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判决中的词典释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释义论文,判决论文,词典论文,司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唯有通过语言，人们才能记载、解释和适用法律。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解释首先表现为，通过文义解释确定系争法律文本之语句或语词的含义。既然涉及语词释义，诉诸词典就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至少是便捷的做法。是故，在当下中国的司法场域中，词典作为一种汇集了语言知识的重要论据，一再出现在诉讼当事人的诉讼理由中；词典释义作为裁判说理的一种形式，也屡次出现在法官的判决理由中。然而，一些基础性、前提性的问题却始终未曾得到回答甚或关注。例如，什么样的问题适于词典释义，哪些词典经常被法院援引，在特定个案中应当采用哪类、哪本或哪个版本的词典以及最终采用哪一种释义等等。法官对相关问题缺乏自觉，他们在使用词典时，似乎并未意识到自己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又在制造问题；当他们拒绝词典时，往往又显得过于保守或专断。当然，这般要求法官或许过于苛刻，因为立法者和理论工作者也都未曾郑重对待过法律解释之际的词典释义问题。以一般法解释理论为基础，结合对中国法上相关判决的个案分析和数据统计，本文尝试给出一个描述、分析相关问题的框架。 一、法律适用、文义解释与词典释义 法官在适用法律之际，必须借助一定的法律解释方法，以消除法律条文和规范构成中的模糊地带，为个案法律问题提供一个确定的法律评价。各种解释方法都指引了法律范围，藉此减少法官解释的主观性和任意性。不过，这种指引是有限度的。不同的解释方法背后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从而会指向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结果。为获得一个相对确定的个案法律评价，各国法律实践都默认各种解释方法之间存在一种“相对的”位阶秩序：(1)如果文义或语义学解释是充分和妥当的，它们就应优先于其他解释方法；(2)如果有理由对文义解释结果的妥当性提出质疑，那么法官应进一步考虑体系解释方法；(3)唯有考察前述两种方法后，才能考虑实质化的“目的—评价”解释方法。①文义解释尽管有时会显得刻板、机械或形式主义，但一贯被视为首选的法律解释方法。围绕文义的解释活动，能最大限度地尊重文字的一般性用法以及公众对法律的一般性理解，进而约束法官的裁量权限，维护法的安定性。 顾名思义，文义解释就是基于法律条文的概念文字所做的法律解释，即拘泥于规范用语的文字组合，对依普通语言用法构成的语词的意义，或依特殊语言用法组成的语句的含义，予以逐字逐句的解释。但是，文字的含义可能是含混、多义的，一个字往往可以指涉多种不同的属性、事物、行为或现象。对此，英国新分析法学家哈特提出，文义的含糊性可以经由区别“核心意义”和“边缘意义”获得澄清。②就一条“禁止任何‘车辆’进入公园”的规则而言，禁止公共汽车、卡车、摩托车即属于该规则范围内的明确事例，而电动玩具车、滑轮车是否属于“被禁车辆”之列，则应与位居核心意义中的“车辆”之属性进行比较和区分。德国学者也持有类似的“概念核心”与“概念外围”的主张，认为那些可以清楚地被包摄到特定概念下的对象或案例，是所谓的“肯定(积极)选项”，这些选项组成了概念核心；位于特定概念之外的、明显不会落入这个概念的情形，属于“否定(消极)选项”，它们处于“概念外围”。“概念外围”还有“中性选项”，这些选项是指根据一般的概念界定或语言使用习惯，仍无法清楚地确认是否应落入此概念下的情形。③换言之，肯定选项是涵盖在概念文义之中的正面事例，否定选项是排除在文义之外的反面事例，而中性选项则必须由法官结合个案情况来判断其是否可以被包摄到特定概念之下。 任何一个概念都关联着一些肯定选项和否定选项，法律文本中的语词和概念也是如此，否则人们就不可能通过语言进行交流，更遑论通过成文法律来调控人的行为。但在不少案件中，法官要处理的却往往是依据语法或语言习惯难以确定的中性选项，因而文义解释的可适用性或有效性也显然是成问题的。例如，唆使一条狗去咬人，是否属于刑法中的使用“危险工具”；以物物交换的形式用一支枪械向毒贩换购可卡因，是否属于在毒品交易中“使用”武器。面对以中性选项形式呈现出来的语义难题，有些法官会直接放弃文义解释，淡化文本的措辞，转而诉诸体系解释和“目的—评价”解释方法来作出判断。不过，也仍然有法官尝试着坚守法律的字面意思，通过文义解释的一种特殊形式，即词典释义，来重建语义共识。④ 词典是对日常语言的高度概括和典范描写，释义则是词典编撰的核心任务或主要目的。在词典学理论中，词典在释义或义项设置方面的基本方法有：(1)规定性释义，为被释义词指定一个或若干个意义；(2)精确性释义，为概念意义比较模糊的词提供一些语义限定，降低其模糊度，消除其中难以确定的语义成分；(3)内涵性释义，通过描述被释义词的内涵或概念特征，来确定其语义；(4)外延性释义，列举词项的所指对象或某一概念范畴内的典型个体，来表述被释义词的语义。⑤作为一种汇聚了语言和语用知识的权威论据，词典经常被认为是对应当如何使用语言的权威记录，被当作是正确用法的指引，换言之，“词典就是规定性的文本”。⑥无疑，当法官需要处理概念的中性选项时，词典可以作为一种重建语义共识的备选工具。在当事人的文字之讼没完没了、法官面临疑难语词又无所适从时，援引词典至少可以帮助法官在最短时间内确定可能的文义范围。因此，英国制定法解释理论认为“词典是有帮助的”，⑦主张“一部法案中的定义或解释性条款，在解释法案的语词和语句时应当优先适用。对于未予界定的语词，可以诉诸一部词典”。⑧法国学者承认词典释义对于法律适用的重要性，不过提醒“需要更多的思考和评估，才可能赋予一个词汇以正确的含义，而不能简单地通过查询字典的词义来实现”。⑨美国的制定法解释理论，例如对实务界影响深远的法律过程学派，对词典释义也持积极态度，认为使用词典是辨认制定法文义的上乘方法。