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早期传播
赵 乐
〔摘要〕 20世纪初期，在偏隅中国西南的四川，一批先进分子通过各种形式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与旧势力抗争的同时，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认识国情、批判现实的武器，采用多种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和行业工会组织，尝试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工人运动，并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而言，这是他们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进行大众化的初步实践。从传播媒介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传播利用了报纸、期刊，以及学会、读书会、讲习班等在当时历史背景和社会经济条件下较为先进的大众传媒平台，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理论思想和时弊评论的需要为切入点和推动力，方便了马克思主义被更广泛的人群所了解和掌握。从传播受众的视角考察，进步学生和青年在接触各类西方政治思想、种种改造社会方案中，最终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一认识世界的科学方法和挽救国家的正确途径。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早期传播，为1926年中共四川省级党组织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四川 ；早期传播 ；四川省级党组织
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划定方式有三类 ：一是将十月革命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分水岭，认为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被引述、评论、介绍只是文化性质的传播，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才作为革命指导理论被学习、宣传和掌握[注] 姜喜咏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反转”现象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二是将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相关学说进入中国视为传播的开始，以早期传播者的成分作为划分标准，分为封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无政府主义者、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注] 李军林 ：《从“五W”模式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点》，《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1期。 ；三是具体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进行阶段划分，分为先进知识分子自发自觉传播马克思主义阶段、中国共产党有组织传播马克思主义阶段和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阶段[注] 杨荣、田子渝 ：《马列主义著作文本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6期。 。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东西方异质文化交流、融合、应用的过程，研究应着重中国人在本土发起和参与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强调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并产生实际影响。而早期传播，即相对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而言，虽都处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轨迹之上，但二者从传播背景、传播内容和传播规模等方面均有不同之处。本文限定于研究1926年四川省级党组织成立前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传播情况。在偏隅中国西南的四川，为探索变革社会的道路，先进知识分子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朴素认识与中国现实社会结合起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进入大众视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领导革命运动。虽然四川“风气未开，内外大小多未通达”，其思想开放程度和信息流通速度远次于北京、上海等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心，但与同时期其他思想主题相比，马克思主义仍然在四川展示了更为强大的生命力和思想活力。
