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之经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线论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的目的是梳理和分析贯穿1949年以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以下简称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线索。任何领域的历史研究之起步均在界定时间和空间，使用经纬的概念可以比较形象地界定时空。纬线类似研究者在认知过程中对时间的切割，即呈现所谓历史发展演变的阶段性，每个阶段构成一个包含着复杂和流动性内容的相对独立的空间，由于不同历史时期决定对外政策的国家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不同，制定和执行对外政策的国际国内环境不同，以及不同的决策者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不同，对政策目标的追求各有其侧重，致使建国以来的对外关系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不同阶段各有其特点。以何种标准和如何划分中国对外关系的阶段不是本文论述的对象，在此不赘述。
所谓经线则是对事物发展的连续性的追寻和表述。建国以来的对外关系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对外政策、对外关系的发生和发展、重要的外交活动、有关的外交人物和丰富的外交思想，等等。认识、把握和阐述这些丰富的内容有很多角度，也有相当多的或长或短的线索，其中主要的也是贯穿始终的线索是：（1）中国近代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影响；（2）中国内政的影响；（3）中国对外关系产生和发展的国际环境及其与中国外交之间互动的影响。这三条经线本身肯定不是什么新东西，它们的存在应该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它们在60年间如何贯穿始终，每条经线都包含什么内容、相互关系等等，则大有必要深入分析和研究。本文只是在这方面做初步的尝试，很有可能提出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要多得多。
一、中国革命运动的影响
要理解中国对外关系，首先必须理解近代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理解中国革命运动与60年中国对外关系的“天然联系”。提出这个问题乃基于一个简单而又基本的历史事实，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是同中国革命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同建国前历届政府的外交联系在一起的；基于对此前中国外交的彻底否定和深刻批判，而不是自动延续或有意继承。在这方面，世界上相反的例证大大多于相同的例证。从全球史的角度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发生对研究革命国家的外交是有典型意义的。概括地说，中国革命运动的影响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革命运动时期形成的对外关系格局；（2）革命运动时期的有关理论思想；（3）革命运动时期提出的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4）长期革命运动及其巨大的成功所造就的对革命的崇拜和革命的思维方式。
所谓“天然联系”，从历史连接的意义上就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是从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对外关系直接转变过来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中国革命运动已经同外部世界建立了某种联系，如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与一些国家从事民族和革命运动的组织之间的关系，还有抗日战争时期与美英等西方国家驻华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等等。这些关系远谈不上丰富全面，但对后来成为中国执政党的中共的外交思想形成、组织建构和人员构成等方面的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①
“天然联系”并不止于此，而且主要还不是指“历史连接”。其核心是指新中国外交形成和发展的最初动力直接来自中国革命运动，它在形成阶段的主要目标产生于中国革命运动，它的主要特点也是由中国革命运动所塑造的，而且它也是直接从中国革命运动的对外关系延续下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对外政策正是在国共内战后期（1948年冬至1949年春）制定的。在最深层面上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的核心价值如独立、平等和尊严，以及以平等为中心的现代国际正义诉求等，都是在革命运动时期酝酿成熟并最终转移到60年的外交之中并逐步扎根。所以，只有了解这一历史过程，才能理解中国对外关系的缘起及其主要特征的来龙去脉。
中国革命运动的兴起同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的形成与发展有直接的关系。中国革命运动之所以发生，直接原因之一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的发生和发展，给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破坏。总的来看，从清王朝崩溃到辛亥革命失败，无论中国的统治者和各种政治势力基于什么样的现实需要，试图或已经采取何种政策和措施来应对越来越严重的外部威胁，争取建立符合他们利益的对外关系，其后果几乎都是导致中国的各种权益不断丧失，列强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预日渐深入。②
另一方面，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和危机成为重要的催化剂，促成了一波又一波并日益加速的社会下层民众的反抗运动和上层各种形式的改革运动，并最终在20世纪初开始逐步汇聚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民族革命运动。站在这场运动前列的部分中国人普遍认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与中国政治、社会的变革是相辅相成的。中国未来的革命运动必定同时兼具政治、社会改造和民族解放的双重使命，它的目标就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一种以独立、平等和尊严为其核心诉求的全新的对外关系，进而争取建立一种新型的国际秩序。
