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现代性的政治逻辑：历史转换与伦理趋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伦理论文,逻辑论文,政治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性语境下，城市化在作为经济和社会过程的同时，也日益表现出政治性，具有政治效应、政治后果。空间生产、城市化正在成为诱发政治事件的重要原因，城市中心往往成为各种利益主体表达政治诉求、进行权力博弈的场域，而中心城市的城市中心则往往成为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地。正如《比较城市化》的作者布赖因·贝利所认为，我们“有责任从全世界的角度就……城市化及人类后果发表实在的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看法”。(贝利，前言，第4页)那么，城市与政治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认识。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与政治内在相关，作为空间生产的城市化具有深刻的政治意蕴、权力底蕴。卡斯特尔认为，当代城市化是一个消费集中化的过程，其政治本质是资本主义语境下的劳动力的集中再生产。哈维认为，当代城市化的深层政治本质是资本逻辑的延展，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具体传播、拓展。这些观点对认识城市与政治的关系都具有重要启发。从深层机理看，城市与政治的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二元线性关系，而是生成、转换于一定的社会与文化地理语境之中，并围绕城市权力相互关联。同时，对城市与政治的认识也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围绕权力问题而展开，需要对城市与政治的互动机理进行更为具体的把握。 一、城市与政治：知识转换与基础确认 随着现代性的推进，特别是工业现代性向城市现代性的转换，城市与政治的关系日益紧密，人们对“城市－政治生态”的研究日益自觉。虽然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城市社会学，以格迪斯、霍华德、芒福德为代表的人文城市学，其城市研究都内含有一种城市政治观，但对城市与政治的关系进行较为直接和系统思考的，仍主要是具有马克思主义背景的学者。 正如桑德斯(Peter Saunders)等所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对城市问题、城市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专题研究，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城市研究中绕不过的人物。桑德斯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与韦伯、涂尔干，都是城市问题研究的重要“创立者”(founding fathers)。(Saunders,p.1)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城市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城市问题从属于政治问题，而不是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对城市与政治的关系及其历史转换进行过梳理：“城乡关系一改变，整个社会也跟着改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7页)“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同上，第104页)虽然城市与乡村的关系贯穿于人类文明变迁的整个过程，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城市与乡村关系的本质又有所不同。这种不同，在根本上源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存在不同属性的生产方式。在马克思看来，在古代社会，比如罗马，建立在奴隶制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生产资料不断集中于大庄园，与此相伴的是独立农民的不断崩溃。虽然奴隶主生活于城市中，但主导的生产方式仍然是农业。罗马帝国之所以崩溃，在根本上源于其不能催生、包容新的生产方式。随着罗马的崩溃，奴隶制的生产方式也随着解体，回归到一种个体化的农业。这样，农村就成为中世纪的起点。在马克思看来，古代史是城市乡村化的历史，现代史是乡村城市化的历史。在中世纪的变迁中，始终存在城乡对立。在封建时代，城乡对立第一次成为一种基本的对立关系。在封建时代，城乡对立不仅反映了工业与农业之间不断加大的对立，也反映了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冲突。