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属于市场经济国家的理论证明——论中国已处于初期市场经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市场经济论文,初期论文,理论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26X(2005)01-0016-06
一、研究中国是否属于市场经济国家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有没有进入市场经济？中国现在是不是处于市场经济？这是摆在人们面前的重大问题，需要我们正视并给予回答。
笔者认为，判断中国处于初期市场经济（注：“中国初期市场经济”概念最早出自何晓星《破解中国初期市场经济之谜》（上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版。）时代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它可以帮助人们解答现实，鼓励信心，冷静走向世界。因为国际市场的交易和竞争规则必定是市场经济国家之间的规则，这个世界市场是排斥非市场经济国家参加的，因此说到中国“走向世界”，就是要融入世界市场经济，首先要人家承认我们具有市场经济国家的资格。过去我们一直戴着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帽子。现在事实表明，中国已经到了理直气壮地摘掉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帽子，打出市场经济国家旗帜的时候了！
判断中国处于初期市场经济时代，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因为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能够进入市场经济，既没先例，也是传统经济学难以解释的。中国能否实现市场经济，这一直是世人拭目以待的一个未知数。现在现实证明我们已实现了初期市场经济，这件事实本身就是对经济学理论的挑战和重大贡献。本文的独到之处，就是“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证明判断了这个事实。在对事实个体分析之前，还需界定以下几个概念。
二、什么是“初期市场经济”？为什么要采用历史学的时代概念？
本文对“市场经济”的定义，采用了中共十四大提法的主要部分（注：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的政治报告：《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1992年10月12日。），即：市场在国家（中央政府）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个定义中有两个重点需要解释：一是什么叫“市场配置方式”？二是什么叫“基础”？
“市场配置方式”，就是生产关系三个方面的市场化：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其核心是市场竞争机制，有了竞争机制，同时也就形成了市场价格机制；在产权方面，其核心是拥有排他性产权的市场主体；在分配关系方面，其核心是市场主体追求效率，而政府追求公平。
“基础”应当这样来定义，它是指“分布面”广，而不是指经济的重要程度。所谓“分布面”广，就是在非公共经济领域，或一般竞争性领域，大多数行业、企业或地区都普遍采用这种配置方式。反之讲“经济的重要程度”则不然，有时某些领域面很窄，但它由于掌握“国家命脉”如军工、交通，甚至能源、通讯等，并且这些重要领域的经济总量（资产或GDP）往往较大，因此在经济制度非常不同的许多国家里，也可能都是由政府控制的，但这并不能证明这些国家都是计划经济。
那么，什么是“初期”市场经济呢？初期，是对经济发展变化的历史分期，它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对经济的发展过程划分出历史时期或时代来。
“初期市场经济”可以看作是市场经济制度这样的历史发展时代或时期：(1)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基础，它在经济领域的分布面，呈从无到有，从窄到广，从小到大的，简言之，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从不健全、不完善和不成熟，到健全、完善和成熟；(1)在“初期市场经济”这一时代发展过程的大多数时间，市场经济制度开始起步，它的分布并不占有很大或主要比重；(3)这个时代，毕竟由于某种条件而走上了不可逆转的发展道路，换言之，它开辟了市场经济制度发展的道路。
采用什么概念，要针对所要完成的任务，看怎样更加方便或“成本”更低？其实，我提出的“初期市场经济”是个历史学的概念，例如时代和时期；这里并没有采用经济学的概念，例如制度或形态。为什么不用经济学的概念呢？因为经济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有很大区别。经济学关于制度、形态等等的概念，都有严格的定义，这种时间或数量的“计量”或“定量”是非常困难的。更何况中国初期市场经济显然是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人们要对动态变化中的制度、形态加以计量则是难上加难，并且极容易引起争议。
那么，现在是不是值得花费大的精力来解决上述“计量”的困难呢？我认为，至少目前不值得，因为其对于解决当前学术界的主要问题帮助不大。我国学术界的当务之急，是概括、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时代特点、产生原因和走势，并用这些概括去解释和指导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相对于这个任务本身的要求，人们只要定性和相对模糊的把握就可以了，而并不首先需要这种微观、定量和绝对精确的把握。总之，同自己的任务相适应，采用合适的分析概念至关重要。当然也不能绝对排斥定量方法，我们还要以定性方法为主，并以定量方法加以配合支持，这样来共同研究、作出判断。简言之，我是用“时代”这个历史学的分析方法，来为经济学的分析开辟道路。
