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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24(2016)03-0025-04 1979年，丁玲正式回北京复出后，已经进入人生的晚年阶段，但她却依旧留下了近百万文字，除了一些访问、发言日记和通信等，《风雪人间》《魍魉世界》是兼有文学价值、史料价值的两部回忆性自传。《魍魉世界》①提供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特殊三年”史实，丁玲对这一纠缠大半生的“历史问题”(即被国民党囚禁三年)做了详细地回忆叙述，成为管窥作者在特定时间里的精神、思想的重要渠道。《意外集》是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出版的丁玲作品集，包含八篇文章，前五篇文章是丁玲被囚禁后创作的，后三篇是丁玲发表于1933年被捕之前的文章。赵家壁在《重见丁玲话当年》中曾回忆起丁玲对《意外集》成集过程的说法：“当我提到此书时，丁玲同志用左手拍拍旁坐的郑育之同志说‘这个集子，完全是周文替我出得主意。当时我回到上海，正在筹划到陕北去，我的母亲在湖南，非常需要钱。周文就帮我把几篇东西凑成一个集子，还叫我写了篇序，送给良友出版了。’”[1]106陈明在《魍魉世界》最后一节也讲述了《意外集》成书过程：当丁玲逃出南京准备去陕北时，想寄些钱给母亲，但是苦于没钱，“周文建议把不久前刚发表过的《松子》《一月二十三日》《陈伯祥》《八月生活》《团聚》等五篇近作汇编成集，如果字数不够，可以再把我被绑架后，左联朋友从我一堆旧稿中选出送去发表的《杨妈的日记》《不算情书》《莎菲日记第二部》等加在一起，就差不多了。”[2]99由此可知，前五篇文章是丁玲被捕时期的“当下”叙述，与事隔近五十年的《魍魉世界》有关叙述形成可“对照”阅读文本。 《意外集》出版之初，就有论者注意到丁玲写作的变化：“经过风波的作者，观察人生更加深刻，描写人生亦更加细致”。[3]27-28此后，有学者从无产阶级作家立场、左翼文学方向、阶级矛盾与社会现实等层面对《意外集》进行分析，有学者结合丁玲创作道路，认为《意外集》“在丁玲创作道路从左联前期向陕北前期的演变过程中，有其特殊的意义。深入分析作者在这些作品中流露的思想、感情，可以发现，它在较大程度上对其左联前期以《水》为代表的创作路子作出了调整，同时开启了陕北前期个性化创作的先河”。[4]123本文将《意外集》和《魍魉世界》还原到具有时间跨度的历史语境中，通过两种文本的相关叙述“对读”，分析从《意外集》到《魍魉世界》的叙述变化，追问这种变化的深刻动因，从两种文本的张力中探究丁玲晚年写作心态。 《意外集》是1933年至1936年的文学写作，《魍魉世界》是丁玲晚年时对1933-1936年生活遭遇的回忆性书写，前者写于民国时期的南京，后者写于建国后的北京，时间相距近五十年，空间跨越南北，人生几度起伏，现、当代社会巨变，但丁玲所特有压抑、痛苦、无助等情感基调延续不绝。这种情感基调从《莎菲女士日记》开始，一直延续到晚年丁玲的回忆。 《魍魉世界》中，丁玲用痛苦、无助和迷茫的心情，回忆了“特殊三年”的生活以及情感变化，回忆中的情绪犹如莫干山的冬天和荒凉的苜蓿园：“这里虽然没有那阴森恐怖的场面来威胁刺激你，但前途也确像高山上的深秋一样，凉飕飕地等着暴风雪的来临”，[2]41苜蓿园也是“荒村里的一座草庵”，丁玲奄奄一息地蛰居在那里，等待国民党宰割。在国民党的神经战下，丁玲敏感虚弱的神经已经快支撑不住了，她痛苦地意识到：“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自己已经无能为力和无所作为了”，生了蒋祖慧后，她的心境更是像“掉进了枯井那样幽暗与悲伤”。[2]63 即使起初丁玲在《意外集》自序中说“这是我自己最不满的一个集子”“这不是一个好的收获，却无疑的只是一点意外的渣滓”，[5]25但还是不能否认《意外集》的文学价值，它延续了“莎菲”式无助、痛苦与绝望。