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理性的起源及其同化机能——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同化理论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兰克福论文,探析论文,学派论文,机能论文,起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和主体性的丧失，是法兰克福学派关注和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总体异化作出了全面的批判，然而，随着对资本主义不同发展态势的深度体验，他们逐渐觉察到资本主义一体化趋势的强大，洞悉到一体化背后的同化机制，因而在考察同化的理性根源的基础上，他们对同化的总体性及其消极影响作出了分析，从而形成了他们独有的同化理论。本文主要以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为代表，厘清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同化理论的基本理路，并指出这一理论的偏失与遗憾，以便对法兰克福学派资本主义理论的完整把握有所裨益。
一
对理性的辩证考察，成为法兰克福学派分析同化起源、建构同化理论的出发点。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理性作为哲学思维的根本范畴，是哲学把握人类命运、领略生存之最高潜能的唯一方式，在哲学史上，它更多地被设定为主体所独有的支配自然客体，把握其规律的能力，具有使主体能动性得到张扬和肯定的特质。因此，理性的发展同人的主体性的形成和主体地位的确立是同一的。然而，理性在协调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过程中却又在事实上开启了一个人的主体性遭到拆解的历史过程，人的主体地位及其价值确认逐渐失去了理性的维系，法兰克福学派把理性的这种背反功能归结为理性自身身份转化的结果。在他们看来，在人类主体成长过程中存在着两种理性，马尔库塞分别把它们叫作“肯定的理性”和“否定的理性”，霍克海默则把它们叫做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
肯定的理性（主观理性）把“既定的”事实看成是对真理的肯定，从而它主张接受一切现存的事物，反对任何对现存事物的否定；实证主义所主张的“实证的理性”就是这种“肯定的理性”，其最大特点就是以“肯定”为本质，“诱使思维满足于事实，拒绝超越事实，并且服从既定的状况”（注：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纽约1954年版，第27页。）。而否定的理性（客观理性）则认为任何“既定的”事实都内含否定性，是与真理不符的“非现实”的东西，只有否定这“既定的”事实，才能达到真理；辩证法所主张的“辩证的理性”就是这种“否定的理性”，其最大特点就是以“否定”为本质，通过以“规定了事物的内容和运动”（注：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纽约1954年版，第27页。）。的否定性建立批判的依据和价值，通过反对对一切现存事物的接受与维护达到对现实的超越。
由于肯定的理性（主观理性）被实证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当作一种合作协调的努力，当作可以通过方法的使用和对任何非智力因素的消除来增加效率的东西”（注：霍克海默：《理性之蚀》，纽约1947年版，第8-9页。），因而它事实上是一种工具理性。工具理性本应服务于主体地位之确立、价值之构建和意义之实现的客观理性，在人类总体理性中处于从属地位，然而，它却从人类总体理性中游离出来，凌驾于客观理性之上，遮蔽了理性的否定本质，并消蚀了理性的批判特质，工具变成了支配目的的主体。
从历史上看，工具理性是启蒙精神自身演变的产物。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人类理性本来是作为神话的解毒剂出现的，通过启蒙，它“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消除神话，用知识代替想象”（注：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它以自由、平等、幸福诸观念衡量一切，主张人的生活的总体和谐，强调思维的批判性和否定性，即它本来是一种客观理性或否定理性。作为理性的人学根基，客观理性代表着征服自然和使人摆脱世界魔境的启蒙精神。由于它追求一种人对自然统治的知识形式，抛弃了诸如实质、因果性、属性一类的形而上学范畴，把世界仅仅归结为它的量的方面，通过提炼抽象的普遍性，建立纯形式的或程序化的范畴体系，因而它必然由对人性的张扬转变为对人性的钳制。它赞同社会强迫手段，以被操纵的集体统一性否定每一个个人的意愿。这样，启蒙精神就由客观理性转化为主观理性，即“变成了包罗万象的经济结构的单纯的协助手段”（注：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6页。），变成了用来制造一切其他工具的、为固定目的服务的一般工具。