20世纪兴起的民族革命运动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而展现出新的特点。中国共产党诞生本身就同社会主义思潮在世界很多地区蓬勃兴起有直接的关系，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思想在亚洲广泛传播有直接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中共的诞生和发展同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一个极为巨大和深刻的变化密切相关，即1917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联推行面貌一新的对华政策，裂解了列强在华的权势体系，缘起于中国下层社会和知识精英的反帝革命运动，终于得到一个大国真诚的同情与支持。“走俄国人的路”，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执行“联俄”政策，成为当时一大批中国政治精英的选择。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一选择对1949年以后中国对外关系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中共从诞生之日起便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将推翻列强在中国的统治，废除不平等条约等等，作为革命运动的奋斗目标之一。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的理论、十月革命的胜利、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以及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经历和处境，几乎从一开始就铸造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国际事务、中国革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中国未来对外政策等重大问题的认识框架，并深刻影响着他们在各个时期的战略和策略。中共早期领导人当时认为：“最近世界政治发生两个正相反的趋势：（一）是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企图协同宰割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二）是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即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锋——国际共产党和苏维埃俄罗斯——领导的世界革命运动和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革命运动。”所以，“中国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迅速的打倒共同的压迫者——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人相信，“中国劳苦群众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只有走这条唯一的道路”。③ 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从20年代到30年代中期，中共参加并参与领导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而后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共建立了基本的对外关系格局。中共在这十余年里与国际社会的全部联系，就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列里，当然也得到了苏联的各种支持和援助。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时期，中共中央曾经提出，应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主张中国与英、美、法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④ 但1940年1月，在德国入侵波兰后苏联与美、英、法等国关系严重恶化和国共斗争尖锐化的背景下，毛泽东再次强调，中国革命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当今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英雄好汉们”要么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么站在苏联领导的世界革命战线方面，“二者必居其一，其他道路是没有的”。⑤ 1941年末，苏联与美、英结成反法西斯同盟，中共领导人修正了关于国际上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势力”不可调和的观点。他们认为，美、英、苏结盟导致了一种“世界新秩序”，重大的国际问题必须以美英苏“为首的协议来解决”，各国内部的问题也“必须按照民主原则来解决”。在美英苏合作的大格局影响下，国民党不敢大举反共，中共也不宜进行激进的社会革命。⑥ 自1942年夏季到抗战结束，中共中央的内外政策曾几经变化，但不论其调整幅度有多大，从未超出过这个基本框架。
战后初期，中共领导人已经注意到美苏两国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明显，不过并不认为它们合作或相互妥协的局面会很快结束。毛泽东决定亲赴重庆谈判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相信全世界“都进入了和平建设的阶段”，“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⑦ 尽管谈判的成果相当有限，毛泽东回到延安后仍然重申，美苏在“许多国际事务上，还是会妥协的”。⑧ 重庆谈判结束后不久，国共在华北爆发了军事冲突。不过中共领导人对美苏关系的认识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随着苏联调整在东北的政策，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和国共谈判出现转机，中共中央即宣布“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国共达成政协协议后，中共领导人相信，实现和平民主的最初推动力来自国际上美苏妥协的大趋势。⑨
全面内战的爆发和国际上美苏冷战的发生，促使中共领导人开始修改1942年夏季以来的基本看法，“中间地带”思想的提出便是重要的标志。“中间地带”思想无疑具有丰富的内涵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的一个重要观点便是美苏之间的争斗并不能决定性地影响中国的局势。⑩ 不过它是当时中共领导人的认识处于过渡状态的产物，而且这一过渡阶段是相当短暂的。1947年9月，欧洲九国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并发表宣言称，世界已经形成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反帝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虽然报告中并没有提及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中共中央仍然毫不犹豫地表示接受“两大阵营”理论，并宣布站在苏联阵营一边。(11) 大约是从1948年春季开始，中共领导人表明了加强与苏联关系的迫切愿望，同时在党内加紧进行政治和思想准备。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破裂后，中共中央立即表示坚决支持苏联的政策，尽管毛泽东本人曾经在党内表示过对铁托的佩服和赞赏。(12) 四个月后，刘少奇在他的文章中干脆提出，在当今的时代“中立”是不可能的，是否联合苏联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是一个民族“走向进步或走向倒退的界限”。(13)
当中共领导人开始考虑新国家的对外政策时，他们对世界政治形势及其发展方向已经有了相当深入和固定的认识，即美苏“两大集团的冲突，是根本的冲突，两大集团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种看法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是他们根据革命理论和长期领导革命运动的经验观察世界的结果。另一方面，他们提出的“一边倒”方针也说明，在考虑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他们是以认识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的关系为出发点的。正如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说，中国革命的主要和基本的经验就是“两件事”，其中之一便是联合苏联阵营和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14)
