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的若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03)03-0070-05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作为文明古国硕果仅存的中华帝国已日薄西山，奄奄一息。大 厦将倾，而两千年来赖以作为精神支柱的传统思想武库再也无回天之力。苦苦求索救亡 图存之道的国人迎来了西学东渐的大潮，社会主义的幽灵随之悄然而入，竟然石破天惊 ，开辟了中国新纪元。来自异邦的思想奇葩与本土的文化母体的结合，必将显现出遗传 与变异的性状，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 中同样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它的最初成果便是毛泽东哲学。时至今日，我们 已可以从容对这一问题作一番冷静客观的思考，这对于中国哲学今后的走向和发展，应 该是有意义的。
一
我们都知道，西方近代以来的产业革命和自然科学成就是推动哲学发展的根本动力， 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它继承了以往人类哲学思维的宝贵遗产 ，吸取当时科学的优秀成果，把人类的哲学思维大大推向前进，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 无可争议的体现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种时代背景和思想土壤中产 生，它诞生于当时资本主义已经得到相当发展和科学取得长足进步的欧洲，是思维领域 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而在地球的其他地区，包括尚处在封建社会后期的中国，其经济 、科学、文化的发展程度，都是不可能孕育、诞生这种哲学的。因而当马克思主义传入 中国后，当时先进的知识阶层在接受、领悟和消化它时，便必须适应和超越这一时空的 界限和文化的巨大差异，事实上，却远远没有满足二者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起初并不是整体“照搬”进来的。当时的 学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大多是一些支离的片断的内容。据不完全统计，从20世纪初到 1949年建国时，全国翻译出版的马列著作有530余种，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著作 也大都出版了比较完整的译本，并且译文质量也较好。然而这些译本却发行的数量少、 范围窄，只有极少数的译著进入了把它作为理论基础的革命根据地。在“国统区”中， 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尚处在各自为营的“书斋式”研究阶段，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 ，“国统区”的学者们与革命阵营不通声气，他们之间基本上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而 且在研究上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和 作用。而在革命根据地，十分迫切将革命理论付诸实践的人们，却很少见到马列原著的 译本，甚至是二手资料也弥足珍贵。由于条件十分困难，根据地内马列原著的译介进展 较慢，直到1938年延安成立了马列学院，在张闻天的主持下，先后翻译了《马克思恩格 斯丛书》(共10种)、《马恩通信集》和《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等著作，凡此种种仅占 马恩思想体系中极少的一部分。为什么亟待将革命理论化为革命行动，迫切需要实现马 克思主义哲学转换为中国形式的革命阵营会处于如此的状况呢?其实理由是十分明显的 。
首先，从事革命理论的哲学工作者译介能力不足，实事求是地讲，是力不从心的。翻 译外国名著是一项各方面条件都要求较高的工作，尤其是像马恩这种著作甚巨，思想极 为广博深刻，特别是对各种自然科学知识造诣很深的经典哲学著作，没有相当深厚的哲 学素养、广博的知识积累和扎实的外语功底以及对西方社会文化的深刻理解，是不能胜 任马恩原著的译介工作的。
其次，这更是显而易见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立即投入到改 造旧世界的斗争之中。革命根据地本身都是经济、交通、文化落后的地区，长期处于战 争状态，各方面的条件都十分恶劣，每一个革命者同时又是一个士兵，没有专门的研究 机构和人员，很难有条件有时间专心从事译介工作。马恩的原著看不到，国内出版的译 本也很难传进来，资料来源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
第三，毛泽东曾经说过一句对中国后来影响重大的话：“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在他看来，俄国革命的目标与途径就是中国革命的榜样，可能基于这个理由，他更 重视接受、研究列宁的思想。《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书中这样写道：“在马恩列斯的 著作中，毛泽东尤其喜欢列宁的著作，读的最多，下的功夫最大。”(注：龚育之等.毛 泽东的读书生活[M].北京：三联书店，1986.23.)毛泽东的研究重心从《毛泽东哲学批 注集》中可以找到佐证，在整个战争时期，他读过的列宁原著最多。他的这种思想倾向 势必对整个根据地的研究工作产生影响，其中包括对艾思奇、邓拓等人的影响，或许因 而对马恩原著的译介有所忽视或置于其次的地位。
