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人文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与人论文,经济论文,文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的现状出发，提出了文化研究的一个新概念：文化力。俾此使文化研究走出理性与情感的困境。认为，文化力或人文力是对经济文化关系进行解释的新理念，它由三个基本的结构：文化要素，它与文化传统的悠久直接相关；文化方向，依此形成文化合力，它与文化传统往往呈一种复杂的关系；文化对经济作用的切入点。由此，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文化力，以及儒教伦理与封建主义的文化力作了深入的考察，认为，“天职”观念与世俗伦理、蒙恩观念与经济合理主义、理性禁欲主义与积累精神，是新教伦理所造就的资本主义的文化力；人伦本位与名份观念、重义轻利与道德至上、人情主义与自给自足，是儒教伦理所造就的封建主义的文化力。最后得出结论，现代中国文化的重建，关键就是要进行文化调理，以期形成强大的文化合力，果真如此，中国就会真象拿破伦所预言的那样，是一头“睡狮”，一旦醒来，会震惊整个世界。据此又演绎出“中国人文管理”的概念。
在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发现了一种奇特而又值得注意的现象：文明古国像中国、印度、埃及在经济上大都不够发达甚至落后，而那些在文化上相对年青的民族则在经济上体现出强劲的势头。美国的文化史最为短暂，从《独立宣言》到现在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但其经济却超过了作为文化上的家园国的英国，成为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经济大国。在解释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时，人们很自然地想到了文化，把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巨大反差归之于彼此的严重不适应，其根源出于传统文化不具有现代性。它给人们这样的感觉，文明古国背着传统的重负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蹒跚而行，年轻的文化国家则在轻装前进。于是，在以激烈的态度批判文化传统的同时，很容易演绎出这样的逻辑：文化传统是经济发展的包袱，传统愈悠远，包袱愈沉重。换言之，文化是经济发展的惰性力，文化上的悠久必然导致经济上的落后，或者说，历史上的繁荣必然导致日后的衰落。
这是一个人们在感情上无法接受的逻辑，但在社会历史的进程中恰恰又具有某种规律性。它使人们陷入经济与文化关系的困惑之中，也很可能使现代化特别是文明古国的现代化走进误区。文明古国尤其是中国的现代化要探索崛起的新路，就要对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作出新的观照，重新审视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使得悠久的文化传统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巨大人文资源；年轻的文化国家则要从中汲取养份，建立起更健全的现代化模式。新的解释需要新的理论，新的理论需要新的概念。或许，一个新概念能为我们提供新的视野：人文力。
一、经济发展的文化背景与人文力
对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在哲学上人们似乎已经阐述清楚：经济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文化是由经济决定并必须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经济是第一性的，文化是第二性的；经济决定文化，文化对经济有反作用。然而，哲学上的抽象表述，并不能说明在现实运作的过程中已经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一个具体而真切的把握，相反，距离还相当遥远。实际上，只要我们对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仔细考察就会发现，经济过程中的许多因素并不是由经济生活本身所决定，而是受其它因素尤其是文化因素制约的。在物质生产过程中，人的潜能调动与发挥的程度如何，经济运行的价值取向如何，经济关系的组织形式如何，直接地不是由经济过程而是由文化过程所决定的。由此，我们发现了经济背后潜藏着的一种力：文化力或人文力。
什么是文化？一般认为文化有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三个结构。于是在传统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中，物质文化虽然是现代经济的基础，但作为传统它显然是落后的；制度文化集中体现了阶级的局限性，是封建性的体现；观念文化由于是历史的产物，因而是与现代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保守力量。这样，传统文化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就不具有合理性与现实性了。实际上，这种解释并没有把握文化的真谛。我认为，文化的真谛可以用两个字概括：人化。文化就是人化。