一、酝酿 ：四川社会思想领域的变局
1901年清朝政府推行囊括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改革内容的“新政”，在学制维新、停科举、改书院、办学校等方面，四川历任督吏都投入了较大热情。四川成立通省大学堂，设置五大高等专门学堂，兴建遍布四川各地的初级师范学堂和中小学堂，仅1907年全川各类学堂7775所，居全国第二，在校学生24.2万人，居全国之首。[注]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0页。 清朝政府提倡的新学虽难摆脱“新瓶装旧酒”，但仍使西方民主思想有机会进入“夔门”。新式教育熏陶下的青年人求知心切、思想开化，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对四川社会影响巨大 ：“科举废、学堂兴，学生四出，书报输入，论说布散”，“普通人始略知世界之广大，国际之竞争，机器之利用”，“学堂提倡言论，课余特开谈判练习。凡有多人公会，虽乡市必公开演说，宣布宗旨”，“民国以来少年刚锐，始有侃侃敢言者 ……抵揭黑幕要人，无所畏惧”。[注] 隗瀛涛 ：《四川近代史稿》，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43页。
1911年，保路同志军武装起义将四川保路斗争转化为反清革命，荣县独立，继而蔓延至四川其他城市。1912年4月27日，成、渝两军政府合并，从而在形式上实现了四川统一。清王朝被推翻后，全川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民主共和潮流，封建专制枷锁的脱离使四川人民在思想上空前解放，一时间“倡独立共和之声，震于耳鼓”，“自由之说昌，平权之风盛”[注] 熊明安 ：《四川教育史稿》，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36页。 。然而好景不长，初试共和的种种规划却生出变化，在恢复“古制”以挽救辛亥以来社会没落的声明下，复辟思想扶摇而上。四川知识界新旧两派之间论战更为激烈 ：保守派认为社会紊乱和政局动荡来自于孔学式微，“思中国之所以乱危，不缘于新学之不精，而缘于旧学之不保”[注] 《四川辛亥革命暨尹昌衡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742页。 ，曾学传等人在成都发起“孔教扶轮会”，并在各县成立支会20余处，力主恢复孔学教育国民。而以吴虞为代表的新学知识分子，在开眼看世界的过程中，认识到以儒学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解决不了求变与图存的两大现实问题，从制度、风俗、法律等角度公开批判君主专制和儒教一统，主张推行新学，倡导思想自由和广开言路。然而，吴虞等怀有自由和民主新思想的士人群体，其思想体系的源流仍是传统诸子学说，并未从破坏儒教的土壤中树立起能够改造现实社会的新思想。但面对纷至沓来的西方思潮，不论是旧式士人还是新式知识分子，他们在深感国势衰微、民族危亡下为探索救国救民真理而争鸣发声，促使了窒息在封建文化传统之下的四川，到处吹响怀疑和反叛的号角。
五四运动爆发，身处北京的温江人王光祈及时将通讯传到成都。一时间，成都青年“得以及时看到光明”，思想界早已蕴积的斗争怒火也被点燃，大批以启蒙和革命为主题的报刊出现，其办刊宗旨也多为与现实世界中一切束缚的、残酷的有形制度和无形思想作斗争。成都传播新文化思想的刊物《星期日》，以尖锐犀利的笔触批判旧制度，号召青年们与保守的旧习俗脱离关系。该周刊还先后刊发《社会主义劳动问题》《我们劳动界组合的说明》《我国工人受社会轻贱的原因》《劳工朋友觉悟得了》等启发工人觉悟的文章，连载毛泽东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民众的大联合》。同期在四川极具影响力的民营报纸《国民公报》也先后发表了《布尔什维主义之解释》等文章，向广大读者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及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当然，这些报纸及相关文章当时只是宣传“废除一切阶级”“谋将来劳动大众的幸福”，只因新文化运动荡涤下要把各种思潮引进介绍给四川民众，进而“供社会采择”而已。
二、传播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四川的早期尝试