三、怎样进行历史分期
许多人对“当代是否处于初期市场经济”这种提法不表态，是因为对历史分期标准还存在争议。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或者以什么标准来对经济时代进行历史分期呢？
目前事实上存在两种标准。一种是“定量标准”（它显然是以前面所说的经济学方法来制定的），它是以“一种经济制度所占有的地位或比重是否重要”为标志来划分。这意味着只有当这种经济制度占主要比重了，才可以在历史分期中承认这个时期属于这种经济制度。另一种标准是以“政治革命”为标志（就是前面所说的一种历史学方法）——当然这种政治革命是成功的，它开辟了经济制度变迁、发展的道路。这意味着从成功的政治革命开始，包括随后这种经济制度起步和发展的过程，就可以在历史分期中，承认这个时期属于这种经济时代。
我明确赞成后一种标准，主张以“为经济制度发展开辟道路的，成功的政治革命”为起点标志，来划分经济的历史时代。
首先来看历史案例。
马克思等许多学者都指出，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译本第2卷221-222页。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有许多历史文献则进一步明确，“近代史”或“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566-1609年的“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的（注：周照祥．论历史分期的相对性．《史学月刊》1998年第3期第46-48页。）。“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是在荷兰等西欧沿海低地国家发生的世界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当时荷兰等地初步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如贸易业、航海业、手工场业等，要求摆脱西班牙封建君主统治的限制。它们经过几十年的革命战争，才成立了共和制的独立国家。政治革命成功后，他们采取减轻赋税等一系列经济制度改革，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迅速发展，逐步使荷兰不但成为当时世界经济、贸易和航运中心，而且成为头号海上强国（注：［意］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美］D·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译本由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版。）。
马克思和许多文献也指出，1641-1648年的英国革命和1789-1793年的法国大革命，都宣告了欧洲新社会和新时代的开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1页。编译出版者同注③。）。历史文献记载，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前，固然也有不少“圈地运动”、贸易、手工作坊等资本主义制度因素，但真正大规模地发展资本主义，则是在政治革命成功之后。例如英国不但通过立法推动“圈地”运动（圈地可看作是界定私人产权），而且实际圈地运动的规模也比革命前要大得多。更不用说，由于机械的发明和工业革命，在18-19世纪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更以空前规模急剧扩张起来”（注：［意］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美］D·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译本由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版。）。
1868-1871年“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其资本主义制度的因素并不比当时的中国多。但日本有一批先进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却比中国同行更加努力地学习西方的经济、思想、文化和技术，从而完成了日本“维新”和战争并举的资产阶级革命。从此以后，日本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成为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强国（注：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第669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版。）。
我们再对历史加以理论分析。
(1)政治革命作为上层建筑的革命，主要目标是为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变革开辟道路，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政治革命是经济制度突变的前奏。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渐变和突变，并且更多的渐变一般是在突变之后。政治革命之所以爆发，往往是因为经济制度依靠自身的力量无法实行变革，只有借助革命之后新政权的力量，甚至战争这种暴力手段取得政权才能推进经济变革。例如英国1641-1648年的革命，首先是因为英王封建统治同工商资本主义因素的矛盾日益加剧，具体的“导火线”是英王要对工商活动加税，由于矛盾实在不可调和，从而酿成了战争和革命。而在这场革命之后，许多阻碍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法律被废除和取代，从而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打开了通道。由此可见，只有进行了成功的政治革命，也就是新的政治统治开始之后，才能进行全面的经济制度改革与创新，才能建立新的经济制度，开辟新的经济时代。