强调中国对外关系与中国革命运动之联系的重要性，还因为建国后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一个从革命政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过程。这个过程又同毛泽东那一代中国领导人从革命运动的领袖向国家领导人的转变密不可分，或者说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层面。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在革命时期形成的一套有关国际政治的理论观点，他们在革命时代对中国对外关系的认识和理解，以及他们在革命时期形成的某些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不可避免地会对新中国外交产生重要的影响。
首先是独立自主原则的提出和坚持。任何一项对外政策原则能够有长期的生命力并得到公众的持久支持，必定是因为它同一国之国内政策有直接的关系，能够反映一国之基本的国内需求和理解。中共中央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后不久，即提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由于中共与苏联和共产国际之间长期形成的领导与被领导的特殊关系，中共中央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就必须在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中坚持独立自主。这个历史逻辑与观念逻辑相互影响并高度统一的发展进程，最终铸就了新中国外交最主要和最坚定的指导原则。
提出和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固然有其客观需求，同时也需要其他条件。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同样提出在外交中要独立自主，但在现实中却难以贯彻、难以坚持。从近代历史看，晚清以来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列强有能力对中国内政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它们甚至直接利用在中国占据统治地位的政治集团的内部矛盾，达到操弄中国外交的目的。从中国内部看，不论是晚清政府，还是北洋政府，以至后来的国民政府，无一不是内部矛盾重重，派系林立。在几乎所有这些矛盾纷争的背后，都可以看到列强假手其中的魅影。
中国共产党与当时中国所有其他政治集团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它具有至今看来也是罕见的极为坚强的组织。中共的领导核心是由一批有着共同理想的政治精英所组成的，他们长期保持着高度统一的思想和意志，甚至有着相同或类似的政治性格。因此，任何一个大国当时几乎都没有可能在中共内部找到它们可以利用的矛盾，以达到影响中共内外政策的目的。这一特点在1940年代初期延安整风运动以后显得尤为突出和鲜明。
另一方面，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政治组织像中国共产党人那样坚忍不拔地、顽强地深耕中国农村这片政治土地，获得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真诚和长期的支持与拥护。这片土地在那个时代蕴含着惊天动地的力量，同时又与中国现代政治生活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通过他们对中国乡土社会的史无前例的改造，将中国农民与中国近代政治发展进程，特别是与中国民族革命运动连结起来，从而获得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没有这样深厚的政治和社会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建立直到今天都视为指针的“独立自主”原则，最终会成为一句空话。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即为前车之鉴。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曾经从国际上赢得列强赋予的巨大合法性，最终却由于失去中国人民的认同和支持而迅速土崩瓦解。
从更深的层面看，中国对外关系不论曾经历什么样的形态，今后可能会出现多么复杂的变化，它最终还是要回应中国、中华民族的基本需求和愿望。任何政治集团如果不能有效地治理国家，不能从中国社会中获得政治合法性，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得到中国民众的基本支持，其对外政策都将是软弱无力和难以持久的。
其次则是中国革命在最后阶段那种大规模群众和武装斗争的进程与形态，以及这种形态之深层反映的革命领袖对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认知与经验。毛泽东这一代中共领导人差不多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他们几乎都走过一段从救国到革命，从学习西方到赞赏十月革命，并最终信奉共产主义的心路历程。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历史记忆，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所加于中国人的耻辱，使他们越来越相信，只有通过激进的政治和社会革命，才能从根本上结束中国在国际社会上那种任人宰割和欺凌的屈辱地位，摧毁造成中国这种积贫积弱地位的国际体系。他们认为这个国际体系的本质就是压迫和不平等。
中国近代社会变革运动的经验也在激励着他们。自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君主立宪到五族共和，从无政府主义到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系列的变革和革命呈加速度发生和发展，社会思潮也在与外部世界的碰撞中飞速变化。那个革命的时代造就了革命的思维方式和革命的激情。中国的政治精英越来越相信和追求激进的变革，并充满了革命的激情。毛泽东是他们中的典型。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中国革命运动是荡涤旧世界一切污泥浊水的洪流，是史无前例的艰苦卓绝的奋斗，是中国历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空前壮举，是一首无比壮丽的史诗。毛泽东相信这场革命不仅可以创造一个新的中国，而且可以也应该创造出全新的中国外交，一举洗刷中国一百年来蒙受的屈辱，并进而建立一个“天下大同”的国际新秩序。可以说毛泽东这一代人在中国社会中造就了对革命的长期崇拜，其影响巨大久远。
总之，中国革命运动的兴起，它的特点和本质，对中国60年对外关系的影响至深且大。新的中国对外关系自其产生之日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在实现中国革命运动的目标。时至今日，革命运动的巨大影响仍然存在，包括革命的思维方式和革命运动的基本理论仍然在影响着对中国对外政策的评价和诉求。不过在经历60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之后，很有必要审视中国革命运动的部分诉求。中国近代追求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这些理念本身就是现当代国际体系的产物，甚至是这个体系赖以存在至今的核心理念。所以，追求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是不可能靠摧毁现当代国际体系来实现的，其过程最终必定是导致这个体系的改革、改善。中国人在实现中国革命运动的诉求过程中，最终导致的是重新认识和修订中国革命运动的理念和理论本身，这正是历史之深层逻辑的意味所在。