⑩ 由于对法律文本的“显明含义”、客观解释和司法克制的强调，词典在法律适用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一些奉行文本主义的美国法官，甚至将词典视为“终极依凭”。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为例，在1830年的一份判决中，法院首次使用词典界定了何谓“欺诈”。自那以后，词典释义在最高法院判决意见书中频频出现，并在最近三十年来呈急剧增长的趋势。(11)大法官们基于许多不同理由采用了众多不同的词典。据统计，自1864至2010年，共有746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意见书，采用词典解释了与制定法、宪法、普通法和合同法相关的919个术语。(12)词典被大法官们用来界定一个语词的“正常含义”，证明一个语词是清楚的还是模糊的，证明一个语词有多种含义还是无法定义，或证明一个语词是否可以用某种特殊方式正确地使用。(13) 中国的法律解释理论未曾专门探讨过词典释义问题。不过自1991年以来，词典作为一种正面或反面的释义依据，已一再出现在诉讼当事人的诉讼理由和法院的判决依据中。例如，在“陆少华商标行政诉讼案”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相继以一方当事人提交的《现代汉语词典》和百度百科网页的相关释义为依据，做出了一审、二审判决。(14)在“费里塔利亚公司商标行政诉讼案”中，为辨明“YAMATO”是否属于商标法第10条规定的“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标志”，商标申请人费里塔利亚公司以《韦氏词典》、《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词典》为论据，商标评审委员会则以《牛津简明英汉袖珍辞典》、《英汉汉英双向词典》、百度知道、iciba词典搜索页、Online Dictionary网页、Google搜索网页、百度词典搜索为依据，双方各执一词两次对簿公堂。受理该案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当事人提供的词典的权威性为实质判断标准，判定“YAMATO”不属于商标法所禁止的“不良影响标志”。(15)而在另一起商标行政诉讼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拒绝了词典释义，认为“PRINCE OF PEACE”作为商标使用不会产生不良影响。该院在判决书中指出：尽管《英汉大词典(第2版)》将“Prince of Peace”解释为“耶稣基督”，但该含义属于不常见或生僻含义，而公众易于将其理解为“和平王子”或其他近似含义，所以不会产生商标法第10条所禁止的“不良影响”。(16)除了否定词典所载的含义，实践中还存在否定词典释义这一解释进路的判决。例如，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刘进建与潘苗龙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的判决书中认为：当事人援引的《辞海》对界定何谓“产权”没有意义，词典条目的相关释义“不属于证据”。(17)总之，词典释义在中国的法律适用实践中存在一定的乱象，词典释义的总体状况以及其中一些基础性问题，都有待做出一番系统性的描述和分析。 二、我国司法判决中的词典释义：经验分析 鉴于“北大法宝”是目前国内最全的裁判文书数据库，本文以“字典”、“词典”、“辞典”、“辞源”、“辞海”、“百科全书”等为关键词，在其中进行了多次检索统计。(18)在检索区间的设定上，起始未作设定，截止时间为2013年12月30日。机械检索获得的相关判决书是2081份，经过人工逐个甄选，最终得到有效判决书519份。(19)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利用SPSS统计软件对相关数据(变量)进行卡方检验。卡方检验可以判断总体数据是否服从某种假设分布情况，两个变量是否存在相关性，因此可以用来确定519份判决书中的一些统计数据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廓清词典释义的总体趋势和内在特征。
表1 各类案件所占比例与词典采用情况 表1列举了各类案件中词典的采用情况。从案件总数上看，自1991年至2013年间，法院引用词典的案件有519个。由于案件类型不同，法院采用词典释义的概率存在显著差异：行政类判决书最多，民商事判决书次之，刑事判决书最少。虽然词典在行政类案件中出现的次数最多，但是法院采用词典释义的概率却低于民事类案件。在刑事判决书中，法院最终都没有采用词典释义。这与刑事审判的“罪刑法定”原则相一致，即罪名、罪之构成要件均须刑法明文规定，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受到严格控制，需要、容许法官进行解释的场合也很少。由于刑事类案件数量过少，笔者仅以行政类和民事类案件做2×2列联表的卡方检验，推测这两类案件与词典采用率之间的相关性。卡方检验中所得的Sig值为0.012，远小于显著性水平0.05，这表明案件类型与词典采用率存在着相关关系。这或许也表明，词典释义在判决书中的采用率与法官在不同类型案件中所享有的裁量权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表2更详细地展示了我国法院词典类工具书案件的案由分布情况。从总体上看，行政类案件主要集中在商标行政纠纷和专利行政纠纷，民事类案件主要集中在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和合同纠纷。合同术语的解释在民事类案件中占多数，但在总样本中只占10%，与专利行政纠纷并列第二。从该表可以看出，不管是在民事类案件还是行政类案件中，涉及知识产权的纠纷都占有很大比重。在知识产权类案件中，商标含义是诉争焦点，当事人、第三方或者法院都倾向于借助词典类工具书辨明商标含义。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涉及知识产权的纠纷，在行政和民事类案件中，法院最终采用词典论据的比例却存在重大差异。