(2)历史分期的目的，是要划分不同性质的时代，因而质变和突变是划分历史时期的主要标志。不同性质的历史时代，是通过质变和突变开辟道路的，关键的一步是通过质变和突变跨出的。换言之，历史分期是质的不同，它必然通过质变和突变来划分；而量变和渐变绝不能区别不同性质的历史分期。由于定量分析只是在同一性质（旧的或新的）范围里观察量变和渐变，因此定量分析不能达到历史分期这个目的。
(3)从哲学上说，突变产生质变，渐变产生量变。这就是所谓“转折点”、“新起点”的含义。因为随着旧的性质转变为新的性质，新的一代就开始了。这是质的不同、质的飞跃。如果说新经济制度的诞生是“一朝分娩”的话，那么政治革命的成功，就是分娩的助产士或助产手术，这是一个激烈的痛苦阶段。因此，要以政治革命的成功，来标志新经济时代已经开始。
(4)经济制度的变革或发展，主要发生在政治革命之后，而不是在之前。量变积累产生质变，但更重要的是在质变以后，在已建立新性质的框架里，还要发生长期的、更全面的量变。在政治革命之前，诚然也有一些国家出现过新经济制度的萌芽和因素，但在政治革命成功之后的经济制度变革，其规模之大，变化之深刻和广泛，都是政治革命之前所不可比拟的。特别是在新经济制度和发展“后起”的国家，可以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大大节省“学习成本”。例如日本通过学习先进国家的经验，很快在经济制度和发展方面赶上和超过先进国家。
这表明，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独立或率先发挥作用，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中国近代史上之所以没有日本“明治维新”那样成功的政治革命，差距不在于经济基础，而在于当时缺少那样的政治家等原因。
(5)在政治革命之后的经济制度变迁，往往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即逐步成长和渐变的过程。以政治革命分界，经济制度的变迁一般是前轻后重，前小后大，前短后长，否则就不需要痛苦的革命战争来打开道路了。政治革命是激烈的开路先锋，而不是等待经济制度的发展都成熟了，再来摘取的成熟果子，革命以后的路还很长。大量历史文献表明，荷兰、英国、法国等较早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是这样，一些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日本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的80年后，即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才进行了土地改革，土地才从封建地主手中转给农民。美国1776年独立战争（资产阶段性质的革命）之后的100年，才通过南北战争废除了黑奴制和南方的封建庄园制。
总之，应当用为经济制度的变迁和建立开辟道路的、成功的政治革命作标志，来划分不同性质经济的历史时代。
四、实证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初期市场经济的开端
参照各国市场经济时代历史分期的标准，即“成功的政治革命”标准，我认为，中国导致和标志初期市场经济时代开始的“政治革命”，显然可以确定在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作为“历史的转折点”和“改革开放的起点”，几乎没有什么争议；我只不过把它“说穿了”，说它实质上成为中国初期市场经济时代的开端。
中国自1979年“政治革命”成功以来，由于已经开辟了道路，市场经济制度开始建立和发展，就开始步入了初期市场经济的新时代——我说的仅是“初期而已”，其实标准并不算高。更何况中国在头10年或20年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显然不亚于英国和荷兰等老牌市场经济国家在头100年或200年市场经济制度的进展。
那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怎样打开建立市场经济制度的道路呢？我认为，这次会议铲除政治和思想障碍，在它的直接影响下发生了“包产到户”和“企业承包”两件大事，从而导致竞争的全面展开。曼昆认为，计划经济就是集中决策配置资源，市场经济就是分散决策配置资源（注：［美］曼昆．《经济学原理》，梁小民译，三联书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从这个角度说，包产到户和企业承包，就是在农村和城市造就了无数“分散决策”的独立市场主体，从而产生了市场经济。
“包产到户”，这是非常激进的产权改革。它使农民几乎“一夜间”成了土地实质上的主人，农业生产率大大提高，农产品的商品化率大大提高，从而迫切需要更大规模的市场进行交易和竞争。更为重要的是，大量农民成了过剩劳动力，也就是使农村劳动力自身成了商品。他们迫切需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交换“工资”来养活自己，因此，他们对乡镇企业的劳动供给大大增加。乡镇企业为了养活这批离开土地的农民，并依靠其低廉的劳动而大大发展起来。乡镇企业是什么？它当时已成为无数个具有完全排他性的、独立利益的市场主体，因此乡镇企业之间的交易和竞争，乡镇企业和原先的“师傅”、“老大哥”即“国企”之间，同其他性质企业之间的竞争大规模发展起来。但到后来，乡镇企业受到市场竞争的压力而发展放缓，其自身吸纳农村劳力也变得有限。于是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向城市和沿海，他们以廉价的劳动成本同那里的外资和港澳台资相结合，推动着城市和沿海市场经济性质的工商业大规模地发展。