在当代，工具理性通过显现为技术合理性和政治合理性而表现出它的专制与蛮横。马尔库塞指出，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技术控制“真正体现了有益于整个社会集团和社会利益的理性”（注：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这种体现在技术控制中的理性，本身就是一种技术合理性，并通过技术合理性进而显现为政治合理性。在马尔库塞看来，当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业化的技术已是一种政治的技术，“技术合理性展示出它的政治特性”（注：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8页。），它变成更有效统治的得力工具，并创造出一个真正的极权主义领域，在其中，“科学地加以理解和控制的自然，再现于生产和毁灭的技术设施中，这些技术在维系并改善各个个人生活的同时，又使他们服从于设施的控制者。于是，合理的统治集团与该社会融为一体。”（注：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49页。）技术作为一种操作体系和文化形式，一方面为现存社会的合理性辩护，但是，在另一方面，“技术合理性再生产出奴役。对技术的服从成了对统治本身的服从；形式的技术合理性转变成了物质的政治合理性”（注：《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04页。）。
二
工具理性的形成及其在生活世界中的昭彰，显示出资本主义同化的特有成就，而所谓资本主义同化，根据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看法，它是以资产阶级国家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为主导的一方、以个体成员为被支配的一方而组成的一种持续运作关系，即前者基于合理性调控、制衡和统摄后者，后者基于合理性认同、确信和依托于前者，从而形成一种共时态的或结构性的包容认同关系；资本主义通过合理化控制和操纵达到对人的主体地位的否定及其能动性的剥夺，个体的人则以主体性的出卖、个性和才能的转让，谋求一种片面而自足的生存。在这一过程中，工具理性由于赋予政治统治和意识形态以一种专业程序化的合理性和技术操作的可行性的外观，而直接呈现出它对社会结构和生活世界的支配权，这种支配权作为一种强大的同化机能，在经济、文化、政治、心理空间诸领域发挥着消解对立、抹平差别、清除否定性、遏制质变的功效，通过播撒顺世主义的种子，催生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体化状态。
在经济层面上，工具理性讲求机械化操作的普遍性和追求效率的绝对性而直接表现为经济的合理性，也就是一种支配自然和人的社会活动的权威，对此，霍克海默指出：“让主体最大可能地适应具体化了的经济权威，便是理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实际上采用的形式。”（注：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80页。）事实上，生产过程中机械化对劳动者体力和劳动强度的降低，运用程序和量化标准导致的高效率，以及消费领域中消费方式和消费内容的平均化、一致化等等，都是工具理性的经济成就，它表明，工业化的技术、量化标准和常规，在使生产性工作和非生产性工作、蓝领阶层和白领阶层达到同化的同时，又使人的灵魂同化到机器的节奏和机械化的规则之中，劳动者的态度和思想意识被劳动特点和生产工具的变化所改变的事实说明，“技术的面纱掩盖了不平等和权役的再生产。以技术的进步作为手段，人附属于机器这种意义上的不自由，在多种自由的舒适生活中得到巩固和加强”（注：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页。）。
在文化领域，工具理性表现出一种大众性的维度或文化工业的运作机制，消解个性，塑造样板；贬斥超越，颂扬顺从；剔除真实与高雅，浸润着虚幻与俗化。这里的大众性维度本身就是一种同化，“大众性包含着无限制地把人们调节成娱乐工业所期望他们成为的那类人”（注：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75页。），资本主义制造了多样化的文化生活的新形式，“如果个体不想被毁灭，那么，他就得变形以适应这些新形式”（注：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74页。）。个体自身的调整和对文化新形式的适应，事实上就是资本主义文化同化的个体效应。尤其是以技术复制为特征的文化工业通过抑制、约束、塑造、模仿等具体的同化运作方式，既不断刺激人们的特殊愿望，又迫使人们去接受大众的爱好和流行的时尚，因而，“文化工业不是纯化愿望，而是压抑愿望”（注：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31页。）。“文化工业通过娱乐活动进行公开的欺骗。……以便能够更牢靠地在生活中支配人们的活动”（注：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页。）。文化工业的每一个运动，都不可避免地把人们再现为整个社会所需要塑造出来的那种样子，因而，“文化工业最终使模仿绝对化了”（注：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22页。）。文化工业的这种同化过程，体现了资本主义文化的共性特征，这就是它的虚幻化与非个性化。“文化即使在个体没有摆脱他实际上的卑微处境之条件下，也能让他欢呼雀跃。文化谈论着‘人’的尊严，而从不关心对人类来说更加具体的尊严地位。”（注：《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30页。）这表明，资本主义文化在赋予个体自我安慰式满足的同时，又隐藏着对个体的身心残害，人们最终成了“改造他们思想的文化机器的零件”（注：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60页。）。