其中无尽的菲菲雨雪、寂寞无力的炊烟、灰色蒙蒙的天空和肆虐的狂风，传达着丁玲“处于黑暗中”的诉说。后来，丁玲在《魍魉世界》中又说到《意外集》是在烦躁、不安、焦躁心境下“用心用意”的写作，“我本来是写文章的，是作家，只能透过自己的文章发出信号。于是我努力振作起来，拿起了搁置了两年多几乎生了锈的笔，我沿着自己的创作路子，用心用意，写了《松子》，接着是《一月二十三日》《团聚》等”，[1]75浸透了丁玲真实创作情感，体现了其内在稳定的创作格调。可见这部《意外集》并不是丁玲所谓的“渣滓”而是“意外”的收获。 《意外集》前五篇以不同视角展现同一狭小空间内的故事，弥漫着同一暗淡、压抑、无望的精神气味。松子没有勇于反抗，没有追求自由，没有安全感，他只有恐惧、孤独，只能遁入黑暗之中。丁玲笔下的穷人们不是敢于奋起的，不是革命的力量，他们是无望的，挣扎在生死之间，只能永远囚困在灰蒙蒙天空下、菲菲雨雪中。这黑暗并不是黎明前的黑暗，不是末路上崛起的过程，而是永无止境的黑暗。“沿着自己的路子”首先是“莎菲”那种压抑、徘徊的精神困境，“作品中那种默默无言的暗淡的精神世界，是丁玲天生的自由的、反抗的灵魂受到压抑的结果”，[6]250丁玲精神、肉体受到双重束缚，让丁玲“五四”时期的自由精神、反抗精神受到抑制，造成压抑、扭曲的叙述话语，沉陷于精神囚困的表现，而失去救赎意识和抗争勇气。 丁玲关注小人物，善于表现小人物的困顿人生，《意外集》虽然没有为小人物找到出路，但基于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和细致描写，同样体现出丁玲“路子”。《八月生活》中印刷厂学徒在蚊子、蚂蚁、老鼠成群、歧视、辱骂为常的艰难生活中，“脸在整令或半令纸的重压下，红着，红到发紫，汗水湿透了衣服，手脚都麻木了，却还机械般地动着，喉咙里压出这一片‘杭唷’”。《团聚》揭示了底层一家人团聚的过程，怀孕的大女儿因丈夫潦倒而归家团聚、失业的大儿子携妻回家团聚、精神病发作的二儿子回家团聚、做教职的三儿子被辞退回家团聚，所有人带着各自的不幸回撤到无力的家中，“团聚”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幸福，反而更加深其不幸。“丁玲此期创作在内容上疏离了崇尚‘目的意识’和革命功利主义的左翼革命文学思潮，而回归五四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在创作方法上，则背离了‘新现实主义’的要求，而回归了五四文学关注、描写‘小人物’具体生存境况和不幸命运的现实主义传统。”[3]123 年轻的丁玲，对国民党统治抱着厌恶和抗争的态度，即使被囚禁时遭遇“神经战”，依然不卑不亢，坚韧不屈。即使在特殊环境下写作的《意外集》，丁玲也不忘记通过委婉曲折的方式表明政治态度。《陈伯祥》毫不隐瞒对国民党看守的鄙视和厌恶，陈伯祥“粗鲁愚蠢，灵魂麻木，是国民党的忠实鹰犬”，[7]101“他买了个苍蝇拍，成天拍苍蝇，把死苍蝇放在院子里地上，让成群的蚂蚁来抬，黄蚂蚁和黑蚂蚁打架，他似乎看得很有趣，不大疲倦”。[8]101这种淡淡地白描手法，更为直观地传达出作者对主人公的深度厌恶之情。 《魍魉世界》延续了《意外集》对国民党的厌恶与抗争，时间推移与语境变化，让丁玲可以将这种的政治态度传达得更为明确、更加充分。丁玲直接以魔鬼、匪徒、走狗、土匪、小瘪三、笑面虎、刽子手、阴谋家等称呼国民党及其党羽，“我独自一人在一群刽子手、白脸狐的魔窟里，在黑暗中一分钟、一秒钟、一点、一滴地忍受着煎熬”。[2]94丁玲毫不隐瞒对“叛徒”冯达的厌恶，数次声明要与冯达分开，但在牢狱中不得不与冯达生活在一起，并且还生下女儿，“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多年以后丁玲仍然反复表达当时的无奈。 时间推移和语境变化，让丁玲得以在《魍魉世界》直接表明对党始终不渝的忠诚：“我这五十二年间坐过两次监牢。