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ECD视野下中国教学管理的独特优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学管理论文,中国论文,视野论文,独特论文,优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18X(2013)01-0045-04
一、分析背景
2009年，美国奥巴马政府宣布启动旨在全面提升美国基础教育质量的“力争登顶”(Race to the Top)计划。这里的“登顶”并非指登美国国内教育之“顶”，而是指登国际教育之“顶”，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2009年国际学生评价项目(PISA)结果，恰为国际教育之“顶”提供了一个参照。然而，美国学生在这次PISA测试中的表现依然不尽理想。2010年12月7日，美国联邦教育部部长阿尼·邓坎在2009年PISA结果公布后即发表演讲，针对美国学生的平平表现，他指出，“不幸，2009年PISA结果表明，美国学生对参与今日知识经济的竞争没有做好准备”①。邓坎在历数2009年PISA“登顶”国家(经济体)的表现后，道出了美国政府的忧虑，“奥巴马总统已反复警告过我们这个国家：‘我们今天在教育上出局，明天就将在竞争中出局’”②。实际上，在OECD正式发布2009年PISA结果之前，美国政府对本国学生的表现已有预料。2010年4月，邓坎与OECD秘书长安吉尔·古里亚会晤，双方在会晤中商定，由OECD组织国际比较分析专家团队，对那些最接近“顶端”的或进步最快的国家(经济体)的教育系统作更为细致的分析，以便从中获取更多的经验与启示。也正是在2009年，中国首次派上海市作为代表参加OECD的PISA测试，2010年成绩公布，结果上海市获得三科全球第一的成绩。自然，以上海市为代表的中国教育便进入了OECD分析专家的视野。
2011年，OECD发表了《PISA给美国的启迪》报告，报告以美国2009年的PISA结果为参照，深入分析了加拿大安大略省、中国上海市、中国香港地区、芬兰、日本、新加坡、巴西等七个经济体2009年PISA成绩背后的原因，③其中，在“上海个案”的分析中，对上海市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强弱点及正反经验作了深入分析。该报告所提到的上海市的教育改革举措包括义务教育阶段重点学校制度的废除、免试就近入学、薄弱校改造、课程改革、考试改革、学校托管、教育集团化发展以及提高教师收入、提升教师标准和教师教育水平等十个方面。客观地看，这十个方面的教育改革举措与西方国家过去几十年中已出台的教育政策措施并无根本不同，有些甚至就是从西方借鉴而来的。值得我们注意的，倒是该报告中有关“上海个案”的部分所暗示的其三项教学管理优势：科举文化留给今日教学管理的有利因素、严密的教研管理系统和严格的教学常规以及“标语口号”和“由上至下”的美丽一面。尽管该报告认为，“由于中国包含了如此多样的经济、社会、文化状况，因此，上海市和香港地区虽然可以为考察中国的教育提供一个有效的窗口，但是它们可能并不代表这个国家所有地区的情况”④。实际上，这三项优势并非上海市一地所有，而是中国各地教育界所共享的优势。另一方面，如果以西方教育为参照，这三项优势是中国独有的优势。鉴于此，本文中笔者便将这三项优势称为“OECD视野下中国教学管理的独特优势”。
二、OECD视野下中国教学管理的独特优势
(一)科举文化留给今日教学管理的有利因素
中国的科举制度始于隋，成于唐，终于清末，前后存在了1300多年，其历史影响可谓深远。OECD的《PISA给美国的启迪》在回顾中国古代科举制时指出，不计考生家境且严格而公正的科举考试，是当时百姓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中国的家庭由此普遍形成了“望子成龙”的心态和重视考试的传统。由于科举考试形式单一且需要考生引述《四书》、《五经》内容，从而造就了强记硬背的应试学习方式。科举制虽已于1905年被废止，但因科举而形成的教育传统却延续至今，成为中国应试教育的文化基础。从某种程度上说，发生在上海市和香港地区的教育改革都与改变应试教育有关，“尽管这些改革所取得的成功度有所不同，但是不容忍教育传统的消极影响则是它们的一个共性”⑤。