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经济思想管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经济论文,李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8.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224(2009)03-0001-06
李贽的经济思想是其博大精深的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中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在古老农业社会中的出现，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开始发生变化，思想文化的变迁也随之到来。宋明以来理学思想的高压统治开始动摇，王明阳学说从理学内部分化而出，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言，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1]传习录 与王纯甫“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1]心斋王先生全集卷1“以日用现在指点良知”[1]心斋王先生全集卷2等等，以“心学”、“致良知”理论挑战程朱理学“天即理”的学说，使理学带上世俗化色彩而向其反面转化。李贽受王学理论的影响和启发，进一步发展了“心学”理论世俗化一面，以“人欲”抗衡“天理”，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建立起他尊重个性、追求自由的思想理论，表现了极强的批判性和人本精神。李贽的经济思想孕育并形成于他挑战传统、批判理学、追求个性自由的思想理论体系之中，因此，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进步意义。
一、对传统经济观念的超越
李贽的经济思想表现在他对历史和传统的思考和批判，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洞察和评价，更集中表现在他对理学的反抗斗争中，体现了对传统经济观念的巨大超越，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和战斗精神。
(一)从生存的第一需要出发，肯定人对物质财富的追求，颠覆了“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的传统观念
李贽是一位诚笃真率、直面现实的人，他充分认识到物质在社会生活中第一性的作用，他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饭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也。”[2]卷1答邓石阳穿衣吃饭为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人类的繁衍、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都必须在保证生存的基础上，才可能实现，穿衣吃饭即是最大的“理”！正是从这一最朴素的人本思想出发，李贽重视物质财富的作用，肯定人的利欲追求，曰：“趋利避害，人人同心。是谓天成，是谓众巧，迩言之所以为妙也。大舜之所以好察而为古今之大智也。”[2]卷1答邓明府他旗帜鲜明地表达对物欲的肯定，曰：“……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如多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博求风水为儿孙福荫，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是真迩言也。……此余之实证实得处也。……故不识讳忌，时时提倡此语。”[2]卷1 答邓明府认为财货、美色、学问、金玉、田宅等，为百姓日用之所需，亦是百姓共同的追求，因此趋利避害乃是人之本性，无可厚非，毋庸讳言。从李贽的仕履及游历中，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关心民瘼、以百姓疾苦为念的士大夫文士。李贽26岁考中福建乡试举人，30岁出任河南辉县教谕，34岁升任南京国子监博士，37岁补北京国子监博士，41岁补礼部司务，45岁改任南京刑部员外郎，51岁出任云南姚安府知府，54岁辞官，开始交游著述生活。[3]在25年的仕宦生涯中，尤其是在地方官任上，他始终关心百姓疾苦，积极为民办实事。如在姚安府任上，他“律己虽严，而律百姓甚宽”，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实行宽简政策，深得当地百姓的拥护和爱戴。人称“姚安守，贤者也。”“温陵李先生为姚安府且三年，大治。”[3]123李中溪在《姚安太守卓吾先生善政序》称李贽“自下车以至今日，几三载矣。惟务以德化民，而民随以自化……处置有法，而民不知劳，节俭自将而惠不啬己。”[3]123正是这种以百姓生活日用为己任的思想，以百姓温饱为天下大事的观念，使李贽明确“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构建了他以人本理论为核心的经济思想。