“虽然，新兴起的工业城市不是导致封建主义转换的唯一原因，却是其解体的一种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正是在这个时期，城市开始成为历史的主体。”(Saunders,p.9)到了资本社会，这种对立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向极端发展。一方面，城乡之间的对立并没有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而得以解决，另一方面，城市本身成为阶级对立的重要场所。一方面，资本以城市为中心谋求更大的利益，另一方面，城市也成为工人阶级成长的核心场所，“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277页)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正是资本主义的拓殖造成了近代城市问题，没有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个根本制度的变革，也就没有城市问题的真正解决。在恩格斯看来，住宅问题是城市问题，但城市问题不仅仅是住宅问题。城市问题的根本是政治问题，是社会关系问题，是阶层分化、不平等与阶级冲突。住宅等城市问题不可能单独、局部地解决，即使在一个地区得到了解决，也会以新的方式在新的地区重新出现。也就是说，城市问题是现象，生产方式与制度问题是本质，没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克服，也就没有对城市问题的根本解决。任何把城市与住宅问题独立化的倾向，都只是一种忽视问题本质的意识形态。进行政治变革以调整社会关系，特别是社会权力关系，实现社会权力的合理配置，是解决城市问题的根本路径。只有通过政治变革，只有通过社会权力的合理化，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城市问题。桑德斯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其说是一种科学分析的方法，还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实践的指导。”(Saunders,p.7)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城市问题与政治问题始终是同一个问题，城市问题始终是一个政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城市问题。 面对二战以后的新型城市问题与政治问题，列斐伏尔以空间与政治的关系为切入点，对城市问题进行了政治学维度的研究，对城市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新揭示、新研究。列斐伏尔的研究，既不同于芝加哥学派，也不同于马克思与恩格斯。芝加哥学派主要从社会学与文化学角度研究城市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则主要把近代城市问题归之为资本主义及其生产方式。在列斐伏尔看来，二战以后，城市化在全球的广泛而纵深推进使当代社会成为一种城市社会(urban society)。一方面，城市问题是一个普遍问题，已经具有超越国家、民族、意识形态的全球性、普适性，现实中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遭遇了城市问题；另一方面，城市问题仍然是一个政治问题，现实中的城市问题往往根源于现实政治的集权、专制，根源于人们没有用适合城市社会内在规律的方法与方案来发展城市、管理城市，根源于城市权力与城市权利配置的不合理。在列斐伏尔看来，二战以后的西方与东方，虽然在主流意识形态上具有深刻的差异，但在城市化这个问题上，都采取了一种政府干预或者说以政府为主导的城市化策略，都采取了一种宏观政治至上的策略，国家(具体表现为政府)对城市化具有强大的主导与决定作用。在城市化进程中，始终有权力的影子，作为空间生产的城市化已经成为政治实现自身、维护自身合法性的一个领域、一种工具。正是基于对城市问题的这种判断，列斐伏尔认为，作为空间生产的城市化已经是一个普遍的政治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政治问题。也正是基于城市化及城市问题的普遍性，列斐伏尔用城市社会来指认现代性的新特征，认为人类文明已经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走向了城市社会。城市社会是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身处其中的社会发展新阶段，用传统的意识形态方法已经无法把握城市社会的本质与特征、问题与趋势，而需要对城市社会、特别是其问题进行更为深入具体地揭示。 在列斐伏尔看来，城市社会是空间生产的产物，而空间生产具有三个层面的含义：空间实践、空间的表达、表达的空间。空间实践也就是主体改造地理营造空间的过程，空间的表达也就是现实中的空间实践总是在人们的主体意识参与、指导下的意向性过程，表达的空间指人们需要并可以通过改变空间来呈现、实现自身的理想、愿望。