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地理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_地理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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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与问题意识

在以人为本及后现代思潮的大背景下,人文地理学研究越来越关注人与社会的实际问题[1,2]。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的总趋势是从描述向解释转变,从传统的区域描述方法向实证主义方法转变。解释的主要学派也从人类生态学向行为主义方法、结构主义方法、人本主义方法转变。研究人类活动的方法逐渐从宏观走向微观,建立在个别人、个别行动及其组合的统计分析基础上的人类行为研究逐渐成为热点[3]。

行为地理学是在考虑环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地理环境)条件下强调人的行为的研究方法。发源于20世纪60年代计量革命与行为革命之浪潮中的西方行为地理学,在经历了70年代的红火和80年代的衰退之后,随着与心理学、认知科学及GIS研究的跨学科研究的开展,90年代后迎来了新的局面[4-7]。行为地理学的研究重点正在从“空间行为”(spatial behavior)、“例外行为”向“空间中的行为”(behavior in space)、“日常行为”转变,无意识的、非探索性的、反复空间的经验行为正成为关注的焦点[8]。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重点也从环境(特别是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特别是自然人)的影响研究转向人(特别是社会人)与环境(特别是社会地理环境)的互动研究[9-11]。

长期以来,中国人文地理学相对缺乏对人的行为的正面研究,缺乏与社会科学的广泛结合。这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地理学越来越表现出与社会学、心理学、行为学等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新趋势不相符合,也导致了中国人文地理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如行为地理学等大大落后于国际地理学界的现状[12]。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在经济、社会、消费行为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物质短缺经济时代向过剩经济时代的转变,与物质供给要素相比,消费需求的方面越来越成为问题的核心及关注的热点。并且,随城市土地使用制度、住房制度、就业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等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城市居民行为的自由度有了很大提高,自由择业、自由择居、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正成为普遍现象[13]。因此,如何科学地把握居民各种行为的特征与趋势,引导居民进行合理、健康、可持续的消费行为,建立重视每一个居民生活质量的现代生活活动方式,不仅成为学术界研究的前沿性课题,而且也成为政府部门急需解决的迫切问题。时代呼唤具有中国特色的行为地理研究理论与方法。

在此问题意识下,文章对行为地理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了探讨,强调微观个人行为研究与整体社会的结合、短期行为研究与长期行为的结合、主观能动性研究与客观制约的结合、定量研究与质性分析的结合等,并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提出一个行为研究的整体性框架。

2 行为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2.1 整体社会与微观个人的结合

社会科学中对人的行为研究主要通过两个尺度:个体层次上的微观研究和汇总层次上的宏观研究。迄今为止,人文地理学中关于人类活动的研究,往往仅停留在较大空间尺度,如国家、区域、城镇等宏观层次上,尽管对人类活动做出了定性与定量的描述,但由于对其机制分析不够及预测不准,因此,研究结果常常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多元化、个性化的各种需求。而社会学中的生活行为研究多属微观研究,对人的行为有详实的调查及富于逻辑性的说明,但由于缺乏宏观和空间的视角,其研究结果也很难应用到城市与区域管理中。因此,如何克服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的脱节,将特定区域特定个体的微观研究扩展到整个社会的宏观研究中,并且把握好从微观到宏观、再从宏观到微观的研究方法,已成为人的行为研究的焦点。在微观层次上,需要细化到按行为主体、活动类型及时空间尺度进行分类后的应用性研究。在宏观层次上,需要深入到人类活动的时间规律与空间规律的整体认识。

城市是在各种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影响下形成的高度复杂的人地关系巨系统。现代城市研究不仅仅局限于城市的经济增长、城市的物质环境等方面,而是将视野扩展到了城市社会的各个层面,特别是在以人为本的大趋势下,城市活动系统、城市社会与个人、城市生活质量、城市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研究日益增加。城市活动体系的研究就是城市地理学在城市地域研究中注重个人行为的体现。

