相提并论不无道理。(61)然而与罗蒂、布兰顿等语言实用主义者不同，在麦克道威尔的视域中，“经验”而非“语言”才是真正的核心概念。他的基本立场与詹姆斯、杜威的经验主义一致。 与麦克道威尔相比，普特南更加明显地直接受到詹姆斯、杜威经验主义的影响。詹姆斯对知觉的分析，对直接实在论的强调，都被普特南吸收到自己的自然实在论的思想中，构成了他后期哲学立场的重要思想来源。普特南的视野比麦克道威尔更加开阔，前概念的生活经验在他看来是经验概念化的前提与基础。如果说麦克道威尔对经验主义的改造尚未完全脱离分析哲学知识论话语的轨道，因此只能算作不自觉的实用主义者，那么普特南则更进一步：(62)他完全回到了詹姆斯、杜威的直接实在论立场，强调生活实践的优先地位。“语言转向”后的经验主义者再次复活了古典实用主义的经验概念，现象学的思维方式在分析哲学背景下重新得到肯定。(63) 20世纪末，作为新实用主义殿军的布兰顿，继承了罗蒂等人对于语言的青睐，语义学问题而非实在论问题是他关注的首要话题，经验又一次被抛弃，(64)语言的推论关联成了理解语言的唯一根据。然而世界并没有从布兰顿的视野中完全消失。和罗蒂等人不同，布兰顿赞赏麦克道威尔，赞成经验的概念化，只是由于这种来自经验的制约只有在语言空间中才能被理解，因此在布兰顿看来，没有必要保留经验概念，实在论问题并不是那么紧要。尽管在布兰顿的直接思想来源中，人们更多看到的是弗雷格、维特根斯坦、塞拉斯、罗蒂、刘易斯，以及康德、黑格尔等名字，皮尔士并不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但究其思想实质，布兰顿的主要观点几乎都能在皮尔士那里寻觅到踪迹。他的推论语义学和规范语用学正是皮尔士语言转向的核心内容。皮尔士没能充分阐明两者的内涵，特别是没能将两者很好地统一起来，布兰顿完成了这一工作，并且做得精致和周全。应该说，他是皮尔士哲学的最佳继承者。 自皮尔士由语言开始，到布兰顿以语言结束，实用主义的发展经历了“语言”和“经验”的多次轮回，其间交织着心灵与世界、语义学与实在论、分析哲学与现象学等话题和视角的分歧、互动与关联，充分显示出实用主义叙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二)“语言”、“经验”与当代英美哲学的两个争论 在当代英美哲学与实用主义之间，难以划出清晰的界限。几乎所有的新实用主义者都是当代著名的分析哲学家。因此，在分析哲学的不同阵营中，时常会看到新实用主义者的身影。而古典实用主义对于当代英美哲学争论的超越，同时也是对于某些具体的新实用主义者思想的超越。 按照笔者的理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当代英美哲学的争论主要围绕两个话题展开：一是语义学问题，即语言意义的性质或来源问题；二是语言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这两个话题彼此相关，构成了当代英美哲学讨论的核心内容。 就语义学而言，长期以来，广为流传、占统治地位的是表象主义语义学。自笛卡尔以降，直到早期维特根斯坦、罗素，都是表象主义语义学的倡导者。这种主张直到今天，甚至仍然以不同的方式被一些哲学家们所坚持。(65)根据这一语义学观点，语言表达式的意义来自对被表象者的再现，无论这种再现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被表象者是外在于心灵还是内在于心灵的。古典实用主义者对表象主义语义学没有兴趣。皮尔士提出了一种与表象主义截然不同的语义学，即推论主义语义学。就当代哲学而言，推论主义语义学在早期弗雷格那里就已出现，后来特别在塞拉斯之后，成为当代语言哲学中的强势，被许多著名分析哲学家如罗蒂、戴维森等人所推崇，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当属布兰顿。就基本精神和主张而言，推论主义语义学是古典实用主义者皮尔士思想的当代回响。 然而，推论主义语义学的困难也是不容忽视的。为解决这一困难，皮尔士走向了语用学的方向，即行为主义语义学的方向。行为主义语义学尝试超越表象主义语义学和推论主义语义学。它既不用表象与被表象者之间的关系也不用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来说明语言的意义，而是跳出语言与对象、语言与语言关系之外，用语言与行动的关系来解决语义学问题。这是古典实用主义者的共同运思方式，莫里斯就此指出：“最重要的关键之处在于：实用主义比任何其他哲学都更加将语义学植根于行动或行为理论中”，“一种行为主义语义学或许可被看做是实用主义的基础”。(66)可以说，行为主义语义学是古典实用主义对当代语义学争论的回应，是古典实用主义对当代英美哲学争论所作的独特贡献。 尽管都是行为主义者，皮尔士与杜威对于行为主义内涵的阐发却有着显著的差别。在杜威眼里，皮尔士“仅仅把他提出的语用学方法应用于一个非常狭窄和有限的论域中。”(67)作为一位逻辑学家，皮尔士关注何为语言意义的最终解释项，而对于杜威来说，关心的范围要更大一些。杜威关心的是生存论的问题。语义学问题是生存论问题的一个环节。语言是如何从人与环境的交互活动中演变出来的？语言的意义与人的社会交往是怎样的关系？语言如何在人类的生存活动中成为有意义的符号？这都是杜威试图解答的问题。在阐释自己的行为主义语义学的过程中，杜威主要着力于两点：一是用人与环境交互作用的自然演变史来解释语言的性质和起源；二是用社会交往行为来说明语言的意义。他最亲近的同道不是皮尔士，而是米德。杜威—米德开启了一个新的方向。奎因认为自己的行为主义语义学来自于杜威，但其实他并没有完整把握杜威思想的意蕴，生存论的视角在这批语言哲学家那里始终是缺席的。真正将语言当作存在方式之一种，从人与环境的实践关系中理解语言，是超越当下语义学讨论的一种富有启发性的思考方向。 