在空间实践、空间的表达与表达的空间的统一中，当代城市发展、城市社会是一种新型的“城市－政治生态”。这种新型的“城市－政治生态”需要或者说内含有一种总体性逻辑，需要多种主体与多种文明要素的同时共存。也就是说，城市社会是一种总体性社会，是由多种文明要素、特别是多元社会主体共同构成的社会，所有社会主体都有进入都市的权利，都应该具有参与城市发展、共享城市发展成果、共担城市发展代价的平等权利，也应该具有在城市语境下保持自身文化与区域特色的差异性权利。城市权利是一种“进入都市的权利，差异的权利”。(勒菲弗，第1页)城市社会是一种需要以平等和差异为底蕴的社会。但在现实中，掌握政治权力与技术权力的社会精英往往停留在传统社会的思维方式上，往往不经反思地认为只有自己掌握了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规律，并在这种绝对性、排他性思维的指导下来发展城市、管理城市。在列斐伏尔看来，所谓的政治与社会精英对城市权力的垄断，城市权力配置上的不合理、不均衡、固化，是导致城市社会问题频发的根本原因。没有城市政治、城市权力的合理化，也就没有城市社会的和平、良性可持续发展。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体制与意识形态下，建构一种以平等为底蕴、尊重差异的城市权力结构，保障所有城市主体都能够享有进入城市、发展城市、管理城市的权利，是城市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政治条件。 卡斯特尔并不同意列斐伏尔对城市问题、城市政治的分析和定位。在卡斯特尔看来，列斐伏尔对城市问题的分析存在三个问题：其一，是一种哲学乌托邦。列斐伏尔其实是立足于作为个体的人而不是作为阶级来认识城市，乐观地构想一种可以满足所有人需要的理想城市。其二，城市不是一个科学研究的独立对象，而是需要在更为宏观的社会体系中才能予以认识的对象。其三，方法论上，列斐伏尔是在把马克思主义城市化，而不是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城市问题。(cf.Lefebvre,p.xvi)卡斯特尔借鉴阿尔都塞的结构功能主义方法来分析城市。在他看来：“城市体系不可以同整体系统相分离，而只是整体系统的一部分。”(Saunders,p.129)城市问题不具有独立性，而只是社会整体运行问题在城市与城市化这个层面上的反映。没有对社会整体运行的把握与理解，也就没有对城市问题的真正理解。卡斯特尔认为，芝加哥学派用文化来理解城市，把城市作为一种空间单元来理解，列斐伏尔立足微观的个体来理解城市与空间，这两种路径在方法论上都存在抽象性，因为空间单元是社会单元的反映，应该“用社会单元来破解空间单元”(ibid)，而不是相反。在卡斯特尔看来，城市是一种特殊的消费领域，“城市系统的功能必然存在于消费过程中”。(ibid,p.130)城市的本质是一种特定的“集体消费单元”。这种集体消费单元从属并服务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总的资本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资本主义在追求利润、进行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需要不断进行劳动力的再生产，存在一种把劳动力再生产进行集中化的趋势，而这正是当代城市化的深层政治本质。卡斯特尔认为，当代城市化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总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城市化的问题与矛盾也正源于此。一方面，扩大再生产需要维持一定的劳动力再生产，而把劳动力集中到一定的空间中，进行集中再生产是成本最低的方法，这样，城市化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就具有了内在的动力；另一方面，提供低成本的城市设施，进行低成本的城市化，是降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现实路径。这样，城市问题在资本逻辑下就具有了历史的必然性。把握城市问题的本质。离不开对社会总生产的把握。城市问题的特殊性也就是其作为社会总生产体系中的消费环节的特殊性，城市服从、服务于社会总生产，其本质是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集体消费单元。如果说当代城市问题具有特殊性，其特殊性正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也就是说，在卡斯特尔看来，当代不断增大的城市，是一种把消费不断进行集中和聚集的城市。而这种消费的集中与聚集，其本质是劳动力的集中化再生产，而这种劳动力的集中化再生产其目的是为了资本的不断再生产与增殖。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城市问题成为了政治问题。“对于卡斯特尔而言，城市是系统不仅是社会总体结构的一部分，而且是其中的一个特定功能单元。城市是进行劳动力再生产的一个子系统。”