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183;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论文,思想论文,戴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B56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18(2010)06-0049-05
面对日益对立与冲突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严重凸显的生态危机，众多有识之士从不同的角度阐述和分析了这一危机的根源。生态社会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一种思潮，目的是想在西方科技发展迅速、人们生活质量日益提高的背景下解决生态环境被破坏的状况。20世纪90年代，生态社会主义进入一个较为成熟的阶段，其中英国牛津布鲁斯大学地理系教授戴维·佩珀(David pepper)就是这一时期生态社会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其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代表著作有《当代环境主义的根源》和《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公正》，前者反映了他早期对生态社会主义的认识，后者则集中体现了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
一、佩珀对生态危机根源的剖析
戴维·佩珀(David pepper)1984年在《当代环境主义的根源》一书中分析了环境主义的起源，开始质疑两个基础点：一是“科学”的客观性；二是“环境教育”的有效性。正因为对这两个观点或理论的质疑，或者说寻求一种更合理的答案，佩珀认为这将“导向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视角”[1](117)来看待环境问题，重新思考它的产生和解决。
佩珀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出发分析了生态危机的根源，认为“可持续的、生态健康的资本主义发展是一个措词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的。佩珀利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批判性地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造成的社会公正的缺失才是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表明，该责备的不仅仅是个性贪婪的垄断者和消费者，而是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处在生产力金字塔上的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2](133)首先，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蕴含着人与自然之间的资本主义关系，它与特定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相一致，佩珀反对西方生态主义解决生态问题的理想化，因为生态主义认为可以通过改变人们的环境观念来解决生态危机，佩珀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改变社会意识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其次，资本主义生产的惟一目标是追求最大利润，在资本家眼中利润的最大化是一切的基础，而自然、工人等等都是促使这个基础形成的前提条件，尤其随着技术的发展，产品的平均利润在呈下降趋势，为了保持自己的利益只会更加对外进行掠夺而不会去考虑自然的承受能力、工人的生活水平等等，这只会导致生态危机的加剧；法国重要的左翼理论家安德烈·高兹(Andre Gorz)认为，资本主义是追求经济合理性的社会，其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模式是与生态合理性的要求不相容的，任何一个企业都对获取利润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会最大限度地去控制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投资，以使自己作为强者存在于世界市场上。[3](32)最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造成了人们的生产异化、消费异化、生活异化。人们夸张的生活需要致使自然界的负担加重，污染变得更加严重。佩珀对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危机根源分析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认为，生态中心主义实际上是从普遍的人性观点出发来寻找生态问题的原因的，只要改善了人们思想中的生态观念就可以解决生态危机是非历史的和唯心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学者、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马尔库塞敏锐地指出：生态危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制度危机，它是资本主义一切危机的集中表现。[4](43)