早在1907年，《广益丛报》在该年第155、156期的“政事门”栏目中就连续两期转载冯自由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发表的《论近世经济学之趋势》 一文，在其模糊化的“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表述中介绍了马克思的名字及部分社会主义观点。考虑到《广益丛报》是近代四川地区出刊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综合性旬刊，在四川省内有70余所发行处，这篇文章有理由证明在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已经进入四川有识之士的视野。十多年后，伴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巨大震撼，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部分理论经由中外学者的翻译和解读，再次频繁呈现于四川本土刊物和外地在川流通的报刊中。但其中一些文字并未从真正意义上理解马克思主义，而是在模糊化的空想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甚至是无政府主义的混乱当中介绍马克思主义，未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科学思想来宣传。如前文提到的《星期日》在其“社会问题号”的一篇文章中宣称 ：“我自认是一个社会公敌的青年……都决定了终身与旧社会奋斗”，“不凭籍旧社会中个人和国体已成的势力——理想社会——是没有国界、种界和政法关系的社会”。[注]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 ：《五四运动在四川》，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626-628页。
“开辟风气莫如多购西书，陶冶人才莫如多开学会。”[注] 郑焱 ：《湖湘文化概论》，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1页。 由大中学生、教员、新闻业者和工人组织或参与的社团渐成气候，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四川早期传播的受众主体大众化。成都的“马克思读书会”成员积极，活动频繁，“人民出版部读书会……仅有一次，不及通畅马氏读书会之踊跃多矣”[注] 《四川马克思主义运动先驱者——纪念王右木诞辰一百周年》，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10页。 。而为避免军阀和封建顽固派的迫害，读书会并没有固定举办地，且每周变换，有时在成都皇城内明远楼，有时在成都附近的庙宇里开会，如北门外的白马寺。即便如此，参加读书会的人数仍不断增多，旁听者有时多达百余人，足见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与活力。恽代英则利用在川南师范学校任教期间，讲解恩格斯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开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宣教工作,并在教师中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张澜出任南充县立中学校长期间，传播新思想，支持革命活动。他支持张秀熟、袁诗荛等经过马克思主义洗礼的进步教师在川北进行传播工作，允许学生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邀请吴玉章在南充县中大礼堂举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讲座。
无论是从传播规模，还是从受众层次和传播内容的广度及深度来考察，1922年2月由王右木创办的《人声》[注] 《人声》报应为《人声》十日刊、《人声》旬报、《人声》日报、《人声》周报的总称，并非部分研究中所指的一份“周刊”。因为《人声》创刊号为《人声十日刊》，出刊日为2月7日，每期“一大张”，共出六期，至3月27日后由“十日刊”改为“日刊”，每日“一大张”，逢星期日休息。其后，由于“许多报都是无偿赠阅，经费常感不足……只得把‘日报’改为‘周刊’”。此外，《人声》在四川多地设有代销点，并向全国发行销售，其刊头下方注明“省外订报每期加邮费半分照算”，并非如某些研究所说仅在四川地区发行。随着王右木1922年赴上海，“报社无人领导，办报经费无法筹措，不得不停刊” ，故《人声》从1922年2月创刊到6月停刊，共发行5个月。 在四川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中具有先驱意义。与一般地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政治思想进行译介的报人学者不同，王右木等人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生理想和革命信念，以开启民众马克思主义之智和反抗军阀统治和封建势力为己任。该刊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朴素认识与变革现实社会结合起来。在《本社宣言》的发刊词中，明确表明了自身的阶级立场，率先表达“为全人类谋均等幸福”的最终目的，提出直接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义，解释社会上一切问题、唤醒一般平民的阶级觉悟、寻求不妥协的社会改造方法、讨论马克思主义之学术及实际的一切问题等八项主张[注] 《本报宣言》，《人声》1922年第1期。 。不仅发出了四川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先声，也使马克思主义在各种登陆中国的西方思潮中脱颖而出，获得四川青年们的广泛注意。正如王右木自己所说 ：“彼言《人声》报之公开宣传，是有全川青年震动之势，不公开的不能与《人声》报之旗鼓相比，不能深入青年脑中也。”[注] 《四川马克思主义运动先驱者——纪念王右木诞辰一百周年》，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03页。
