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凉史家刘昞与实录史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家论文,实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繁茂的中国古代史学园地里，有一种很重要的历史著作体裁——实录。它是在新皇帝即位后，由国史馆根据前一皇帝的起居注、时政记、日历等资料，重新汇编，纂修而成的前皇帝一朝言行大事的编年史长编。这种体裁，自唐代开始成为定制，代有所修，篇幅很大，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史料。实录体的创立者，一般都认为是南朝梁的周兴嗣，其实是五凉著名史家刘昞。
一
刘昞，字延明，敦煌（今甘肃敦煌）人，约生于公元370年，逝于440年。幼年时， 在儒学上颇有造诣的父亲刘宝对他进行了良好的启蒙教育。十四岁以后，他向著名学者、博士郭瑀学习儒家经书，学业优异，最受先生赏识。
刘昞在世的70多年，正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当时，南北分裂，北方先后出现了十六国、北魏等朝。河西则是西北几个割据政权的舞台。他童年时，当地是前凉张天锡的天下。不久，前秦苻坚夺取了河西。以后，西凉、北凉又相继称雄，直到北魏统一北方。
成年以后，刘昞隐居酒泉，潜心学问，教授弟子，从其受业者达500多人，为河西培养了许多人材。前秦、后凉多次徵召， 他都不应命。公元400年，李暠据敦煌，建西凉，不久迁都酒泉。 李暠出身于陇西望族，通涉经史。称王以后，在当地发展农业，关心民生，又提倡儒学，设立学校。他崇敬刘昞的学识，邀请其担任儒林祭酒、从事中郎，又迁升抚夷护军。李暠说：“吾与卿相值，何异孔明之会玄德。”刘昞见到李暠这个知遇之主，也如鱼得水，曾撰写碑文，颂扬李暠治民的功德，这就是立于靖恭堂而名闻遐迩的《酒泉铭》。唐初史家令狐德曾赞扬道：“区区河西，而学者埒于中原，刘延明之铭酒泉，可谓清典。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岂徒言哉！”（2）刘、李二人经常在一起阅读经史、切磋学问。 刘昞在政务繁忙之中，手不释卷。李暠关心地劝道：“卿注记篇籍，以烛继昼，白日且然，夜可休息。”刘昞回答：“‘朝闻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将至。’孔圣称焉。延明何人斯，敢不如此。”（3）
公元421年，以张掖为都城的北凉统治者沮渠蒙逊打败西凉， 占据酒泉、敦煌。匈奴族的沮渠蒙逊对刘昞更为礼遇，称其为“玄处先生”，在西苑专门修建了壮丽的陆沉观，请刘昞在其中教授弟子，每月按时送来酒和羊予以犒劳。刘昞在北凉政权还担任秘书郎，负责起居注的写作。沮渠牧犍继位后，更尊称刘昞为国师，亲自参拜，还下令所有官吏都拜刘昞为师，向他学习经史，并为他配备了索敞、阴兴两位年青学者当助教。当时，刘昞的学生有好几百人。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于公元439年平凉州，沮渠牧犍投降。 年逾古稀的刘昞被任命为留守河西的太武帝长子、乐平王拓跋丕的从事中郎。一年多以后，他思念故乡，从姑臧（今武威）返回敦煌，在姑臧以西400里的韭谷窟因病逝世。
刘昞学识渊博，勤于撰述，著作丰硕。据《魏书·刘昞传》记载，他注释和撰述的经史子书达100多卷。注释的书籍， 有儒家五经之首的《周易》，有法家要典的《韩非子》，有曹魏刘邵论辨人材的《人物志》，有相传下邳神人授予张良的古兵书《黄石公三略》。这些注多已不存，仅《人物志注》收录于《四库全书》杂家类。《四库提要》称，刘昞的注“不涉训诂，惟疏通大意，而文词简古，犹有魏晋之遗。”（4）《周易注》在《玉函山房辑佚书》有辑本， 被视为“断珪残璧，少而益珍”。
他的著作，有《方言》三卷，不见于诸史经籍志。但汉扬雄有《方言》十三卷，是解释古语和异国方言的一部小学类著作。刘昞该书，亦名《方言》，殆因敦煌西连西域，北接柔然，南通吐谷浑，本地又有匈奴、鲜卑、氐、羌杂居，语言环境十分独特，而他又担任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抚夷护军，这本书很可能是一部多民族语言的汇聚本。可惜该书久已不存，否则，对考证研究民族史、边疆史和古代语言将会有很大帮助。