在政治层面，工具理性把技术的合理性变成了政治的合理性，把“社会的政治需要变成个人的需要和愿望”（注：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这样，资本主义社会就能“利用技术而不是恐怖去压服那些离心的社会力量”（注：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从而使一切真正的对立一体化，使一切不同的抉择同化”（注：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8页。）。即使在消费过程中，人们也能以避免蕴含于消费品中的制度因素、态度、习惯、生活观念、思想情绪等等政治意识形态的操纵和控制，受到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同化。在交际过程中，人们使用的语言“总是命令、组织、引导人们去做、去买、去接受”（注：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79页。），因而语言在实际上执行着行为主义的功能，通过调和对立面、为对立面的一致服务，以对政治意识的掩蔽而表达政治的意向，即“语言的功能化表示一种具有政治涵义的意义的省略”（注：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80页。），以致人们经常使用“自由”、“平等”等名词却不知道其意义是什么，不知道“自由的流行方式是奴役，平等的流行方式是强加给人以不平等”（注：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81页。）。在政治同化的氛围内，语言最终“丧失了进行判断的能力，从而也消失了区别正确与错误的能力”（注：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92页。）。
上述不同层面的同化，集中在个体心理层面形成潜化效应，马尔库塞尤为看重潜化在完成同化过程中的深刻作用，他说：“潜化使人联想到自我把‘外部的’移植为‘内部的’那一整套相对自动的过程。”（注：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在潜化的作用下，资本主义社会控制由外在的强制转化为个体内在的自觉自愿的过程，“甚至连个人的抗议在根本上也受到影响，拒绝‘随大流’的思想情绪显得是神经过敏和软弱无力的”（注：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结果，个人通过模仿同整个社会达到了直接的一致化。这种潜化、模仿和一致化，反映了个体对社会压抑、控制和操纵的认同与内化，是同化的深刻性渗透的表现。
三
作为工具理性的总体运用，资本主义同化在实质上促进了资本主义合理性原则的具体贯彻，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高效率和整个社会结构的稳定性，最终使资本主义孕生出抵御各种社会危机和社会质变的弹性活力。但是，资本主义“在广阔范围内促进了效率和进步的合理性，其自身就是不合理的”（注：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这就是资本主义同化所造成的主体性的丧失，具体表现为：
首先，同化造成了人的内在化和非个性化。霍克海默认为，资本主义把管理细节的常规程序和标准化、齐一化的文化产品，契入私人闲暇的精神生活领域，人们在消费和享用这些文化产品时，实际上“已经沉溺于个人的观念世界里”（注：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63页。）。因此，反映在文化产品中的技术的威力、政治的理念、生产的增长、家庭的转变、生存的社会化，共同将人推向回归之路，遁入内心，“今天的个人实质上把自己封闭在自身之中，他的理智行为不再与他的人类本质内在地相互关联。他们采纳环境发布的任何指令。大众的判断，不论真、假，如同其它的社会功能一样都来自上面的指使”（注：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65页。）。然而，这种向内心的逃遁，把自己封闭在自身之中的内在化，并不表明人的个性的独立，文化的生产和消费呈现出伪个性化和非个性化的倾向，剥夺了个人的创造能力，达到个性化的努力最终被摹仿的努力所取代，个性成了一种幻想。个性之所以成为虚幻的，不仅是由于文化工业生产方式的标准化，而且还由于“个人是以牺牲个性的名义取得成就的”（注：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46页。），因此，迎合潮流，趋向时尚，消费追求模式化、一律化的倾向，正是与个性的消失或被扼杀紧密相关的。
其次，资本主义同化造成了人的单面化和阶级结构的一体化。马尔库塞认为，虽然社会“存在的一切形式都具有本质上的否定性”（注：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纽约1954年版，第27页。），但是，由于同化从社会各领域中消除了反对现实社会制度的一切不利因素，阻止了社会的变革与进步，遏制了各种现实的和可能的危机，因而形成了没有反对意见的一体化状态，社会变成了没有否定因素的肯定性社会。这种社会表面上赋予人们有参与市场竞争、文化生活和政治抉择的自由，但是这些自由只是“被管理了”的、“给定的”自由，是阻碍人的“自我决定的自由”（注：马尔库塞：《批判的哲学研究》，波士顿1973年版，第223页。）。人们事实上以屈从于社会的政治需要、以接受社会的操纵与控制为条件换得片面的自由和麻木的幸福，因而成为没有反抗性和否定性的“单面人”。人的“单面化”既是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全面不幸和彻底异化的表现，又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合理的合理性证明，是资本主义经由同化所达到的肯定的一体化的个体基础。资本主义不仅通过强大的教育和娱乐机器把不同的个人“结合在一种麻木不仁的状态中，使他们不会再萌生任何有害的念头”（注：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73页。），而且还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先前的敌手在当代社会最发达的地区联合起来了（注：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无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的同盟军，表明当今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一体化的最终形成。