这个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值得注意。其实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所了解或认识的马克思主 义哲学基本上是源自苏联教科书式的著作。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芬盖尔特 和希尔文特合著的《历史唯物主义简明读本》，都在中国引起巨大的反响，特别是斯大 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由于作者的特殊地位，更是影响甚巨，并且可 以说直接对毛泽东哲学的形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红军长征到延安后，毛泽东立志 发愤读书，并在1937年写就了《辩证唯物(讲授提纲)》一文，其中的基本内容是建国后 经整理修改后正式发表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而这两本书正是毛泽东哲学的代表 作。毛泽东研究学习马克思主义，据目前披露的一些资料看，他读的马列经典著作较少 ，而关于阐释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二手作品较多，尤其是些结论性的“语录”、“章节 ”较多，其中就包括了一些当时苏联学者编纂的教科书。这种学习方法，可以说是中国 传统文化的传播传统方式之一。比如孔子的《论语》、朱熹的《朱子语类》都是其后学 整理编写的对话语录体著作，甚至“文革”时期的《毛主席语录》，也是通过所谓“警 句”把握其精义。不可否认这种方法是有用的，特别是在当时的中国更是必要的，但其 消极之处就是难免曲解原意，可能产生南桔北枳之果，事实上这股思想暗流是长期存在 着的。
应当肯定的是，苏联教科书对中国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曾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对中国哲学界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产生过重大影响。其中如由苏联学者西洛可夫、 爱森堡等编著、李达等翻译的《辩证唯物论教程》一书，就是一个典型。毛泽东在延安 1936年底至1937年的前半年曾两次仔细阅读过它，并在书上写过一万多字的批语，现在 可以肯定这是他在1937年中期写作的《辩证唯物论教程》的基本参考书之一，这条思想 脉络是清晰的，这本书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的影响是直接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到 ，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影响较大的中国学者如艾思奇和李达，他们的著作如《大众哲学》 、《社会学大纲》等，也都明显地同苏联教科书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这样实际上又间 接地影响了毛泽东的哲学观点。在这里，必须要指出的是，这些传入我国的苏联教科书 大都是上世纪30年代初苏联批判德波林学派之后的作品，这次“批判”可视为苏联哲学 逐渐萌生的机械、教条化倾向的开端，而有关哲学党性的论述，则把哲学的政治化倾向 逐步强化。这些教科书深深地打上了这次“批判”的烙印，对正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化的进程与结果影响颇为直接。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19世纪中期，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时代。当时一些欧洲国家已 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的较高发展阶段，成熟的资本主义孕育了成熟的无产阶级。正是顺应 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发展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了。同时由于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 ，为这个新兴的世界观学说奠定了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而这样两个基本的社会历史前 提，东方的中国皆不具备。从东西方的历史年表来看，这个明显的社会差距是一目了然 的。17世纪40年代，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人类社会发展到一个新时代的开 端。而此时的中国，一个腐朽的封建王朝(明朝)刚刚垮台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经济 、文化等均落后于中原的满族统治集团建立的新的封建王朝。这个王朝又延续了二百多 年，还曾经创建了政治、经济、军事的“落日辉煌”。由此可见，中国与欧洲的社会发 展程度或状况存在着质的巨大差距。从时间角度看，相差整整200年。因此，20世纪初 的中国，既无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基础，又夙无科学思想传统，随着西学东渐浪潮蜂 涌而入的马克思主义(包括其哲学)，实际上并无其滋生发展的土壤，这不能不说是马克 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先天不足的不良前提。