佩珀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生态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公正的缺失，只有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革才可能解决生态危机。在佩珀看来，社会公正不仅包括物质财富分配上的公正，也包括人们应对环境恶化能力方面的公正。目前这个世界的经济是一种全球化的经济体系，同时一个商品产量较高、人类需要满足较低和充斥着享乐主义的社会在继续膨胀，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上无权和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和国家被边缘化，成了牺牲的首选对象。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办的全球高峰会议上，西方发达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眼前的经济利益，拒绝为保护环境做出重大牺牲，而是认为世界的人口增长是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因此，社会公正成为所有人考虑解决生态问题的核心因素，佩珀在论述社会公正缺失情况下提出了“成本外在化”和“生态帝国主义”两个名词。成本外在化就是要使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如资源保护、污染控制这些耗费成本的事情要转嫁给社会，让后代为今天的破坏付出代价；生态帝国主义是指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生态矛盾，于是就通过把高污染、高消费、劳动密集型企业迁移到第三世界国家，甚至直接将污染物倾倒在这些国家，来转移和缓解国内生态矛盾，这使得社会不公正扩展到全球。这些情况让佩珀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公正或它在全球范围内的日益缺乏是所有环境问题中最为紧迫。实现更多的社会公正是与臭氧层耗尽、全球变暖以及其他全球难题作斗争的前提条件”[2](2)。资本主义的本质不可能会停止剥削而实现公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从而在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法国社会科学中心主任乔治·拉比卡(Georges Labica)指出，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掠夺和剥削是造成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生态危机不可能通过改良来解决，只有通过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最终消除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5]
二、佩珀构建的生态社会主义
对于资本主义造成的生态危机，佩珀认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只有建立生态社会主义。为此，佩珀构建的生态社会主义是一个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生态社会主义是一个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的社会。佩珀坚信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由传统社会主义的人文主义作为基础，以人类的需要为中心，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长期的集体的人类中心主义。它包含着“支配”自然的思想。佩珀的“支配”自然的思想曾受到很多人的抨击，但佩珀认为他的“支配”理念并不等同于“统治”，而是意味着人类对他们与自然关系的集体有意识的控制，其中隐含着管理的关系而不是破坏的关系，支配并不意味着打破一个异己的意愿，而是通过合作能够驾驭自然，也就是说，佩珀一方面坚持自然的工具价值，另一方面却强调人们对待自然不能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自然对于人类还包括道德、精神和审美的价值，坚持反对技术中心论对待自然剥削和非道德的态度，进而把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归结为简单的工具利用关系，“真正的共产主义的部分定义是，人们不再通过它体验一种环境危机，非人的自然将改变而不是被破坏，并且，更加使人愉快的环境将被创造而不是被破坏”[2](356)，所以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提供在绿色议题上的一种激进的社会公正的关爱环境的但从根本上说却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2](2)。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既不是分离和优越于后者的关系，像当代资本主义所假定的，也不是完全平等的关系，像生态中心主义所相信的，相反，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是辨证联系的，以至于一方是另一方的体现，自然是社会的生产，而人类的活动也就是自然的”[6]。
佩珀所坚持的人类中心主义和传统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有所差异，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理论的基本点有几点：(1)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以人为中心；(2)只重视人类自身的价值，不承认自然界具有内在价值或只承认自然界对人类的工具价值；(3)坚持“主客二分”，认为人类处于主体地位，而自然界始终处于客体地位。佩珀的人类中心和现在理论界所提到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有些相似(也有学者称其为开明的或弱势的人类中心主义)。美国环境伦理学家诺顿(B·G·Norton)的观点就很好地揭示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内涵。他认为，(1)人类应该根据自己的理性来进行行为的选择，不能一味地、盲目地开发掠夺大自然；(2)对自然的利用应该建立在人的理性基础之上，否定了那些没有经过缜密思考的行为，即所谓的感性偏好。所以，在诺顿看来，只有这种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才是合理的。[7](49)