企业实行承包制，使这些原先的公有企业发生了意义极为重大的、“静悄悄”的产权革命，使得公有或国有牌子下的企业演变为“一个老板、多家代理、彼此交易、互相竞争”的市场主体，这是无数个具有排他性独立利益的市场主体（我称它们为“内公外私”企业，见文后注）。它们为了求得生存发展，迫切需要大规模的市场交易和竞争，这给予地方政府以强大压力（为了地方企业的“生存养人”）和动力（发展地方企业可以多得财税和政绩），使得地方政府以各种行政和经济手段，以“诸侯”和“准市场主体”身份，大力发展地方企业，对外展开激烈的市场竞争，从而推动市场和市场机制大规模地发展。
由此可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政治革命”成功之后，是由于“包产到户”和“企业承包”这两件产权变革方面的大事，同在这之前的“乡镇企业”和“地方财政包干”这两支“伏笔”结合起来，从而汇聚成两股巨大的力量，导致中国产生了分布面很广的、普遍的市场竞争和交易，形成了初步的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即市场运行机制；与此同时它们还推动了分配制度的变革，开始按市场优胜劣汰原则拉开“团体”或“单位”之间的分配差距。
五、现实表明：市场已成为中国资源配置的基础
看一个国家是否属于市场经济国家，只能用宏观的、相对模糊的定性方法来分析，并主要看市场经济的“分布面是否广泛”。
1.从产权制度来看
现在的“国企”、“集体”企业，同计划体制下相比已发生实质性的重大变化，通过企业承包和股份制，它们已先后演变为“内公外私”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内公外私”产权，是笔者最先提出的一个学术新概念（注：“中国初期市场经济”概念最早出自何晓星《破解中国初期市场经济之谜》（上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版。），它是指中国现在实际普遍存在的“国企”和“集体”企业。它们在正式制度和法律上仍然是公有企业，但在一般竞争领域，它们的多数已在实质上演变为“内公外私”产权。它们对内公有，对外整体私人，可以说是“一种产权、两种性质”。“公私合营产权”（这也是部分的“内公外私”产权）是我将20世纪50年代中国当时的老词新用，是指中国现在大量存在的各种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合资企业等。因为公私两种产权在其中既合作又竞争，可以说是“一个企业，两种产权”。请注意这里的“私人”性质，是经济学学术上广义的含义，意即具有排他性。这两种产权对内虽含有公有或部分公有性质，但它们对外却拥有整体私人性质，即具有排他性和内部性。这样，它们一是能同其他人竞争（排他性就是竞争性）；二是能自负盈亏、自主经营，具有利益动力（内部性就是利益内部化），能够对价格灵敏反映，能够分散独立决策，从而能同其他人做生意（交易）。这样，它们就能同市场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分别相结合。
有人会说，这些“公有”企业之间的交易的竞争，是兄弟之间的交易和竞争，实质是把钱从自己的一个口袋拿到另一个口袋，因而它们之间算不上是真正的市场交易和竞争。这种说法已落后于变化的现实。这是因为“内公外私”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已成为实质上的新产权，由于它们整体对外具有私人性质，因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之间的财产不可平调。它们的生存发展全靠自己，穷富两极分化越来越大。大家都是市场主体和竞争敌手，互相之间的竞争同私人企业，同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在中国初期市场经济时代成为普遍规律和正常现象。
当然也有部分或少数情况，这些企业之间的界线还是要打破，还是要搞点无偿平调或无私支援，例如行政化重组，兄弟之间有的帐还是比较模糊。所以我称这些演变过来的“公有企业”只是“不完全产权合同”。这样，我们一方面要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又要清醒地认识到，由于产权制度改革彻底，其只是处于初级阶段。
2.从运行机制来看
现在中国各地、各行业，每时每处都是市场：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要素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市场；资金市场、外汇市场、保险市场、证券市场；人才市场、技术市场、文化市场；国内市场、国际市场；等等。几乎所有领域后面都能加上“市场”这个词。市场价格和市场竞争也无时无处不在，为此只能用“排除法”了。首先，非市场价格（政府定价）、半市场价格（政府指导价）已占微少比重（见国家统计和物价局年报），竞争几乎遍布所有领域。
有许多领域看来是政府控制的，例如新闻出版、电视电影、各种媒体等。但如前所述，它们绝大部分（从业务量来分）都演变成前述的“内公外私”企业，因此互相竞争不但普遍而且激烈，各种“大战”此起彼伏。这同西方媒体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像。有许多领域看来是国有垄断的，其实不过是竞争方式不同，成为寡头垄断（也是种竞争）和垄断竞争。比如国有商业银行就有工、农、中、建四大家，他们之间的竞争，他们同其他股份制、民营、外资银行之间的竞争，都同私人银行之间的竞争没有太大不同。又如钢铁、电信、石油、石化、电力、煤炭等等，看来是国家控制的行业，也“分裂”成几个或多个特大型集团，它们之间就成为强手之间的拼杀，其竞争规模和“杀伤力”远超过一般企业。
至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的企业，数量更加巨大，它们之间竞争的惨烈程度同私人企业没什么两样，几乎超过了世界上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在多数一般竞争领域，可以说已接近完全竞争状态，以至平均利润急剧下降。
“供给过剩、需求不足”，这些只有在市场经济国家特有的，我们过去只能在批判西方的教科书里才看到的事情，现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大量发生了。类似“把牛奶倒在大海里，用拖拉机压毁蔬菜，把机器、纺锭、高炉熔掉”等等，早已不是什么新闻。看来，“需求决定论”等这些在市场经济常态中才能发挥作用的市场规律，在中国已经普遍强烈地发挥作用了！难道这不说明中国已是市场经济了吗？
