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全球化的新方向——2001年的全球化与反全球化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方向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全球化与反全球化
全球化，作为一种运动，它不顾、不尊重国家的边界，反而要化掉国家的边界。过去的10年，全球化主要是贸易与投资的全球化，这种经济全球化不仅是“北方的”（发达国家内部，包括欧洲、北美与日本），而且也是“全球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从富裕的北方不断扩散到贫穷的南方（发展中国家），许多原来不属于这个“全球”经济的国家正逐步加入进来，如中国与前苏联的许多国家。
反全球化构成全球化的反面，其主要不是理论而是行动，特别是以国际经济会议或者西方国家领导人聚会为对象的街头大规模抗议。反全球化分子担心国家的主权与边界遭到全球化的削弱，指责全球化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有些还试图阻止全球化的趋势。如果说，全球化是一个正题，那么，反全球化就是它的反题(anti-thesis)。当人们众口一词赞美、拥抱、支持、渴望全球化时，那些站出来对全球化说出“不”字者是勇敢者，他们公开表达自己对全球化的不满，但他们是否能建立起全球化的反题？
综观过去的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理论与观念上，两者都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过分简单化、夸大了事实与带有相当程度的一厢情愿成分。
全球化的主张者对反全球化不解，而反全球化者则对全球化主张不以为然，两者之间缺少对话的交集。对于这两者之外的“第三者”来说，最不可思议的是，全球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引起这么多人的声讨？
应该说，直到1999年反全球化的西雅图示威爆发前，特别是1997-1999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前，甚至包括一些向来批评、研究资本主义的人士，都在为全球化唱赞歌，认为世界范围的市场化可以根除贫穷与衰落，带来世界和平与发展。公正地说，全球化促进了经济增长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一个常识性的研究结论是，大体上，一个国家的经济每开放1%，其人均收入则上升1%。这一发现解释了新加坡的富裕与缅甸的贫困，因为同是东南亚国家，新加坡的开放与缅甸的封闭形成了鲜明对照。一句话，西雅图爆发反全球化示威前，人们一般认为，全球化不是一种原罪，而是一种福音，这一点与今天的反全球化的异议声音形成鲜明对照，许多人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这两年来，全球化与全球主义似乎处于守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全球化与全球主义成了贫穷与毁灭的代名词。一些人更认为，全球化无法解决当今世界存在的各种问题。美国被袭事件后，本来就怀疑全球化的人更把这个悲剧当作是全球化的“切尔诺贝利”，认为以市场为中心的全球化存在着内在的不稳定性而难以持续。
人们不禁要问，如此“壮观”的反全球化到底说明了什么？如何解读反全球化？笔者认为，反全球化运动正说明全球化进程在深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结果，它本身又构成了一种全球化，只不过可以叫作“另一种全球化”。换句话说，反全球化不就是全球化深化的标志之一吗？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进程，许多人，特别是对它缺少认识的人，不是把全球化看作是好事一桩、包医百病的良方，就是把全球化看作是乌托邦、资本主义剥削的新形式。其实，冷战后开始的全球化还处在其初级阶段，深层次的全球化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开始。当全球化深入发展以后，全球化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才会显现出来。反全球化是全球化进程中矛盾性的体现，它的出现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