经典作家曾经把整个社会生产分为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两个方面，物的生产显然是经济活动；而人的生产则包含肉体的生产与精神的生产两方面，肉体的生产是人种的繁衍，精神的生产则是文化的活动。肉体的再生产显然不是人的根本特征；建立在肉体再生产基础上的经济活动也不是人的特征，而是动物的本能；只有在某种文化价值指导下的人的再生产和物的再生产，才是人的根本特征。“文”是与“质”相对应的，人的最初的“质”则与动物是相同的，“文”的功能就在于改造、文饰人的质朴野蛮的本性，使之与动物相区分，具有人的属性。因此，当人知道要组织起来，要按某种秩序生活并进行生产和分配时，人类的生产便与动物的求生本能区分开来了，就是说，它赋予本能以人的价值，人的形式，一句话，人的意义。所谓“文化”，也就是通过“文”不断地使人开化、变化为人，是由“文”而“化”。而“化”在汉语中不仅具有变化之意，还有“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意，于是“文化”也就是不断地因文而化，在精神上提升人的内涵与境界的过程。所以，文化是人的精神的再生产，也是真正的人的再生产。任何时代的人，都是以前人的再生产的结果，其精神内涵包含着先前文化的浓厚积淀，人的价值取向、活动方式、心理结构、性格特征，直接地是由文化塑就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是文化的产物。经济活动是客观的物质活动，经济发展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文化归根到底是由经济状况决定的。但是，不可忘记，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人的价值观念，人的情感意志，人的性格特征，必然给经济活动以巨大的影响；而由这一切所产生的伦理关系、道德观念直接影响经济关系的形成和人们的生产的组织形式的运行效率。文化通过人的中介即人的精神世界和人的关系的组织结构形式的方式给经济活动以深刻的影响，构成经济发展的文化背景。经济最终决定文化，但任何经济总是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运行的，为它提供文化背景的是既有的文化积淀，文化背景是由文化自身发展的结果，而对它的选择及其发挥作用的性质则是由当时经济发展的水平决定的。文化背景直接构成经济发展中的人的因素，通过人的价值取向和目的意志对经济活动起制约作用。
那么，文化对经济作用的机制是什么呢？这就是文化力。“文化力”是一个在学术研究中被忽视，但在社会运作的过程中又现实地发挥作用的概念。文化力严格说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力是国力或综合国力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经济与文化往往显示出某种不平衡，经济大国不一定是文化大国，反之亦然，当然这主要在文化传统的意义上。狭义的文化力是文化所具有的作用力，是文化对经济社会发挥作用的能力，同一种经济模式之所以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具有不同的效果就是文化力作用的结果。文化力是社会生活中的客观存在，它不是存在于作为文化传承载体的书本典籍中，而是潜在于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它同样通过人的活动发挥作用。文化实际上是对人尤其是人的精神和人的生活的一种设计，文化传统越是悠久，这种设计越是完备。在这种设计中，人们不但建立起独特的精神世界，而且建立起彼此相感相通的原理，于是它便具有了很强的民族性，不同的民族，对人的生活的原理有着不同的设计。它可以通过特殊的文化刺激和文化信号调动人的潜能，影响人的态度与情绪，而这些文化信号和文化刺激在异质文化中往往不能得到预期的响应。民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人格的感召力，都是特定的文化力作用的结果。文化力具有诸多特性。首先是多样性与具体性。在某个文化体系中，文化力是丰富多样的，各种文化要素都会产生不同的作用力，如血缘的亲和力，伦理的导向力，情感的凝聚力，而整体意义上的文化力则在此诸多文化力作用的基础上形成的合力，就象平行四边形的合力一样。而且，这些文化力只有在某种具体的文化氛围中才能运作并取得预期效果，离开了这个环境，其作用的程度和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其次是方向性。文化力是有向度的，就象物理的力有向度一样，但这种向度往往又是可以改变引伸的，如孝悌最初是家族团结和繁荣的文化力，但一旦被引伸，就成了忠君的心理基础；家长的权威本来是保持家族稳定的文化力，一旦上升为国家政治模式，形成家长制，便成为封建主义的重要文化力。再次是相互作用性。不同的文化力之间相互作用，从而产生一种综合性的文化合力，就是说，文化力的不同排列组合，会产生出不同的文化合力，正因为如此，中国传统的某些文化要素，在中国表现为保守的力量，而一旦改变结构，在日本和东亚地区的文化氛围中运作，就成为创造经济奇迹的文化力量，也许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中西方文化融合的真相，也可以对我们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有所启迪。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对文化力的作用的基本形式作一概括。我认为，文化力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激发力。特定的文化过程和文化机制可以激发人们的动机、热情和创造力，调动人们内在的潜能。