二、中国内政与中国对外关系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这句话在外交研究领域几乎像公理一样不言而喻。学术界对某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的研究，差不多都要涉及该国内部政治和社会体制的特征、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动、国家发展战略或一些重大政策的变动、不断出现的新的重要政治需求、由不同领域不同层面的问题引起的政治斗争，等等。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条件下，都会对该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产生不同的影响。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从根本上说只有来自各种不同的国内政策与措施，并在该国国民的历史经验中占据核心地位，才能阐释和主导该国有关的外交政策和重大外交事态的发展，形成重要和持久的影响力。
尽管如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研究中，对中国内政与外交的关系、尤其是内政对外交的影响的分析和研究，存在明显的不足，缺乏研究的自觉，不少成果的历史描述无条理、不清晰，理论和方法的探讨则接近于零。中国对外关系的历史进程已经相当清楚地展示了中国内政对中国对外关系的重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贯彻始终的。由于中国内政在对外关系领域的巨大影响，分析和阐述这种影响的过程、程度和独特的方式，应该成为分析和研究中国对外关系的逻辑框架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对中国内政对对外关系的影响，不论是实证性研究，还是方法论的探讨，都构成了这个领域中的一类关键性知识。从经世致用的角度说，中国对外关系未来的发展仍然不可避免地要同内政纠缠在一起，有时甚至受到内政的决定性影响。积累这方面的知识，养成认知视角的自觉，是至关重要的。
影响中国对外关系的所谓内政基本上可以归为两个层次的因素。第一个层次是比较直接的，大致包括：（1）决策层内部在重大政策问题上——包括对外政策和其他一些政策——的分歧和矛盾；（2）国内的发展战略或重大政策的转变，反映这些转变的政治斗争和政治运动；（3）国内社会思潮的变化，如一个时期以来中国思想界所谓“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争论；(15)（4）国内政治气氛的变化，如媒体所造成的公众情绪变化、其他一些问题导致的社会氛围的变化。这些因素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甚至带动对外政策发生变化。中国对外关系60年的历史证明，国家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的转变所产生的影响是最关键的。
近些年来，历史学家的大量研究表明，中共领导人刘少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访问莫斯科，为新中国与苏联建立战略同盟关系奠定了基础，斯大林也从此决定，接纳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有关这次访问的一个不太被重视但十分重要的情况是，刘少奇在历时40多天的访问中，与斯大林会谈的次数并不多，而是抓紧时间参观访问了苏联的政府部门、职能机构和工矿企业，了解苏联国家管理和建设的各个领域，包括企业党组织的活动和作用。(16) 他回国时脑子里装了一套苏联的国家发展模式。后来的历史表明，中共领导人差不多就是根据苏联的模式建立了新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诞生便与社会主义国际体系全面接轨，包括政治、经济、贸易、教育、国防、外交等各个领域，从政策到体制，无一不是既迅速又顺畅。显然，建国初期的外交“一边倒”同当时中共领导人选择的建国模式和发展道路有关，这个选择甚至可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导致中苏同盟破裂和中国脱离苏联阵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关键的因素是斯大林去世后，中国不再能容忍这个体系中苏联与其他国家那种“父子”、“猫鼠”式的不平等关系。不过中苏关系破裂的更深层的原因是，当赫鲁晓夫试图对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有限的改革时，中国的发展道路却在向相反的方向延伸。这也是后来中苏意识形态大论战的一个关键原因，当然它也是中苏意识形态大论战的重要内容。正是在这场论战中，毛泽东那一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被逐步建构完成。中苏同盟破裂过程是中国内政与外交互动（也可以说是恶性循环）的一个经典案例。
1970年代初中国决定打开对美关系，主要是出于调整国家安全战略的需要。(17) 但是，发展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与当时中国国内“文革”极端左倾的政策极不协调，这其实是制约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使谈判长达多年的重要因素之一。(18)而恰恰是对这一问题的忽视或缺乏研究，给相当多的中国人造成这样一种看法，即只要在战略安全方面有共同利益，就足以维系与美国的关系。其实共同的战略利益只促成了中美关系的缓和，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却是与中国决定改革开放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在时间上也是基本同步的。(19)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协调，其标志性事件就是中美关系正常化。这种协调是以国家发展道路的巨大转变为基础和主要动力的，它为中国对外关系的全面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空间。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冷战后中国对外关系面临的困难会严重得多。1980年代的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也证明，中国之所以后来奉行“独立自主的不结盟的和平外交政策”，从根本上说也是因为邓小平领导的中国决心退出美国与苏联两种社会发展模式的竞争，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20) 当今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仍然在不断印证上述结论。
第二个层次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建设与发展。从现代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角度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新的特殊阶段。如同20世纪的新兴民族国家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新兴民族国家发展一样，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在1949年以后面临着一些基本的问题。在中国任何政治力量、政党的存在和是否拥有合法性，都同解决这些基本问题有关；这些政治力量、政党提出和推行的各种思想、各项政策，包括对外政策，也必须能够解决或有利于解决这些问题，才具有持久性和指导意义。
首先是确保主权与领土完整。主权与领土完整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条件，不能受到侵犯和损害，或者不能让它们受到的威胁达到这样的程度，即国民普遍感到不安全，或者感到没有发展前途和缺乏基本的尊严。不论当今世界上有关国家主权不可侵犯的问题存在多少争论，对新兴民族国家来说，维护国家主权不受侵犯仍然是生存尤其是发展的起码条件。