重庆《新蜀报》是当时四川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思想阵地。《新蜀报》相继刊发罗世文、杨 公、童庸生等四川马克思主义先行者的文章。萧楚女担任主笔时也以社论、时论、专论等形式，把笔锋指向帝国主义，号召联合世界上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和人民共同革命。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实况》及附载的《驳心史君底帝国主义》中，萧楚女详细解释了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侵略。此外，《新蜀报》的部分文章以彻底与封建旧思想决裂的新姿态和新方式，将现实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紧密结合，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封建军阀统治下的罪恶，理论与现实的互联使读者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人声》以披荆斩棘之势，聚焦现实社会的经济问题和阶级斗争，先后发表了《一年来自治运动之回顾与今后的新生命》《新与朽不两立》《困苦的人民》等文章。“当时《人声》报的内容谈马克思主义、谈各种社会问题，还曾经批判过‘安那其主义’，驳斥过胡适的‘少谈主义，多谈问题’的谬论，反对过所谓‘防区制’以及由防区制引起的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形形色色的罪恶事实。”[注] 马静沈 ：《先驱者——回忆革命烈士王右木先生》，《草地》1959年第7期。 更为难得的是，《人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基本理论，第一次全面地、直接地解释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其中“社会主义可免却世界资本主义的压迫”“社会主义立可免除军国主义的压迫”等话语深刻体现了朴素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
正确认识教育区别于其他事物的质的特点是全面掌握教育概念的首要问题。过去强调教育质的规定性只是“一种有目的地培养人的社会活动”，主要突出了教育者的自觉活动一面，但未指明这种经验传承的互动特性，而且把受教育者的自觉学习与自我教育活动排斥于教育之外，是不完整的。现在人们逐步认识到，一切教育本质上都是自我教育。《教育学》(第七版)明确了教育的质的特点是：有目的地培养人的活动，教育者引导受教育者传承经验的互动活动，激励与教导受教育者自觉学习和自我教育的活动。这样概括就比较全面充实。
除了四川本土期刊，由国内外学者翻译和阐释的马克思主义专门书籍也已流通。成都华阳书报流通处专门销售全国各地出版的有关新文化、新思想的进步书籍。当时，“马克思的经典著作翻译出来的不多，出版的更少，只有河上肇、考茨基等人写有介绍马克思学说的书籍，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些，在成都华阳书报流通处可以买到”[注] 《四川马克思主义运动先驱者——纪念王右木诞辰一百周年》，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15页。 。重庆地区则是由杨叶创办的重庆书店销售同类书刊，其他青年获取专门书籍很多是汇款给外地求学工作的同乡代买。
20世纪初的四川军阀互斗、兵匪横行，人民困苦不堪言状，为改变时局的思想活动不时产生，这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召唤民众觉醒的积极作用，但实际上多为昙花一现，没有影响和改变社会现实的力量。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使苦苦探索变革四川社会方案的先进川人得以认识并利用这一认清时局、批判现实、教育群众的理论武器。1922年四川曾有一股制定“省宪”、实行自治的呼声，在这股呼声下有人认为自治运动是“顺乎自然之进化，且此辈力量，可以代替军阀阶级，而谋改进”。马克思主义者则清醒地认识到 ：“中国所谓缙绅，完全是官厅势力侮辱良民的，他们虽也在攻击军阀，但他们早已自知不能得大胜利，只顾分赃……代议制度，经法国中产阶级首先发明后，盗贼互相学效，用平民倒君主，而仍是自保特权。美其名代议政治，选举岂是平民有份。”[注] 王右木 ：《一年来自治运动之回顾与今后的新生命》，《人声》1922年第1期。 这就戳穿了意求妥协自治的童话，号召四川群众要抱着“把现在所有一切旧社会——腐朽势力所凭借的制度，一齐打倒，作根本的改造”[注] 王右木 ：《一年来自治运动之回顾与今后的新生命》，《人声》1922年第1期。 的意志进行彻底革命。
1) 分别计算5个数据集上Spectral 聚类算法、AP算法和IOCAP算法的运行时间，其中Posture数据集选取两个不同规模的子集，实验结果数据取多次运行的平均值，具体如表1所示.