早在先秦时期，先贤先圣们就认识到民以食为天的至理，管子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孔子有“庶之、富之、教之”的牧民之道，孟子强调“制民之产”，赵威后的“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的见解[4]，都认识到生财养民的重要性和第一性。李贽的观点正是继承了先秦以来诸家重视物质财货的观点，有其理论的历史渊源。然而，在封建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作为特定时代的君主、思想家、政治家，为维护封建政权的统治，又往往以仁义礼法制约人们的思想，强调仁义道德之至高无上，以限制人的物质欲望。“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安贫乐道”，“朝闻道夕死可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等等，这些道德观的提倡和建立，本来是从整个社会群体的道德建设、人格精神的培养方面加以强调，并不否定作为自然人的生存对物质条件的需求，但却往往被封建统治者作为愚民工具所利用，以至形成了重义轻利的思想观念。至汉代由于三纲五常礼制的确立，道德性命之学成为儒家至高无上的精神境界，物质追求自然是等而下之的行为，士人讳言功名富贵，讳言财利之争。在宋明理学思想的禁锢下，人性受到压制和扭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仁义节操更是成为士人终极的性命追求，财利欲望受到排斥而难以启齿。李贽作为明代新思想解放思潮的先驱者和战士，他以大无畏精神冲决理学思想的禁锢，追求人性自由，肯定人性的利欲需求，以“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一语石破天惊，体现了鲜明的人本意识，确立其经济思想的基础，表现了对传统经济思想的大胆冲击和巨大超越。
(二)从安邦辅国的需要出发，肯定财货的意义
李贽曰：“尝论不言理财者，决不能平治天下。何也？民以食为天，从古圣帝明王无不留心于此者。”[5]大学，7他认为治国的关键在于得民，而民以食为天，一个不善理财，不能“养民”，对百姓衣食置之不问的政权，必然失去民心，失去人民，失去天下。他作《四书评》往往对儒学经典作自我解读，他评《大学》曰：“……言理财也，然理财又在用人……末后五节，总把用人理财合说一番。字字精神，句句警策，最为吃紧，最为详明。真正学问，真正经济，内圣外王，具备此书。岂若后世儒者，高谈性命，清论玄微，把天下百姓痛痒置之不问，反以说及理财为浊耶！”[5]大学，7这种财货观是李贽的而非《大学》的，李贽不过借《大学》之评表达自己的观点罢了。他反对空谈治国之道，而以关注现实民生、为民理财为治国之要务。他重视理财，强调君子必须学习理财，此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必备的素质和能力。李贽对物质财富作用意义的认识何等深刻！《四书评·论语》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李贽评曰：“一车问答，万古经纶。”[5]论语卷7对孔子“庶之”、“富之”、“教之”的牧民三部曲，李贽大为赞赏，奉为“万古经纶。”民以食为天，只有在百姓物质生活得到保障，人民富足了，对其实施礼乐教化，才有好效果。他评《孟子》曰：“孟子经济，只是教养二大端”，[5]孟子,108指出孟子思想学说的核心内容一是养民，制民之产；二是教育，谨庠序之教；对孟子“制民之产”的主张给予充分肯定。关注百姓日用，直面社会人生，是李贽经济思想现实性的突出表现。
李贽以理财为安邦辅国之要务，因此对善理财的历代名臣贤相十分推崇，充分肯定他们的治国才能。他在《藏书·富国名臣总论》中说：“史迁传《货殖》，则羞贱贫；书《平准》，则厌功利。利固有国者之所讳与！然则太公之九府，管子之轻重非欤？夫有国之用与士庶之用孰大？有国者之贫与士庶之贫孰急？”[6]财货与富利乃富民强国之所需，应该成为安邦辅国者的追求，必然是治国之“大道”。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为先秦至汉武帝时代善于经商理财以富家富国者立传，对他们善辟生财之道给予高度赞扬。李贽对司马迁的财货观十分认同，引以为同调。他在《富国名臣传》中赞扬桑弘羊实施均输法、平准策，以抑制天下物价，令民入粟官府以补吏封爵赎罪，为国聚财，使国家财力富足，国力强盛。颂扬汉武帝善于用人，重视理财，致国富民强。曰：“武帝之雄才如何哉！甚矣！孝武之未可轻议也。”“武帝固大有为不世出之主也。”[6]337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中外艰食，京师米斗至千，宫厨无兼时之积，禁军乏食，畿县百姓至搙穗以供乏。”刘晏任转运租庸盐铁使，仅一年时间，竟能使京都财货充盈，李贽称之为“妙人”，“所谓有功于国者非耶？”[6]卷17，刘晏赞扬宋太宗朝盐铁使陈恕“有心计，厘去宿弊”，“强力干事”，[6]卷17，陈恕使府库充实。李贽从历史的总结中认识到，善理财乃是富国强民的重要手段。财货的追求已超越了个体生存的需要，具有更普遍的群体和国家的价值，有更高的精神文化意义。
(三)对当代商人及其经商活动的理解和肯定
李贽对商业活动的认识是富有历史精神的。他肯定汉代富国利民的经济政策，如均输法、平准策，对汉代君臣善于理财以富国强民给予赞扬和肯定。同时，又认识到汉代实行重农抑末政策的现实性和必要性，曰：“今夫富者力本业，出粟帛以给公上，贫者作什器，出力役以佐国用、助征戍，是所益于国者大也。独有富商大贾，羡天子山海陂泽之利，以自比于列侯都君，而不以佐国家之急。……故重征商税使之无利自止……而后买贱卖贵者，无所售其赢利，其势自止，不待刑驱而势禁之也。”[6]卷17，富国名臣总论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社会中，人民生活所需、国家一切用度均来自农业，因此，历代封建统治者都重视和鼓励农业生产，以保证百姓生活的需要，保证国家财税富足。而商业活动既非社会生产的重要方式，未能为国家提供可观的财用，更不足以影响百姓的生活，自然受到轻视和压制。而商人与地主豪强又往往是二而为一的身份，他们从地租中获得大量钱财以为经商资本，当从经商中获得大量钱财后，又转而大肆兼并土地。土地兼并的结果，使大批农民失去土地而生活无着，四处流亡；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并造成社会动荡不安。因此，自先秦以来，历代思想家、统治者多有崇本抑末、压制商人的主张和政策。韩非子主张养耕战之士，除“五蠹”之民。“五蠹”即包括：儒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和工商之民。[7]汉初，更有抑制商人的种种政策，“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8]平准书在封建社会中，抑商政策历代有之，李贽对前代抑商政策的认同是有历史观点的。