其次是发展经济和实现社会进步，或统称为实现现代化。这也是新兴民族国家在当今世界上保持国家生存的基本条件。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具有典型意义，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对此问题有高度的共识。在经历了建国后多年的曲折后，当今的中国有两个强大的推动力，推动决策者集中精力于“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一是人们追求发财致富的强烈愿望，另一个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追求。这两个动力产生于中华民族近代的历史和当今的中国社会，基础极其深厚。中国的对外政策必须为现代化首先是为经济发展服务，这是没有多大争议的原则。
第三是实现和维护国家的统一。二战后亚洲一些新兴民族国家长期存在实现和维护国家统一的严重任务。如越南通过十余年的战争，才在1975年实现国家统一；朝鲜半岛现在还处于分裂状态，等等。维护国家统一问题对中国更为突出，也更为敏感，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目前还没有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面临着反分裂的严峻挑战。争取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同时反对各种分裂势力，以及各种被认为可能导致中国出现分裂内乱的政治意图、意识形态和活动，一直是中国对外政策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也得到中国公众广泛的支持和认同。另一方面，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维护国家统一一直是政治治理的核心问题，也是一种“核心价值”。从历史上看，秦以后的中国一直是靠实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来维护国家统一的，没有任何历史经验证明，中国可以用别的方式实现这个目标，或者说是维护这个价值。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高难度的重要原因（今后有可能成为主要原因）。当今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这种政治治理模式（它的建构当然不全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成了中国同一部分发达国家的所谓“结构性矛盾”的一个根源。
第四是社会核心价值的建构与国家认同的形成。二战后所有新兴民族国家都必定要经历一个社会核心价值的建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相对牢固的国家认同，包括对国家特性和基本形象的认知、认可甚至欣赏，以及对国家的忠诚和国家基本制度的信任和信心。这是历史进程决定的，二战结束后不久发生的冷战使这个问题更为突出，并经常在一些国家引发极其尖锐的政治斗争。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华民族同样面临社会核心价值建构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同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存在着明显的互动，其影响巨大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今后完成现代国家核心价值的建构过程，必定会伴随对外政策的讨论，伴随如何认识中外关系的讨论，来自外部世界的影响很可能会比以往更强烈。
第五是执政集团的合法性问题。二战后所有新兴民族国家的执政者都面临合法性的挑战，这部分是因为这些执政集团最初得到支持是因为他们在革命阶段满足了公众对民族解放和国家主权独立的诉求。但在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后，能否为国民提供基本的安全感，必要的荣誉感，满足国民对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日益强烈的要求，则成为对合法性的挑战。应对这一挑战成功与否，既取决于能否遵循大致满足公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的正义程序，也取决于能否制定和有效地贯彻合理的国家战略和政策。在此前提下，为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包括解决上述几个基本问题，创造比较有利甚至是越来越有利的外部环境，是衡量当今中国外交成就的基本标准，是执政者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
最后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既是中国历史延续下来的问题，也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中独特的重大问题，它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对外政策，今后可能影响会更突出。这类问题有几种不同的形式，如不同地区与中央的关系，不同地区对外部世界不同的依存程度、同中国周边不同地区形成的不同关系、所受性质和程度不同的外部影响，不同的边疆地区所面临的不同类型的安全威胁，等等。反映到中国外交上，不同地区表现出不同的需求，甚至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可以预期，随着中国对外关系的全面发展，地方国际化进程的深入，中国各地区特别是边疆地区在同外部交往中不断发生变化，变化中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有可能对中国外交政策产生更为重要和复杂的影响。(21)
中国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在根本上是为解决这些基本问题服务的，为解决这些基本问题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中国对外关系在其发展过程中虽然出现过特殊时期，但绝不可能长期与回应这些问题的基本需要背道而驰。换个角度，上述几个问题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理解对外政策问题的框架，执政者在其中思考和制定对外政策，公众依靠它衡量对外政策和提出诉求，研究者则可以通过它观察和分析对外政策。
三、国际环境及其与中国对外关系的互动
国际环境对中国对外关系有重大的影响，这是不需多加论证的结论，中国的对外政策在一些方面就是对不断变化的外部形势做出的反应。但是，国际环境作为影响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因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主要包括哪些内容，通过什么途径和方式产生影响，以及在那些值得研究的重大事件中其影响达到什么程度等等，都还需要讨论和研究，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大有丰富和深化的必要。
在最表层，国际环境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影响表现在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中国领导人如何认识这些变化并作出反应，制定或调整对外政策。从二战后国际政治的历史进程看，影响中国对外关系的外部环境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冷战时期，另一个是“后冷战”或冷战后时期。前一个时期世界政治的主要特征被简单地称为美苏两极对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及其阵营的对抗决定着世界政治的基本特点和基本走向。后一个时期在中国被称为走向多极世界，国际政治力量的基本格局是“一超多强”，这种力量格局和多极化发展趋势支配着世界政治。当然两个时期只是大略的划分而已，随着近十几年来“全球史”研究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历史研究成果勾勒出一幅更为丰富也更为复杂的世界图景。在每个时期都有远比所谓“两极世界”或“一超多强”、“多极化趋势”等复杂得多的内容，它们很可能同样在影响中国对外关系。
