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化论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化

郭 兴 方

【摘 要】 党的十九大前后分为两个时代,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创时代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两个时代都同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前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后者的主要矛盾则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从经济层面,依据系统的数据,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创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关系全局的历史性转化的强大物质和技术基础,也是未来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强大物质和技术起点。

【关键词】 初创时代 新时代 主要矛盾 数据分析

如果可以将改革开放以来至党的十九大以前这段时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创时代,那么,可以将党的十九大前后分为两个时代,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创时代(以下简称初创时代)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下简称新时代)。两个时代都同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区别在于社会主要矛盾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创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35条,第一款,1981-06-29。 ;而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 人民日报 》,2017-10-28。 。从初创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而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因此,本文试图从经济层面依据系统的数据分析这一关系全局的历史性转化或变化。

一、历史性转化中的生产力水平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它实际上是只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因此,有用劳动成为较富或较贫产品源泉与有用劳动的生产力的提高或降低成正比。”(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59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7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也就是说,构成生产力的三个要素是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依据马克思生产力三要素论分类的实际数据,可以说明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创时代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历史性变化,是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创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转化的主要推动力。

如果Mn在成岩过程中活动性较强,可用Al2O3/(Al2O3+Fe2O3)代替Al2O3/(Al2O3+Fe2O3 +MnO)[11],另外MnO含量极低,远远低于Al2O3、Fe2O3含量,对最终结果并无影响。研究区硅质岩Al2O3/(Al2O3+Fe2O3)比值为0.39~0.87,平均为0.71,除样品化-49-8其余样品均大于0.5,位于大洋盆地(0.4~0.7)和大陆边缘(0.5~0.9)硅质岩范围内,说明研究区硅质主要形成于大陆边缘,而处于石炭系与泥盆系分界处的样品化-49-8比值0.39,可能形成于大陆边缘到大洋盆地的过渡地带。

(一)两个时代劳动者的素质变化

从初创时代到新时代,中国劳动者素质发生了质的变化。经济学上衡量劳动者素质的指标大致有以下几项。一是婴儿死亡率与预期寿命。我国的婴儿死亡率从1982年的34.7‰下降到2017年的6.8‰,下降接近28个千分点;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岁上升到2017年的76.7岁,人均预期寿命提高了将近10岁。二是人口的受教育程度。1982年我国小学入学率为95.1%,2017年小学入学率达到99.9%,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分别是0.7%和43.4%;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为12.1%和35.7%,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7.5%和33.3%。1982年全国15岁及以上人口中,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重为10.9%;2017年占比提高到35%,并呈现稳步提升趋势,远超同等收入国家的水平。

综上所述,EPC模式并不是各建设环节简单叠加,也不是某个环节为重点牵头方统一管理,而是在特定组织架构支撑下,具备各环节工作背景、专业能力的团队协同作用,给业主提供一个总价控制、工期保证、满足使用功能和质量要求的特殊服务的集成。

表 1 1978— 2016年劳动力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各年度数据整理。

此外,我国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82年的5.2年提高到2017年的9.3年,全国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4.1年,而文盲人口的占比则由1982年的34.5%降至2017年的4.9%,几乎接近了自然文盲率。目前,在中国只要是适龄儿童,都被鼓励通过上学读书实现自己的梦想。这些都表明我国人口受教育程度有了质的飞跃。从表1可以清楚地知道:1978年我国单位劳动力产出仅为916元,2016年单位劳动力就业产出达到95 819元,劳动产出率提高100多倍;高等学校平均在校人数几乎增长了30倍,而就业人员却没有翻倍。这足以证明中国的劳动者素质发生了质的变化。

(二)两个时代生产工具的变化

根据图2显示,从初创时代到新时代,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衣着消费支出的比重均呈现下降趋势,城市居民在衣着消费方面下降到其支出的5%以下,农村居民的衣着消费仍占其支出的10%左右。城乡居民在衣着消费方面表现有所不同,这也是“不充分、不平衡”的有力证据。由图2可知,1980—2015年农村居民衣着消费支出趋势下降,但有反复,期间还有上升的数据,正好说明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居民在收入有所增长的前提下有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所谓“补换水”,就是利用黄河汛期的间隙水,通过渠道注入乌梁素海,进行生态补水、置换湖水,从而达到改善乌梁素海水质的目的。2003年实施“引黄入海”工程,乌梁素海已利用黄河凌汛间隙水,获得生态补水累计3.2亿m3,平均每年有约7 000万m3的水补充。然而,据初步估算,要彻底解决乌梁素海水质问题,需对湖水每两年置换一次,即年均补水1.5亿m3,按照目前的生态补水总量来看,还远远满足不了乌梁素海改善水质需要的补水量。因此,乌梁素海补换水严重不足,水体无法得到有效稀释,富营养化程度加重,也是促使黄藻暴发的一个原因。