宗教的信仰可以激发人们的殉道精神；道德的信仰可以激发人们的牺牲精神；科学的信仰可以激发人们的创造热情。在特定条件下，人们巨大的精神能量的释放与创造力的爆发都与某种文化的激发有着密切的关联。经济活动的成功首要的就是要激发起人们的潜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没有积极能动的主体，就不可能建立起具有活力的经济；而没有有效的文化激发力，就不可能造就积极能动的主体。文化激发力的具备及其发挥作用的效率，与经济的活力有着直接的联系，激发力的丧失，意味着经济活力的枯竭。生产责任制之所以比“一大二公”的大锅饭体制更有活力，就是因为它能更有效地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具有更大的文化激发力。第二、导向力。文化既然是人化，对人和人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就具有导向作用。经济活动是客观的物质活动，舍去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人的文化属性，它与动物的谋生没有本质的区别，人是有目的，有意志的，人的主体性赋予经济活动以人的价值与意义，引导经济生活向着符合人的目的意志的方向发展。日本学者名和太郎指出：“文化就是以自然为对象，通过智慧和劳动得到的创造物。因此，文化本来具有反生态的性质。动物因本能而适应环境，人则掌握文化这一铠甲去适应环境。文化这一铠甲，并非先天生来俱得，而是后天从社会继承得来。通过智慧活动和学习而掌握的。它使人的生活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都丰富起来。”（名和太郎《经济与文化》中国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97-98页）正因为文化的导向性，人们才能“主观能动地创造历史”。第三、感通力。作为文化的单元，人不仅受文化的激发，而且也依一定的文化原理相互感通，从而形成社会整体。文化的感通力是人的社会性的体现，它使得主体间相互沟通，使得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中的组织成为可能。同时，感通力还是民族的凝聚力的标志，当文化失去感通力时，民族也就失去了凝聚力。一个健康的民族，必定是文化上的感通力旺盛的民族。文化上缺乏感通力，经济活动中也就失去了同心同德的基础，最终必然会导致经济的崩溃。在文化的这三种作用力中，激发力赋予经济以活力；导向力赋予经济以价值意义；感通力则赋予经济以组织效能。缺乏其中任何一种功能，或其中任何一方的不适应，都会给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由于文化力是通过人的中介对经济发挥作用的，因而又可称为人文力，就是说，是由文化所产生的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作用力。
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文化力
为了进一步经济与文化的关系，我们对中西方两种具有典型意义的经济形态中的文化力进行考察，在进行这种考察时，又主要以伦理作为文化价值系统的核心。于是，问题便分为两个方面：新教伦理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文化力；儒教伦理与中国封建主义经济的文化力。
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奠基者、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在其成名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对新教伦理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的关系作了详细的考察，从而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与作为它的文化力的新教伦理之间的必然联系。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并不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那样，是由于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的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造成的，资本的积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任何一种商业活动中就已经存在着，他断言，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在古代世界，在中世纪，都存在着资本主义。而西欧和美国的现代资本主义，则是由近代西方社会生活所具有的特殊的社会精神气质造成的。这种社会精神气质是由许多因素组成的，十八世纪下半叶以来在欧洲文化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理性精神的发展就是一个因素，但直接导致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则是由于出现了新教（基督教）及其伦理道德，新教伦理比其它因素更能体现资本主义文明的本质。