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书法观中的政治投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书法论文,康有为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光绪十四年(1888),康有为在北京“发愤上万言书,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注:陈永正《岭南书法史》第十二章第三节“书学史上划时代的巨著—《广艺舟双楫》”。)此书被顽固派礼部侍郎许应睽、李文田等阻格,未能上达。由于是“布衣上书”,书中所言“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注:陈永正《岭南书法史》第十二章第三节“书学史上划时代的巨著—《广艺舟双楫》”。)等纲领也颇引起朝中旧臣的不满,遂即遭朝野攻讦,“京师哗然”。(注:《广艺舟双楫·康氏自序》。)初次上书即遭挫败,康氏从政变法的热情为之一沮,政治上施展抱负的希望渺茫,苦闷之余转而研习金石书法。《康有为自编年谱》载是年曰:“沈子培(指沈曾植)劝勿言国事,宜以金石陶遣。时徙居馆之汗漫舫,老树蔽天,日以读碑为事,尽观京师藏书家之金石凡数千种,自光绪十三年以前者,略尽睹矣。拟著—金石书,以人多为之者,乃续包慎伯为《广艺舟双楫》焉。”
从光绪顺天应试上书到七年后的公车上书再到十年后的戊戌变法,乃至日后的“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州、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注:陈振濂《现代中国书法史》第三章“观念先行的康有为”P59。)康氏始终是维新变法的鼓吹者,十几年不懈的努力,给人一种“冥顽不灵”、“本性难改”的政治形象。那么,在此期间写的《广艺舟双楫》及书法活动,虽未必能与政治直接挂钩,要之是出于同一思想认识和心理情绪,想必也并非妄言。
“尊碑”与“抑帖”,是《广艺舟双楫》全书的核心。大肆鼓吹他的尚碑意识,对帖学一系作全面的否定,一系列的评骘之辞使人为之莫名震骇。一股明显的偏激之气冲荡其间。真实,碑学帖学,各系时势,各具其美,均是人们审美的选择和实践的结果,以康氏的学识功力应不难明此道理。过分的偏激,不是理论批评应有的态度。如此偏激过分,不免令人想起此公政坛上的一度叱咤风云,卒遭惨败的愤愤不平,将此心移之书法,偏激之意也是预料之中的,表面的荒唐掩盖了深层的必然。
如果说仅仅一个“偏激”尚不足以充分证明政治态度对康氏书法观念的强大影响的话,则再看以下分析。
在《广艺舟双楫》中,公开强调“变”。第一章即明确指出:“变者,天也”。透露出了一个变法者的心声,并将这一变易进化思想贯穿全书:
“人限于其俗,俗各趋于变。天地江河,元日不变,书其至小者。”(注:《广艺舟双楫·体变》。)
“以人之灵而能创为文字,则不独一创己也。其灵不能自己,则必数变焉。故由虫篆而变籀;由籀而变秦分;由秦分可变汉分;自汉分而变真书,变行草,皆人灵不能自己也”。(注:《广艺舟双楫·原书》。)
对于字体的衍变,康氏用“一切事由都在变化发展”的观点来考察,因为“天地江河,无日不变”,书道的变进,也在其中。理直气壮地把“变”作为时代的要求提摄出来。
“书法与治世,势变略同。周以前为一体势,汉为一体势,魏晋至会为一体势,皆千数百年一变,后之必有变也,可以前事验之也。”(注:《广艺舟双楫·卑唐》。)
“如今论治然,有守旧,开化二党。然时尚开新,其党繁盛,守旧党率为所灭。盖天下世变既成,人心趋变。以变为主,则变者必胜,不变者必败。而书亦其一端也。”(注:《广艺舟双楫·卑唐》。)
“故有宋之世,苏、米大变唐风,专主意态,此开新党也。端明独守唐法,此守旧党也。而苏、米盛而蔡亡,此亦开新胜守旧之证也”。(注:《广艺舟双楫·卑唐》。)
这里明确地把书道与治世相类比,强调节体与世变的关系。人心趋变,书道亦然,变之则昌,守之则亡,那么相应地康氏倡导的图强变法岂不也顺理成章地必胜吗?为了说明书界“变”的必要性,必然性,康氏援古据今,旁征博引,以拓宽人们的视野,开启人们的思路,用心不为不苦。由此来者,说康氏借书法来曲折地抒泄他心中被压抑的政治理想,我想是可以成立的。《广艺舟双楫》作为康氏书法观的集中体现,其无论是强调恒常的“变”,或是尊碑抑帖的偏颇立场,还是各种党的分类划分等等,无一不染有强烈的政治投影。
康氏研习书法的缘起是因为政治失意,一开始目的就不那么纯粹,他本人也视书法为“末技”,无意于此中耗费太多精力,在政治上始终抱有信心并思得一逞的康有为,自然不甘心以翰墨终老。在从事书法活动中时时不忘更重要的事务—变法维新,经常下意识地用书法寓变法之意,书法成了一种媒介或工具而不是目的。(我颇疑他并无意于做真正的理论家,而是为其政治活动服务)联想到此公的大作如《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日本明治变政考》,无不以大胆、偏激为务,直接针砭时事,托古讽今的学术作风,使人觉得在本质上他更接近于学问家而不是艺术家,当然也不是个地道的学问家,而是个颇具政治意味的学问家。
《广艺舟双楫》1889年脱稿,刊行后又遭戊戌八月、庚子正月两次毁版查禁,可见朝廷守旧派对此书的痛恶和惶恐。同样地,《广艺舟双楫》又屡禁不止,七年间凡十八印次,并远播海外,怕也正因为书中书法其表政治其里的缘故。如果仅仅是一部学术著作,则未必能如此持久地吸引广大的读者。
康有为有着出众的历史洞察力与发掘眼光,《广艺舟双楫》对北碑流派进行了全面整理和探究,完整的体系、广博的引证、精密的推论、雄辨的风格,使支离零碎之言难以与其媲美,人云亦云之说不敢望其项背。作为一个革命性的人物,强烈的政治色彩又使之难免持论偏激。《广艺舟双楫》之所以有偌大影响,风靡海内外,青年学子无不奉为圭臬,并不是因为当时人们看不出其中的偏激之处,而在于钦服这种指点江山启示历史的动人气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