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同二战结束后不久爆发的冷战有密切的关系。正是美苏两国在中国都奉行既互相限制又互相妥协的政策，造成了独特且有利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外部条件。当时在中国出现了美苏互相遏制、国共一竞雄长的局面，使国共两党都有机会尽其所能利用美苏的矛盾，争取形成对自己有利的国际条件。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人看起来显然更有智慧和谋略，当然首先是因为他们在中国具有更坚实和广泛的社会基础。
美苏冷战既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外部条件，也是中共建国时不得不面对的主要外部环境，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部分地就是为应付美苏对抗的局面而制定的。中共中央选择“一边倒”向苏联的对外政策，塑造了后来十几年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格局，即站在苏联阵营一边，与美国对抗。这种对外关系格局的出现，除了前述理论观点和经验使然，也是中共当时在两极对抗的国际格局中，针对美苏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态度做出的反应，是中共分别与美苏互动的结果。美苏同中共的关系的确有本质的区别：苏联是中共的支持者，不论这种支持达到何种程度，何等复杂；美国则是中国革命运动的反对者。
1960年代中期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和对外关系随之发生的变化，固然有其内政的原因，但也包含着对变动的外部环境做出的反应。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主要是指美苏力量对比和相互关系的变化，苏联对外政策和对华政策的变化，以及美国对外政策和对华政策的变化。从美苏关系的变化看，60年代末美苏两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形成了战略均势，特别是核均势。这给美苏双方提出了重大的对外政策问题，即选择继续对抗，还是选择缓和。苏联选择了前者，美国则选择“缓和”。美苏关系的变化带动了欧洲和广大第三世界地区的形势变化。与此相联系，60年代末期中国直接面对的外部环境也出现了两个基本变化。一个是中国同苏联从盟友变成敌人，苏联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也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严重挑战。中苏边界持续升高的紧张局势，最终在1969年3月酿成了双方在中苏边界东段的珍宝岛军事冲突，并在夏季蔓延到中苏边界的西段。此前不久，1968年8月21日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一事件在促使中国大幅度改变对外政策方面也是至关重要的，中国领导人开始从国家安全战略的全局考虑苏联威胁的问题。10月31日通过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确认苏联已经成为新的战争策源地，这一判断导致后来中国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的革命性转变。(22)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60年代中期，美国对华政策开始酝酿重大调整。尼克松执政后不久，便决定采取措施缓和中美关系。美国的战略调整和有关调整对华政策的宣示和措施，同样是促使中国领导人重新认识国际形势的重要国际因素。1969年秋季，在初步稳定了中苏边界局势并大致判断清楚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方向之后，中国领导人决心迈出缓和中美关系的步伐。(23) 1972年2月，在经过艰苦的外交努力以后，尼克松终于实现访华。中美双方在上海签署了联合公报，迈出了和解并最终实现关系正常化的第一步。
在中苏关系全面紧张和中美关系开始缓和的背景下，针对冷战中美苏战略态势的变化，中国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推行被称为“一条线”和“一大片”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政策，联合世界上一切主张和平和反对霸权主义的国家、民族和各种政治力量，组成反对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扩张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国际统一战线，其中主要是反对苏联的扩张政策。(24) 这个时期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就包含了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政策的思想。(25)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三个世界”的思想并不完全是对美苏关系格局变化的反应。毛泽东使用这个概念并试图据此建立一套理论，主要目的之一还是要回应世界政治中的另一个巨大变化，即二战后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出现历史性转变，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大批新国家蓬勃兴起，正成为世界政治中越来越重要的力量。70年代初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及中东石油输出国联合限制石油出口所造成的石油危机等事件，极大地影响了中国领导人对世界政治的看法和判断。他们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就是要为中国在日益复杂的世界格局中界定位置，为相关的政策提供认识框架和理论支撑。(26) 比较而言，中国在这个时期对二战后新兴民族国家重视的程度大大超过后30年，其原因需专文探讨。对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地位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巨大影响，学术界至今缺乏深入的探讨，这需要弥补。
1990年代初，冷战以东欧剧变和苏联的突然解体而告结束，二战后世界政治的一个时代结束了，这也是1949年以来中国外部环境的最大变化。从1989年东欧国家发生剧变开始，中国领导人已经在关注国际政治局势的变化。当时中国面对的另一个直接和突出的问题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全面制裁。这些变化是推动中国领导人提出“韬光养晦”战略的主要国际背景。
从冷战结束至今，国际形势虽然不断发生变化，但是苏联解体后所形成的国际政治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中国国内，不断就冷战后的国际格局和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进行研究和讨论。特别是针对冷战后美国的世界地位和美国对华政策的讨论，从1990年代中期到末期从未中断并日益深入，在19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时甚至掀起了一个高潮。这些讨论的发生和持续本身就表明，国际环境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影响正日益深入，因为中国同国际社会的关系正在经历极其深刻的变化，人们必然更加关注外部环境的变化及其可能造成的各种影响。
指出国际环境的变动及其与中国对外关系之间互动的重要影响，因为这是理解中国对外关系发展的一个基本因素，除此之外，它还可以促成更有启发性的思考。在上述互动的过程中，中国人对世界政治潮流（有时被称为时代）的认识起着关键的作用。历史进程表明，决定中国外交成败的重要条件（如果不是首要条件），就是中国人对世界政治潮流的判断合理与否，包括全面认识和理解世界政治主要潮流的发展方向，合理判断它们在各个阶段上的影响和相互关系。世界政治潮流的内涵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由几个大趋势构成的，它们是相互影响和变动不居的。世界政治格局通常都是在它们的相互激荡、相互抵消或促进的共同作用下，通过重大事变来实现飞跃性发展。