不过，该报告也注意到了科举文化传统的另一面，“中国文化传统的最关键影响之一，就是学生在学习上的投入程度……这与其他文化背景下的课堂颇为不同，在那里，可能并不要求学生整堂课都充分投入或专心听课。不过在中国的文化中，这种全神贯注被认为是学生的义务”⑥。另一方面，科举文化和家长“望子成龙”的期盼转化成为许多学生刻苦学习和对困难学习环境的适应能力。学生在课堂上的专注和对学习的投入，加之许多学生对困难学习环境的适应能力，无疑是科举文化给今日中国教学管理留下的有利因素。相比之下，缺乏这种文化遗存的西方国家就常为学生学习动机不足而倍感困扰。据英国《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报道，英国政府为改进儿童基础学科的学习质量，近期提出了“回到基础”的口号，但教育界内外对英国政府的有关举措存有疑问。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西方学生在数学等基础学科上与中国学生的成绩差距是由两者的天生禀赋造成的，政府欲加强数学学科的举措或许是徒劳的。但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不是天生的差距，而是文化差别所造成的。一位在英国就职的华裔数学家在接受《每日电讯报》采访时指出，在中国，所有家长都认定数学是学校的主科，一种代代相传的观点是，即使需要付出艰苦的代价，孩子也要学好数学。而英国的家长则没有这样的想法，家长一般并不介意孩子说不喜欢数学。这位数学家说：“我从来没有听到一个中国的或新加坡的儿童会不带羞耻感地说不喜欢数学。”⑦
(二)严密的教研管理系统和严格的教学常规
在中国的教学管理体系中，教研组是一个重要而基本的单元。我国学者曾对中国基于教研组的教研体制做过评论：“早在1957年1月21日，教育部就加强学校的教学工作颁布了《关于中学教学研究组工作条例(草案)》，要求各地试行。……自那时起，中小学逐步并全面建立了学科教研组，……各区县和省市也建立了相应的教研室，由此形成了一个纵(学科教研组)横(年级备课组)结合的统一的教学研究管理系统。其主要任务是制定学年、学期和每周甚至每一节课的备课和教学计划，在教学的要求、进度、要点、作业练习等几个方面达到统一，保证教学按一定的常规进行。尽管从今天来看，这种合作的宗旨相当行政化，并且强调统一规格的教学规范，但也为教师之间的专业合作奠定了组织基础。”⑧在《PISA给美国的启迪》中，OECD的专家对中国这种独特的教研管理系统和注重教学常规的传统作了评述：“中国也已经建立了颇为严密的教学框架体系。在最草根的层面，教学研究和教学改进每天都在基于学科的‘教研组’中进行”⑨。教研组集体“为下一周的某一特定的主题拟定详细的教学方案，要求教师们各自据此方案再完成更为详尽的教案。教案不仅是教师上课的依据，而且是教师专业发展的档案。在许多情况下，学校校长或区教育官员还会来听教师的课”⑩。该报告还提到，在中国的日常教学中，教师可以相互听课。“可能是由同伴听课(例如，在遇到因课程改革而引发的一个新的教学话题的情况下)，可能是由新教师听课(以便他们能从有经验的教师那里学到东西)，可能是由资深教师听课(旨在带教和指导)，或者可由学校校长来听课(旨在监督或为了建设发展的目的)。有时，还要求教师为一群教师的听课和评课活动开设演示课(称作公开课)。中国这种结构化的教学组织，不仅是一种管理的手段，而且是专业提升的一个重要平台。……旁观者们也许会将此视为质量保障工作，但这也服务于专业发展和教学法改进的根本目的。”(11)上述在中国早已司空见惯的教研体系和学校教研活动，之所以在OECD的报告中被详细介绍，是因为这种严密的教研管理系统和严格的教学常规是中国独有的特色，其对教学质量改进和教师专业发展的价值是西方教育界过去没有认识到的。哈佛大学教授托尼·瓦格纳在分析芬兰教育成功的原因时特别提到：“他们把专业精神界定为更多地开展合作性工作。每个工作日或每个工作周他们都给教师时间跟其他教师共同工作，以便持续改进课程及他们所上的课。”(12)其实，芬兰的这种做法在中国的学校中是了无新意的。
(三)“标语口号”和“由上至下”的美丽一面