反全球化还说明，全球化的道路不应只有一种模式，如果世界上真的只有一种全球化模式的话，那么，反全球化还将进一步发展，因为世界本来就呈现多样性与复杂性，一种模式的全球化下来，期间必然有多种复杂的冲突与交锋。某种意义上讲，反全球化实际上就是反对全球化模式的单一性。当今世界，欧洲模式的全球化与美国模式的全球化就存在着不小的差异。在政治与民主方面有着非常相似根源的美国与欧洲，在对待市场的问题上，差异明显，许多欧洲人直到现在也不完全认同美国人的全球化观念。美国版本的全球化是自由主义（准确地说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强调市场与竞争的中心作用，尽可能地减少国家的作用，降低各种不利于市场发展的壁垒。这种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全球化是促进经济增长与提高生活水平的强大力量”，“比较开放的经济增长业绩较好，相反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国家经济增长较慢”。反全球化则认为，全球化不能只有这样一种版本，以市场为中心的全球化必然导致贫富差距扩大，产生严重的社会不公正现象。一些欧洲人的反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反美，准确地说，是反对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的“市场是一切”的全球化，他们把市场看作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是自然法则，而文明则是同自然作斗争，是对市场野性的必要人性化与社会化。而且，在欧洲人看来，市场的效率如果建立在牺牲社会稳定、社会公正的基础上，这种效率其实是不值得的。
关于反全球化的原因
反全球化的力量成分很复杂，大体包括了那些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希望获得国家保护免受公开贸易冲击的公民，未能或者不能充分获得全球化的利益者（包括集体行为如国家与公司，以及广大的个体），对市场惯例与结果的不文明（残酷性）感到不安的人等等，由于市场经济的扩张和技术竞争的加剧而越来越出现社会不公正与不平等，这类人感到市场的效率换来的是社会的不安定与不公正，那些强烈指责单纯在世界范围内追求利润和企业文化而不顾社会利益、社会效果的左翼人士，他们认为如此全球化是很“不道德”的。当然，反全球化分子还包括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同性恋者，五花八门。
新自由主义承认，“人们并没有普遍认为我们关于商品、服务和资金的特别复杂的国际分配体系在提高生活水平和向全世界推广文明价值方面取得了成功，实际上，认为需要保护经济免遭公开贸易冲击的人从一开始便努力减缓甚至扭转支持全球化扩张的力量”，“技术进步和全球化影响着在曾处于技术前沿但后来竞争力越来越弱的行业取得成功的人”。
实际上，反全球化原因比上述分析要复杂得多。
当前的全球化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确实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与弱点。参与到全球化中的各种行为体应该意识到并着手弥补、修正这些缺陷与弱点，以便推动全球化走向高级阶段。
经济方面，当前的全球化单纯以公司为中心，偏重于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严重忽略了市场“没有边界的自私”(selfishness without frontiers)的本性。其主张者与推动者过分夸大了经济自由化的作用，以为只要实现了全球经济自由化，各国经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就搭上了飞速发展的列车。于是，那些开放后并没有见到效果的人、国家与组织就开始抱怨“上当”。事实上，经济开放只是摆脱贫穷、发展经济的一个必要条件，并不是其必然结果。东亚国家取得经济成就不光是执行开放政策的结果，也是因为存在有效地引导经济发展的政府及其政策。全球化弱化了国家的传统作用，世界上多数国家面对全球化的挑战，还没有找到新的政府定位。在资本流动完全超越国家主权的情况下，任何开放国家都免不了受资本市场波动的影响。最近几年，在东亚、东欧、中东与拉美，金融危机以及连带的经济衰退此起彼伏。
政治方面，全球化的主要动力源是不再考虑边界限制的各种跨国公司、工业化国家的政府、持新自由主义立场的意识形态精英，但致命的是，这些全球化力量仍然缺少充分的民众基础与广泛的社会支持。在许多情况下，当前的全球化正在带来资本与劳工、资本与国家之间两大关系的新紧张。在某种意义上，全球化不幸地被某些人当作了美国权势（霸权）的影响世界化的新政治意识形态，许多反全球化分子于是武断地把全球化等同于美国化（当然这只是极为表面的某种现象），抵制全球化行动是与他们对美国世界霸权的盲目憎恨、反对情绪分不开的。
社会方面，全球化也引起了不少问题。全球化进程与全球生态退化的进程几乎同步，这使得反全球化者把生态恶化归咎于全球化。在相当程度上，目前的全球化并不重视财富分配、就业与发展问题。这样的全球化越是加速，无论国内还是国际，贫富鸿沟反而不断扩大，社会分层越发明显。由于各国的劳动力具有相对不可流动性，而跨国公司又在全球配置资源，获取竞争优势，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权益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全球化也对人们的文化认同造成重大的冲击。