从二战结束至今虽然有冷战和后冷战两个时期，决定世界政治发展的主要潮流在本质上并无变化。这些主要潮流包括：（1）世界强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冷战时期主要表现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和各自控制的军事集团的对抗与对峙；在后冷战时期主要表现为一超多强之间复杂的合作、竞争与地缘政治对抗。（2）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及其后果，即大批新独立的国家成为世界政治中的新兴力量，并在冷战后形成世界政治中一些新的力量中心。（3）以经济全球化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现代化潮流的快速扩展。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和冷战结束后，现代化潮流的全球性愈显突出。（4）科学技术跨越式的巨大进步，持续不断地改变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和思考方式，也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的基本面貌，包括大国政治的存在和发展方式。（5）意识形态斗争，在冷战时期比较集中地表现为美苏两国围绕两种社会制度和新兴国家现代化模式的激烈斗争，冷战后则演变为“西化”与非西方思潮、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思潮的争论与斗争。
中国对外关系60年的发展证明，中国外交与国际环境的互动曾经由于主观认知的历史局限性、片面性——忽视或过度强调世界政治潮流的某个方面——而受到影响，甚至导致对外关系出现全局性的错误。以前30年为例，毛泽东比较重视民族解放运动及其前途和对世界政治的影响，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后来大力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成为中国外交的突出任务。再如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对抗的认识，使毛泽东极为重视中国的国家安全，并在一个时期形成了同时同美苏两个大国对抗的局面。如果将毛泽东这些认识分开来看，都各有其根据。问题是他严重忽视甚至无视世界政治中的其他潮流，如追求现代化的世界性潮流，以及科学技术进步对世界政治越来越突出的影响，导致对时代问题的认识长期摇摆，不承认有维持较长时间基本和平的可能性，否定国际形势中缓和因素的存在以及出现缓和趋势的历史性原因，甚至夸大“世界战争”与“世界革命”的可能性，一度断言世界正处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提出以亚非拉“广大农村”包围资本主义“世界城市”，等等。(27) 这些认识和政策导致相当极端的外交行为，致使中国一度陷入孤立。
改革开放以后，在总结前30年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也是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考，中国领导人提出“和平”与“发展”两个主题的思想，即在各种复杂的世界政治潮流相互影响和相互激荡中，“和平”与“发展”逐步发展成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主要追求和世界政治发展的主要方向。世界规模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不存在对中国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这一思想基于对大国关系、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地位、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以及意识形态斗争在国家关系中的作用等重大问题的长期思考和判断，在1980年代中期提出后经过多次争论和论证，在中国形成了高度的共识。60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时时关注时代潮流的变化并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从更长的历史时段看，研究国际环境与中国外交的互动是由一个历史性的命题决定的，这个历史性的命题可以简称为“中国与世界”。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今160年来，中国人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回答，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对外关系的走向和成败。这一古老命题演化至今，其核心部分就是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
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之关系这一命题之所以日显突出，最初是由冷战后中美关系变化引起的，因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最深层因素是中国与当今国际体系的关系，这是由冷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基本特征、中美各自在其中的地位以及中国所处的历史进程所决定的。美国的世界地位决定了中国同美国的关系包括了同一个时代的关系。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和深刻的变化。也许正是由于中国与外部世界在形成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同时又不断遇到困难和麻烦，中国人才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和谈论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诸如“与国际经济接轨”、“参与全球化进程”、“建设性融入”、“做负责任的大国”等相伴而生的观点，则从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反映了中国人在此领域的思考及其达到的深度。(28)
“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之所以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无疑包括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外部原因主要与现存国际体系的一些主要特征联系在一起，即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其中占主导地位，这个体系的主要规则是由它们主导制定的，当然也就更符合它们的利益，而且一些规则还在按照它们的愿望修改或调整。另一个更为深刻一些的因素则来自中国的内部，即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历史的进程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发展道路给中国发展与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而这条发展道路在其演变过程中逐步显露出来的某些特点，同样也构成了目前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融合的内在限度。正是内外两方面的因素，特别是内部的因素，决定中国完全认同现存国际体系注定要经历一个曲折和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自然会展现出一些独特的面貌。