表2 不同案由下的词典采用情况
表3 判决时间分布情况 表3是关于案件判决时间的分布情况。其中，提出词典论据以及采用词典释义的判决数，总体上皆呈现上升趋势。从提出词典论据的案件数量来看：1991年只有1件，1992年至1997年没有；1998年之后呈逐步上升趋势，至2010年达到最高峰(124件)；2010年之后开始回落。从词典释义的采用率来看：2006年之前反复升降，表明法院对词典的态度大致介于接受与怀疑之间；2006年到2009年，采用率基本上稳定在64%左右，此阶段法院总体倾向于接受词典；2009年之后，该数据有下降趋势，但到2013年又有所回升。未来趋势如何尚难定论，但基于本表的分析可以认为，中国法院对词典释义的法律适用功能尚未形成一致的看法。
表4 词典提供方与词典释义采用情况 表4分析了词典提供方与词典释义采用率之间的关系。其中，词典论据主要是由案件的原告或者被告提出的，此类案件占总数73.4%，法院自主查明词典的情况相对少见，只有98个，而案件第三人提出的更少，还不到7%。总体而言，法院虽然可以依职权查明词典，但这并不属于法院的义务。从证据法的意义上，法院仍然坚持“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规则。对比两种情况下的词典采用率，可以发现当法院(主要是一审法院)提出词典论据时，此类论据一般会得到二审法院的尊重，而当事人主动提出词典论据时，最终采用的可能性最低。在排除一个提供方不明的案件之后，卡方检验下Fisher精确检验结果显示sig值为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据此可以认为，词典提供方与词典采用率有关。当事人提交的词典和法官自主查阅的词典在司法功效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或许说明法官对自主查阅词典存在自信的偏见。
表5 词典数量与词典采用率 表5检讨了词典数量与词典采用率之间的关系。从案件数量分布来看，只提出一部词典的案件有346起，约占总样本数的66.9%；随着词典数量的增多，案件数总体上呈现递减趋势。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出于诉讼成本和时限考虑，当事人或法院不愿花更多时间查询更多词典；二是词典既然是一种权威性论据，一部足矣，不需要堆叠各种词典。 就词典采用率来说，一部与两部词典之间并无显著差异，三部词典时则采用率有小幅度上升，当词典数量达到四部以上时，采用率显著提高。但在统计学意义上，尚无法确定词典的数量与采用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将数量不明的案件排除之后进行卡方检验，发现渐进sig值为0.316，大于显著性水平0.05，据此可以认为词典数量与词典采用率是不相关的。一种合理的解释是，尽管在理想状况下，当事人与法院应更全面地查阅词典，获得更有说服力的解释义项，但词典的堆叠并不代表所有的义项可以形成相互支持的链状结构进而增大词典释义的说服力。不同的词典在释义上会存在差异，而提出一部权威的词典证据顶得上几部词典。 有87个案件无法明确究竟使用了多少部词典，法官在这些案件的判决主文中往往只以“有词典表明”来声称判决考虑了词典释义，但并未指明具体是哪本或几本词典。采取这种做法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法院实际并不清楚词典是否属于证据法上的证据、属于什么样的证据。在这87个案件中，当事人和法院从未考虑过词典是否一种法定论据或证据，他们只是强调本方的解释或判断是有词典支持的。相应地，词典的功能主要是提醒记忆和帮助理解，而不是作为证据使用，法院也就在判决书中略去了词典的具体信息，导致无从对其进行统计分析。这也印证了表3的分析结论，即中国法院对词典释义的法适用功能尚未形成一致的看法。
在中国法院判决书中出现过的词典接近200部，表6依被引次数列出了法院最常用的11部词典。通用词典占了绝大多数，其中《现代汉语词典》、《辞海》是最常用的汉语通用词典，而《牛津高阶英汉双解字典》、《英汉大辞典》是最常用的英语通用词典。小语种词典主要有日语、法语、德语和瑞典语词典等。除常用的汉语通用词典和英语通用词典外，其他通用词典的使用率都非常低，不少词典仅仅出现过1次。在专业词典方面，法律类词典很少被法院引用。其中《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被引4次、《法学大辞典》被引2次、《布莱克法律词典》被引1次、《牛津现代法律用语词典》被引1次。在其他专业词典中，除了《化工词典》外，学科专业词典都只被引过1次。在网络词典中，最频繁出现的是“金山词霸”(被引10次)，其余词典只被引过1—3次。 表6的常用词典基本上都是由国内一流出版社出版，主编多是语言学界或相关专业的学术权威。这些词典的更新速度参差不齐，一些词典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而一些词典则十年一修，甚至从未修订过。因此，有的词典到目前为止已有多个版本，例如《新华字典》目前为第11版；一些词典至今只有两个版本，例如《英汉大词典》。由于中国法院的判决书通常并不指明所引词典的出版信息，因而无法通过词典的版本差异，来分析法官的个人偏好是否会影响词典释义的司法应用。
