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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02)04-0014-03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是一门不断前进的关于文艺活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的诞生是人类文艺科学的一次壮丽的日出，是人类文艺思想史上一次伟大的革命。它的历史功绩和理论价值是有目共睹，不能抹杀的。但作为一门“历史科学”，它的一些概念、术语、范畴、命题以及某些具体的论断和意见，却也在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发生变化。如何站在新世纪的理论高度把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本文试图从“术语革命”的角度寻找其发展的逻辑起点和实现创新的切入点。
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72年版，第467页。），而“要思维就必须有逻辑范畴”（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72年版，第533页。）。概念、术语、范畴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最基本的工具，直接决定着人们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列宁说：“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梯级，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梯级，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注：《列宁全集》第55卷，中文2版，第78页。）“人对自然界的认识（＝‘观念’）的各个环节，就是逻辑的范畴。”（注：《列宁全集》第55卷，中文2版，第168页。）任何一门学科或科学都是由一系列的概念、范畴构成，任何一种独特的理论都有着专属自己的范畴系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也不例外。它的存在和发展，必然构成对逻辑反复的而又是不断更新的应用。作为一门科学或叫学科，文学理论的“理论这个词暗示了一个系统的发展起来的、以事实为根据的概念结构”（注：斯蒂文·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英文版序言第10页。），其“科学的理想就是把包含有人类已经取得的知识的概念和命题按逻辑关系联接起来，组织起来”（注：鲁德纳：《社会科学哲学》，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89～90页。）。
“逻辑的范畴是‘外部存在和活动的’‘无数’‘细节’的简化（在另一处用的是‘概括’）。这些范畴反过来又在实践中（‘通过对活生生的内容的精神提炼，通过创造和交流’）为人们服务。”（注：《列宁全集》第55卷，中文2版，第75页。）文学理论的范畴作为人类认识文艺现实的纽结、环节和梯级，是主体精神与现实之间交互运动的结果，是对活生生的现实的精神提炼。“这些概念（及其关系、过渡、矛盾）是作为客观世界的反映而被表现出来的”（注：《列宁全集》第55卷，中文2版，第166页。），而且，“人以自己的实践证明自己的观念、概念、知识、科学的客观正确性”（注：《列宁全集》第55卷，中文2版，第161页。）。文学理论范畴不是理论家主观杜撰的产物，而是客观事物在人的主观意识中的反映，是一种科学的抽象，并要在实践中不断获得检验，或确证，或修改，或淘汰。就是说，当思维从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时，它不是要离开——如果它是正确的——真理，而是要接近真理。
文艺现实是生生不息、千变万化的，对它的完整的理论认识也必然处于一种运动变化之中，文学理论的“范畴也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和暂时的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995年版，第539页。）。列宁强调，“不该忘记：这些范畴‘在认识中有自己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它们必定有效’。但是作为‘漠不相关的形式’，它们就会成为‘谬误或诡辩的工具’，而不是真理的工具”（注：《列宁全集》第55卷，中文2版，第78页。）。文艺现实的变化必然催生新的文学理论术语，以便做出与其自身运动相适应的逻辑概括。文学理论体系中的概念、范畴，在迎合不断变化的文艺实践的要求的过程中发生着汰变。
面对日新月异的文艺现实，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必须做出自己的理论阐释。首先，它要淘汰那些已经被实践证明是违背文艺规律的范畴、术语。譬如，20世纪30年代初，前苏联理论家提出的“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我国“文革”时期提出的“三结合”创作方法等。其次，它要不断更新、改造那些曾经是有价值的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其表述已不再精当的概念和命题。譬如，“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在文艺的现实发展中愈来愈显示出它的狭隘性，难以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和文艺实践的需要，但它们并非完全错误，而是有其科学内涵存在的。现在的任务是要找到更合理更准确的术语、命题来概括文艺事实，促进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科学化发展。再次，也是最重要的方面，要以新创的术语来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新的现实的有效言说，从而在现实与逻辑的互动中拓展其理论生长的空间。
当前，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中，关于“术语革命”的问题，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倾向，二者都不同程度地制约着理论的发展。
其一是，固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艺的个别论述，以他们对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文艺与社会的理论概括来指称业已变化了的现实。文艺现实的变化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失语，其基本术语、基本概念仍然是有效的，但是，许多新鲜事实的出现必然要求有新的概念来认识。而在有的研究者那里，只有歌德、巴尔扎克、狄更斯、欧仁·苏、玛·哈克奈斯、敏娜·考茨基、列夫·托尔斯泰等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及其创作能够进入他们的视野，似乎只有经典作家所论述过的作家、作品和现象，才能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来解释。这些研究者整天在那狭小的范围内打圈圈，固步自封，不愿把脑袋伸向丰富多彩的文艺和现实世界。虽然其中的一些人也关注文艺与社会发生的千变万化，但他们只能用经典作家的概念、术语来思维。离开了经典作家的话语，他们就有可能不会说话，结果是虽然说了不少，但总给人言不及意、隔靴搔痒之感。这时，其概念可能是属于经典作家的，但以此所获得的认识却已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了。缺乏新的概念术语，也就缺乏通向新的现实的梯级和环节，缺乏认识现实之网的网上纽结，理论认识根本无法延伸、展开，这样，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也就被终结了，被窒息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也因这些个别研究者的个体行为而背上“僵化”的恶名。