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三年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随即押到南京囚禁三年多。在这期间没有自首叛变，没有在国民党刊物上写过文章，没有给敌人做过一点事。直到一九三六年秋，在党的帮助下逃出南京，奔向苏区。”[2]252“在敌人的囚禁中，我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没有泄露组织秘密，没有为敌人做事，没有给敌人写文章。我想尽办法保持自己政治上的清白，准备有朝一日回到党里继续革命。”[9]310“不久，我可以出版一本新写的书，叫《魍魉世界》，这本书是写国民党给我的教育，这些人在上海把我绑架，囚禁南京，想尽各种办法，对我恐吓，欺骗；我一个人要对付那么多魔鬼，我怎么才能保持我前进的路，可以干干净净地回到党的怀抱里来，而没有惭愧的地方，也不需要忏悔。这本书是不好读的，是拿生命换来的”。[9]464如果说《意外集》是丁玲对囚禁生活的自我咀嚼，《魍魉世界》便是如丁玲是对集体认同的大声呼号。 《魍魉世界》是丁玲对自己一生坚定政治立场的总结式叙述，她反复多次表达对叛徒的切齿痛恨和对国民党诱降的蔑视。她无法正视汪盛荻(原共产党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叛变，“没有勇气去看一个神圣的共产党员失身成为这么一只可鄙的走狗”，[2]11无法接受同志沦为敌人的残酷现实。丁玲对顾顺章(共产党叛徒)的态度更是坚决，从痛心转变成憎恨，更坚定了人格清白、无愧于党的信念。丁玲不乏自我欣赏、自我表扬，诸如：面对国民党种种劝降花招“坚若磐石”，保持冷静头脑与国民党头目徐恩增斗智斗勇“没有上当”，严正拒绝张道藩以改写剧本为名的阴谋。“对这种人我过去根本不屑于注意，只有仇视，并不了解他的根底。”[2]58 《意外集》是丁玲在被国民党监禁中的写作，相对于被捕之前的左翼文学书写，情感表达不得不隐蔽、委婉，更多的是人道情怀的自然呈现、场景人物的细致描摹和情感情绪的细腻传达，“莎菲式”无助、压抑、迷茫在身体和精神的双重重压下，获得了富有时代气息和个人处境的新内涵。写作《魍魉世界》时，丁玲已经走出“政治迫害”，步入晚年，但“历史问题”依然像巨石一样，压在丁玲心头没有解决，她有一种自证清白、给历史一个交代的迫切欲望。“特殊三年”的历史问题纠缠了丁玲大半生：延安时期丁玲主动请求党给她一个结论，促成《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经过的结论》，被确认“仍是忠实的共产党员”；1956年10月24日，中宣部作出《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认为丁玲有“变节性行为”；1979年5月3日，中国作家协会复查办公室《关于丁玲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维持1956年结论；1984年8月1日，中组部发出(1984)九号文件《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丁玲同志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这些跨越四十年的反复“结论”，决定了丁玲人生大起大落。《魍魉世界》有着明确的目的性：自证清白，表明政治决心，获高层认可，促进个人问题彻底解决。 从登上文坛时的“莎菲”式丁玲，转向《田家冲》《水》的左翼式丁玲，到延安时《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暴露黑暗的丁玲，最后是经过政治梦魇复出后“红色教主”。丁玲复杂曲折的人生道路、大起大落的政治待遇，始终有两条“道路”在争夺她，使她在纠缠中不得安宁：一条是坚守“五四”人道主义、个性解放的道路，一条是获得集体认同、不断革命的道路。