问题的另一个突出的方面是，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迅即把它作为打碎旧 世界的思想武器，而且这种需求是那么的急切，显然缺乏必要的理论准备。20世纪前后 的中国哲学，甚至如后来的所谓的“新心学”、“新理学”等，显然已融入了西方哲学 的内容和方法，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囿于传统经学的形式。而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 尔、费尔巴哈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都具有直接和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马 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现历程，存在着理论准备和理论基础的巨大困难，换句话说， 就是既有先天不足的缺陷，又有后天失调的事实。其实这个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 播甚有贡献的艾思奇就曾指出：“二十二年欧美资本主义文化不断地介绍进来，但都只 是达到介绍的程度便止，莫说发扬光大，连比较精深的咀嚼研究也是很少的。”(注： 艾思奇.艾思奇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55.55.)虽然他这里所说的 是“欧美资本主义文化”，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接着他又引用了胡秋原的话： “一个很容易接受外来思想的国家，在某种意义上也未尝不是这种思想扩大深入的阻碍 物。”(注：艾思奇.艾思奇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55.55.)这真是 一个入木三分的深刻见解。时至今日是否可以这样说，真正构建完整科学的中国化马克 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进程并未完结，在建国前较长一段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确 有实在的成果，但在很大程度上仍沿袭苏联教科书的基本内容和方法，这从作为毛泽东 哲学的代表作《矛盾论》和《实践论》的创作、修改过程中也可以清晰地显示其脉络。 作为毛泽东“两论”前身的《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是当时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 讲哲学的一份讲稿，他所参考的资料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可以知道，主要就是国 内李达、艾思奇等人的著作和苏联的几本教科书。解放后编纂《毛泽东选集》时，“两 论”就是依据这份讲稿的基本内容正式发表的。其中《实践论》1951年12月底在《人民 日报》发表，而《矛盾论》则迟至次年4月才发表。因为在编辑《毛泽东选集》过程中 ，毛泽东于1951年3月致信负责此项工作的田家英：“……此件(注：指《矛盾论》的清 样)在重看之后，觉得以不加入此次选集(注：指1951年出版的毛选第一卷)为宜，因为 太像哲学教科书，放入选集将妨碍《实践论》这篇论文的效力，不知你们感觉如何?此 点待将来再决定。”(注：董边等.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3.)所以《矛盾论》一文，最初未收入毛选第一卷，而收入1952年出版的第二卷 。等到毛选第二次印刷时，才又按写作时间顺序，将“两论”一并收入第一卷。由此可 见，“教科书模式”在毛泽东哲学形成阶段就影响很深。建国后，几十年中国哲学，特 别是教学，没有得到长足发展，“教科书”效应或框框的消极影响为时甚久。另外，由 于当时处于严酷的战争时期，要边学边用，又要考虑接受对象的文化程度的限制，消化 不良，囫囵吞枣，在力求简明通俗时，很难避免简单化、教条化，甚至庸俗化的消极后 果，尾巴拖的也很长，时至今日，陈陈相因，千“书”一面，并无突破性的创新或成果 。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哲学在二十一世纪发展中须首先克服的一个历史路障。
三
中国传统文化，毋庸讳言，始终缺乏科学传统或科学精神。所以，近代以来，科学的 迅猛发展，特别是分门别类的自然科学的理论体系的创立与成熟，就几乎与我们无关。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他的科学性，特别是18世纪中叶以后的巨大科 学成果，是这个崭新的世界观形成的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这使我们联想到，“五四” 运动的思想前驱们把“民主”和“科学”作为大旗，确实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突 破。中国近代以来摆在人们面前的首要问题是救亡图存，“中国向何处去”是关系到中 华民族盛衰存亡的大事，因而中国近现代哲学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从社会政治斗争 中获得动力和革命精神，并有力地为政治斗争服务，从康有为到孙中山，直至毛泽东， 概莫能外。这是时代的要求，是其先进性、革命性的体现，因而是一个显著的优点。但 是如前所述，在一个缺乏科学传统的国度，哲学家们又分外注重哲学作为意识形态的政 治功能，势必出现忽略其科学性的某些倾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并中国化的过程中 ，应当承认也存在着这个问题。我国理论界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已经取得了一个 共识，即毛泽东哲学体系是在同党内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的， 这是它的基本特点和发展途径。但是由于历史与现实、政治斗争与哲学思想等诸多因素 交织在一起，就完全可能把政治性或实践性与科学性无形中对立起来，从而不知不觉地 偏离了健康发展的道路。