作为一门历史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995年版，第489页。），它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永久性地拥有对于新情况、新问题的发言权。而“理论的扩展或建构往往需要引进一些新的概念”（注：鲁德纳：《社会科学哲学》，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6页。）。恩格斯早就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4页。）没有“术语的革命”，便没有“新见解”的产生，也就没有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列宁强调：“从逻辑的一般概念和范畴的发展和运用的观点出发的思想史——这才是需要的东西！”（注：《列宁全集》第55卷，中文2版，第148页。）历史从哪里开始，思维进程也应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其实是现实的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随着现实的变化，思维便有了其新的形式。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术语问题是其理论创新的基础与切入点。
其二是，把各种学科、各种理论思潮的概念、术语不加转化地引进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把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当成一个无所不包的思想体系。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是人类文学理论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包罗一切，说明一切，它有自己的理论视野和阐释的有效区间，它的任务是要对人类的文学活动做出有条理的说明，而不是仅仅堆积一些互不相干、毫无联系和偶然的知识。大杂烩似的融合，不是对它的发展，而是偏离，乃至取消、颠覆。“所谓理论就是一些系统地联系在一起的命题。”一种理论框架内，概念、范畴、术语之间要实现彼此“系统地联系”，就必须“共同适合于逻辑上的包容关系”（注：鲁德纳：《社会科学哲学》，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0～21页。）。“系统不仅仅是科学的装饰品，而且是科学的核心”（注：鲁德纳：《社会科学哲学》，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89页。）。即使在具有反理论倾向的后现代主义者那里，也有着系统化的理论立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开放的，但不是无边界的。任何成体系的学说与学说之间都有相对独立、相互封闭、相互排斥的一面，不可能走向完全大同。正如艾布拉姆斯所言：“这些理论之所以不能相互比较，或者是因为术语不同；或者是术语虽同而内涵各异；或者是因为它们分别属于一些更大的思想体系，但是这些思想体系的前提和论证过程都大相径庭。”（注：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任何一种理论都有自己的逻辑结构、思维方式、价值吁求、阐释角度和存在样态。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创新，必须结合现实的发展与要求，紧紧抓住其逻辑起点，进行合乎规律的延伸，否则，本意是要发展，结果却可能变成了机械的组装，新创的部分不能为理论系统所消化。“因为，决定一种理论同一性的因素之一就是该理论的基本词”，所以“严格地说，通过把新概念（作为基本词）引入该理论已有的基本词之中，这个引进了新概念的理论实际上并没有扩展，它不过是用一种新的理论代替一种旧的理论而已”（注：鲁德纳：《社会科学哲学》，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7页。）。而且，一种学说的概念、范畴还是斗争的武器，具有在艺术场中来确定理论主体自身和他们的对手身份的意义（注：参见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55页。）。因此，“术语的革命”指的就是在原有理论认识之网的既定的经纬线上作自然延伸，形成认识的网结，改变已有经纬线最多只是形成零散的纽结，不能有机组成认识之网的局面。美国学者弗·杰姆逊试图调和后现代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其“后现代立场有时并不相容于他的马克思观点。譬如，在主——客体辩证关系问题上他采取了一种博德里拉式的内爆观点，由此导致了批判主体的终结，损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论，也斫丧了人们对主体的实践效力的信仰”（注：斯蒂文·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英文版序言第250页。）。
那种脱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逻辑框架及其有机性和系统性而进行的名词轰炸和术语翻新，只是以话语膨胀为能事的学术泡沫的典型表征，并不是真正的术语革命。新时期层出不穷的各种冠之以“新”、“后”、“新新”、“后后”、“后新”等前缀的时髦名词与术语，在今天看来，又有多少学术价值呢？反之，那些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系统内所进行的合乎逻辑的术语演绎与推导，却给我们带来了可贵的学术积累，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结的“网结”。譬如，“艺术生产”理论，虽然存在于经典作家的作品里，但并非是自觉而显性的存在，也不是作为一个独特的术语来使用，以至于长期受到忽略。当文艺面对商品世界和现代科技越来越强大的渗透的时候，“艺术生产”这一术语被发掘出来，并被赋予崭新的时代内涵，从而为正确认识科技革命时代的文艺提供了钥匙，并成为具有强劲辐射力量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新的增长极。同样，“意识形态转型”理论是在工业、后工业语境中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关于文艺意识形态性质思想的有力拓展。它强调从艺术生产的过程和机制来考察和分析艺术文本，寻找文本背后的社会历史内蕴，从荒诞杂乱、支离破碎的感性艺术生产中寻找到某种不是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一种资本主义制度所默认、许可甚至需要的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揭示出审美形式或叙述形式生产的意识形态性。无疑，这是对传统内容分析模式的有益补充。
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义文论永葆青春，使她充满朝气、充满当代意识，对活生生的文艺现实，遵循其逻辑思路进行科学的抽象概括，形成新的概念、术语，是其基本路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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