无论是反映川内现实的檄文，还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主题的讲习，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早期传播呈现出在文化传统、语言风格、思维习惯等方面适应四川民众需要的特点，即马克思主义在形式上的本土化或谓之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20世纪初四川不识字人口很多，普通民众辩明新观念、接受新思想的能力远不如能够读书看报的知识分子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市民阶层，让他们在理论上接受马克思主义显然是困难的。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者以流通迅速的大众媒体、切合实际的内容、生动简明的语言，使马克思主义从抽象到形象，进入四川民众的视野。在这种情况下，传播马克思主义不仅要完成理论灌输，还有着“提倡智识”的意义。正如李大钊在最初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时所言 ：“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注] 李大钊 ：《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1919年第35期。
资料显示，四川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主要是介绍马克思传记、生平、作品等方面，采用具体、生动、通俗的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 ；从引进阶级斗争的学说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理念宣扬马克思主义理论 ；从认识“余工价值说”和“资本集中说”的剩余价值理论，以及用资本家榨取工人剩余价值引申出社会分配的不公正来理解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成都马克思读书会要求会员多阅读马克思主义及李大钊“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文章，共同学习中译本《共产党宣言》以及恽代英翻译的《阶级斗争》等。吴玉章1920年来成都，马克思读书会邀请吴玉章讲演，谈论到马克思的经济学时，王右木请求吴玉章多少说出一些“资本论”的要义，能从“劳动创造价值”谈到“剩余价值”的隐晦，进而揭露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罪恶实质。在讲演活动中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渐变到突变，从量变到质变，斗争不息，日新又新”的简单理论 ；还讨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识到“社会主义的视线，不决定于主观愿望的空想，而决定于生产力不断发展，必须突破旧的生产关系，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建立没有人剥削人的新社会”[注] 《四川马克思主义运动先驱者——纪念王右木诞辰一百周年》，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52-254页。 。
在地方割据和武装势力强大的四川，不仅地域被多个部队分别占据划割“防区”，民众的交往方式受到极大的束缚和制约，整个社会也呈现出权威破碎化及其所导致的政治失序。任何要想有所作为的近现代党团组织首先要考虑的是在民众中塑造全新的政治意识形态，唤醒民众的政治参与与抗争意识，改变“一呼而蜂蚁集，一哄而鸟兽散”的局面。一批初步怀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人士在马克思主义的声浪下凝聚起来，为四川党团发展提供了组织基础。成都、重庆、泸县、内江、万县多地先后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确定马克思主义为建团章程。如重庆青年团明确强调 ：“我们信仰唯一的主义，马克思主义 ；我们取用惟一的手段，经济革命 ；我们达到惟一的目的，无产者国家。”[注]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重庆地方党史大事记(1919.5-1949.11)》，重庆 ：重庆出版社，1991年，第12页。 成都和重庆的青年团组织，在列宁逝世后召开追悼大会，并在群众中宣传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以及列宁主义，引起社会较大震动。“德阳丸案事件”中日本领事违背国际公法，军阀当局奴颜卑膝，激起川民极大愤慨，重庆青年团组织号召7000余群众高举“外抗侵略、内肃官方”的旗帜，开展大规模的反对日本侵略者和重庆军阀投降外交的斗争。这些团组织通过领导各种人民群众的示威运动、扩大工人阶级的势力来增强革命力量，引起社会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更多关注，加速了马克思主义与四川革命运动的融合。
三、运用与评价 ：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与四川革命运动的互动
彼时四川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对马克思主义并不陌生，但“多认识朦胧，丝毫没有理论基础”，一些青年在无政府主义的造势下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模棱两可，甚至于用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批驳《人声》《新蜀报》所刊文章。而《新青年》在四川的流通则在理论认识上多角度和深层次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大众化，为四川读者从主要观点出发把握马克思主义创造了可能。《新青年》比较集中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科学社会主义等内容，较为详细地描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创作来由，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进行了合理、深刻的解读，廓清了马克思主义认识领域的部分误区。《新青年》创刊后就在四川的成都、重庆、泸州、梁山等地设立了代售处，华阳书报流通处也大量购进外埠进步书刊，并且“《新青年》从创刊起到终刊为止，每一期都在华阳书报流通处成为抢手货”[注] 魏峡 ：《陈岳安与华阳书报流通处》，《文史杂志》1990年第6期。 。因此，《新青年》所刊发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等学说的文章是足以在四川引起巨大的思想波澜的。
天馈线匹配网络工作时会散发很大的热量，特别是在夏季，如果天调室散热不好，温度可升到60度以上，高温会引起网络阻抗变化，发射机驻波增大，工作不稳定。因此，应采取通风降温措施，保证网络的稳定性。天调室的散热方式有自然通风、风机散热和地道负压抽风几种方式。