毛泽东哲学形成的重要时期主要在20世纪30至40年代，而在这 起始时间，苏联理论界开展了一场批判德波林学派的思想斗争，斯大林把这个学派称为 “孟什维克的唯心主义”，后来又宣称这个学派的所有成员都是“反革命分子和叛徒” ，对他们进行残酷的打击。现在看来，斯大林对德波林学派从政治上以至人身上的摧残 ，毒化了苏联理论界的学术氛围，在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一个极为不良的先例。而当时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尚不成熟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只能全盘接受，这个负面影 响在中国持续的时间很久，从江西到延安，直到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追根溯源与此 有关。从“孟什维克的唯心主义”字面上就能看清楚，把政治斗争、党内派别之争与理 论观点混为一谈，片面、武断地曲解了哲学的党性原则，其结果就是把哲学当成党内斗 争的工具，戴帽子、打棍子，对理论问题进行简单粗暴的政治干涉。建国以来，诸如对 胡适思想的批判、对胡风集团的“斗争”、反右派直至“文革”，其劣根性是一以贯之 的。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政治性或实践性)与科学性的割裂与对立，成为马克 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深入发展的一个拦路虎，丢掉的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永葆青春的革命批 判精神，从一定意义上讲从“个人崇拜”到“信仰危机”同出一辙，没有一种科学批判 精神，哲学一旦成为政治的附庸，自然就会没有创新，没有发展，对此我们应该进行深 刻的反思，从中吸取应有的理论教训。否则，老路再走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还有另一个方面也不应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果，是举世公认的，但其后 它的踯躅不前，也是有目共睹的。其原因是复杂的，见仁见智，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但 是有一点不容回避，那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忽视 了与自然科学研究的结合。19世纪科学的三大发现为马克思的世界观的形成奠定了自然 科学基础。20世纪的科学更是日新月异，迅猛发展，理所应当为哲学的发展开辟广阔的 道路。然而如前面已提到的，近代的中国没有自然科学的领地，因而不能摆脱传统经学 的束缚，实现哲学的变革。而最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知识阶层，他们的“知识”中 缺乏起码的科学素养或精神，从方法论的角度上看，对于他们全面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 义哲学缺乏思想前提或基础。“老瓶装新酒”，方法还是旧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 国化的进程中，“教条主义”始终如影随形，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老是围着 这个错误的轴心打转，消极影响久而不去，似乎很难除根，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再进一步看，中国有一个可能比较独特的词“哲学工作者”，指的主要是从事哲学教 学的教师及少数专业研究人员。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建国以后毕业的文科学生，由于社会 、文化、教育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大多缺乏必要的科学修养或科学素质，这恐怕是近几 十年来哲学研究和教学缺乏理论创新的另一个内在原因，从哲学教科书的体例和内容上 就充分反映了“哲学贫困”的窘境。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它孕育、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 从来十分重视用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来充实和丰富自己，20世纪的科学进步又是人类文 明史上的一个全新的巅峰，不能真正领会科学的精神实质，就不可能理解哲学的意义和 价值，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或建构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就存在，现在就 更为突出的一个亟待逾越的障碍。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其诞生之初就摒弃了关于终极真理的看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哲 学的对象、形式和内容必将有新的发展和变化，摆在中国哲学工作者面前的任务，是必 须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全过程，摆脱与科学缺乏沟通、对政治过分依附的思维 惯性，用新的实践和科学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新 的哲学体系，使之永葆青春，成为真正的新世纪的时代精神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