面对资本主义同化对人性的消极影响，早期法兰克福学派试图通过对其批判理论的张扬达到干预资本主义同化的目的。在霍克海默看来，“人类的未来依赖于现存的批判态度”（注：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29页。），“批判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人类在现存社会组织慢慢灌输给它的成员的观点和行为中迷失方向”（注：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50页。）。为此，批判理论要以控制和压迫为主题，以人的自由解放为目标，对当代资本主义加以全面的批判，从而在物化世界中揭示人与人之间的深层关系，在非人的事物下面发现人的根基。但是，如何把事实与价值、理论和实践、主体与客体统一起来，赋予批判理论以阶级基础，使之转化为变革社会现实的政治行动纲领，这却是法兰克福学派无力解决的重大课题。霍克海默指出，由于每个社会阶层的意识都有可能受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限制和腐蚀，因而“不存在可以由对批判理论的接受加以指导的社会阶级”（注：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28页。）。这种拒绝把批判理论归属于无产阶级的做法，不仅使其解放的设计失去了可靠的社会基础和理论的历史依托，而且还为整个批判理论定下了悲观主义基调。例如，在马尔库塞那里，一方面他认为，革命反抗的可能性存在于由流浪汉、无专门知识的人、其它种族和有色人种的被剥削者、被迫害者、失业者和将失业者这些人所构成的下层社会可能采取的激进行动之中；另一方面又认为，这种行动虽然包括了人类的最先进意识和它的最深受剥削的力量的聚会，但是社会批判理论不能给我们以根据去预计到这种事情将发生，不能“将其合理性转化为历史实践”（注：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29页。），它“并不拥有能在现在与未来之间架设桥梁的概念；它不作许诺，不指示成功”（注：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31页。）。他哀叹道：“一种没有跟上资本主义实践的理论，是很难指导旨在废除资本主义实践的”（注：马尔库塞：《反革命与造反》，波士顿1972年版，第34页。）。这就是马尔库塞在充满激情的理论批判之后所得出的悲观结论。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从对工具理性起源的考察到对资本主义同化机能的分析，试图揭示出人的主体性丧失的理性—技术原因，而贯串于这一理路中的同化思想则表明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向度的转换，亦即由对异化的批判转向对同化的批判。在他们看来，异化是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外观，运用异化概念对异化现象进行批判不能消除“异化了的主体被其异化了的存在所吞没”的客观事实，“异化概念本身因而成了问题”（注：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1页。），在这种情况下，探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同化机制，建构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同化理论，就比异化理论更具实质性和独创性。因为从异化的视角看，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普遍的对抗关系，而从同化的视角看，资本主义社会则呈现出一体化的协调关系；就同化与异化的关系而言，同化机能越是强大，被同化的主体越是感到异化，因而，同化理论既揭示了同化对于异化的根源性和实质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对资本主义稳定性和渗透性的说明，由此展开的同化批判无疑是深刻而独到的。这一理论从一个特定的视角审视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何以消失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原因，为我们认识当今西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对社会生活和世界体系格局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然而，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这种批判理论较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存在如下偏失；首先，作为对工具理性和技术手段的具体批判，同化理论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的要素和运作方式的批判，它偏离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其次，它拒绝把无产阶级作为自己的物质武器，因而割裂了马克思关于精神武器与物质武器相统一的解放原理。这种偏离和割裂，背弃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真正旨意，是法兰克福学派留下的重大缺憾，也是需要我们注意分析批判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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