表7 词典性质与词典释义 表7将词典分为专门词典、通用词典与网络词典三类，进一步探究词典类型与词典释义之间的联系。(20)上表显示，引用通用词典的判决书数量最多，约占总样本的64.7%，其中汉语类通用词典和外语类通用词典分别占36.8%和27.9%。引用专门词典的判决书只占13.9%。可见，通用词典比专业词典更受法院重视。其原因可能是，法院所处理的词汇，即便是法律条文的措辞，也大多属于或源于日常语言，通用词典既可以用来解释日常用语，也可以用来解释专门术语。在不少案件中，尽管法院要处理的实际上是专业术语，但这并不妨碍以通用词典作为释义依据。如此一来，专业词典的采用机会势必会受到影响，加诸专门术语与日常用语的界限并不是清晰的，就进一步降低了其采用频率。 从词典采用率来看，汉语类通用词典的采用率最低，其次是网络词典和专门词典，而外语类通用词典和混合型词典的采用率最高。网络词典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已得到广泛使用，但单纯引用网络词典的判决书仍非常少。网络词典大多基于纸质词典发展而来，不少网络词典还以完整收录纸质词典为卖点，例如“金山词霸”就声称“完整收录柯林斯词典”。但网络词典与纸质词典仍然存在重大差异：(1)传统词典采取单向的词条撰写形式，编者通过收集、分析语词的引述情况建立词库，或以其他词典为蓝本进行编译；网络词典则强调开放、多元、互动和参与，读者可以和编者就词条、语义、例句等进行互动，甚至读者可以自己撰写词条；(2)纸质词典从组织人员、编撰修订到最后的出版成书需要耗费极长周期，不少词典甚至自出版之后就未曾修订过；相反，网络词典由于建立在互联网数据分析基础上，能够更迅速地跟上词汇的更新状况，收录一些在传统词典中无法找到的语词。这两个差异使得两类词典长短互现，也使法院对两类词典的立场摇摆不定。统计分析表明，不同性质的词典和词典释义的采用率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在排除词典性质不明的案件之后所做的Fisher精确检验，得到的精确sig(双侧)值为0.144，远大于显著水平0.05，据此可以认定词典性质与法官是否采用词典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 在数据分析过程中，还可以对混合型词典做更为详尽的分类，但这类案件数量相对稀少，很难具有统计学上的价值。不过，若将涉及网络词典的混合型词典与单纯网络词典进行比对，可以发现：如果网络词典配合了其他词典，最终法院采用该词典释义的可能性会更高。可见，法院对网络词典的态度还是相对谨慎的。
表8 采用词典的目的 表8对词典论据拟证明的对象进行了分类。在绝大多数判决中，使用词典就是为了阐明词汇的含义，即作为文义解释的一种特殊工具。就词语的特征来看，确认外语词汇的通常含义数量最多，其次是确定中文词语的通常含义，这两种情况下词典被法院所采用的可能性分别居于第一位和第二位。值得注意的是，与这两类词汇解释相关的案件数量基本持平，但是在外语词汇的案件中，词典的采用率超过中文词汇案件约10个百分点。对相关数据的卡方检验结果显示：渐进sig(双侧)值为0.01，Fisher精确检验的Sig值为0.00，下限为0.00，上限为0.06，小于显著性水平0.05，由此可以推断采用词典的目的与词典采用率有关。这说明法官对中文词汇的释义相对自信，然而一旦涉及外来语言，则倾向于使用词典进行语义分析。有的判决书中，法官俨然像语言学家一般对外文词汇反复稽查、辩难，即便只是相差一个单词或者字母。(21) 涉及解释专业术语的案件，大多是有关专利纠纷的。在此类案件中，当事人或者第三人经常援引词典作为公知常识证据，(22)或证明专利权利要求中对这些常识的省略并不违反专利法的完整性要求，或证明此类技术的在先揭露使得该项专利不具有新颖性、创造性。法院则通常认为，词典在界定专业术语时，既不优先于专利说明书，也不优先于行业惯例。(23) 三、词典释义的理论反思 实证分析旨在尽可能客观地描述现象，即词典释义的总体趋势、个别特征和内在问题。若要解释这些现象的成因、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规范法院在词典释义方面的某些做法，就必须诉诸一般性理论。事实上，有关词典编撰、义项设置和法律适用的一些理论和共识性观点，能够为把握词典和词典释义的特征提供一个更全面的视角，也有助于法官更全面地认识这种所谓的“权威性论据”，以尽可能减少法院在词典释义方面的含混和分化，进而抑制法院在判决说理上的恣意和不确定性。 词典释义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义解释方法，旨在处理那些位于特定概念边缘的中性选项。中性选项是否属于概念的对象或例子，原本无法依据一般的概念界定方式或语言使用习惯予以确定，只能交由法官结合个案情况进行裁量判断。为了寻求相对确定的裁量基准，增进判决的可接受性，在理论上，法院可以援引词典处理相关中性选项、进行裁判说理。但词典释义实际并不是一种自足的解释方法，词典本身具有诸多不确定性，它们无法给出一把刻度清晰、度量统一的语义学标尺。 在图书市场上，如果把一本参考书叫做词典就会更有销量，因为“词典”让人联想到学术、权威以及精确性。然而市面上存在各种各样的词典，每一部词典在风格、收录范围和义项的设置方面，都存在程度不一的差异。就词典编撰的不同风格而言，可以分为规范型词典和描述型词典。规范性词典旨在确立语词的“何种意义或者发音是对的”，并认为词典中的词条代表了语词的正确用法，而不代表语词实际是如何使用的。记录语词实际用法的词典，则是描述性词典，它们不规定语词应当如何说或如何用。(24)在词典释义之际，法官和当事人皆可能对以下问题产生分歧：对特定词汇的解释究竟应该参考规范型词典还是描述型词典？究竟应该参考与立法同时代的词典还是当下的词典？应当选择通常的含义还是比较专业的含义？一些觉得词典应该指示正确用法而不是俗语化表达的法官会倾向于援引规范型词典，另一些强调社会公众之通常理解的法官会主张参考描述型词典。(25)支持“原意解释”的法官更喜欢引用立法之际印行的旧版词典，其他一些相对看重当下理解的法官则更喜欢引用新版词典。类似的问题难以一一明示，但可以明确的是，词典自身无法回答这些问题，而不同法官的个人偏好，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肯定会影响到词典种类、版本和义项的选择，并最终影响裁判结果。 以对网络词典和纸质词典的适用位阶问题为例，已有的判决意见是因法院而异的，甚至同一法院的意见也前后不一。