其次，生态社会主义是一个经济理性增长的社会。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很多生态社会主义学者都支持“零增长”的经济模式，当时穆勒提出的“稳态经济”主张对佩珀启发很大。稳态经济是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提出的一种经济主张。这种主张是针对“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问题而提出的，强调二者的关系要稳定化、发展要稳定化，在意图上提醒人们不要盲目追求生产以免增加生态环境的压力。穆勒建议，人类在生产上要由原来追求量的标准转向质的标准，自动放慢工业增长步伐，“在全面的计划性与市场的无政府状态之间”形成“一种中间组织形式，它能促进生产和消费得到合理确定”[8](493)。佩珀认为，生态社会主义也需要生产力的发展，不能为了单纯的保护环境而使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因为如果经济处于停滞或衰退状态，工人和资本家可能会因为经济利益和生活水平的下降而抵制环境保护，所以只有增长是理性和人性的，生态危机才会得到减缓甚至遏制。对此，同时期的著名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威廉·莱斯(William Leiss)在《满足的极限》一书中也曾做过论述，他指出，生态社会主义并不是人们回到以穷乡僻壤为特征的艰苦生活和自然状态中，也不认为这样的社会就实现了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而是要使人们到创造性的劳动中去体验创造的欢欣和幸福，并提供多种更富吸引力的满足方式。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基础是“以人为本”，发展首先是为了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在此基础上创造多种实现人的满足和全面发展的形式，发展是为了每个人的平等利益而有计划的行为，自然限制构成了人类改造力量的边界，这与资本主义的单纯追求利益的经济增长有本质区别，与带有悲观主义色彩的生态主义的“经济零增长”的稳态经济也是有区别的。在经济运行方式上，佩珀继承了马克思经济学中的计划理论，但是认为单纯的计划理论不利于整个经济的协调发展。他主张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的混合型经济，这样可以吸收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体系的优点，既能满足市场的需要，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又不会因为人们对利益的渴望而导致市场的盲目扩张，进而导致资源和自然的过度破坏。而且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和工业是对资本主义异化生产的克服和超越，它能够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这是一个在艺术上更丰富的社会，其中，人们吃得更加多样化和巧妙精致的食物，使用更加艺术化建构的技术，接受更好的教育，拥有更加多样性的休闲消遣，更多地进行旅游，具有更加现实性的关系等。”[2](337)安德烈·高兹在20世纪80年代就建设性地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合理性与生态合理性互相矛盾。为了解决二者的冲突，必须进行生态重建。高兹认为“保护生态环境的最佳选择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超越经济理性，才有可能实施生态理性。[3](32)
最后，生态社会主义是一个以社会公正为基础的社会。社会公正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社会公正成为内涵于社会中的自发的维护社会稳定的“稳定器”。它既维护了社会的整体力量，保持了社会的安定，又促进了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个性的充分发挥，对于一个社会的稳定建设是十分有利的。佩珀对生态危机的原因进行分析时得出：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使得社会公正得到缺失，才使得生态危机得以产生和扩大，所以只有建立以社会公正为基础的生态社会主义才能使生态危机得以遏制和解决。根据这个原则佩珀得出了生态社会主义涉及公正的内容：有真正基层性的广泛民主，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制，结果的平等，相互支持的社会—自然关系。
三、佩珀构建生态社会主义的方法、途径与特色
佩珀对环境问题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各种矛盾的激发，特别是生态矛盾的凸显，佩珀对现存的理论、主义进行质疑、思考最后才成为生态社会主义者。他的思想一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在《生态社会主义》一书中他对当时的西方环境主义分为传统保守主义、市场自由主义、福利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主流绿党和绿色无政府主义等七个派别，佩珀自己认为他属于革命社会主义，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佩珀认为只要拥有以下四个观点的人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2](97)第一个是资本观，第二个是认识的辩证方法，认为“事物的最深刻特征是运动的和冲突的，而不是静止的和稳定的”，第三个是对历史的唯物主义方法，第四个是对问题不在于研究世界而是改变世界的信仰是社会主义的承诺。在佩珀的理论中这四点都非常明显地体现出来。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不符合时代的发展，佩珀指出马克思的著作不能和他所处的时代相分离，他认识和分析事物的方法永远不过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教条地继承他的理论。我们认为，佩珀在对生态危机的根源进行分析时继承了马克思的方法论。