(Saunders,p.132)城市问题的基本矛盾是“生产与消费的矛盾，是再生产劳动力与生产利润最大化的消费品之间的矛盾”。(ibid)这样，对城市的管理者政府而言，就面临着两难选择：一方面，面对劳动阶级的不断抵抗，政府需要不断提高城市化的水平，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劳动力的相对稳定供给和社会的相对稳定；另一方面，在本质上，为了保证资本的利润，又需要尽可能降低对城市化的投入，而这样又会阻碍劳动力的供给，导致与激化社会矛盾、阶级冲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利润与需要，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将不断增大”。(ibid,p.133)而这种矛盾必然反映到社会关系上，城市问题是这种矛盾的一种体现与反映。正基于此，“卡斯特尔不断强调阶级斗争和城市社会运动在形构国家干预方式上的作用”。(ibid,p.134)在他看来，没有劳动阶级的自觉阶级斗争，也就不会有城市问题的不断解决。没有对以利润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超越，也就没有对城市问题的根本解决。也就是说，立足于文化主义、人道主义的立场，既不能真正地分析城市问题，也不能真正地解决城市问题。城市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需要并只有通过政治手段，才能得到解决。 哈维对城市问题、城市政治的认识与卡斯特尔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之处。其相同点在于，哈维与卡斯特尔都认为现代城市问题与资本主义具有内在关联，其本质是一个政治问题，没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超越，也就没有对城市问题的真正解决。其不同之处在于，卡斯特尔认为城市问题不是没有独立性、自足性，不是科学研究的一种独立对象。而哈维却认为，城市问题具有一定的自足性，城市问题虽然同社会总体问题不可分割，但“城市主义拥有自身的转换规则”，具有相对的自足性，是一个需要进行专题研究的相对独立的对象。同时，哈维对城市问题的认识和列斐伏尔也是既有不同之点，也有相同之处。其相同点在于，哈维与卡斯特尔都看到了现代性条件下城市问题的重要性与相对独立性，认为城市问题有其独立的生成与转换规律，有其独特的政治作用与政治效果。其不同之处在于，列斐伏尔认为，人类已经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推进到城市社会这个新的阶段，城市社会虽然以工业社会为基础，具有不同于工业社会的新特征，认为在工业社会与城市社会的相互关联中，是城市社会决定工业社会，而不是相反。而在哈维看来，虽然城市的作用日益重要，并且人类有可能在未来进入列斐伏尔所说的以城市为主导的社会，但现实社会仍然是工业社会，人类仍处于工业社会语境下，是工业社会决定城市社会，而不是相反。站在这样一种同列斐伏尔、卡斯特尔都有异同的立场上，哈维对城市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具有自身特点的揭示。 在哈维看来，城市问题是一种“关于城市的问题，而不是属于城市的问题”(problems in the city rather than of the city)。(Harvey,1973,p.304)一方面，城市问题具有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城市问题又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问题。“城市主义是一种社会关系，反映并作为总体的社会的关系，并通过作为总体的社会而建立。”(ibid)“城市主义对生产力的组织有重要作用，正如人们已经认识到的城市主义同社会生产关系相关联。”(ibid,p.305)不同于卡斯特尔主要把城市看作是一个消费单元，哈维认为城市具有重要的生产功能，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总生产中的一个重要部门。资本主体把城市分割为不同的部门进行空间生产，其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在哈维那里，城市发展本身就是一个独特的生产过程。当代城市发展之所以成为政治问题，其重要原因正在于当代城市发展作为一种生产过程，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的不公正、不正义。城市发展、空间生产由少数权力主体与社会精英所掌控，广大民众则完全被游离于城市发展实践之外，只能作为被掌控、被决定的城市发展的工具而存在。也就是说，在本质上，当代城市化仍然是在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逻辑支配下运行的，仍然是一种以超额利润、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活动，只是这种生产的对象变成了城市而已。