有人说，现在中国政府主导还很强大。但我认为政府主导不能掩盖上述市场经济的主流，正如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的政府主导，不能否定他们属于市场经济一样。更何况中国市场经济的政府主导主要采取了地方政府主导的形式，中国的市场经济主要是地方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注：这人概念最早也出自笔者，“中国初期市场经济”概念最早出自何晓星《破解中国初期市场经济之谜》（上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版。。）（实质是“地方内公外私产权”）。
3.从收入分配和就业来看
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许多人计算的中国总体基尼系数都在0.35-0.45之间，在世界上居于较高水平。按本质来说上述这种现象，就是体现了优胜劣汰竞争的残酷和你死我活。优势利益集团获得利益和发展，劣势利益集团少获得或失去利益，不能生存或遭淘汰。从理论上说，初次收入分配是竞争的结果，因而中国目前分配差距的普遍拉大，充分反映了市场机制的作用是广泛和充分的（同时也反映了社会再分配的滞后）。但这种差距开头是团体和团体之间，优势企业对于劣势企业，东部沿海对于西部内陆，城市对于农村，垄断行业、部门对于其他行业、部门或消费者；尔后再逐步深入到团体内部，经营者对于工人，专业技术人才对于普遍人等。可见中国总体分配差距引起的原因具有特殊性，开头主要是团体间而非团体内的，拉大差距是从团体间向团体内发展的。所以，我们要在中国市场经济前面加上“初期”两个字。
劳动力就业也越来越市场化了。现在除了军队转业干部还是由政府部分地包分配（他们主要面向政府机关）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劳动力需要由政府调配。当然，“国企”职工还暂时有一点国家包的意思：下岗后一段时间还要给补贴。但这也要逐步取消，向“买断工龄、直接失业”靠拢。至于农民，早已成为完全自由的劳动力。
上述“产权关系、运行机制、分配制度”三个方面的现实表明，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如此广泛、深入到了中国经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广泛深入到了每个普通人的生活。由此当然可以得出结论：市场在中国的分布面已经很广，已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中国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国家行列。
无疑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现在和市场经济国家相同的地方，大大超过了和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的地方，简言之共同点大于差异点。两者之间的共同点就是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它是从根本上和长时期里起作用的。而两者之间的差异点是具体形式不同，例如同市场结合的产权采取“内公外私”和公私合营的特殊形式，例如市场机制采取了地方政府主导型市场机制的形式，例如拉大分配差距采取先团体外（间）后团体内的形式，等等。总之，首先是市场经济的共同规律，首先是中国已是市场经济国家；然后才是具体形式，才是处于市场经济的什么发展时代，才是市场经济的初期，才是初期市场经济的具体特点。
虽然笔者主张主要用质的定性方法来进行历史分期，然而并不是说，采用某些定量方法不可以作为历史分期的参考或旁证。据卢中原、胡鞍钢估算，1979年中国的市场化指数为25%，1985年超过50%，到1992年以后已提高到63%，到2010年中国的市场化过程基本走完，那时的市场化指数大概达到75%（注：转引自胡鞍钢．《中国发展前景》，第4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按照我在自己一本书的定量测算，在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已达到62.4%）。因此，即使按照他们的定量分析，到1985年中国的市场化指数超过了50%，假如从“比重过半是质变”的角度来说，中国也已进入了初期市场经济，更不用说以后这些年，在50%的基础上逐步增加。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人也估算了中国20世纪90年代(1994-1999年)以来的市场化程度，尽管对高低有所争议，但多数认为也超过了50%。
我们再看一些外国人对中国市场化程度的判断。世界贸易组织在对中国加入的主要审查之一，就是实质上判断是否已进入“市场经济国家”范围。美国的丹尼尔·罗森在将中国对内对外市场开放的程度，同印度、韩国和日本等国比较后，认为中国在“入世”之前，或者之后，其市场化程度都已达到，或者超过了相当一部分已是“世贸”成员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水平（注：资料来源：黄仁伟编译的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丹尼尔·罗森说，有些人认为中国离市场经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于是，那些人想把中国仍定位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但他认为事实确实表明中国经济比通常人们想象的更为开放。再加上中国所接受的入世条件更表明，中国已不再是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了。
收稿日期：2004-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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