与语义学问题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更大的问题：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它涉及这样一种追问：我们关于世界的信念，在多大程度上确实指向世界、为世界所证成？在当代英美哲学家中，一部分人继承了传统经验主义路线，用感觉所予来保证并制约信念对于世界的指向。逻辑经验主义者如艾耶尔等人是这一路线的主要代表。在他们看来，所予的强迫性和不可更改性，表明了它虽然发生于心灵却不由心灵所创造，而是心灵被迫接受来自世界的信息；以所予作为知识的出发点和基础，既可以保证思想、信念与世界的纽带不至于断裂，又可以为思想、信念的证成提供根据。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塞拉斯对于所予神话的批判，使依赖经验保持与世界的联系并证成关于世界的信念的做法受到强烈质疑。于是，一些哲学家回到了传统理性主义的路数上，放弃信念对于世界的指向，用信念之间的融贯来保证信念的证成。罗蒂、戴维森等人是这一主张的主要倡导者。但不受世界制约的信念是否还能叫信念？不受思想之外的要素所制约的思想是否还能称作思想？如何能保证这里所谓的信念、思想不是一种自说自话的幻想？显然，融贯论作为所予论的反面，对此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它的问题与早年皮尔士的推论主义语义学所面临的困境如出一辙。 麦克道威尔看到了症结所在以及解决问题的关键。而他所采用的方式，与古典实用主义者的方式并无二致：超越传统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对峙，用现象学的眼光看待经验，从经验整体出发，将所谓第二自然(意义世界)融入经验之中。直接面对的世界就是一个可思的世界，概念结构已经嵌入其中。它独立于思想者的存在，对思想者具有一种强迫性、制约性。由于具有同样的概念结构，思想和作为思想对象的世界不再是两个分离的本体论上彼此独立的实体，不再具有分界面；同时思想作为思想者当下的主观活动，与公共客观的概念化世界并不等同，这中间的距离是造成关于世界错误信念的根源，可思的世界对关于世界的思想，具有一种制约证成作用。 麦克道威尔所表达的正是皮尔士的经验符号化思想。用皮尔士的话说，传统经验主义的感觉所予，作为一种直接的、独立的感觉性质，只存在于第一范畴，不具有任何现实性和可理解性，因此，人们无法用它对思想形成任何制约。但经验确实表明了一种外来的强制性，一种对于“我”的强迫力量。它构成了对于思想的限制。皮尔士对此特别重视，将它看作现实的存在而归入第二范畴。这表明皮尔士与融贯论不同，他承认世界的客观独立性以及世界对于思想的制约。皮尔士的独创性在于，他将这种制约置于符号世界之中，使原本自然发生的外在强制性变成了一种可被语言表达的、规范的强制性。制约仍然存在于那里，但不再是不可言说和理解的制约。人的世界是第三范畴下的世界，自然的力量与可理解的意义水乳交融。 然而，皮尔士并没有对这种水乳交融何以可能给出任何说明。同样，在麦克道威尔那里，除了第二自然的社会教化外，也看不到关于这个问题的解答。对于深受康德影响、具有分析哲学气质的皮尔士和麦克道威尔来说，杜威的生存论式的解答完全不在他们的视域之内。其实，和皮尔士相近，杜威同样继承了德国哲学传统，同样反对所予神话，并同样坚持经验概念化主张。然而与皮尔士不同，他试图站在达尔文主义的立场上，用生命的自然演化过程来说明概念的性质、起源，不是从一步到位的成熟形态来理解概念，而是从自然史的角度用生活形式作为前概念的内涵，使概念与人的生存活动相统一，从而避免了麦克道威尔式的“第二自然”对于“第一自然”的叠加，为皮尔士的经验符号化给出了人类学的解释。这是一种独特的实用主义视角，它为进一步阐明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照。因此，它也受到了当代著名的分析哲学家普特南的肯定和赞赏。(68)分析哲学的语言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在杜威这里最终不是得到了解答，而是被彻底地消解了。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是传统哲学二元论预设的当代版本，当杜威从生存论的角度重新看待世界时，这个前提已不再成立。 四、结语 长期以来，在许多人眼里，实用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被归结为真理观和方法论。于是便有了海德格尔式的定论：实用主义没有忝列哲学的资格，因为它没有自己的形而上学。实用主义纵然不再被看作美国人的市侩哲学，但它的浅薄似乎已成定论。遗憾的是，这种定论本身是一种无知。实用主义不仅有自己的经验主义本体论，而且有语言转向所带来的新视角。它至今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与活跃在欧洲、北美洲的当代哲学思潮在许多方面形成呼应。正是这种呼应，为实用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后的复兴提供了理由。不同的西方哲学家在实用主义那里寻找着自己所需要的不同资源，古典实用主义远没有成为历史。 责任编审：柯锦华 注释： ①指皮尔士发表于《通俗科学杂志》(1878年1月)的《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楚》一文。 ②阿佩尔早已指出这一点，他在自己所撰写的、迄今为止仍然是论述皮尔士思想最好的论著之一的《从实用主义到实效主义》一书中，对此有详细的分析。