韦伯认为，资本主义文明的本质是近代西欧从经济合理性中引伸出的一种普遍的精神，即“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就是经济合理性的观念，其表现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韦伯对资本主义经济行为的定义是：“资本主义经济行为是依赖于利用交换机会来谋取利润的行为，亦即是依赖于（在形式上）和平的获利机会的行为。”（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8页）这就是韦伯所说的特殊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这一概念涵义的体现。很显然，韦伯不仅把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经济制度，即大机器工业发展的结果，而且更是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价值体系。而促使这种资本主义精神形成的动因，韦伯认为就是欧洲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尤其是加尔文教教徒在伦理道德观念上的变化。这样，韦伯就把新教伦理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文化力，而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就是新教伦理的文化力作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中介环节。
那么，新教伦理的文化力是如何通过“资本主义精神”的中介，作用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呢？具体说来，这些文化力及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天职”的观念与资本主义的世俗职业伦理；“蒙恩”的观念与经济合理主义；理性禁欲主义与资本积累的精神。
韦伯认为，“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同上，第141页）宗教的核心问题是人的灵魂得到拯救的问题。天主教认为，人的拯救要靠祈祷等宗教仪式在天堂获得，而改革后的加尔文教则认为，得救不能靠教会和圣礼，只能靠内心保持纯洁的情操，过勤俭禁欲的生活，勤勉于世俗职业，实现自我确证。它谴责享乐，却又不许出世，把共同劳动和合理纪律看作是人的合理的宗教任务，由此引伸出天职的概念。韦伯认为，新教赋予世俗工作职业以“天职”的宗教意义，要求教徒勤勤恳恳地投身于世俗的活动，完成上帝赋予的世俗责任，从而使资本主义的劳动和经营在宗教伦理中具有了道德合理性。这种天职的观念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把劳动本身当作上帝规定的生活目的，使得圣·保罗的箴言“不劳动者不得食”适用于每一个人，即使不必通过劳动满足自己需要的富人，也必须服从上帝关于劳动以尽天职的诫命。因此，把劳动作为一种天职看待，便成为现代劳动者的典型特征。由于雇主的经营活动也被解释为一种天职，资本家的剥削就成了一种劳动，同样具有天职的宗教意义。韦伯认为，正是这种新教伦理的天职观念，造就了资本主义不可缺少的资本家的经营精神和无产阶级的劳动精神。于是，“一种独特的资产阶级经济伦理已经形成。由于意识到处于上帝的全面恩宠之中并受到上帝的明显保佑，只要在形式上正确的界限之内，只要道德品行白璧无瑕而且在财富的使用上无可指摘，资产阶级实业家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追求金钱利益，同样感到这是必须完成的一项义务。此外，宗教节欲的力量还为他准备了一批有节制的、尽天职的、勤奋异常的、把劳动视为上帝之所希望的一种生活目的而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劳动者。”（转引张鸿翼《儒家经济伦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69页）新教把不停歇地、有条理地从事一项世俗职业看成是获得宗教精神的最高手段，同时也是再生与信仰的最可靠、最明确的证据。这种宗教意识，必定是推动资本主义精神的生活态度普遍发展的最有力的杠杆。
从天职与蒙恩的观念中派生的经济合理主义，是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经济推动的第二种文化力。根据天职与蒙恩的观念，新教认为，为财富而追求财富，把追求财富本身作为目的是应当谴责的，“但若是作为从事一项职业劳动的果实而获得它，那便是象征着上帝的赐福。”（同上第270页）就履行天职的义务而言，获得财富不仅在道德上是允许的，而且在实际上是必须的，相反，如果上帝向人们展示了一条可以获得更多利益的合法途径，而人们却因不愿获利而拒绝这样做，这便是拒绝做上帝的侍者。由此，新教伦理不仅为资产阶级从事工商业活动和获取利润奠定了道德合理性，把谋利解释为天意，而且还强调了资本主义不平等的合理性。这里，追求世俗利益被看作是合乎理性的活动，因为它是履行天职。韦伯把新教的这种观念与传统观念作了比较，认为，一切传统的伦理观念蔑视人在工商业活动中谋利致富的愿望，因此在传统社会中，人们或是压抑自己发财致富谋求现世幸福的欲望，或者以非理性的手段靠欺诈和暴力聚敛财富，致富在社会伦理中从未得到承认，也从未在社会伦理中被纳入合理和秩序的轨道，这是传统社会与传统观念必然衰落的一个原因，因为它们缺乏既有活力又有理性秩序的资本主义精神。而新教伦理把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形成体现资本主义精神的经济伦理理论。韦伯把东西方社会的发展各自归结为以儒教、印度教、犹太教为代表的传统精神，和以新教为代表的合理主义精神发展的必然结果。他认为，传统东方社会的活动方式属于情感行为型和传统行为型，现代西方社会的活动方式属于目的取向型和理性行为型，而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就是理性主义的活动方式逐渐取代传统主义活动方式的过程。新教伦理的价值观驱使人们从事合乎理性的工商业活动，使传统的价值行为变为理性行为，而西方社会的这种经济伦理从宗教化向世俗化、合理化的逐渐转变，也就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不断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