在“上海娜天服饰有限公司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驳回复审行政纠纷上诉案”中(法宝引证码：CLI.C.1055663)，一审和二审法院均认为：在互联网不断普及的现代社会，公众通过网络查询外文单词的机会越来越多，各种网络翻译工具提供的释义更容易为相关公众接触和接受；尽管权威英汉词典未收录“prolusion”一词，常用词典也未将“prolusion”作“序言”解，但依据网络查询得到的释义结果，可以认定该词有“序言”的含义。在“真口味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行政纠纷案”中(法宝引证码：CLI.C.434675)，法院认为“百度百科”的效力要优先于《汉日词典》等权威的正式出版词典。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与英特里德有限公司商标驳回复审行政纠纷上诉案”(法宝引证码：CLI.C.858901)、“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与戚麟商标驳回复审行政纠纷上诉案”(法宝引证码：CLI.C.825710，该案也是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中，法院却主张网络词典的效力低于正式出版的权威词典。 就同一词典的不同版本选择而言，法院的做法也显得有些专断。如在“包头市达丽雅鞋城有限责任公司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行政纠纷案”中(法宝引证码：CLI.C.366446)，原被告争论申请商标“少年领袖”是否具有商标法所规定的“其他不良影响”。原告向法院提交了1948年旧版《辞海》的“领袖”释义：“衣有领与袖为提携之处，转以喻人能率其下者也。”被告提交了1999年新版普及本《辞海》的释义：“国家、政治团体、群众组织等的最高领导人。”显然，法院采纳哪个版本的释义会对判决造成重大影响。法院最终对相关问题做了简化处理，简单地认为“少年”一词的修饰，使得“领袖”这个词汇对公众而言具有旧版词典的含义。 实际上，法官若想通过词典释义解决语义难题，必须依次展开五个步骤的工作：(1)判断需要界定的单词或者短语是什么；(2)选择词典的种类，考虑的对象包括通用词典、法律词典、专业词典和外语词典；(3)选择具体的一本或几本词典；(4)选择所选词典的具体版本；(5)选择该词典所提供的相关义项或定义。(26)在后四个关于词典释义的步骤中，法官在每一步都享有相当程度的裁量权限，且每一次裁量或选择都会影响裁判结果。与此相应，对前述每一个步骤的选择，当事人或法院内部都可能存在争议。由于法院往往没有在判决理由中正当化自己的选择——为什么选择这部词典而不是那部词典、这个释义而不是那个释义，就不免让人怀疑词典只不过是法官用来掩饰主观偏好的一种临时性工具而已。 个案事实的多样性和特殊性，会进一步放大词典释义的不确定性。从根本上说，词典是组织严谨、涵盖面广、信息高度浓缩的工具书。为了在有限的篇幅中用简洁的语言、明晰的体例呈现纷繁复杂的语言信息，编撰者必须在各个编撰环节中遵循简明性原则。释义是词典的中心内容，在这个环节，各种词典皆力求释义语言简洁流畅，例证有针对性和说服力，并且尽量简短。(27)在词典编撰者看来，词典释义的基本目的是向人们提供最直接的信息，让他们至少能够大体揣摩出词语在特定语境中的含义。(28)因而，词典学家在编撰词典之际对词汇进行的释义，与法官在个案裁判之际进行的文义解释存在重大差异。词典学家可以并且经常对特定语词进行一种试验性的定义，即在保证核心区含义的前提下尽可能顾及该词其他可能的用法。法官处理的问题，则是某种情形或者某个事物是否可归于特定语词的范畴，以及应该赋予其何种法律效果。例如，词典学家可以将“秃头”定义为“头上没有长或者只长很少头发的人”，但是到底“长多少根头发才不叫秃头”却是词典未予规定或无法规定的问题，然而法官要回答的却往往就是这些未予规定的问题，如某个头发很少的人是否就是所谓的“秃头”。 词典给出的释义是非语境或者说是超语境的。具体选择哪一本词典、哪一种释义，在形式上取决于法官的裁量或选择，但实际取决或受制于使用语词的语境。因此，即便是秉持文义解释的文本主义法官，也意识到若要对法律词汇的多种含义做出选择，“立足点就必须比字典更坚实一些”。那些超语境的词典只是一个语词博物馆、一个历史名册，而不是解码立法机构作品的手段。(29)假设一条规则的表达中含有“车辆进入公园”，那么依据《现代汉语词典》对“车辆”的解释——“各种车的总称”，自行车显然包括在内。然而，法院若依据这一词典释义判定自行车在个案中不能进入公园，在立法目的和判决效果方面无疑会制造问题。为了最大限度缩小概念义与现实语境义之间的距离，现代词典引入了多元的释义模式，包括签注、括注、插图以及更多的例句，这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词典释义的非语境问题。例如，《现代汉语词典》定义“车辆”之后给出的例句是“前方道路施工，车辆禁止通行”。单凭这样的例句，法官仍然无法得出准确的情境性判断。词典的义项和例句不可能包含未曾指涉的、存在于特定语境中的事物，例句也不可能包含释义所指涉的全部事物。所谓事先的、全面性的释义要求，显然超出了词典编撰者的能力。 法官在判决中的解释和说理，都必须立足于个案事实或语境，非此无以获取个案判决的正当性和可接受性。美国法上的Nix v.Hedden案就是一例，这个案件要处理的问题是进口西红柿究竟属于“水果”还是属于关税法第1883条所规定的“蔬菜”。原告向法院递交了将西红柿定义为水果的词典，并请植物学家出庭作证“西红柿是植物的果实”，法院在多数意见中也承认词典一般将西红柿定义为水果，但法院仍然在判决中认定：在人们的通常理解中，西红柿却是蔬菜。法院的判决否定了词典的释义，因为多数公众可能会认为西红柿是蔬菜，而不管西红柿在植物学上属于何种分类。(30)法院对词典释义的否定，所依凭的是一种直觉或常识进路，但只有探究相关的立法目的、诉诸西红柿作为商品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用途，才能够正当化其解释。这个案例再次说明，单纯依靠词典进行文义解释，是没有前景甚至会导致错误的。如果词典的释义被运用于不恰当的语境，那么词典反过来会妨碍法院对相关法律条文和词汇的正确考察，从而对法律适用造成负面的影响。 从现有的判决样本来看，中国法院对词典释义的语境问题有所注意但不够敏感，因而也无从形成统一的看法。