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视野和区域比较中练就本土妇女／性别学学科的基本功——妇女／社会性别史系列课程秋季班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妇女论文,性别论文,基本功论文,秋季论文,本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走过了20年的妇女／性别研究历程，最近6 年还承担了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发展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联合课题的牵头和主持妇女史学科建设子课题的工作。在课题带动下，不但面向全国推出一批出版物和课程，本校妇女学机制建设也大大向前推进——中心由虚体兼职到有了编制专职人员，又于2004年11月成立“天津师范大学跨界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研究培训基地”，目前正致力于创建一个独立而又整合跨界的研究与教学机构，这标志着中国妇女学学科建设发展的新阶段。
在此背景下，中心和基地于2005年9月28日—10月12日举办“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系列课程高级研修班，以推出“学术女性主义基础”和“妇女与社会性别史导论：理论和方法”两门新课的形式向全国实行开放选课和研讨，得到同行们的热烈响应。在金秋十月的长假期间，10名授课教师和30名学员聚集天津师范大学，连续两周就近20个专题进行读书讲课研讨交流。学员除了本校妇女史研究生、访问学者和妇女研究中心的成员外，还有来自广西、福建、湖南、上海、江苏、陕西、北京、天津从事妇女史学、女性文学和民族学的学者、教师和研究生；在师资聘请上，充分利用课题资源，采取跨校、跨地域的授课和修课的方法，使学员最大限度地受惠。妇女与社会性别史导论课，由南开大学的侯杰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姜进教授和天津师范大学的杜芳琴教授授课，并都带来了自己的研究生修课；来自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的叶汉明教授和正在加州大学攻读中国妇女史专业博士学位的李国彤专程从香港和北京赶来友情讲授，使该课程班增色不少。“学术女性主义基础”课程主要由天津师范大学本校教师担任，同时也聘请校外的妇女活动家和专家如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的刘伯红研究员和《中国妇女报》的蔡一平授课。
这是天津师范大学妇女与性别研究培训基地建立之后2005年1 月“经典文本的社会性别解读”课程班成功举办之后又一次跨地区、校区授课选课的尝试。按照预先的设计，还将开出3—4门课程（如“妇女史的时空视野——断代与地域研究”、“中国妇女／性别史专题研究”、“沟通历史与现实：妇女史与当代性别平等的重大议题”等），天津师范大学妇女／性别研究基地准备用3年时间完成系列课程的教学与教材建设任务。
在整整两周紧张的学习研讨中，就两门课程中的有关议题进行了比较充分的专题讲座、背景和历史梳理、原著导读、音像展播和自创表演等教学活动，最后进行了书展、资料收集和教学评估等，当大家满载收获——知识、友情和激情踏上返程之时，又在期盼新的课程开设和再次聚首。
这里，仅将两门课程的讲授学习要点综述如下，更多信息将逐渐通过网站、通讯以及专辑发布。
全球／区域／本土、理论／方法／实践：架起研究／教学／行动的桥梁
——“学术女性主义基础”课程概览
正如系列课程设计者杜芳琴教授在开班式上所言，该课程是为进行历史、文学、哲学、民族学等人文学科研究生开设的，是为解决理论方法、研究范畴和现实关注而设计的，它具有如下的特点：1、它不是传统的所谓不食人间烟火的纯学术，而是关注全球视野、区域比较和本土经验结合的女性主义理念和多重议题，包括对现实妇女与性别平等议程关怀；2、 在以往西方理论和成果一边倒中特别强调区域性成果——亚洲妇女学和妇女状况的介绍，更能侧重与本土状况的梳理和理论化，从比较中了解理解远邦近邻，从而更清楚地认识自己，以期建立一个明晰的研究与行动的目标策略。3、注意介绍学术女性主义——妇女学发展的学术史，包括西方、 亚洲和中国本土的发展历程和主要关注点；4、在诸多关注中重点仍在理论框架、分析范畴和方法上。因此，该课程的重点放在对理论发展脉络的梳理，强调能够在西方、亚洲和中国的流播与实践的差异和共性中寻找连结点；在对理论的梳理中选择精选篇章重点导读、讨论加深理解。特别应指出的，该课结合文史研究的特点，引导对文本分析、再表现的关注和性别分析方法的敏感。