哈维认为，面对这种资本逻辑支配下的不公正的城市发展，其根本的改变路径就是进行以民众的城市权利为目标的城市反叛，以城市中心为空间场域的新型阶级斗争。“要求城市权利是通向目标的一个路径，但主张城市权利不是目标本身，尽管它似乎是通向目标的最适当路径之一。”(Harvey,2012,p.xvii)解决城市问题的根本路径是在新的条件下进行新的政治斗争，以克服与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政治斗争由新的视域和新的实践所激活”(ibid,p.xvi)，新型的政治斗争是解决城市问题的根本路径。而进行新型城市政治斗争的目标是重构城市生活，建构一种远离异化，人们可以主张、实现自身的内在意愿，具有正义底蕴的合理的城市生活。 政治与城市从来都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需要以政治为视域，从政治学、政治史的维度来认识城市问题，也需要以城市为线索，以城市史为背景重新理解政治问题。时代主题的转换决定城市认识的变迁。马克思、恩格斯处于工业革命的深化期、转换期。在这个阶段，机器大工业与资本的结合，造就了诸多的工业城镇，资本家与产业工人的阶层与阶级分化日益加剧。这个时期的重要时代主题是如何把握工业资本的发展规律，如何解决日益严重的阶级冲突。在这种语境下，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对城市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历史梳理，对城市的政治效应与政治的城市效应给予了一定的揭示，但毕竟社会发展走向与阶级问题才是他们关注的首要问题，对城市问题、城市与政治关系的揭示，在根本上服务于他们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研究。到了列斐伏尔所处的时代，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世界的经济与政治格局都发生了重要变化，虽然存在东、西方之间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冷战，但不同的区域与国家都启动了工业化、城市化，也都遭遇了不同形式的城市冲突、城市问题，城市问题似乎成为一个超越意识形态的一般政治问题。在这种语境下，列斐伏尔力图用城市社会这个概念概括新的时代特征，建构具有一般方法论意义的城市政治学，就具有了一定的历史必然性。问题的关键在于，二战以来的世界，日益成为一个杂糅性的世界，工业革命在继续，科学技术、知识革命、信息革命与城市革命相互交织。面对这样一个复杂世界，主题日益多样的世界，不同的学者会对这个世界的主题有不同层面和维度的把握。这样，卡斯特尔、哈维等具有不同研究侧重的城市政治理论，就具有了时代的必然性。可以说，这些不同的城市与城市政治观念，既深刻地根源于当代世界的复杂性，也深刻地反映了这个世界的复杂性。 二、城市与政治：权力转换与伦理走向 城市与政治之所以具有密切的联系，有其深刻的人性论、社会论原因。从城市这个维度看，城市是人的社会性的一种具体实现，是人性的多样性的具体空间化实现，是多样文明要素在一定空间中的聚集。当这种聚集到达一定程度时，甚至这种聚集本身，必然要求一种公共秩序，要求权力的生成与参与。反思全球城市史与全球文明史，对城市而言，权力的结构与运行一直处于变迁之中，权力的变迁受到历史与现实、内部与外部、地理与人文、经济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近代以来，随着商业与工业的发展，特别是诸多新兴的商业城市与工业城镇的兴起，城市权力的结构开始从专制走向现代自由。到了现当代，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扩展，城市与社会、世界的关系日益紧密。正如芒福德所说，这个世界越来越如同一个城市；用列斐伏尔的话说，这个世界正在成为城市社会。城市的功能、结构都日益复杂，城市同人的存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现代性日益具有不可分割的关联，甚至融为一体。现代性日益成为一种城市现代性。在这种语境下，城市的功能、使命日益多样、多元，城市制度、城市权力的结构、运行、功能等也发生着重要的变化： 其一，从权力的来源与服务主体看，城市主体构成与需求的多元化、复杂化，对当代城市权力有根本影响。人是城市的根本主体，城市人口在数量、素质、结构上的变化，深刻影响了城市权力的结构。不断深化的城市化把大量的多样、异质人口聚集在一个有限的空间，推动了人们的交往，为人们主体意识的启蒙、发展、自觉提供了重要条件，使传统的相对集中、集权的城市权力运行方式受到了深刻的挑战。不论是在同一城市内的不同区域，还是处于更大区域的不同城市，在面临着具有时代共性的城市问题的同时，也面临着日益多样、富有特点的城市问题。这就使城市自治和社区自治成为当代城市权力变迁的重要方向。如何处理权力的合理集中、相对统一，同权力的区域化和社区自治的关系，是当代城市权力面临的一个深刻挑战。 其二，从权力的价值底蕴看，面对功能、目标日益复杂的城市现代性，伦理化是城市权力转换的一个重要趋势。从历史起源与历史变迁看，利益是政治，也就是权力的首要基础、根本原则。政治与权力的一个核心特征是利益性，它源于利益并服务于利益。但利益又不是权力的惟一属性，仅仅考虑利益，以利益为惟一目标的权力往往很难持久，很难获得持续的合法性。