图 1 1978— 2016年农用机械数量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各年度数据整理。

四是信息与通讯水平。初创时代,信息的获得仅仅通过看报纸、听广播、写信、打电话、发电报等,信息获得与传递速度极慢;在新时代,手机、互联网已经完全与世界同步,人工智能、5G、量子通信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列。根据《中国无线电管理年度报告(2018年)》显示,2018年中国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到15.7亿户(按开户数计算)。移动电话用户普及率达到112.2部/百人;移动宽带用户(即3G和4G用户)总数达13.1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83.4%;智能手机普及率为68%。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应有目的。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的需求层次会发生变化。在初创时代,我国的生产供给水平远远满足不了人民群众的基础消费,甚至连最基本的需求都难以实现。根据表3的数据可知,1978年,世界低收入国家人均GDP为224美元,而中国仅有200美元,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10。1980年中国总人口将近10亿,而全国猪牛羊肉总产量仅有1 205万吨,全年人均消费猪牛羊肉2.41斤,许多人一年都很难吃上一次肉。这是最能说明中国当时的主要特征为“短缺”的典型事例。到了2016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8 250美元,超过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国内几乎找不到人民需要而买不到的商品,几乎所有的产品都表现为相对过剩。同时我们要知道,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2016年底中国人口已达13.82亿。

一是农业机械化水平及普及程度。1978年全国大中型拖拉机56万台、联合收获机不到2万台。2017年全国大中型拖拉机670万台,是1982年的12倍;联合收获机199万台,是1982年的100倍。只要不是山地、坡地,全国实现了机耕、机播、机收,已经彻底把农民从历史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高强度农业生产劳动中解放了出来。图1体现了1978年至2016年我国各种大型农业机械的数量。如果按农业机械的生产能力,我国目前的农机数量远远过剩。这也同时证明中国的农业耕作方式在新时代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从传统农业完全蜕变为现代农业。

二是生产工具的先进性还可以居民生活的工业制成品来体现。20世纪80年代,居民家庭把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作为家庭生活追求的“三大件”。1979年,城市居民每百户平均拥有手表204只,自行车113辆,缝纫机54.3架;农村居民每百户平均拥有手表27.8只,自行车36.2辆,缝纫机22.6架。大部分农村居民对电视机闻所未闻。1980年代末,城镇居民每百户平均拥有黑白电视机32台,农村居民每百户平均仅有0.4台。到2017年,居民家庭日用工业制成品发生了巨大变化,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移动电话235部,计算机80.8台,家用汽车37.5辆;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移动电话246部,计算机29.2台,家用汽车19.3辆。

(三)两个时代劳动对象的变化

从表2可以看出,从初创时代到新时代,原材料的产量及质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油、原煤两种自然资源的产量几乎增长了20倍,钢产量增长了26.2倍,天然气产量增长了10.8倍。更可喜的是,原油产量在2015年达到21 455.58万吨最大值后,两年的时间下降至19 150.6万吨,减产10.7%。而原煤2013年达到产量最大值39.74万吨后开始下降,2016年下降到34.11万吨,下降了14.5%。这表明我国化石能源被新能源替代将成为发展的新趋势。另外,新材料、新能源异军突起,“2015年,中国高端化工新材料整体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缩小到10年以内,达到本世纪初国际先进水平”(5)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石油和化工“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11-06-01,http://www.cpcia.org.cn/detail/854087。 。新材料产业总产值到2010年达到0.65万亿元,2016年的产值达到2.6万亿元,60%以上的相关产品已经实现了进口替代。

劳动者、劳动工具只有结合了劳动对象才能构成完整的生产力系统。劳动对象是劳动产品的主要构成材料或是重要的辅助材料,是人类生产活动过程中利用、改造自然资源(煤炭、天然气、石油、钢材、木材等)来获得生活所需的物质资料,劳动对象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着产品的数量和质量。