至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在古老的封建帝国的东南沿海出现了，商品经济已有长足发展，社会文化思想悄然变化，“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9]赠芝麻识破原形“一品官，二品客”[10]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9]叠居奇程客得助新的价值观念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逐渐为人们所接受。李贽生活于晚明时期，深深感受到新的时代气息，对当代商人的经商活动给予充分理解和肯定。他说：“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赀，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垢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然必交结于卿大夫之门，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安能傲然而坐于公卿大夫之上哉？”[2]又与焦弱侯李贽“生于闽，长于海”，[2]增补一，247他的家乡福建泉州，是我国古代海上贸易发展最早的地区。早在宋元时期，泉州就是“东方第一大港”，有“涨潮声中万国商”之胜景，海上贸易相当发达。至明代，泉州是郑和下西洋停泊的港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浓郁的商贸文化的濡染，使李贽对商人及其经商活动有较多的理解和认识，认为他们靠辛勤劳动致富，比起假道学“展转反覆，以欺世获利，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2]又与焦弱侯要高尚得多。他在《闇然录最·商喻》中记载晋阳商人徐子的经商事迹，赞扬他善于经营、巧于应变的经营才能。[11]《阿寄传》中赞扬阿寄这一位市井细民的经商才能，以及忠厚诚笃的品德。[11]《商士传》中歌颂小商人程琼拾金不昧的美德，赞曰：“孰知其事出士人之上如此也！”[11]李贽理解商人劳动致富的艰辛和意义，赞扬商人的智慧和美德，把传统的“士农工商”的位置给颠覆了，毫不客气地把商人置于读书人之上，认为这些商人的能力和美德，是许多士大夫文士所无法企及的。
二、建立在人本理论基础上的经济思想
李贽的经济思想是建立在其人本思想理论的基础之上，因此成为其博大精深的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论者多有认为“童心说”是李贽思想理论的核心，此说确然。李贽“童心说”曰：“夫童心者，真心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2]童心说李贽的思想博大精深，丰富复杂，而千汇万状，均缘自于他对“真心”、“真人”的呼唤，对个性自由的追求，对“人本自然”的维护。他说“夫以率性之真，推而扩之，与天下为公，乃谓之道。”[2]答耿中丞人人的真性情都得到自由发展和表现，就是“道”。他深刻认识到假道学以孔孟之道为万世不变的信条，实乃束缚人的思想，扼杀人的个性。他针锋相对，强调个性自由，人格平等，曰：“各从所好，各骋所长，无一人之不中用。”[2]答耿中丞“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12]361李贽反对假道学“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的论调，坚决予以反驳，曰：“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2]答耿中丞“千圣万贤之善，独不可取乎？又何必专学孔子而后为正脉也。”[2]答耿司寇李贽对假道学残酷、虚伪及其扼杀人性的反击，正是基于他对个性自由的追求，对“绝假纯真”人性的维护。他说：“道本不远于人，而远人以为道者，是故不可以语道，可知人即道也，道即人也，人外无道，而道外亦无人。故君子以人治人，更不敢以己治人者，以人本自治；人能自治，不待禁而止之也”。[12]372既然天地之间人为本，那么，天地之至道，就离不开人。在这里李贽写出了一个大写的“人”！这一大写的人，必须真正把他当人来治理，还人以自然之真性情。他说：“自然之性，乃是自然真道学也，岂讲道学者所能学乎！”[13]205维护个性自由，反对理学对人性的压制和禁锢，这是李贽哲学文化思想、社会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与核心，同样的，也是李贽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础。