《意外集》正是勾连“莎菲”式丁玲与暴露型丁玲的锁链，“《意外集》对左联前期以《水》为代表的创作路子作出了调整，并开启了陕北前期丁玲个性化创作的先河，因而在丁玲文学道路中具有重要意义”，[4]129是丁玲延续五四写作的重要环节。《魍魉世界》是丁玲最终为自己“定位”的晚年之作，丁玲反复确认集体认同、不断革命的道路，表达“九死不悔，老且弥坚”的赤子之心、忠诚之情，而相对淡化、压抑了五四文学精神。两个文本叙述“同一件事”，却在不同背景下展开了不同的叙述，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两种道路矛盾冲突，在丁玲身上的特殊体现，对于跨越现、当代作家而言，具有普遍性。 两部作品叙述的不同不仅是文本差异，思想与情感的表达也有差异。《意外集》与《魍魉世界》代表不同写作时段中丁玲两种身份和两种叙述风格：一种是被禁的当事人身份，其写作更多延续了莎菲式的个人倾诉；一种是“归来”后回忆者的身份，其写作更多了集体认同的自证清白。实际上，由于“南京三年”对丁玲一生的深刻影响，这两种身份形成的两种不同叙述风格，始终纠缠着丁玲，二者不是“替代”关系而是“并存”的状态，只是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下某一种身份意识更为凸显。“五四文学”精神是丁玲登上文坛的主要精神资源，其影响力无法从丁玲身上洗去；现代中国社会革命又将丁玲推进左翼文学、延安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进程中。丁玲复出后以偏“左”立场对待过去的人和事，常常有语出惊人的偏“左”言论，我们丝毫不怀疑丁玲内心深处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挚诚情感，但其中经历大起大落的“余悸”，故意做作的态度，也许在这样的叙述中，丁玲会感到“‘我’在被‘我们’所接纳、融化中，既感到了群体生命的崇高，又获得了一种安全感”，[10]24在上述心理作用下，《魍魉世界》的“有意”夸张叙述，也就不难理解。 《魍魉世界》的“有意”叙述，表明让丁玲处于政治上的“自证清白”和还原历史真相的两难。一方面，晚年丁玲有还原历史真相的诉求，特别在政治上证明自己立场一贯坚定，有“赤子党心”，经受住了国民党恐吓和诱惑，以此来反驳多年来对自己的政治迫害；一方面，丁玲自觉不自觉地回避了诸多内容，其中有时过境迁和年龄老化而导致的记忆缺失，也有故意忘记的历史真相。如：如何获得相对优厚的待遇？以什么条件作为交换把母亲接来？《魍魉世界》这些历史真相采用“空白”叙述的方式，代之以反复强调个人的革命信念。这样一来，丁玲从主观意愿层面达到了目的：从政治上向党、个人做了清白交代，甚至对文革其间遭受的迫害没有抱怨，只是把更多的怨气指向某个人，以更加表明自己的“忠诚度”。但是从历史真相还原的层面来看，丁玲有意无意回避、忘却而形成的“空白”叙述，使“特殊三年”的历史事实更为模糊、隐蔽更深，需要后来者下更大的气力才能理清楚。《魍魉世界》更多地倾向政治性叙述，而相对淡化历史叙述，政治欲求对历史史实造成一定伤害，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遗憾。 丁玲的遭遇并不是个案，而是20世纪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共同经历。《意外集》与《魍魉世界》所形成的叙述张力和矛盾性，即是丁玲的内在世界与外部环境冲突的产物，《意外集》属于年轻丁玲“特殊三年”的“感伤叙述”，《魍魉世界》是晚年丁玲复出后的“清白叙述”。从青春“感伤”到晚年“清白”，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从30年代到80年代的一个缩影。 ①丁玲没有写完《魍魉世界》就去世了，最后一节“起飞”由丁玲丈夫陈明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