张桂龙提出,我国以前的法律无论是环保法还是其他的法律,对防治土壤污染也提了一些要求,但是这些要求比较原则、分散,侧重于预防,土壤污染怎么治理还需要规范,所以需要有专门的法律来规范土壤污染治理。

表 2主要工业产量/万吨

注: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

总之,生产力水平是检验时代特征的试金石,代表生产力的三大要素水平又是生产力的具体体现。通过以上的数据分析不难看出,在初创时代我国的生产力水平相当落后,而进入新时代,我国在航空、航天、卫星导航、互联网、人工智能、高铁、船舶制造、路桥设计建造上,都走到了世界前列,工业生产能力与生产规模超越世界发达国家。从总供给能力上看,中国制造不仅能满足本国需求,而且大量向国外输出而成为“世界工厂”。正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我国已经由落后的生产变为先进的生产。

二、历史性转化中的消费水平

三是基础设施特别是铁路、公路、机场等数量及运力。1978年,我国铁路营业里程只有5.17万公里,仅有的绿皮车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2017年末,全国铁路营业总里程12.70万公里,是1978年的2.5倍。仅高铁里程就达2.52万公里,占铁路营业总里程的19.8%,占世界高铁总里程的66.3%,稳居世界第一位。1978年,我国公路里程仅89.02万公里,公路密度只有9.27公里/百平方公里。到2017年末,全国公路总里程达477.35万公里,是1978年的5.4倍;公路密度达到49.72公里/百平方公里,每百平方公里公路密度提高了40.45公里。自1988年我国第一条高速公路沪嘉公路建成通车以来,到2017年末,高速公路总里程达13.64万公里,总里程居世界第一位,对全国2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实行了全覆盖。初创时代,我国民用机场极少,到2016年6月我国境内民用航空机场共有218个(不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其中定期航班通航机场216个,定期航班通航城市214个。2016年全年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10亿人次,完成101 635.7万人次,国内航线完成91 401.7万人次,国际航线首次突破1亿人次,完成10 234.0万人次,几乎相当于可以乘机的公民人均一年坐飞机一次。

表 3世界各收入组及金砖国家的人均 GDP/美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一)城乡居民衣着消费支出

从初创时代到新时代,中国的劳动工具发生了质的变化。研究劳动工具的先进性时,国际上通用的是选取几个有代表性的指标。

与农村居民衣着消费比重表现不同,城镇居民衣着消费比重尽管也在快速下降,但期间又发生了两次波动。第一次在1983—1984年,这一年城镇居民衣着消费占收入的比重大幅提升。原因是中国改革开放从农村扩展到城市,大量引进世界先进的轻工业产品,服装产品质量、层次、品种、结构大大改善,城镇居民衣着的消费需求得到满足,最终形成1984年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比重达到最大值为15.53%。第二次上升发生在1989—1993年,这是城镇居民衣着的换挡期。10年之后又有一个换挡。从整体上看,城乡居民的衣着消费在收入快速增长的环境下,比重总体下降,符合经济学规律。改革开放后40多年的今天,服装不仅在数量上大幅度增加,而且质量也明显提高。服装功能也从单纯的遮体避寒转变为塑造自我形象和体现个性化的审美。衣着不仅仅是满足生活需要,而且成为美好生活的主要体现。

图 2城乡居民人均衣着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重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二)城乡居民食品消费支出

从初创时代到新时代,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总支出逐渐增加,食品消费支出也保持持续增长,但其消费比重即恩格尔系数(如图3 所示)却均呈现下降趋势。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由1978年的将近70%下降到2017年30%左右,城镇居民由1978年的59%下降到30%以下。恩格尔系数是由食物支出金额在总支出金额中所占的比重来决定的。恩格尔系数高于59%以上为贫困,在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这不仅说明中国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新时代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已经成为现实;也再次证明,从初创时代到新时代,居民在食品消费方面发生了质的变化,表现为由满足生活需要到享受美好生活。

图 3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三)城乡居民居住条件及居住消费支出

1981年我国农村居民居住面积人均10.2平方米,城镇居民住房建筑面积人均6.7平方米;2017年,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增加到48.8平方米,城镇居民人均36.9平方米。农村居民住房目前以平房、楼房为主,且出现住房过剩。城市住宅楼丰富多彩,既有普通住宅、公寓式住宅,还有高档住宅和别墅;不仅有低层、多层、小高层,还有高层、超高层等。与此同时,城市乡村各种新建住宅小区和谐美丽,园林绿化率更高,配套设施更加全面先进便利,小区管理更加有序,人们在住有所居中享受新生活,创造新生活。