由理性禁欲主义引伸出的资本积累精神，是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第三种文化力。韦伯认为，“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41页）世俗禁欲主义是新教的重要特征，“这种世欲的新教禁欲主义与自发的财产享受强烈地对抗着；它束缚着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而另一方面它又有着把获取财产从传统伦理的禁锢中解脱出来的心理效果。”（同上，第134页）它不仅使获利冲动合法化，而且把它作为上帝的直接意愿，从而打破了对获利冲动的束缚。但它同时又是一场拒斥肉体诱惑、反对依赖身外之物的运动，它不是一场反对合理获取财富的斗争，而是一场反对非理性地使用财富的斗争。于是禁欲主义就成了“总是在追求善却又是在创造恶的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称这种禁欲主义是理性禁欲主义。新教伦理把勤与俭作为道德准则，“勤”要求教徒尽可能地把毕生的精力都用在尽天职上，浪费时间是最大的罪孽，因为“时间就是金钱”，浪费每一份光阴，都是为上帝增光的劳动的损失。“俭”要求信徒不要追求肉体的享乐，把财富与金钱投入到劳动和劳动经营中去，投入到工商业活动中去。而一旦限制消费与谋利行为的解放结合起来，不可避免的实际结果便是导致资本的积累和财富的增加。正是这种理性禁欲主义唤起的积累、投资、赚钱的资本主义精神，推动了16、17世纪资本主义的早期积累和日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当着消费的限制与这种获利活动的自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实际效果也就显而易见了：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导致资本的积累。强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财富。”（同上，第135页）
在以上新教伦理所表现的三种文化力中，“天职”的观念形成资本主义特有的劳动道德观；经济合理主义赋予谋取利润的经营活动以善的属性与动力；而理性禁欲主义则培养了资本主义的积累精神。三个方面的结合形成新教伦理这种资本主义特有的文化合力，构成资本主义特有的精神品格，以此为中介，推动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精神”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要求伦理认可的确定生活准则”基础之上的。新教伦理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文化力。
三、儒教伦理与中国封建主义经济的文化力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型的文化，儒教伦理是这种文化的主体与核心。中国传统经济主要是封建主义经济，儒教伦理是传统经济最主要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力。显然，封建经济落后于资本主义经济，但这并不等于说儒教伦理本身就没有合理性与现实性，还是上文所说的，关键是文化力作用与运作的状况。
准确地说，构成传统经济背景的是儒家伦理，儒教伦理的概念是借用韦伯的提法，也是为了与上文相一致。如果循着韦伯的思路，在儒教伦理的文化力与封建主义经济之间，就有一个被称为“封建主义精神”的中介环节。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国封建社会延续时间最长，封建经济最发达，“封建主义精神”也最完备最根深蒂固，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封建经济的文化力最坚韧。中国封建主义经济有着封建经济在生产力、生产关系方面的一般特征，但又具有特殊的文化个性。中国“封建主义精神”的典型特征是用超经济的方式发展经济，通过伦理政治、内圣外王的途径达到道德与经济、义与利的完整实现。与新教伦理背景下的“资本主义精神”不同，财富的追求在这里不是直接目的，更不是善的目的，财富的增加不是通过交换，以某种和平的方式实现，而是通过伦理的和政治的途径达到。作为文化背景的伦理在经济运行与经济发展中体现出更强大、更重要的文化力，中国的封建经济可以说就是一种典型的伦理经济或伦理型的经济。概括地说，构成封建经济文化力的主要有三个方面：人伦本位的组织形式；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人情主义的交换方式。