在一些案件中，法院注意到了语境释义的重要性。如在“张三来与人保彭泽支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中(法宝引证码：CLI.C.24307)，法院需解释合同条款“由于自然灾害(暴风、洪水和内涝)造成种植的丝瓜绝收”中“暴风”一词的含义。汉语词典中对“暴风”的解释有二：一是大而急的风；二是气象学上特指的11级风，陆地上较少见。对当事人来说，法院选择何种解释，将会直接决定官司的输赢。法院斟酌个案事实认为，依据双方当事人订立保险合同的初衷，以及合同法上格式合同的解释规则，本案中的“暴风”认定为词典中“大而急的风”更为合理。但在另一些案件中，法院却执着于词典的释义，而忽略了更为复杂、鲜活的生活语境。如在“上诉人张来喜与被上诉人孙书霞婚约财产纠纷案”(法宝引证码：CLI.C.983731)的判决中，法院认为由于汉语词典没有说明“囍”字就是“喜”，所以原告“张来喜”不一定就是借条中的“张来囍”。这种解释过于机械，浑然忘了民间有将“囍”和“喜”通用的习惯。 这种反复出现的生活场景会影响公众对相关词汇的理解，进而对词典释义和法律适用形成一种反制。在法律解释理论中，如果一个词语具有公众周知的含义，那么解释就应该以此为准，此所谓“显明含义”进路。坚持该解释进路的法官，往往认为词典释义就是公众理解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显明含义的最佳证明。词典编撰者在释义之际所遵循的现实性原则，即释义所反映的事件或指称的事物必须符合社会现实、符合主流文化习俗的解释或陈述，确实也将词典释义和公众理解联系在一起。依据已有的判决样本，可以梳理出中国法院在这方面的四种做法：(1)采取词典释义时，不做公众理解方面的考量；(2)当词典释义和公众理解相一致因此也具备了可接受性时，将词典释义和公众理解等而视之，并据此处理中性选项，进行裁判说理；(3)当词典释义和公众理解基本一致时，将后者作为甄选不同词典、不同释义的标准，据此界定相关词汇的含义或意义；(4)当词典的释义和公众理解相抵触时，则弃用词典释义，依据法院所认定的公众理解进行文义或论理解释。在大多数的判决说理中，例如332份有关商标诉讼的判决，法院皆采用了(2)、(3)或(4)的做法。从中可以看出，公众理解是一个关联且优先于词典释义的解释标准，这种做法可以从词典释义的不确定性、个案语境论和一般法律解释理论等方面获得支持。然而问题是，当法院在判决中主张某种公众理解甚至依据公众理解否定词典释义时，却鲜有充分的说理论证，更不要说社会公众层面的调查研究了。如此一来，词典的支持者就可能反过来批评，所谓的“公众理解”也不过是法官用来掩饰主观偏好的工具而已。 在很多个案中，法院事实上很难说清楚词典的释义，尤其是使用外文词典时，与公众理解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因此，唯有诉诸其他解释依据如立法目的、判决后果等，词典释义才有更坚实的适用基础。(31)当然，这绝不是说公众理解或词典释义从来不是决定性的，是可以随意对待的。在词典释义和公众理解相一致的前提下，随意突破词典的法律解释，会直接损及解释的可接受性和司法公正。例如，最受中国法院关注的、被92份判决书引证的词典——《现代汉语词典》对“卖淫”的解释是“妇女出卖肉体的行为”。(32)这一释义显然不包括“男男卖淫”，也符合普通公众对卖淫行为的理解和认知。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法第359条“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的司法解释，却指出该条可以包括男性卖淫。(33)尽管这一司法解释在当时被认为基于刑事政策考量所做的必要扩张，但这种突破词典释义与公众理解的“扩张解释”，显然超出了“语义的可能射程”而构成了“类推”。这般解释溯及既往地订立了新规则，侵害了立法机关的刑事立法权，势必会招致批评和质疑。 总之，词典在司法过程中的应用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司法现象。当面临语义难题时，词典可以作为一种重建语义共识的工具，帮助法官在最短的时间内确定可能的文义范围。中国法院引证词典的519份判决书，总体上肯定了法解释理论上的这一见解。更详尽的数据统计和分析表明：不同类型案件中的法院裁量权限，与词典释义的采用率存在正相关关系；法院对词典释义的法律适用功能尚未形成一致的看法；词典提供方与词典采用率有关，法院主动提出的词典论据采用率最高，当事人单独提出的词典论据采用率最低；《现代汉语词典》、《辞海》和《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等11部词典是判决书中最常出现的词典，通用词典比专业词典更受法院重视，而法院对网络词典的态度则相对谨慎；词典在判决书中的主要功能是确认相关词汇的通常含义，在确认外文词汇的含义时，词典释义的采用率相对最高。相关统计分析给出的一个总体描述是：尽管中国法院在司法过程中频频引证词典，但在实际的判决说理中，词典释义并非一种权威、客观或统一的解释方法。 法院在判决书中呈现出来的分化和分歧，源于词典和个案语境的不确定性。二者的不确定性使法院在运用词典进行解释的每一个步骤中，都享有相当程度的裁量选择权。但是，法院的裁量权限并不能正当化在词典使用上存在的不一致性。当这种不一致性影响判决结果而又缺乏说理论证时，必将损害判决的可接受性和公正性。法官必须在词典之外寻找其他解释性根据，因为词典的释义是非语境的。法律解释要求法官尊重语词的字面意思，更重要的是尊重语词所关联的个案语境，以使解释结果尽可能贴近概念在实际运用中的要求。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虽然词典释义可以为确定相关语词的意义提供指引，但它并不是唯一的或排他的解释依据。词典以外的一些资料，如立法目的、立法史料、既有判例和社会习俗等，能够为法律解释提供更多、更好的帮助，这些资料有时还是选择不同词典、选择不同释义的依据。 陈林林负责论文的选题、拟定大纲、理论分析和撰写定稿，王云清负责相关判决书检索和数据统计。 ①See Neil MacCormick & Robert S.Summers,Interpretation and Justifications,in Neil MacCormick and Robert S.Summers(eds.),Interpreting Statutes:A Comparative Study,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Ltd.,1991,p.529. ②Cf.H.L.A.Hart,The Concept of Law,2d 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129.不过哈特在别处补充指出，边缘意义之选择无法经由演绎的推论方式获得，判断其选择是否完美之标准，仍是法律上的当为概念。See H.L.A.Hart,Positivism and the Separation of Law and Morals,71 Harv.L.Rev.608(1957-58). ③此为德国法律方法论上的见解，参见[德]英格博格·普珀：《法律思维讲堂》，蔡圣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3页。 ④在本文的讨论框架中，词典释义是指法官如何运用词典对特定词汇的释义，联系个案问题进行文义解释或裁判说理，其释义原则是解释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可接受性。这种释义不同于词典学意义上的词典释义，后者专指词典的编撰者是如何解释其收录的词汇的，其释义原则是客观性、明确性和简洁性。欲详词典学意义上的词典释义，参见林玫：《意义、释义与词典释义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62页以下。 ⑤词典释义的具体方法还有：说服性释义、理论性释义、词汇性释义、操作性释义、指物性释义和功能性释义。这些方法有些与前述四种基本方法重叠，有些并不常用。参见章宜华、雍和明：《当代词典学》，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39页以下。 ⑥B.T.Sue Atkins & Michael Rundell,The Oxford Guide to Practical Lexicography,New York:Oxford Univeristy Press,2008,p.2. ⑦John Farrar,Introduction to Legal Method,London:Sweet and Maxwell Ltd.,1977,p.225. ⑧Michelle Sanson,Statutory Interpreta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120. ⑨Eva Steiner,French Legal Metho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151. ⑩Henry M.Hart and Albert M.Sacks,The Legal Process:Basic Problems ir the Making and Application of Law(ed.by William N.Eskridge and Philip P.Frickey),New York:Foundation Press,p.1190. (11)Looking It Up:Dictionaries and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107 Harvard Law Review(NOTE)1439(1994). (12)数据根据相关文献计算而来，其中1864年至1989年的数据来源于Samuel A.Thumma & Jeffery L.Kirchmeier,The Lexicon Has Become a Fortress: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s Use of Dictionaries,47 Buffalo Law Review 248-255(1999)。1990-2010年的数据来源于Samuel A.Thumma & Jeffery L.Kirchmeier,Scaling the Lexicon Fortress: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s Use of Dictionari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94 Marquette Law Review 85(2010). (13)参见上引Samuel A.Thumma等1999年文，第244页。 (14)见“陆少华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行政纠纷上诉案”，(2009)高行终字第659号(法宝引证码：CLI.C.181452)。 (15)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与费里塔利亚合作公司商标驳回复审行政纠纷上诉案”，(2011)高行终字第1261号(法宝引证码：CLI.C.856367)。 (16)见“北京市美国太子行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行政纠纷案”，(2010)一中知行初字第835号(法宝引证码：CLI.C.381009)。 (17)见“刘进建与潘苗龙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2009)浙嘉商终字第156号(法宝引证码：CLI.C.286582)。 (18)要说明的是：第一，“北大法宝”数据库虽以提供目前最全面的案例信息为目标，但该数据库并没有穷尽全国所有地区、所有法院的判决书；第二，在检出的判决书中，有的详细说明了词典版本、页码及具体释义，有的则草草提及，不规范的参引注释导致了不少极为重要的信息只能作为缺漏项处理。 (19)“北大法宝”的原始数据(2081份)和有效数据(519份)存在极大出入。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北大法宝”数据库经常会将经典案件与原始案件并列放置，这些案件不能重复计数；第二，存在不少案件事实相同、处理过程乃至文书写作丝毫无差的判决书，这些判决书常见于集体诉讼中，而基于本文的写作目的，这类事实与规范皆相同的案件宜视为“一个”案件；第三，相关词典出现在事后编写的案件评介而非判决文书中，或判决文书中虽然出现相关词典，但这些词典不是作为解释工具，而是作为案件诉讼标的物或犯罪对象，这类案件不符合本文的研究目的，被排除在外。 (20)和表5相比，“不明”一项中少了3个案件。其中一个案件被归入网络词典中，即“南通东升艾克土工合成材料有限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实用新型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上诉案”，(2012)高行终字第1325号(法宝引证码：CLI.C.1055679)，因为判决文书中明确提及了词典性质。另外两个案件分别是“唐山市路北东波威娜专业美容美发中心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行政纠纷案”，(2009)一中知行初字第2770号(法宝引证码：CLI.C.296971)以及“霍尼韦尔国际公司(Honeywell International Inc.)诉温州市东启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侵犯商标专用权纠纷案”，(2008)温民三初字第242号(法宝引证码：CLI.C.185192)，依据判决主文可以判断法院所使用的词典属于外语类通用词典。 (21)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与美泰有限公司(Mattel.Inc.)商标驳回复审行政纠纷上诉案”，(2011)高行终字第69号(法宝引证码：CLI.C.844603)。在判定所申请商标“little people”应该翻译为“小精灵”还是“小人”时，法院认为按照《简明英汉词典》，只有“the little people”才能译为“小精灵”，而中国公众在没有相关语言知识的情况下，更倾向于将其理解为“小人”。要指出的是，即便法官像语义学家那样稽查词义，其分析也必然是建立在法官个人对公众阅读习惯的前理解之上的。 (22)这种做法是有规范依据的，如2006年版《专利审查指南》4.1(3)明确规定：“专利复审委员会可以依职权认定技术手段是否为公知常识，并可以引入技术词典、技术手册、教科书等所属技术领域中的公知常识性证据。” (23)见“雷恩自动机株式会社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专利无效行政纠纷案”，(2002)一中行初字第370号(法宝引证码：CLI.C.8970)。在该案中，对于原告将专利权利要求书中的“面包”修改为“点心”是否超出了原专利权利要求书，一审法院认为，虽然《辞海》里载明面包可作点心，但在食品工业中，“小圆面包”与“甜点心”的涵义并不相同，因此原告的上述修改已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24)前引(12)，Samuel A.Thumma等1999年文，第242页。 (25)前引(12)，Samuel A.Thumma等2010年文，第96页。 (26)前引(12)，Samuel A.Thumma等1999年文，第259页，第264页。 (27)章宜华、雍和明：《当代词典学》，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12页。 (28)Ellen P.Aprill,The Law of the Word:Dictionary Shopping in the Supreme Court,30 Arizona State Law Journal 285(1998). (29)Frank H.Easterbrook,Text,History,and Structure in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17 Harvard Journal of Law and Public Policy 61-67(1994). (30)149 U.S.304(1893).参见前引(28)，Aprill文，第314页。 (31)例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与棒球主盟资产公司商标驳回复审行政纠纷上诉案”中，原审法院认为《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虽然将申请商标“Mariners”解释为“水手”，但是不能因为词典记载了这一含义就认定公众具有这样的认知，在相关公众对英文单词不具有普遍认知能力的情况下，词典释义不能用来判断商标近似性。二审法院纠正了一审案件的错误裁判，认为本案必须结合近似商标制度的立法目的，只要存在认知混淆的“高度盖然性”就应该予以制止，而申请商标与引证商标均有“水手”的含义(法宝引证码：CLI.C.863202)。 (3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868页。该词典还将词条“嫖”定义为“男子玩弄妓女”，将“嫖客”界定为“指玩弄妓女的男子”(第994页)。 (33)在“李宁组织卖淫案”(法宝引证码：CLI.C.240354)中，被告人依据词典释义提出“公众常识理解”作为辩护理由，一审与二审法院均认为该理由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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