二是来源于威廉·莫里斯的思想。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19世纪后半期英国一位杰出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和小说家，同时又是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之一，著有乌托邦小说《乌有乡消息》。在莫里斯的思想里，最重要的是他从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开始，指出劳动乐趣的丧失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扭曲，进而揭示了劳动乐趣丧失的深层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竞争性商业贸易和对利润的无止境追求，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莫里斯在对环境污染根源的分析上，在社会主义与生态可持续性的论述上，在如何走向生态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在某种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相一致的，他对某些命题和未来社会的论述上都对佩珀有着很深的影响。例如遵循莫里斯的多样化路线重新界定财富，包括一个所有人都拥有合理的物质富裕生活的“底线”，等等。
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很明显的特色就是想在现实生活中为生态社会主义的实现指出一条可行之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策略就是力图对生态运动进行“红色”改造，以促成“红绿联盟”的形成。对于实施的策略，佩珀提出了这样一个方案：“建议绿色分子通过放弃那些更接近于自由主义及后现代政治的无政府主义方面而更好地与红色分子协调；与此同时，红色分子通过复活那些我在本书描述与评论的社会主义传统而与绿色分子协调。这些传统包括非集中主义、社会自然辩证法以及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某种程度的复活和对重新发现我们作为生产者力量的强调。优先考虑社会的公正必须是所有红绿联盟的最根本的共同基础。”[2](375)实际上，这是对主流绿色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进行马克思的“劝降”。佩珀认为，要使生态社会主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就必须首先把现存主要流派观点中的根本区别说出来，目的是试图填补红绿之间的鸿沟进而使生态社会主义成为一种现实的、重要的政治力量。佩珀把生态主义看做是具有后现代性质的靠近自由主义的绿色思潮，突出体现在他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主体性和人道主义，反对科学技术的运用，而生态社会主义是现代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体现在不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科学技术的运用，反对的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科学技术的运用，强调科学技术本身并无阶级属性，只是目的的不同导致了结果的不同。在方法论上，佩珀重视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法以及关于社会—自然相互关系的辩证法，而无政府主义采取一种非历史的唯心主义分析方法，把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描述成一系列文化态度，认为观念不仅仅反映了人们的物质利益，而且还构成了对我们的生活和物质环境的独立回应，把宗教、观念看成是个人主义形成、资本主义积累和对自然掠夺中的关键性因素，所以无政府主义“必须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接受更多积极的东西，那里有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分析和社会—自然辩证法的概念；两者都是强有力的、认识深刻的和准确的，然后是它对社会主义的信奉”[2](375)。在执行策略上，佩珀反对生态主义所提倡的改良主义，生态主义赞成立即废除国家，倡导“直接行动”，包括个人方式的改变，建立公社和合作社、罢工和抵制、非暴力示威、对财产而不是对人实施暴力行为。佩珀认为国家是阶级的产物，想要废除国家就必须先废除资本主义制度，而一定形式的国家制度是有必要的，因为要实现全球性的协调、商品和资源的平等生产和分配，同时对生态、和平和社会公正的强调，离开国家的权威性是很难办到的。在整个策略中，佩珀强调了工人阶级的重要地位，他说“工人运动一定是社会变革中的一个关键力量，它将重新发现了自己在这方面的潜力，并且重新恢复作为一种环境运动的特征”[2](357)。佩珀通过很多实际案例来说明，要想生态运动取得效果，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参与。在行动方式上，佩珀强调要把工人运动和环境运动结合起来，总罢工是劳工运动由来已久的一种直接运动，而国家的议会民主制形式也可以作为一种行动方式，无政府主义正是因为忽视甚至无视于工人力量的存在而导致了重大失败。
佩珀是生态社会主义第三代学者中较有代表性的学者，他的理论较以前的学者更合理、更有特色。他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并以此为基础建构生态社会主义，例如辩证的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现实基础和解决方向等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不仅为生态社会主义提供了分析生态问题的思路与视角，而且还为它指出了解决生态问题的现实途径和依靠力量。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构成了佩珀建构生态社会主义的一条主线，在理论构建时自定义为激进派，例如希望工人阶级能作为变革中的关键力量，但是在实践中操作佩珀对改革的效果和“红绿联盟”的实现并不抱乐观态度，实际上他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资本主义自身的灭亡上，可以说他走的仍然是一条改良主义的道路。佩珀把生态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绿色迷梦”区别开来，批判其乌托邦色彩，但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有些方面也陷入乌托邦。例如佩珀给出生态社会主义中的经济增长是适度的，实现计划经济，不是按照利润而是按照需要对资源进行开发和分配，实现经济和生态的双赢。但是“适度”这个词很模糊，很难把握和界定，以致陷入一种空想，使得佩珀的一系列貌似激进的理论设想最终还是带有乌托邦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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