但是,对城市活动体系的整体透视却十分困难,往往需要将其分解成若干子系统进行各个击破,传统的城市产业组织体系、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等方面的研究即被看作是一种子体系。从行为科学的角度看,城市活动体系可通过个人日常活动体系的研究而汇总得出。因为个人的生活活动方式可通过直接观察与实证分析等手法得出。但是,我们必须面临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从个人活动体系向城市活动体系汇总时究竟应该有一个多大的母体(分母)?事实上,不存在一个可操作性的、可信的通用分母单位,它既能在城市活动体系内的每一部分中公平作用,又能提供衡量体系间的相互作用。并且,这个分母太大,获取巨大数据更加困难。当然,从时间角度考虑也不能为我们提供一个衡量城市活动体系内部各种单位间相互作用的标尺。但是,我们很容易想到这些系统间存在着时间上的内部联系。例如,不同机构的制度影响着个人每天及每周的行动路线,如工厂的倒班制、商店的营业时间、学校的开放时间、俱乐部的聚会时间等。因此,城市活动体系研究中越来越重视时间视角的探讨。

从居民个人生活的角度看,城市活动体系就是由城市居民的各种日常活动,如通勤、家务、休闲、购物等活动系统构成的,这些活动系统的空间范围可称之为城市活动空间体系。也就是说,城市活动体系主要指城市居民在城市地域内部开展各种活动所形成的空间形态与结构系统。与工业空间和商业空间等城市的物质实体空间体系不同,城市活动空间体系更加强调个人的主动行为,属于居民使用城市设施、参与社会组织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无形空间系统。研究时空间有限资源限制下城市活动空间体系,有助于全面、动态地理解城市社会与居民生活的整体情况,有助于从个人活动系统的层次上确认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阶段,有助于认识城市社会空间体系的形成。

蔡平提供了一个对城市活动体系的广义理解[14]。蔡平认为所谓城市活动体系就是一种模式化的生活方式,它是个人、家庭、公共机构及企业在城市地域上的活动类型(activity pattern)。这里,它不仅仅包括个人及家庭的生活活动方式,而且涉及到企业的产业活动、办公机构的服务活动等;并且,这一概念不仅涵盖了土地利用等物质空间体系,而且包含了并不伴随人流与物流的交往空间体系。因此,对城市活动体系的研究,不仅可以描述居民活动与企业、公共机构等不同团体之间的正式及非正式联系方式,从而认识体系内部的结构关系,而且可以描述城市活动体系同自然生态系统以及人工环境系统(如土地利用结构、公共设施系统及社区体系等)之间的内部关系。

其实,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十分复杂,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见解。其中,格雷高里对个体与社会关系的模式化归纳很有代表性[15]。他把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归为以下4种模式:(1)社会→个体模式。这是一种将抽象概念具体化的模式。认为社会是一个特殊的实体,它在外部作用,限制个体的行为。其代表为新马克思主义。(2)个体→社会模式。这是一种唯意志论和理念论。认为社会没有独立的主体,社会是由有目的的个体行为构成的。其代表为韦伯的社会理论。(3)社会→个体→社会→个体模式。这是一种辨证的再生产观。认为社会塑造个体,而个体以辨证的形式不断创造社会,社会是人的外在形式,而人是社会的充当者。其代表为彼得·贝尔格的社会理论。(4)结构化模式,或社会与个体相互作用模式。以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为代表,强调结构的二重性,认为社会制度是构成个体实践的基础,也是结果;人民造就历史与地方,同时人民也由历史和地方所造就。

2.2 长期行为与短期行为的结合

一般而言,可以观察到的居民行为多为一天或一周、一月的短期性行为,并且,这种短期行为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因此,如何从这些短期行为中找出长期性行为的特点,或者说这些短期行为与长期行为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是困扰行为研究的一大难题。