最能代表刘昞学识的是他撰写的《略记》、《凉书》、《敦煌实录》这三部历史著作，《略记》又名《三史略记》。魏晋时的三史，指《史记》、《汉书》和《东观汉记》。三书合计393卷。 《魏书》本传言，刘昞“以三史文繁，著《略记》百三十篇、八十四卷。”我们知道，在他之前，孙吴时的太子太傅张温撰《三史略》，仅29 卷（5），似嫌太略。刘昞此书，当是纠张温之敝而作。《凉书》和《敦煌实录》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中都有著录，《宋史·艺文志》不再著录，大约于宋元间佚失。《隋书·经籍志二》云：“《凉书》十卷，记张轨事。伪凉大将军从事中郎刘景撰。”按，唐人讳昞，故称其名为景。则该书是记载前凉张氏政权历史的著作。《敦煌实录》的情况留待下节阐述。
北魏太和十四年（490），尚书李冲奏称：“昞河右硕儒， 今子孙沉屈，未有禄润，贤者子孙宜蒙显异。”于是将他的一个儿子任命为郢州云阳县令。正光三年（523）六月，根据太保崔光的奏请， 甄免刘昞后代碎役。孝明帝下诏道：“昞德冠前世，蔚为儒宗，太保启陈，深合劝善。其孙等三家，特可听免。”（6）北魏统治者的评价，反映了刘昞的学问道德在北朝学界的影响。
二
《敦煌实录》久已亡佚，其真实情况，只能从诸书著录及其点滴遗文予以考述。
该书的卷数，诸书说法不一。早期的《魏书》本传云为二十卷，而元嘉十四年（437），北凉王沮渠牧犍向宋文帝“奉表献方物， 并献……《敦煌实录》十卷。”（7）以后的《隋志》言十卷，新、 旧《唐志》都录为二十卷，程千帆先生以《十六国春秋·北凉录》与《宋书》所记，断定该书“作十卷为是”。（8）我们以为， 很可能该书从一开始就有两个版本流传，二十卷本的内容比十卷本为多。何以如此说，请看以下分析。
《隋书·经籍志》将《敦煌实录》著录于“史部·霸史类”。霸史类《小序》言：“自晋永嘉乱，皇纲失驭，九州君长，据有中原者甚众。或推奉正朔，或假名窃号，然君臣忠义之节，经国字民之务，盖亦勤矣。而当时臣子，亦各记录。……今举其见在，谓之霸史。”则所谓“霸史”，是古人对记载地方割据政权和分裂时期非“正统”政权史书的称谓。历史上以敦煌为都城的割据政权，只有西凉。史载：晋“隆安四年（400），晋昌太守唐瑶移檄六郡，推玄盛（李暠）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公、领秦凉二州牧、护羌校尉。”以敦煌为都城。建初元年（405），“迁居于酒泉”。到嘉兴四年（420），西凉主李歆被沮渠蒙逊打败，其弟李恂立于敦煌，次年被灭。（9）西凉先后有约7年时间，以敦煌为其都城。因此，被列于霸史类的十卷本《敦煌实录》只能是记载西凉历史的史书。隋志著录《凉书》及《敦煌实录》时，称“伪凉大将军从事中郎刘景撰”。大将军是李暠之称。刘昞任大将军从事中郎是在西凉时代，则所谓“伪凉”当指西凉而言。据上可以断定，该书十卷本的写作时间，在公元405年至420年间，即西凉王李暠及其子李恂当政的时代。刘昞当时负责“注记篇籍”，也就是起居注和国史的写作，《敦煌实录》十卷本亦其职务成果之一。
两《唐志》著录该书为二十卷，说明唐时所存该书比隋人所见篇幅增加很多。从《魏书》本传亦称该书为二十卷，可以断然排除是由于隋唐间人对十卷本增益才造成二十卷本的可能。《魏书》撰成于北齐天保五年（554），所言《敦煌实录》的卷数，是魏收根据中秘藏本所录， 不应有误。而这一藏本当为魏太武帝平北凉后，于太延五年（439）十月“徒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时，一起运回的北凉“仓库珍宝”之一。（10）当时刘昞正担任乐平王从事中郎，二十卷本定出其手。古人著书，有终生不断增改的习惯。因此，可以断定，二十卷的本子，当系刘昞生前对十卷本多次增删以后形成的。十卷本前已献给南朝宋，被沈约著录于《宋书》，并为隋人在平陈后运回北方，而被《隋志》著录。“唐武德五年（622），克平伪郑，尽收其图书及古迹焉。 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沂河西上，将致京师。行经底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11）十卷本的《敦煌实录》大概也在这一次沉没黄河，永远佚失了。而二十卷本，则由北魏传至东魏，再传至北齐，被魏收著录。北周平北齐后运至长安。隋人迁都仍将其存于西京大兴，最后被唐人收藏传播。简单说，《敦煌实录》有两种版本。十卷本，为刘昞在西凉时写成，唐初沉于黄河。而二十卷本，是刘昞对十卷本增改而成。北魏将其运回平城，最后传到唐代。这就是诸目录记载《敦煌实录》卷数不同之谜的合理答案。