在这个意义上，如何处理利益与道德、功利与伦理的关系，就成为权力运行中必须考虑的因素。随着世界格局、国家格局的基本划定与总体稳定，权力是否具有道德性、伦理性，就成为影响权力本身能否持续、良性的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对当代城市权力而言，其面临的是一个功能、主体、结构等都日益复杂的局面，一个人们的需要与要求日益多样的局面。这样，不断增加城市权力的道德、伦理底蕴，减少城市权力的直接暴力，增加城市权力的价值与伦理可接受性，不仅有利于城市权力的稳定，也有利于城市的可持续繁荣、稳定，有利于建立城市权力与城市发展的良性互动。在制度经济学家诺思看来，即使是从经济与利益的角度看，建构、提升权力与社会的道德、伦理底蕴，对降低经济运行成本，也具有重要作用。对城市而言，可以说，道德与伦理是城市经济、城市政治、城市社会交往可持续的一个重要基础。建构城市正义、不断推动城市权力的伦理化，是城市现代性转换的一个内在趋势。 城市现代性的纵深推进使“城市－政治生态”及其伦理基础发生了重要变化，如何建构同中国城市发展特殊性相符合、具有伦理底蕴的“城市－政治生态”，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需要重点把握以下几点： 其一，克服权力固化，建构以流动的差异性为特征的城市正义、城市权力结构。在哈维、索亚等看来，伦理化、正义化是城市发展的一个内在趋向。所谓城市正义，就是人们可以享有的平等的城市权利，可以平等地享有进入城市、发展城市、享有平等的城市成果的权利。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权利的平等。从理论上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是一个理想目标，但对现实社会而言，由于各种原因，人与人之间总会存在一定的差异。从现实看，建构城市正义的关键，不仅在于主张、倡导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而且更在于能否处理好人与人之间在基础、能力、利益等方面的差异，兼顾城市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需要建构一种流动的差异性正义。 其二，培育城市个性，建构以多样共存为特征、具有个性活力的城市体系。在《城市欧洲的形成》的作者霍恩伯格和利斯看来，一方面，一个城市总会存在中心与外围结构，由相对密集的城市中心及相对松散的郊区、乡村，城市中心与城市外围分别承担不同的功能。另一方面，城市又必然以体系化的形式存在，不同的城市具有不同的产业，承担不同的功能。任何一个城市都不可能单独存在，只有在同其他城市的关系中，一个城市才可能生成与发展。这是在城市体系与城市个性层面讨论城市发展、城市伦理。城市个性是培育城市正义、建构城市伦理的重要土壤，没有对城市个性的培育，也就没有城市正义的真正培育。一个没有个性的城市，也就是一个没有启蒙的城市，一个没有自信的城市，没有真正伦理底蕴的城市，这种城市也必然是一个没有未来的城市。在空间伦理这个意义上，城市个性、城市特色是城市伦理的重要空间内涵。把握城市个性与城市活力、城市伦理的关系，对建构城市正义具有基础意义。 其三，注重地域与文化差异，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制度、城市权力。在《比较城市化》的作者贝利看来，城市化不是一个不同地域与国家的趋同过程，“尽管城市化存在很多共性，但可以肯定不会只有一种，而是有多种路径，各自的成因及相应后果不同”。(贝利，第5页)对城市政治这个问题而言，一方面，所有的城市都会有政治问题，所有的政治也都会涉及城市问题，这是历史与城市发展中的共性；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在不同的地理与文化区域，“城市－政治生态”具有深刻的差异性，甚至对同一区域与文化的同一城市而言，不同的发展时期，其“城市－政治生态”也会呈现出一定的差异和变化。 当代现代性已经深刻地成为一种城市现代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只存在一种样态的城市现代性。在《可选择的现代性》的作者芬伯格看来，如果现代性是指科学技术，那么，针对同一类科学技术，人们可以进行不同的使用，会赋予它不同的文化含义。也就是说，即使是对科学技术这样一种似乎普适的现代性而言，也存在发展与使用上的深刻文化差异。“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基础不同，城市增长速度更快，在城市增长和社会政治环境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联系。其结果是新的城市形式和崭新的社会环境出现。”(同上，第7页)对中国而言，一方面，需要自觉确定“城市－政治生态”的现代性方向，不断推进城市政治生态的民主化、合理化；另一方面，也需要充分认识“城市－政治生态”现代性的多样性，从具体历史条件出发，建构符合社会与文化地理条件的“城市－政治生态”。标签：政治论文; 现代性论文; 列斐伏尔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