首先，李贽的经济思想是建立在其人本思想的基础之上，与他尊重个性、追求自由的思想一脉相承。李贽的经济思想表现出对关乎个体生存需要的物质财货的重视，对关乎实现个体价值的功名富贵的肯定，对利欲的认同，归根到底是对个性的尊重，对人本自然的维护。李贽强调物质为生存的第一需要，“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这是天下之至道！他说，“利不可谋，何其迂阔！”[2]卷5，贾谊“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皆其所共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2]36答邓明府他毫不隐讳对财货功利的追求，旗帜鲜明地表白计功谋利乃人之常情！财货既能养民安民，就应该成为人们共同的追求。他说，“尝论不言理财者，决不能平治天下。”[5]大学，7“生财有道，则财恒足，理财亦不外修身大道也。”[12]353他把理财统一于修齐治平之大道。李贽在充分肯定财货的价值和意义、强调追求财货的正当性的同时，进一步赋予财货利欲以道德色彩。他说：“且夫天下何尝有不计功谋利之人哉！若不是真实知其有利益于我，可以成吾之大功，则乌用正义明道为耶？”[2]卷5，贾谊他无视“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的教条，从维护功利欲望的需求出发，融道德与功利为一体，以提高功利的合理性。李贽从个体生存需求到治国安邦的作用，从物质价值到道德意义，全方位地肯定财货的重要性，肯定物欲追求的合理性。可见，在社会人生中物质生活第一性的作用和意义，李贽的认识是相当明确和深刻的。他说：“……富贵利达所以厚吾天生之五官，其势然也。是故圣人顺之，顺之则安之矣。是故贪财者与之以禄，趋势者与之以爵，强有力者与之以权，能者称事而官，懦者夹持而使。有德者隆之虚位，但取俱瞻；高才者处以重任，不问出入。各从所好，各骋所长，无一人之不中用。……是非真能明明德于天下，而坐致太平者欤！”[2]答耿中丞李贽主张尊重人的自然本性，顺任人的欲望，满足各种人对物质名利的追求，表现了一位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开明而睿智的思想。他的经济思想具有了现代经济思想的因素。
其次，李贽经济思想与他反对理学扼杀人性紧密联系，在反理学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宋明理学以“存天理，灭人欲”为最高道德准则。朱熹曰：“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1]朱子语类，卷十二王守仁曰：“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1]传习录上所谓“去人欲”，就是“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欲，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1]传习录上，20为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理学标榜“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准则，残酷地压制和扼杀人对功名财货的追求。李贽毫不留情地揭露其虚伪的面目，曰：“彼以为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讲道德，说仁义自若也；又从而哓哓然语人曰‘我欲厉俗而风世。’”[2]又与焦弱侯又曰：“所以诏学者，则必曰专志道德，无求功名，不可贪位慕禄也，不可患得患失也，不可贪货贪色，多买宠妾田宅为子孙业也。视一切迩言，皆如毒药利剑。”[2]又与焦弱侯针对假道学“存天理，灭人欲”道德教条的虚伪和荒谬，李贽极力张扬“人欲”，以挑战“天理”，充分肯定“财货”、“物欲”的必要性、合理性，以挑战假道学的“道义”、“节操”。他说：“利不可谋，何其迂阔！”“且夫天下何尝有不计功谋利之人哉！”[2]读卷5，贾谊他说：“正义就是谋利，不谋利就不是正其义；明道必须计功，不计功，无以明其道。”这是“离经叛道”之论，纯然“异端”之论！李贽融义、利为一体，一视“天理”与“人欲”，充分肯定人欲的合理性。理学家主张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李贽一方面给予有力反击，另一方面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曰：“大圣人亦人耳，既不能高飞远举，弃人间世，则自不能不衣不食，绝粒衣而自逃荒野也。故虽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以此观之，财之与势，固英雄之所必资，而大圣人之所必用也，何可言无也？吾故曰：‘虽大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则知势利之心，亦吾人禀赋之自然矣。”[12]358既然，作为仁义道德之楷模的大圣人亦未能免俗，则势利与仁义道德同在，势利的欲求，何罪之有？他说：“圣人虽曰‘视富贵如浮云’，然得之亦若固有；虽曰‘不以其道得之，则不处’，然亦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谓圣人不欲富贵，未之有也；而谓不当求，不亦过乎？”[12]356李贽充分肯定功名富贵，极力张扬势利物欲，以为反理学之大纛，有力地反击了“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类僵死教条，使其经济思想理论在反理学的斗争中发挥出强大的战斗力。
当然，李贽经济思想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李贽有关重道义、轻财利的论述时有出现，曰：“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5]大学强调道德的意义而财货次之，并以财货为天下争端之源。有时过分夸大仁义道德的重要性，以取代财货的作用，曰：“夫不察鸡豚，不畜牛羊，不畜聚敛，唯知好仁好义，以与民同其好恶，而府库自充矣。”[12]353当然，瑕不掩瑜。李贽立足人的生存需要并从安邦辅国的角度，充分肯定物质财富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肯定近世社会的商业活动，融“义”“利”为一体，赋予财货利欲以道德色彩，李贽的经济思想表现了对传统经济思想的巨大超越而具有了现代经济思想的因素。李贽的经济思想是建立在他尊重个性自由、维护人本自然的思想理论的基础之上，因此成为他博大精深的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反对理学扼杀人性的斗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