拥护还是反对全球化，根本上是个利益分配问题。全球化似乎不问民族与国家，不分地区与方位，不管穷富贵贱，但实际上，如同一切事物一样，全球化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一些国家从全球化中受益，一些国家则逐渐被边缘化，还有许多国家其实根本就没有进入全球化。甚至在一国内部，也区分为全球化的受益者与全球化的失落者。越是全球化，富国与穷国之间、国内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就越大。资本的本性是趋利的，它当然集中于像纽约、伦敦、东京、香港、法兰克福这样的全球金融中心。就国家而论，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是全球化中的最大赢家，而非洲、南亚、中东、中亚多数国家则是全球化中的最大输家（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则处于全球化的绝对边缘，因而成为跨国恐怖主义的温床）。
反全球化中存在的几个悖论
如何评价反全球化？这是一个至今仍在争论中的问题。笔者的看法是，反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如同全球化一样，不能简单地加以反对或者拥护。2001年9月，比利时首相费尔霍夫施塔特(GUY VERHOFS-TADT)发表了一封非常说理与平和的关于反全球化问题的公开信，西雅图、哥德堡与热那亚发生的反全球化街头示威活动是后意识形态时代(post-ideologicalage)的一件新鲜事，如果这些事件有一定意义的话，主要是因为反全球化分子提出了许多很好、很正确的问题，由于他们的行动发生在政治生活日益乏味和技术官僚化的时刻，所以，从民主的角度看，这种反潮流的行为是一件好事。
但是，反全球化运动的逻辑混乱，思维矛盾，除了诉诸暴力反全球化绝对不可取外，反全球化示威者没有为他们所指责的问题提供任何可行的解决方案，破坏有余，建设不足。他们因为指责世界级商标品牌影响了人们的消费习惯而建议退回到那种小的、地方规模的生产与消费上去，让世界走回头路，充满了怀旧情绪，这几乎是幼稚与可笑的。反全球化分子攻击自由贸易与投资，其实，任何一个国家与任何人，包括这些反潮流者，离开世界贸易是不能生存下去的。一些反全球化分子还“同情”第三世界国家的穷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应该支持更加彻底与自由化的世界经济。
在反全球化运动中，不乏许多真心希望改善全球化进程的普通民众，但鱼龙混杂，其中的一些极端右翼派和新法西斯主义者居然公开鼓吹他们自己所谓的“种族优越性”，不主张文化宽容。如此这般反全球化，有可能危险地改变全球化的正确方向，导向极端主义与右翼民粹主义。
没有人否定气候变化与全球变暖的事实，但这些问题只能通过全球承诺加以解决。每个人都承认世界贸易对贫穷国家的重要性，但是，这一样需要全球社会与生态标准。不道德的货币投机引发了金融危机，最有效的对付这种不道德行为的方法是创造一个更大规模的货币联盟（如欧元与东亚金融合作，这是真正的另一种形式的全球化，是对市场全球化作出的有效政治安排）。
不能听任全球化进程只受市场力量支配，而必须有驾驭全球化的相应制度安排，否则全球化的社会成本太高，将在根本上制约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为此，要形成三级国际制度。在国内，各国首先要加强适应全球化的制度建设。在国际，现存国际经济组织要加速机构改革，对各国政府与人民更加负责，增加机构与工作的透明度并接受全球各地公众的监督。地区是沟通全球与国家的中间环节，有关国家应在地区一级积极探讨多边合作、地区一体化的模式，争取使类似欧洲、东亚这样的地区在全球化的制度结构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从长远看，当前反全球化运动提供的最深刻教训应该是：世界各国应尽快探索“全球治理”之道。为了人类的共同未来，为了一个更均衡的、可持续性的全球化，民主、公正与合理的全球治理非常必要而紧迫。因为全球治理涉及各国的切身利益，各国之间达成一些能付诸实施的全球化问题框架非常困难（如同关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世界贸易组织贸易谈判一样）。尽管如此，各国领袖必须拿出足够的政治勇气追求国家体系存在下的全球治理，以建设性的态度争取去调和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矛盾。
反全球化示威者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但是如何找出正确的方法对付这些问题？笔者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的全球化，而不是更少。现在全球各地出现了各种解决全球化中存在问题的方案，比如国际（全球）资本流动、交易征税就是一个很正确的方案，但这需要各国政府之间加强密切的金融合作。各国政府与公共舆论还要让广大人民对全球化的利益与风险有正确认识，既不能片面夸大全球化的好处，也不能把全球化描述成摧毁一切传统的恶魔。
全球化是世界走向相互依存网络的历史趋势，它本身是个中性的东西，既可以服务于崇高的事业，也可以为象恐怖主义那样的恶魔提供帮助。我们今天面对的挑战不是如何阻挠全球化，而是如何驾驭全球化的风险，使全球化真正为人类造福。反全球化应该说是提错了问题、反错了对象，全球化绝不会因为反全球化而停止其进程。对我们来说，从全球化中总结经验与教训是十分重要的，街头抗议解决不了问题，同样，漠视反全球化运动对全球化的未来也不利。人类应该建设性地思考如何拥有一个真正的全球经济与全球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