人伦本位即是传统经济的组织形式，也是传统文化对经济主体的造就方式。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基础是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社会结构方式，其基本的文化原理是：血缘是伦理的原型，伦理是政治的基础，家族血缘成为整个社会最为重要的基础，形成伦理政治。中国伦理也是中国人伦关系的范型是五伦关系，五伦关系的根本原理是人伦本于天伦而立，从父子关系中引伸出君臣关系，从兄弟关系中引伸出朋友关系，从夫妇关系中引伸出一切的男女关系。道德体系的建构也是遵循这个原理。它以孝悌为纵横两轴，分别引伸出以忠信为核心的处理上下级和平辈之间关系的社会政治道德规范。于是必然形成人伦本位，整体主义的文化价值取向，形成人伦至上的泛道德主义文化传统。这种文化背景造就的是在伦理社会中安身立命的“伦理人”的社会主体，而不是作为经济生活中活跃个体的“经济人”的社会主体，必然以伦理的目的性取代谋利的合法性。以家族为生产单元的农业型的生产方式，使得中国传统经济具有浓烈的自给自足的性质，又为这种人伦本位的价值取向与价值原理提供了客观基础。由此，形成一整套的经济关系的道德准则：重公益而抑私利；重名份而抑僭越；重均平而抑分化；重和谐而抑竞争。人伦本位突显的是群体与整体的价值，在这里，个人的主体性集中体现在如何修身养性，自觉地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整体的要求。为了维护国家和社会群体的公共利益，儒家主张“强公家，弱私家”，对个体私利给以抑制。它把公私与义利、天理人欲联系起来，私利为人欲，公利是天理，“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要兴公灭私。如何达到这种目的呢？便有“名份”的观念与要求。名份的实质是按等级地位而不是个人的劳动来确定在社会关系中人们不同的财富占有和分配权利，即不同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名”即地位不同，“份”即权利义务也就不同，这就是“正名”的实质，它的制度化与观念化便是所谓的礼教与礼制。它必然抑制人们在经济生活的能动性与积极性，形成以伦理政治的超经济的方式进行分配和消费的封建经济的典型特征。礼的要求在经济活动中必然主张均平，反对分化，“不患寡而患不均”成为经济生活的伦理规律。而人伦本位又必然使经济活动中人际的和谐成为最高价值，竞争被当作与道德价值不相容的因素，“礼之用，和为贵”。人伦关系制约着经济关系，使经济生活严格限制在伦理的范围内，形成礼教约束下的封建经济。
重义轻利是中国传统经济的第二种文化力。人伦本位强调的是伦理和道德的价值，因而在伦理与经济的关系上必然重视道义，轻视功利。如果说传统经济关系的特征是礼，传统经济行为的特征便是义。义利关系历来是儒家伦理的基本问题，被称为“儒者第一义”。儒家要求人们“见利思义”，“先义后利”，“以义制利”，反对“见利忘义”，把义作为人们求利行为即经济行为的道德规范，认为“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要人们存公义，去私利。它反对唯利是图的无限制的不义的经济行为，主张把经济行为约束在道德的范围内，在必要时甚至舍身取义。但这种价值观在经济生活中的运作又必然轻视功利，反对谋利。这种观念表面上与新教伦理的经济合理主义有相似之处，但它并没有由此生长出经济合理主义，由于它过多地强调经济的道德价值而轻视其功利价值，最终抑制了经济活力的生长，使得经济的运行始终服从于伦理的要求。儒家经济伦理对人们的经济行为提出了许多伦理的要求，主要有：取予有度；生财有道；用财有制。取予有度，就是在社会产品的占有与分配中，无论是获取财物还是予人财物，都必须度之以礼，不可苟取苟予，产生不正当的经济行为。儒家伦理虽然不一般地反对谋利，但十分强调生财之“道”，其具体要求就是各阶层的人都必须遵循“礼”的秩序去生财，不可犯份乱礼去谋财取利；各种职业都必须严守其职业道德，不可苟且谋利。在财富的使用和消费上，儒家伦理以寡欲、节欲为标志，崇尚节俭，养心寡欲。这些经济道德观用到社会生产中便产生崇本抑末，重农贱商的取向，因为按照儒家伦理的标准，“无商不奸”，从而抑制了商品的流动和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因素的生长。当然，在义利关系上，儒家伦理的根本命题是“义利合一”，但这种合一不是合于利，而是合于义，最终是以义取利，“正其义而利自在，明其道而功自在”，只要内圣外王，修齐治平，便可达到义与利的合一。
人情主义的精神形态是传统经济的第三种文化力。等价交换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和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机制。在中国传统经济中，交换行为显然是存在的，但这种交换不是商品交换，而是人情交换；不是等价交换，而是伦理指导下的等质交换。儒家伦理以人伦为本位，血缘为根基，伦理生活的基本原理是“投之木瓜，报之桃李”的回报原则。在伦理关系中，人们间的交换主要不是商品的交换，而是人心的交换，是情感的互动，即使是商品交换，某种程度上也带有人情交换的性质。中国伦理生活中人心的运作逻辑是将心比心，以心换心；而“换心”必须在对象身上体现出来，于是就必须有载体，由此就产生各种礼尚往来。这种交换原理运用到经济生活中，便产生商品交换的特有风格。由于人们的交换行为是在一个相对固定的环境中进行，加之“换心”逻辑的运作，就使得交换具有很浓的人情色彩，吃点亏也无所谓，因为暂时吃亏会在日后得到补偿，经济上吃亏会在伦理上或政治上得到补偿。这种交换，虽然不是等价的，却是等质的，就是说，它在体现的“心意”上是相等的。这种交换，是伦理的交换，它形成很浓的人情味，但却严重地妨碍了市场的形成与发育，有限的交换所形成的，与其说是市场，不如说是人情磁力场。人情主义的文化力与“父母在，不远游”等家族道德观念的整合运作，使得市场局限在非常狭小的范围内，传统经济的模式只能是自给自足。