十卷本的内容已如前述。二十卷本的内容如何，从唐人的分类和论说中可以找到蛛丝马迹。《旧唐书·经籍志上》将其著录于“杂传类”，《新唐书·艺文志二》将其著录于“杂传类”，又著录于“伪史类”。杂传，《隋志》小序说：“又汉时，阮仓作《列仙传》，刘向典较经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传，皆因其志向，率尔而作，不在正史。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传》，以叙圣贤之风。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载笔之士，删采其要焉。今取其见存，部而类之，谓之杂传。”简单说，杂传就是除正史以外记人物事迹的历史著作。二十卷本的《敦煌实录》既然归于该类，当是以人物传记为重要内容的。唐代著名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对《敦煌实录》很有研究，将其视为“郡书”，说：“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他方，罕闻爱异。其有如常璩之详审，刘昞之该博，而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者，盖无几焉。”（12）在另一处，刘知几还说：“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欲求不朽，弘之在人。何者？交趾远居南裔，越裳之俗也；敦煌僻处西域，昆戎之乡也。求诸人物，自古阙载。既而士燮著录，刘昞裁书，则磊落英才，灿然盈瞩者矣。”（13）这两段话，充满了对刘昞及其著作的赞扬之词，同时也告诉我们，刘知几看到的《敦煌实录》大体是敦煌地方人物的传记。但《新唐书·艺文志》同时又将该书著录于“伪史类”，说明其内容有相当部分不是人物传记，而是记述一个割据政权（西凉）的历史。由此看来，刘昞对十卷本是修订，而不是全部推倒重写。具体讲，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历代人物传记。由于该书以“敦煌”为名，又由于作者是敦煌人，因此，所增加的都是敦煌籍的人物传记，从而使该书具有了双重的性质，即既是一部西凉史，又是一部敦煌地方人物合传，这就与十卷本有一些不同。
我们说唐人见到的二十卷本《敦煌实录》并非单纯的人物传记，而是具有双重性质，还有材料可以证明。就在《史通》中，当说到史书的作者评论（论赞）时，刘知几再一次提到刘昞，云：“《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二传云公羊子、谷梁子，《史记》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赞，……刘昞曰奏，……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必取便于时者，则总归论赞焉。”（14）它告诉我们，刘知几所见《敦煌实录》有论赞，是以“奏”字引出作者评论。所谓奏，一般指为臣向君主陈述意见。刘昞这样做，显然与后代史书中的“史臣曰”引出论赞相似，是作者身份的表示，是史官写出来首先要让君主看的国史或正史。如果仅仅是一部地方人物志，他不可能用“奏”的形式来发表评论。《晋书》卷五十八《凉武昭王李玄盛传》内容十分丰富，且有几处径录西凉奏表疏赋全文，但却无一处提到刘昞。这一情况说明撰史诸臣是以《敦煌实录》作为该篇最重要参考材料的，因为任何一位严肃的史家，都不会藉修史之机在史书中宣扬个人业绩的。