在中国当代教育管理语境下，但凡听到以“标语口号”带动管理行为的主张，多半会被理解为形式主义的东西；但凡提到教育改革行动的“由上至下”时，一般也是带有贬义的。然而，OECD的《PISA给美国的启迪》却揭示了“标语口号”和“由上至下”的美丽一面。该报告回顾道：“在20世纪90年代，上海市曾提出过‘一流城市’的口号，并且还加了一句‘一流城市，一流教育’。尽管‘一流’的含义始终是模糊的，但这个概念推动着教育的发展并使教育在政治议题中保持着重要地位”(13)，这就给上海市的学校教学质量改进工作和各层次的教学管理活动提供了一个十分有利的大环境，“标语口号”的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PISA给美国的启迪》还对上海市和香港地区的经验进行了对比。该报告分析道，上海属于一个有组织的社会(organised society)，教育改革按照一种有组织的路径向前发展。上海“市政府并非仅设计改革，而且还对学校运作和教学改进等改革的过程进行了有效的干预”(14)。与上海市带有“由上至下”特点的改革模式不同，“香港地区几乎是一种相反的改革模式。香港的改革为学校提供平台、提供资源支持并且改革社会性考试和大学招生规定，但却把改革的过程留给了学校。教师们可能会感到很困难，因为课程和考试改革使他们熟悉的工作方法失效。不过，这一改革可以促使学校和教师表达自己的专业立场，培养了专业自治，也使得改革能最好地适合于学生的个别需要”(15)。该报告对上海市和香港地区的两种改革模式都予以肯定，认为这两个城市的改革模式提供了教育改革成功的多种可能性。当然，该报告并不认为上海市的教育改革是纯粹的“由上至下”模式，“把上海市的改革描述成由上至下的改革可能是不确切的，因为一些清晰无误而又出色的新措施均来自基层”(16)。这表明，OECD的专家已经注意到，上海市政府对改革过程的干预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市、区、校三级教研管理体系来完成的。这一教学管理体系在对基层的改革行动进行干预的同时，也发挥了总结和推广基层经验的功能。这种中国特色的“由上至下”与西方教育辞典中的“由上至下”不同，在其“由上至下”的外表下，也包含了不少“由下至上”的内容。
三、结语
《PISA给美国的启迪》是以严谨的科学方法完成的研究报告，它将对美国以及美国之外的西方教育界产生重要的影响。然而，有趣的是，OECD专家分析出的中国教学管理的三项优势并不一定为中国教育界所认识，这些优势有时甚至还被视作批判的对象。本文将OECD视野下中国教学管理的独特优势呈献出来，恰在于协助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正确看待中国的教育管理传统，希望中国教育界珍视那些为国际教育界所称道的中国优势，防止教育改革中“倒洗澡水连婴儿一起倒掉”。
注释：
①②U.S.DE.Secretary Arne Duncan's remarks at OECD's release of the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2009 results[R].http://www.ed.gov/2010-12-07：1.
③尽管巴西2009年的PISA成绩仍远低于美国和OECD的平均成绩，但对照其四次PISA成绩，巴西是PISA参与国中进步最快国家的典型，因而被《PISA给美国的启迪》列入案例分析对象。
④⑤⑥⑨⑩(11)(13)(14)(15)(16)OECD.Lessons from PISA for the United States：Strong performers and successful reformers in education [R].Paris：OECD Publications，2011：84、106、92、88、88、88-89、105、105、105、105.
⑦Stanford,P.Numeracy campaign:What we can learn from China[N/OL].http://www.telegraph.co.uk/http://www.telegraph.co.uk/education/maths-reform/9338540/Numeracy-Campaign-What-we-can-learn-from-China.html.
⑧丁钢.中国教师专业发展的文化解释[J].教育展望，2005，(1).
(12)Sirota,D.How Finland became an education leader[N/OL].http://www.salon.com/2011/07/18tong.wagner-fin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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