人伦本位，重义轻利，人情主义，是中国传统经济的三种文化力，它与中国特殊的政治结构的整合，使得中国封建主义具有很强的“中国特色”——亲民式的专制主义或道德专制主义。当然，并不是说这些文化力只能导致封建主义，只能维护封建经济，只能制约资本主义经济的生长，实际上，它们中有许多民族性的内涵，只要挖掘改造，就能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的文化力。
四、人文管理与人文力的导理与调和
综上所述，人文力是潜在于经济背后的一种深层的文化力，它不仅受经济发展制约，不仅能动地反作用于经济，而且，更重要的是，作为经济发展的文化背景，它透过人的中介在某种程度上，尤其是在一种经济形式的最初阶段，决定着经济过程和经济走向。经济过程是自然过程与人文过程的统一，其人文的目的性、人文的性质，就是由它背后的人文力所决定的。人文力及其作用是长期的文化积淀和当时的社会条件决定的，它一旦形成，也是一种既定的客观力量，但它也有自身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性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涵：人文力具有方向性；人文力自身不同的组合会产生出不同的作用力；人文力在不同环境中的运作有不同的结果。于是，人们在既定的人文力面前就不完全是被动的，可以通过在这三方面发挥能动性对人文力进行调控，并由此影响经济的发展。这种通过调控人文力而实现人的目的尤其是经济目的的过程，就是人文管理。
人文管理在我国管理界和学术界中还是一个新概念。我国的管理研究现在还只停留于一般操作阶段，对那些带有普遍性、根本性的形而上层面的研究还没有涉及。人文管理就属于后者的范畴，其研究对象主要是管理过程中的人文现象，核心是人文力；主要任务是对各种人文力进行导理和调和，以便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潜能，引导经济与社会向着人们期望的方向发展。所谓导理，就是理顺管理对象中的各种人文力，对其作用的方向进行引导，发挥其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作用；所谓调和，就是对管理对象中的诸多人文力自觉能动地进行组合，以形成人们所期望的合力。显然，人文管理的必要性不仅存在于经济领域，也存在于社会领域。人文管理从其具有形而上的意义上说，带有管理哲学的意味；从其目标来说，又有部门管理的内涵。它对管理者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求他们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渊博的学识，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娴熟的管理组织能力。在现代西方，它被称为“高等工艺学”，是新的工业革命孕生的标志之一。当然，从广泛意义上说，教育尤其是思想教育也具有人文管理的性质，因为如果把教育理解为是对学生的人文资源的开发和人文力的激发，是通过对话实现的心智的互动，而不是单方面的灌输的话，它就成了人文管理的一部分。也许正因为如此，人文管理成为现代西方管理的前沿学科之一。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开头所提出的问题。依据文化力或人文力的概念，文化传统、文化背景，就成为经济发展的人文资源。这种资源对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存在两个相悖的逻辑：财富与包袱。作为资源，它是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宝贵财富；但是，由于它体现的时代精神的内容不同，由于它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程度不同，那些不具有现代性，不能体现新的时代精神的部分又是沉重的历史包袱。作为人文资源，它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的根源动力与源头活水，应该说，文化传统越悠久，文化背景越广阔，根源动力越深厚。然而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似乎是包袱大于财富，文明古国的发展在经济上就比那些年青的文化国家艰难得多，于是出现反传统主义倾向。实际上，之所以出现这种反差，从人文力的角度说，我认为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由于文明古国的文化体系高度完备，其内的文化力十分丰富，也十分复杂。整个母系统的文化力对经济发展的推动，是各个子系统的文化力相互作用的合力，其中各种文化力可能相互抵触，从而削弱文化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在这里，力的三要素即大小、方向、作用点是同样适用的，各种力的方向不同作用点不同，最后形成的合力的大小当然也就不同，并不是说作用力越多，最后的合力越大。也许正因为如此，文明古国的文化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及其推动力才会不如那些年轻的文化国家直接和巨大，文化越年轻，文化设计越直接，作用力的结构越简单，作用的中介环节越少。其次，由于历史悠久，文化上高度成熟，形成自给自足的体系，因而外来的文化精神要素很难汲受并在其中运作，使得自我更生的活力受到抑制，形成文化上的封闭与保守。这里，只要换一个视角，实行一个创造性的转化，包袱就可以变成巨大的财富。文化力的丰富固然会导致作用力的复杂，但如果我们能理顺各种文化力之间的关系，调整其作用力的方向，使之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就会产生出推动经济发展的巨大的作用力，使传统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的人文资源。