图4反映了我国城乡居民从1980年到2013年的居住消费状况。城镇居民居住消费支出由1980年的人均456.84元增加到2013年的1 745.1元,农村居民从31.6元增加到1 169.3元。城乡居民居住消费与收入比呈上升趋势,这符合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更符合马斯洛定律关于高层次需求的论述。随着中国小康社会的全面到来,城乡居民对居住的要求及居住方面的支出都将大大提升。目前主要发达国家居住消费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是最高的,占到总收入的30%左右,且呈上升趋势。

张新文强调,全省发展改革系统要继续发扬顾大局、善担当的优良传统,与时俱进、加压奋进,展现新面貌,实现新作为,按照“五个一流”的要求,全力打造政治型、学习型、创新型、廉洁型机关,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创新时代现代化强省建设新局面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图 4城乡居民人均居住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重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四)城乡居民交通及通讯消费支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交通条件明显改善。根据图5可以看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在交通及通讯方面消费支出所占的比重整体上呈现相同的变化趋势,都以较大的幅度增加,交通和通讯支出在收入的比重快速增加。1980年到2015年,城镇居民消费比重增长幅度大于农村居民。随着中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农村居民的交通及通讯支出也将大幅增加。这部分消费支出比重不断增加的原因是,经济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加大,交通条件日益便利,通讯条件逐年改善,交通和通讯事业迅速发展,居民出行时间增加,汽车消费走进家庭,移动电话用户规模增加,因此交通和通讯的消费需求上升,这也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时代特征。

图 5城乡居民人均交通和通信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重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通过以上分析,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创时代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居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消费需求发生较大转变。对比前后消费情况,在1992年市场经济改革前,我国农村居民以食品、衣着和居住消费为主,这三项的消费支出高达80%以上;1992年以后这三项消费支出比例逐渐下降,维持在60%以上,但消费层次发生了质的变化。城乡居民由开始的食品和衣着两项支出均占较大比重,转变为食品和交通及通信甚至居住消费支出占有较大比重。由贫困到小康,由短缺到过剩,城乡居民不仅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不断提高,而且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思想更加开放,其需求也在一步步发生变化,从有衣穿、有食吃、有屋住到衣要穿得舒服、好看,食要吃得健康、绿色,房要住得宽敞、舒心,从马车、自行车到汽车、高铁、飞机,人们逐渐从追求物质生活的满足转移到对美好精神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三、结 论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创时代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转变过程中,国民经济经历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 679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1.8%,居全球第11位。1986年,经济总量突破1万亿元,2000年则突破10万亿元大关,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10年超过41万亿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7年以来的三年,我国经济总量连续跨越70万亿元、80万亿元和90万亿元大关,2018年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接近16%。(6) 《沧桑巨变七十载 民族复兴铸辉煌——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国家统计局,2019-07-01,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7/t20190701_1673407.html。

而工业制造的跨越性发展,支撑了国民经济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1978 年工业增加值为1 622亿元, 1992年工业增加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2007年突破10万亿元大关,2012年突破20万亿大关,2018年突破30万亿元大关。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按现价美元测算,201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自此以后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2017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份额高达27%,成为驱动全球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工业生产能力迅猛增长,使主要生产性和消费性的工业制成品从供应不足向供应充裕转变,从而自2009年以来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出口国。目前我国已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从而形成了全球唯一一个门类比较健全、具有一定技术水平的现代工业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创新驱动战略的指引下,显著增强的工业创新能力成为促进我国工业持续快速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源泉。(7) 《工业经济跨越发展 制造大国屹立东方——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三》,国家统计局,2019-07-10,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7/t20190710_1675173.html。 不难看出,这些是能够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创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转化的强大物质和技术基础,也是未来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物质基础和技术起点。

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步入新时代,在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等大背景下,在抚育子女和赡养老人的压力下,在照顾家庭和努力工作的夹缝中,面对人们对更美好家政服务的需求,我们需要更深刻地认识家政服务供给侧的提质和升级问题,用高质量培训推动家政服务进入新时代。

【收稿日期】 2019-06-14

【中图分类号】 F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455( 2019) 05-0105-07

(作者简介:: 郭兴方,河南南阳人,河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于尚艳;责任校对:赵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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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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