卡伦认为,空间行为应该分为短期行为与长期行为,通勤、购物等生活行为是一种短期的日常性行为,而这种在每天的活动中形成的对环境的认知,将对就业、迁居等长期性行为产生影响。因此,他认为首先需要通过生活日志调查或面谈等方法分析有周期性的日常生活行为类型与特征[16]。但舍普考特与斯迪德曼则有不同的观点[17]。他们认为形成日常生活行为节律性的是社会中存在的有规则性的时间利用体系,而这种体系在长时期内是稳定不变的,一些重大社会变化会促使时间利用体系的变化,如女性就业率的上升对家庭用餐时间变化的影响等。

城市节奏与个人生活节奏之间也存在长期与短期相结合的问题。工业革命、城市化变革与技术创新等的结合产生了现代工业社会的时间规律与空间规律,而绝大多数的居民活动遵从着这些时间规律与空间规律,从而形成城市的活动节奏。作为个人,既是城市活动节奏中的行为主体,同时也受历史所形成的社会、文化等的制约。也就是说,个人日常活动与城市节奏的相协调,既强化了城市活动体系也深受其制约。个人的日常生活节奏形成城市的生活节奏,而城市的生活节奏反过来影响着个人的日常节奏,并且这种相互作用以一天为基本单位,循环往复形成日周期性的活动特征(图1)。

图1 从个人活动看城市日常生活节奏的形成

Fig.1 Formation of urban daily life rhythm by individual activity

2.3 主观能动与客观制约的结合

人的行为,既是对环境感知的一种反应,又是在各种制约下的必然结果。因此,对人的行为的全面、彻底理解,必须要有来自主、客观两方面的研究支撑。所以,研究“能动的人”(active decision-maker)的行为地理学方法与研究“被动的人”(reactive decision-maker)的时间地理学方法必须有效地结合起来。而传统的行为地理学过于强调了“空间认知—空间偏好—空间行为”的研究范式,最后的研究兴趣仅集中在认知地图研究上。

当然,整合重视主观侧面的行为地理学研究与重视客观侧面的时间地理学研究是极其困难的。欧美行为地理学家的努力仍然没有达到这一目标,只是一种“实验心理学的地理学研究”[8]。另一方面,通过与结构化理论及女性地理学等的关联,社会空间研究中的时间地理学已经不再被看作是行为地理学的组成部分。但是,在对人的行为从整体上进行研究这一点上,行为地理学与时间地理学是一致的[18]。传统的地理学研究中往往只选择一种人的行为,如通勤、购物、迁居、休闲等活动的研究分属于不同的研究领域。

行为地理学一方面关心影响个人与集体行为的动机及社会过程,一方面对空间几何学及宏观尺度上的类型把握感兴趣,方法论上呈现出不明了性。也就是说,行为地理学既有能动的观点又有被动的观点,表现为主体与客体的二元论,或认知过程与空间形态的二元论。广义的行为地理学中包括的人本主义地理学同样强调人类能动的观点,但它批判狭义的行为地理学中所谓的人类主观性仅限于伦理实证主义之中。持人类被动观点的结构主义批判行为地理学未考虑深层的社会结构[6]。

2.4 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结合

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与质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一直是人文地理学研究领域中的两大基本研究模式。实证主义指导下的量化研究成为战后的主导方法,但由于难以对复杂和多元化的人类社会与心理现象进行深入研究而被批判。质性研究受到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与结构主义等哲学思潮的影响,吸收解释学、现象学、符号互动论等观点,在批判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倾向的基础上,以知识的概念来包容更大的研究范围。质性研究可被看作是对量化研究的一种归类,它将所获得的基于经验的知识上升到理论,形成一个“经验—介入设计—资料收集解释分析—形成理论—新的经验”的循环圈[19]。质性研究是整体的、主观的、可解释的、具有描述与洞察特质的;量化研究则是演绎的、客观的、规范的、可控制的。尽管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在诸多方面存在不同,但是它们都受到经验主义的影响,以对经验事实的操作为基础,而不是从研究者个人的观点与感想出发的。从研究目的、内容和策略上看,二者是互补的关系而并不截然对立(表1)。