在这个条件下，人文力作用的逻辑就会演绎为：文化传统越悠久，文化积淀越深厚，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也就越大，经济发展的后力也就越强，于是，中国就会真象拿破伦所预言的那样，是一头睡狮，一旦醒来，会释放出震惊世界的人文能量和经济能量，这个文化大国就会一跃而同时成为经济大国。这里，关键是要转换对传统文化认识的视角，改变文化心态，变消极的批判为积极的建设。文化的自足性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排它性也是如此。排它性不是中国文化的本性，它实际上是由自足性而产生的同化能力。五千年的文化传统塑造了中国人完整的精神世界，如果能保持它的创造性活力，并赋予其开放的胸怀，中国文化就不仅具有无以伦比的根源动力和强烈的民族特色，而且将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因此，对待传统文化，对待经济的文化背景，对待既有的人文力，关键不在于对它的包袱与财富的两面性的认识，而在于知道它在什么条件下是包袱，在什么条件下是财富，关键在于如何把包袱转化为财富，这里，需要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功夫。只有经过这个过程，文明古国才真正显示出其文化上的优越性和经济上的巨大后力。当然，不同文化历史的国家在经济上的反差也可能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虽然文明古国与年轻的文化国家的文化积淀不同，但后者具备了现代社会所要求的一切文化精神要素，而前者并不具备；或者说，虽然前者的文化精神要素比后者更丰富，也体现了民族特性，但其中相当一部分并不具有现代性，不能体现时代精神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按照时代精神的要求，对传统文化进行时代精神的改造，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新教与儒教同样都以伦理为经济的人文力，但由于伦理的文化力的不同的运作过程，造就了两种不同的经济形态。按照韦伯的解释，新教伦理以上帝为宇宙万物的主宰，人不过是上帝的奴仆与工具。上帝赋予人的天职是积累和谋利，因而人为了能够成为上帝的选民，就必须首先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于是，“人是上帝的工具”的伦理观念，就直接演绎为“人是资本增殖的工具”的资产阶级经济伦理观，从而造就了一代资产阶级“经济人”的出现。而儒教以人为本，儒教伦理排除了人与神的关系，只讲人伦孝悌关系，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实现与完善，在道德中也排除了人与物的关系。新教把道德社会化，儒教把道德人格化；新教把道德引向工作关系，儒教把道德引向人伦关系；新教把道德作为手段，儒教把道德作为目的。而道德人格化的最后结果便是视传统为神圣不可侵犯，轻视世欲工商技术，不能像新教那样把道德引向工作和事务关系，从而不能生长出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与儒教虽然都主张入世，但儒教执着于天人合一的信念，视宇宙、社会、人生为一和谐统一体，坚信人性本善，人通过自身的努力可以达到完美境地，缺乏新教伦理中由“原罪”的观念产生的人与世界之间巨大的紧张性，缺乏清教徒那种控制自己，控制和改造世界的精神冲动和内在力量。韦伯认为，儒教伦理与新教伦理虽然都是理性主义，但这两种理性主义有着完全不同的精神取向，儒教是对世界的理性适应，新教是对世界的理性主宰，这就决定了它不像新教那样能唤发出“资本主义精神”。显然，这种差别，是由两种伦理的文化力本身的品性，作用的方向，运作的环境所决定的，如果能在这三方面进行有效的导理与调和，就会产生不同的功效。现代中国的反传统主义倾向是对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伦理中人文力作用的负面效应的反动，然而，传统不仅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力量，而且也是重要的人文资源，如果进行有效的人文管理，就不仅能使中国经济、中国管理具有民族特色，而且将赋予其巨大的根源动力。譬如，情、理、法三者是在反传统中论及最多的问题。中国文化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人情主义，导致了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关系网、裙带风，作为情的根基的孝悌也成为专制主义的重要文化基础。然而，不可否认，情在伦理生活和一般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人情味和生活情趣，不仅是民族特色，而且也是现代社会所缺乏和向往的。礼尚往来是人情味的体现，但它一旦与商品交换的逻辑结合并在经济政治生活中运作时，便沦为贿赂与腐败。法制与法治是现代中国社会所追求的，但如果法治在情感生活中运作并取代情感生活产生泛法治主义时，便使社会失去情趣与弹性，重蹈西方社会的覆辙。因此，以导理和调和人文力为主要任务的人文管理，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使命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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