有的资产管理软件太高级，未考虑到实际工作中的变化和情况的复杂性；有的功能太多反而不利于操作和维护，导致花大价钱投入的高级资产管理系统实用价值和回报有限。
随着自身规模的壮大和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加剧，四川工人阶级愈发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也愈发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启蒙中感受到自己不能再作为革命运动中一个没有独立思想、独立作为和根本利益诉求的附庸而存在，工人阶级对自身政治地位和历史使命的认识逐步明朗化、清晰化。1923年2月，成都工人有组织地进行政治斗争，声援“二七”大罢工。同年5月，成都“劳工联合会”在庆祝马克思诞生105周年纪念会上成立，喊出了“我们工人生产一切物品!我们工人亦将产生庄严光明的世界!我们是世界上的真主人!”[注] 《四川工人运动史料选编》第1辑，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0页。 四川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者在俄国革命的启发下，根据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的实际需要，尤其注意把建立工会组织、领导工人运动作为革命的中心任务。成都地区的工人先后成立了长机、粗丝、建筑等20余个行业的工会组织，并以“劳工联合会”为基础在工人教育之余开展罢工等政治活动，为保障工人权益进行斗争。这些工会可以有组织有规模地对工人进行教育、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工人的思想觉悟 ；工人进行政治运动可以锻炼马克思主义追随者独立自主领导革命运动的能力，凝聚和团结工人力量。
肛周脓肿是发生在肛管直肠周围软组织间隙的急慢性化脓性感染,诱发因素为各种病菌,使得肛门周围发生不同水平的细菌感染诱发脓肿。发病人群以20~40岁的青壮年为主[6],接受坐浴治疗可发挥加快血液循环、消肿止痛的作用。有研究显示,应用坐浴治疗可扩张部分血管促进淋巴循环和血压循环,有助于消除末梢神经恶性刺激,切实增强临床疗效。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页。 马克思主义在四川早期传播所产生的效果是多方面的。对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思想、人生理想和革命信念的先进分子而言，他们初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从传播媒介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早期传播是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理论思想和时弊评论的需要为切入点和推动力，利用在当时历史背景和社会经济条件下较为先进的大众传媒，方便马克思主义被更广泛的人群所了解和掌握。从传播受众角度看，注重在进步学生和青年中传播马克思主义，使他们在各类西方政治思想、种种改造社会方案中找到了认识世界的科学方法和挽救国家的正确途径 ；注重在工人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并通过创建党团组织较为有利地促成了四川党组织的成立。
也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早期传播也存在不足。一方面，部分早期传播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不清，宣传和阐释马克思主义时存在经验看法和主观理解。如《红色的新年》一文，作者痛声疾呼打倒武人政客、官吏财主代表的“白色化”，推崇歌颂俄国革命般的“赤色化”，认为“赤色化”的内容是“打倒资本制度”“打倒不劳而获的阶级”。[注] 《红色的新年》，《人声》1922年第1期。 另一方面，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缺乏强有力的组织和领导，部分人在未获得足够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情况下凭一时兴趣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由此产生的群团组织结构松散。直接加入、不受训练、不办团务的宽松条件使得这些群团组织的阶级基础极为薄弱，无法承担起独立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组织和动员工作。当然，这种情况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四川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与中央加强联系、接受领导，规范组织形态后得到一定改善。可见，若缺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内容是表浅和片面的，人员也是分散和游离的。
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在四川早期传播的情况，聚焦马克思主义在四川早期传播的中心人物及事件，梳理马克思主义在四川早期传播的历史脉络可以看出 ：马克思主义进入四川，从渐入进步人士视野，到被先进分子接受并传播，再到同工人运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立足四川本土，为让大众认知、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指导大众实践作出的初步探索 ；也是学用结合，使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发起劳工斗争活动相互促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所指出的 ：马克思主义尽管诞生在一个半多世纪之前，但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它是科学的理论，迄今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在人类思想史上，还没有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如此广泛而巨大的影响。[注]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页。
〔中图分类号〕 K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921( 2019) 03-0109-09
〔作者〕 赵 乐，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四川成都 611731
(责任编辑 付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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