中国人对现当代国际体系的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延伸。中国人的国家认同形成与对外关系联系紧密，中国对外关系的缘起同革命与冷战紧密相关，中国人的国家认同是在冷战的背景下塑造成型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时中国人对现当代国际体系的态度。中国人对现代国际体系的认同大致始于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和一切合法权利。从那时起到今天，中国已经全面参与到全球的和地区的几乎所有国际组织。作为逐步走上认同现代国际体系道路的一个结果，各种国际组织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影响日益增强，与各种国际组织之间的互动已经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肯定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中国对外关系的研究必定要大大超越专注于双边关系、大国关系、战略关系等范畴的传统，从全球史和现代国际体系演变史等更广阔的视角，来重新界定研究的领域和问题。
注释：
① 参阅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1935—1949）》，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2008年；刘德喜：《延安时期毛泽东外交战略（1943—1949）》，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② 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载牛军主编：《中国学者看世界（外交卷）》，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第3—26页。
③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06、108页。
④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53—254页。
⑤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6—672页。
⑥ 毛泽东：《山东有可能成为战略转移的枢纽》，载《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34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33——534页。
⑦ 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52页。
⑧ 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62页。
⑨ 《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通告》，《新华日报》，1946年1月12日；刘少奇：《时局问题的报告》，载《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解放战争时期（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1981年，第120页。
⑩ 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93—1194页。
(11)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59—1260页。
(12) 《中央关于批转东北局关于学习南共问题决议的指示》，1948年8月11日。
(13) 刘少奇：《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人民日报》，1948年11月7日。
(14)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5页。
(15) 中国外交研究领域几乎不研究甚至都不关注社会思潮的变化，这可能是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思想长期一元化的后遗症。长此以往会严重妨碍中国外交研究的深入发展。
(16) 师哲的回忆详细描述了刘少奇在莫斯科的访问活动。参阅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419—424页。
(17) 参阅宫力：《跨越鸿沟：1969——1979年中美关系的演变》，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18) 参阅李捷：《从解冻到建交：中国政治变动与中美关系》，载宫力、威廉·C·柯比和罗伯特·S·罗斯编：《从解冻走向建交：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再探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64—289页。
(19) 参阅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第三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章。
(20) 参阅牛军：《告别冷战：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历史含义》，《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
(21) 关于中国“地方国际化”的研究，可参阅苏长和：《国际化与地方的全球联系：中国地方的国际化研究（1978—2008年）》，《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1期。
(22)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人民日报》，1968年11月1日。
(23) 参阅牛军：《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与中国外交的调整》，《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1期。
(24) “Memorandum Conversation”,November 12,1973,FRUS,1969—1976,XVIII,1973—1976,China,pp.123—138,380—399.另参阅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1970—1978》，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7页。
(25) 参阅牛军：《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研究纲要》，载萧延中主编：《晚年毛泽东》，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年。
(26) 毛泽东：《帝国主义怕第三世界》，《关于三个世界划分问题》，载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587—588、600—601页；《邓小平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74年4月11日。
(27) 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人民日报》，1965年9月3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1966年8月14日；毛泽东：《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人民日报》，1966年11月4日。
(28) 参阅肖欢容：《中国的大国责任与地区主义战略》；门洪华：《压力、认知与国际形象——关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战略的历史解释》。均见牛军主编：《中国学者看世界（外交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