《敦煌实录》二十卷本在唐宋间为一些类书、注文、著述所录引。清乾隆间，学者章宗源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四《敦煌实录》条，有其辑出的佚文16条。清儒张澍关心桑梓文化，著《续敦煌实录》，其卷首一卷，为刘昞《敦煌实录》的辑本，共辑出该书佚文17条。李鼎文先生点校《续敦煌实录》，又补辑2条。（15）由于各人引据之书不同，辑文略有出入，但章氏所辑皆见于点校本19条中。这些佚文，“蒲海”（言疆域地理）“李暠”“张衡”（此为敦煌人，非发明混天仪者）“侯子瑜”“侯瑾”（此人与上条非同一人）“张存”“童巽”“索苞”“索丞”“范固”“索充”“宋质直”“王琴”“王贤”“范游”“库成述”“库成伫”诸条皆为凉人凉事，仅“蛇见”（张焕事）、“周生烈”两条为前代敦煌人事，可见《敦煌实录》基本是当代人写的当代史。
三
实录一词，本非书名。西汉末扬雄著《法言·重黎》云：“或问《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迁，曰实录。”这是实录一词最早的出处。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称：“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应劭注：“言其录事实。”则实录本指史家著史直录其事，不搀杂个人的好恶。用来论史书，则是对史家直笔品德的赞美。
纵观古代史籍目录，以实录二字名书，最早为刘昞的《敦煌实录》。作者其所以用实录作为书名，很可能取扬雄等人所说的记史实事求是之意。因为十卷本的记史对象西凉国，其君主李暠与作者私交甚厚，自称实录，乃谓著该书时已排除个人感情之谓也。北凉统治者能对该书表示赏识，并选为向南朝宋皇帝进献的书籍，当亦与其记史实事求是有关。
作为一种历史著作体裁，实录究竟起于何人何事？欧阳修在《崇文总目叙释·实录类》说：“实录起于唐世”。（16）南宋王应麟则认为：“实录起于萧梁，至唐而盛。杂取编年、纪传之法而为之，以备史官采录。”（17）当代学者大体皆宗王说，如《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分册》“实录”条即称：“最早有南朝梁周兴嗣撰《梁皇帝实录》，记梁武帝事；又有谢昊（一作吴）撰《梁皇帝实录》，记梁元帝事”云云。周兴嗣《梁书》卷四九有传，该传云：“周兴嗣，字思纂，陈郡项人。（天监）九年，除新安丞，秩满复为员外散骑侍郎，佐撰国史。十二年，迁给事中，撰史如故。普通二年（521）卒。 所撰《皇帝实录》……文集十卷。”《隋志》杂史类著录：“《梁皇帝实录》三卷，周兴嗣撰，记武帝事。”梁武帝于502—549年在位，由于作者逝世，该实录实际仅记载了梁武帝在位前半段的历史。谢昊的《梁皇帝实录》五卷，《隋志》云：“记元帝（552—555在位）事。”则梁人所撰实录，时间都在刘昞撰《敦煌实录》100年以后。梁之实录的体例究竟如何， 由于其皆已亡佚，似难说清。但梁时另有一书，名《梁太清实录》。《史通·杂说》自注云：“其王褒、庚信等事，又多见于……裴政《太清实录》。”“裴政《梁太清实录》称，元帝使王琛聘魏，长孙俭谓宇文曰：‘王琛眼睛全不转。’公曰：‘瞎眼奴痴人来，岂得怨我？’”这两条材料说明，梁代实录的主要内容还是记当时的人物，与十卷本《敦煌实录》的体例没有显著差别。既然体例相似，撰述时间又在其后，能否说梁朝诸实录系仿《敦煌实录》所作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这里关键的材料，就是前引《宋书》所述，元嘉十四年（437）北凉沮渠牧犍献给宋文帝的河西著作20种中，包括“《敦煌实录》十卷”。这部书在南朝各代肯定受到妥善收藏，所以才能被沈约（441—513）载录于488 年完成的《宋书》中。周兴嗣、谢昊与沈约年龄相差不大，并曾同事。《史通·古今正史》言：“梁史，（梁）武帝时，沈约与给事中周兴嗣、步兵校尉鲍行卿、秘书监谢昊相承撰录，已有百篇。”则周、谢二人肯定见过十卷本《敦煌实录》，仿其体例作书，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事了。