表1 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比较

Tab.1 Comparison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with qualitative research

项目 质性研究量化研究

研究目的对于不太清楚的社会文对于已知的社会文化现

化现象做出解释性理解, 象做出更为精确的描述

以提供深入研究的线索或预测,以期达到利用或

和理论雏形 控制的目的

研究导向采用归纳式的研究思路, 采用演绎式的研究思路,

强调研究的深度,研究程 强调用数据说明问题,从

序富有弹性,允许使用小 而证明和否定某些因果

样本和个案 联系,研究程序为较为固

定的模式,使用大样本

研究情境深入具体的社会情境,努 控制研究对象所属的情

力不造成干扰或破坏,使 境,以期得到研究者希望

被观察者的社会现象更发生的现象或行为

真实表露

基本研 观察、访谈、资料的二次 调查、实验

究方法 分析

研究者与被研参与式,强调两者的沟通 价值中立原则,强调研究

究者的关系 和接触 者的控制主导地位

3 一个整体框架的建构

蔡平试图建立一种整体论的方法,构筑一套从宏观到微观、从主观到客观、从个体到群体的整合研究方法[14]。同时,他强调以更多的汇总形式来研究人的行为,把从微观到宏观的阶段分为以下4个:(1)在最微观的水平上强调个人行为。个人在一种由他人、机构、情景、环境等背景下对感受到的需要作出反应。(2)同样在微观水平上,但范围更大一些,强调团体行为,即一个家庭、派别、团伙、协会或联盟的行为。这些团体由一些特定的人形成一个社会统一体,并通过非正式行为规则在一些限定的环境背景下运作。(3)仍然是在微观水平上,但范围更大,强调公司、政府、医院、军队等复杂组织的行为。这些组织由个人与团体组合而成,在限定的制度化的环境背景下,以明确的制度、法律等正式的行为规则来运作。(4)在宏观水平上,强调社会行为,即人、团体和复杂组织的集合体的行为。这种复杂的集合体在更大范围的社会中与各种社会系统及文化环境相联,通常以多样化的方式运作。

哈格斯特朗提供了一个在时空间连续轴上构造人所有行为的研究框架[20]。时间地理学通过研究一个群体中个人的日常活动路径及贯穿在路径中的活动顺序与时空间特征,发现个人日常活动与社会体系之间的匹配关系,从而在找到不同类型群体的活动特征的同时,总结整个社会活动系统的一般规律性。这种将微观个人的研究转化为不同人群及整个社会的研究,体现了时间地理学处理个体与群体关系的独到之处[21]。

因此,时间地理学是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的中介,是整合时空间中各种人类活动的手段,是将地理学引入人本化与社会科学化的桥梁[22]。时间地理学从最微观的个人研究出发,但又把人放在整个社会环境的大背景下进行分析,并且从个人层次汇总到不同类型的人群,最后达到宏观层次上的团体、社会研究;通过个人身上折射出的社会运行规律,讨论如何改变现有的社会状况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23,24]。

综上所述,我们提出一种人的行为研究的整体框架(图2)。在水平方向上是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在垂直方向上是人与空间的关系,反映不同的空间层次。不同的象限所研究的重点各不相同:第一象限是个体的行为空间研究,如住房选择行为、购物行为研究等;第二象限侧重特定空间特定人群的研究,如传统的社区研究及新兴的地方、场所等人本主义研究;第三象限为社会空间结构研究,如居住空间、社会地区研究等;第四象限为个体的活动空间研究,如日常活动空间结构研究。总体上看,第四象限以宏观研究、描述性研究见长,地理学中的行为研究多属此类;第一象限以微观研究、解释性研究为特色,社会学中的行为研究大多可归于此类。从发展趋势分析,第四象限与第一象限的研究的结合,或者说从第四象限向第一象限的研究转向,是当今行为地理研究的最新动态。这意味着行为地理研究的两大方向:从宏观到微观,从描述到解释。

图2 行为研究的整体框架

Fig.2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of behavio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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