(参见K.O.Apel,Charles S.Peirce:From Pragmatism to Pragmaticism,New Jersey:Humanities Press,1995,pp.54-55)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伯恩斯坦在为该书所写的导言中，也同样认为，皮尔士之所以重新受到西方学术界的重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语言转向”。(K.O.Apel,Charles S.Peirce:From Pragmatism to Pragmaticism,pp.xxi-xxii) ③J.M.Krois,"Translator's Preface," in K.O.Apel,Charles S.Peirce:From Pragmatism to Pragmaticism,p.xv. ④涂纪亮编：《皮尔斯文选》，涂纪亮、周兆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27页。这里的“符号”(sign)在原来的译文中是“指号”。“指号”是一个更加精确的翻译，但相对来说比较拗口，考虑到行文的方便，在本文中，笔者仍用“符号”替代“指号”。另，译名“皮尔斯”统一为“皮尔士”。 ⑤涂纪亮编：《皮尔斯文选》，第120页。 ⑥涂纪亮编：《皮尔斯文选》，第120页。 ⑦涂纪亮编：《皮尔斯文选》，第133—134页。 ⑧涂纪亮编：《皮尔斯文选》，第135页。 ⑨涂纪亮编：《皮尔斯文选》，第128页。 ⑩涂纪亮编：《皮尔斯文选》，第135页，脚注1。 (11)莫里斯、阿佩尔、艾耶尔等人都分别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参见Charles Morris,The Pragmatic Movement in American Philosophy,New York:George Braziller,1970,p.23; K.O.Apel,Charles S.Peirce:From Pragmatism to Pragmaticism,p.44; A.J.Ayer,The Origins of Pragmatism,San Francisco:Freeman,Cooper & Company,1968,pp.122-125. (12)A.J.Ayer,Origins of Pragmatism,p.125. (13)涂纪亮编：《皮尔斯文选》，第44页。 (14)涂纪亮编：《皮尔斯文选》，第95页。 (15)涂纪亮编：《皮尔斯文选》，第93页。 (16)参见A.W.Burks,ed.,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8,8.255.(数字8代表第8卷，255代表第255节，此为皮尔士文集被广泛接受的标准索引法，下同) (17)参见C.Hartshorne and P.Weiss,eds.,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1-5,5.486. (18)参见C.Hartshorne and P.Weiss,eds.,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5.440. (19)阿佩尔和美国皮尔士专家波特(V.G.Potter)对此都有很好的分析。参见K.O.Apel,From Pragmatism to Pragmaticism,pp.70-72; V.G.Potter,Peirce's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1996,p.83. (20)涂纪亮编：《皮尔斯文选》，第45页。 (21)K.O.Apel,Charles S.Peirce:From Pragmatism to Pragmaticism,p.72. (22)C.Hartshorne and P.Weiss,eds.,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6.32. (23)涂纪亮编：《皮尔斯文选》，第172—173页。译文稍有改动。 (24)涂纪亮编：《皮尔斯文选》，第181页。 (25)A.J.Ayer,The Origins of Pragmatism,p.114. (26)皮尔士这里所说的作为外在制约的第二，很接近于当代哲学家埃文斯(G.Evans)所说的“信息状态”，它是非概念化的，但向概念化敞开，是概念化信念的基础。参见G.Evans,The Varieties of Reference,Oxford:Clarendon Press,1982,p.227. (27)R.J.Bernstein,The Pragmatic Turn,Malden:Polity Press,2010,p.133. (28)涂纪亮编：《皮尔斯文选》，第185页。此处译文有改动。 (29)麦克道威尔是否认真阅读过皮尔士的著作不得而知，但麦克道威尔的经验学说与皮尔士相关思想的家族相似性无可置疑。伯恩斯坦对此有很好的分析和阐释，参见R.J.Bernstein,The Pragmatic Turn,pp.46-51,134-135. (30)R.J.Bernstein,The Pragmatic Turn,p.39. (31)长期以来，一谈起实用主义，人们首先将目光投向它的真理观、方法论以及意义理论等，相对忽视了实用主义的本体论即它的彻底经验主义学说。在笔者看来，这导致了对实用主义理解的偏差，遮蔽了实用主义的思想学术价值以及它的生命力；实用主义方法论、真理观等等，都建立在其经验学说基础上，不了解后者，对前者就难以有深入的把握。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另文详述。 (32)杜威在谈到为什么要由“经验”入手展开对传统哲学的改造工作时，这样说道：“假如我没有看错的话，经验的固有观念对于所有的经验学派及其对立面都是一致的；正是这些观念使得许多讨论(指传统哲学的讨论——引者注)得以持续，即使这些讨论的话题看起来与经验相差很远；而根据现存的科学和社会实践，这些观念恰恰是最站不住脚的。”(《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10卷，王成兵、林建武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页) (33)R.B.Perry,The Thought and Character of William Jame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8,p.288. (34)万俊人等编译：《詹姆斯文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32页。 (35)威廉·詹姆斯：《彻底的经验主义》，庞景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9—50页。 (36)H.Putnam,"Pragmatism and Realism," in M.Dickstein,ed.,The Revival of Pragmatism,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8,p.48. (37)万俊人等编译：《詹姆斯文选》，第102页。 (38)万俊人等编译：《詹姆斯文选》，第114页。 (39)H.Putnam,Realism with a Human Fac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p.238. (40)杜威：《经验与自然》，傅统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5页。 (41)J.E.Smith,Purpose and Thought:The Meaning of Pragmatis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8,p.89. (42)美国现象学家艾迪一直对“在胡塞尔哲学和詹姆斯哲学之间值得关注的会聚”(参见J.M.Edie,William James and Phenomenolog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7,p.52)深感兴趣。在他看来，20世纪后半叶西方学术界对詹姆斯兴趣的复活，不是来自美国哲学，而是来自现象学。(参见J.M.Edie,William James and Phenomenology,p.viii.)关于詹姆斯与胡塞尔的关系，赫伯特·施皮格伯格在他的《现象学运动》中有很具体的阐述，值得一读。(参见赫伯特·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王炳文、张金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59—165页)而杜威与海德格尔的哲学姿态基本一致，也已被许多哲学家所肯定。(参见R.J.Bernstein,The Pragmatic Turn,p.20)甚至杜威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曾对自己留学德国的学生胡克说过，他对海德格尔的思想很感兴趣。施皮格伯格对此评论道：“因为杜威本人的思想确实有不少与之类似的地方。”(赫伯特·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第475页)据说杜威在被问及对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一书的评价时曾说道，海德格尔读起来就像是一个试图表达和他同样观点的斯瓦比亚农民。(拉里·希克曼主编：《阅读杜威——为后现代做的阐释》，徐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43页) (43)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傅统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94页。伯恩斯坦认为，海德格尔的“在世界中存在”也同样就是实用主义的基本主张：“虽然‘在世界中存在’不是古典实用主义哲学家所使用的表达方式，但它非常漂亮地刻画了实用主义对于发生在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的理解。”(参见R.J.Bernstein,The Pragmatic Turn,p.20) (44)杜威：《哲学的改造》，许崇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6页。 (45)杜威：《经验与自然》，第10—11页。 (46)参见《杜威全集·早期著作(1882—1898)》第5卷，杨小微、罗德红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3、75、80页。 (47)杜威：《经验与自然》，第221页。 (48)杜威将文化—语言共同体所积淀下来的意义系统称作“心灵”，它制约着个体对于环境的反应。这部分内容可参见杜威《经验与自然》一书的第六章。 (49)赫伯特·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第550页。 (50)桑德拉·罗森塔尔：《从现代背景看美国古典实用主义》，陈维纲译，北京：开明出版社，1992年，第15页。 (51)万俊人等编译：《詹姆斯文选》，第121页。 (52)J.M.Edie,William James and Phenomenology,p.70. (53)《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4卷，陈亚军、姬志闯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4页。 (54)杜威：《经验与自然》，第13页。 (55)涂纪亮编译：《杜威文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47页。 (56)杜威：《经验与自然》，第10页。 (57)参见杜威：《经验与自然》，第1、5、19页。 (58)R.Brandom,Perspectives on Pragmatism:Classical,Recent & Contempora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p.21.但布兰顿又认为，也不能说后来的古典实用主义者完全忽视了语言转向。在他看来，杜威可以算作弱的意义上的语言主义者。(R.Brandom,Perspectives on Pragmatism:Classical,Recent & Contemporary,p.23)笔者对此不能赞同。布兰顿的这种说法容易导致误解。杜威诚然深刻地谈论过语言(参阅《经验与自然》第五章等)，但这些谈论是在他的经验主义背景下展开的，“语言”作为一个话题是“经验”之下的子话题。这和语言转向之后，语言上升为哲学家的中心话题，有着根本区别。很难说，杜威对语言转向有任何自觉意识。就像不了解语言转向就难以把握皮尔士的“经验”概念一样，不了解杜威的经验转向就难以把握他的“语言”概念。杜威并没有将语言置于哲学的中心，更没有通过讨论语言来解决传统哲学问题。他在经验主义背景下有一套关于语言的精辟主张，但这和语言转向不是一个概念。事实上，布兰顿自己明确说道：“尽管詹姆斯在古典三人小组中显然是最好的著述家，但他的哲学兴趣聚焦于经验而非语言。杜威关于语言确实写了很多东西……关于意义和使用的关系，他说了许多很好的东西……但是对于后来的语言哲学家来说，他同样不会被当做他们中的一员。”(参见R.Brandom,Perspectives on Pragmatism:Classical,Recent & Contemporary,p.22)布兰顿的这一断言在笔者看来是可以成立的。关键在于，杜威并没有像皮尔士以及语言哲学家那样，将哲学问题归结为语言问题。 (59)参见H.Putnam,The Threefold Cord:Mind,Body,and World,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 J.McDowell,Mind and World,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 (60)笔者见到的麦克道威尔对实用主义的唯一高度评价见之于布兰顿的转述。布兰顿在谈到麦克道威尔对他将实用主义和分析哲学结合起来的做法进行回应时，转引了麦克道威尔的看法。麦克道威尔认为，布兰顿“错误地将非常健康的实用主义器官移植到分析哲学的腐朽躯体上，如此矫揉造作地，且无疑是短命地，将它复活为一种弗兰肯斯泰因怪物”。(参见R.Brandom,Between Saying and Doing:Toward an Analytic Pragmati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202) (61)R.J.Bernstein,The Pragmatic Turn,pp.49,134. (62)普特南对麦克道威尔过于强调人与动物的断裂表示不满。在他看来，应该像古典实用主义的经验主义者那样，坚持两者之间具有连续性。参见H.Putnam,The Threefold Cord:Mind,Body,and World,p.192,no.16. (63)在普特南眼里，詹姆斯和胡塞尔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都是他所赞赏的直接实在论者。参见H.Putnam,The Threefold Cord:Mind,Body,and World,p.24.关于麦克道威尔与现象学的比较研究，参见M.D.Barber,The Intentional Spectrum and Intersubjectivity:Phenomenology and the Pittsburgh Neo-Hegelians,Athens:Ohio University Press,2011. (64)在布兰顿长达700多页的巨著《使之清晰》(Making It Explicit)的详细索引中，居然没有“经验”这一条目。 (65)R.Brandom,Articulating Reasons:An Introduction to Inferentialism,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7. (66)Charles Morris,The Pragmatic Movement in American Philosophy,pp.40,16-17. (67)涂纪亮编译：《杜威文选》，第3页。译文有所改动。 (68)H.Putnam,The Threefold Cord:Mind,Body,and World,p.192,no.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