实录史体的形成与发展有个历史过程。最初是刘昞于420 年前撰十卷本《敦煌实录》，以都城名国，记一个割据政权以人物为主的历史。然后是南朝梁的史官，以皇帝二字或其年号为书名，记载一个皇帝在位的一段时间的以人物为主的历史。经过约200年的发展， 到唐贞观中，才有了新的实录问世。史载：“贞观十七年（643）七月十六日， 司空房玄龄、给事中许敬宗、著作佐郎敬播等，上所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18）由于唐太宗当时正在位，并无庙号，所以《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书名为《今上实录》。由此可知，即使唐太宗时的实录，仍然并非后来严格意义上的实录，当帝王在位时就有修撰。以后的高宗、则天、睿宗、玄宗、德宗诸帝实录，都是在位时即修，死亡或退位后再修。大体从宪宗开始，才正式形成由继位皇帝下诏，组织史官为前皇帝撰述实录并以其庙号为书名的制度。这时距刘昞撰《敦煌实录》十卷本，已近400年了。至于唐代实录的内容， 当然是包罗万象的。《唐六典》言：“史官掌修国史，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继代之序，礼乐师旅之事，诛赏废兴之政，皆本于起居注，以为实录。”但从体例讲，还是王应麟说的，“杂取编年、纪传之法而为之”。也就是说，唐代的实录，都是以编年记事为主，兼有人物传记。唐实录现存者仅韩愈所撰《唐顺宗实录》五卷，其中就有在出使吐蕃途中逝世的工部侍郎张荐的传200余字， 致仕后逝世的左散骑常侍张万福的传700余字，故忠州别驾陆贽的传1200余字，故道州刺史阳城的传1000 余字，被贬为渝州司马的王叔文的传1200余字，再加上唐顺宗从出生到安葬的历史，总共6个人的传记（19）。由此可见，唐代实录的体例， 从本质上与十卷本《敦煌实录》没有多少区别。实录的撰修自唐代形成制度，五代、宋、辽、金、元、明历朝遵行，都是在某皇帝死后，由史官根据该皇帝时的起居注、时政记、日历等原始资料，加以删削，按编年的顺序，写成该皇帝在位期间军国诸事的资料长编，其中包括许多大臣名人的传记，《明实录》中的大量人物传记，近年已由学者辑出，分类编印成书。只是到了清朝，由于国史传记撰写制度的发展，才将大臣名人的传记从实录中分离出来，实现了实录体的最后净化。然而，至此时实录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历史著作体裁，也终于走到了尽头，随着封建制度的灭亡而寿终正寝。
总之，古代实录以《敦煌实录》的撰述为最早，体例亦为后代所沿袭，刘昞是实录史体的创立者。
注释：
〔1〕〔6〕《魏书》卷五十二，《刘昞传》。
〔2〕《周书》卷四十一，《庚信传论》。
〔3〕《北史》卷三十四，《刘延明传》。
〔4〕《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七，子部杂家类，《人物志》。
〔5〕《隋书·经籍志二》。 《旧唐书·经籍志上》和《新唐书·艺文志二》皆著录为“《三史要略》三十卷。”
〔7〕《宋书》卷九十八，《氐胡大且渠蒙逊传》。
〔8〕《史通笺记》，中华书局1980年版，页247。
〔9〕《晋书》卷八十七，《凉武昭王李玄盛传》。
〔10〕《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
〔11〕《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序》。
〔12〕《史通》卷十，《杂述》。
〔13〕《史通》卷十八，《杂说下》。
〔14〕《史通》卷四，《论赞》。
〔15〕《续敦煌实录》，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页10。
〔16〕《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92年影印本，下册，页1000。
〔17〕《玉海》卷四十八，《艺文》。
〔18〕《唐会要》卷六十三。
〔19〕《韩昌黎全集·外集》卷六至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