全球视角、区域比较和本土状况的现实诸多议题由刘伯红研究员于9月29 日的精彩讲演拉开了帷幕。刘伯红多年来活跃于国际、国外的联合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间，参加参与各种妇女与性别议题的会议和项目，她用一整天的时间就三个方面进行了介绍和阐述：1、全球化对性别平等的影响；2、全球化背景下的妇女热点问题；3、社会性别主流化与性别平等的全球化战略。经过大量实例和数据分析， 她认为全球化的趋势显然缩小了各国政府促进社会公正和性别平等的空间。面对新的挑战，妇女应该寻找社会公正意义的民主的全球化，也即“另类的全球化”。刘伯红从回顾反思世界妇女大会，特别是北京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成果——行动纲领中的12个关切领域——从妇女贫困到关注女童，一一列举目前的诸种不尽如人意之处甚至“回潮”的严峻形势，再对照“北京＋5”的“成果文件”指出的新问题——经济结构调整、流动、新信息技术、艾滋病、环境恶化对妇女的影响，贫困对老年及其他弱势妇女的影响……使人更觉得性别平等、社会公正任重而道远。为实现这一目标，她特别指出实行“双头战略”——在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同时进行专门化的性别平等的推进，方是上乘之策，才不至于将妇女问题边缘化，将性别议题孤立化。
国际和国内的妇女运动／行动取得的成就在一定意义上与女性主义学术成果分不开，学术与行动是改善妇女处境实现性别公正的双翼，其间存在互促互动的关系。在9月30日，杜芳琴教授就妇女研究和妇女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和介绍。 从上世纪60—70年代新女权运动引发的妇女学，首先在西方兴起，70年代初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至今已经出现全球遍地开花结果的大好局面，妇女学正在改造着传统的知识体系，改变着高等教育的面貌，影响社会甚至国际事务议题，改变人们的行为和思维模式。她不但简明勾勒出妇女学从欧美到亚洲和中国的发展足迹，还指出在各地发生、发展的多样性和特点，还特别介绍亚洲妇女学的异军突起，已成为国际妇女学的一道风景，非洲妇女学也分外引人注目。在对学术史的回顾中，杜芳琴结合论述美国妇女学发展史的代表作——玛莉莲·鲍克塞的《当妇女提问时》一书中的章节进行导读，还与大家分享了她最近为韩国梨花女子大学主持的发展亚洲妇女学的新成果——“亚洲妇女学丛书”所写的书评——《理解、比较与分享：亚洲妇女学的崛起——“亚洲妇女学丛书”述评》，对韩国、泰国、菲律宾、印度、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大陆以及台湾地区的妇女学进行扫描追踪，与蔡一平的介绍与导读相呼应。
在妇女学学术史的梳理以后，10月1日—2日用了一天半的时间由天津师范大学王向贤对百年女权（性）主义发展进行比较系统的讲述。女性主义理论流派缤纷多姿，交互影响，在当前，国内还没有更好地讲授女性主义的模式，尽管基本沿袭“流派”格局，但她对每个流派进行的概念解析、代表人物及主要观点的介绍，理论思想渊源及发展，派别内部的差异及其内外部论争焦点——厘清，更难能可贵的是创造性地加上自己的批评，对女性主义在中国的流传与表现显示出探索性的独见。王向贤还就学术女性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讲解，在进行理论概括和简介三种女性主义的认识论——经验论、立场论和后现代主义认识论后，重点导读和评介了斯科特的《经验的证据》和肯宁的《语言学转向之后的女性主义历史——对话语和经验的历史化》这两篇文章，并用图解解释比较两篇文章在经验、话语和主体三者之间的不同之处。这两篇文章对进行文本和经验研究的社会人文学科都有重要的理论和方法上的指导意义。
现实——学术史——理论流派介绍后，接下来回到学术女性主义关注的基本议题的理论清理——概念范畴构成，回到妇女与性别的本体——身体与性、家庭和工作等基本范畴上来。在其后的三天，研修班成员先阅读讨论西方文献——张喜阳和李红分别就米切尔·朱丽叶的经典文章《妇女：最漫长的革命》、盖尔·鲁宾的《关于性的思考：性政治学激进理论的笔记》进行导读；其后回到亚洲和中国的语境进行比较，选择了韩国、泰国和菲律宾妇女学者关于社会性别视角下审视家庭、身体与性和工作的论文进行导读分析，8 年来一直参加韩国梨花女子大学主持的“亚洲妇女学”课题并担任撰写中国卷章节的蔡一平担任了英文导读的工作，她先从自己的观察与经历介绍亚洲妇女学进展，接着重点导读韩国学者李相华的文章——《父权制和儒家：女权主义批判与韩国儒教的重建》。文章的导言部分提到的西方和东亚对儒家的不同观点——西方是从70年代亚洲经济腾飞来重新定义儒家价值，而对东亚文化来说，儒家作为主体的一部分，是带着问题和思考来看它，把它问题化，看到儒家的裙带关系造成的“恶果”和对于亲近群体的偏袒，及其对妇女、儿童和其他弱势群体的等级制度。接着蔡一平就李相华的文章的三个部分——“韩国父权制中的儒家传统和妇女地位”、“儒家父权制的意识形态背景”与“在女权主义话语下重新诠释和重新建构儒家”一一进行导读介绍。李相华指出，五百年前的朝鲜王朝，父权制在韩国达到了顶峰，通过分析儒家的伦理经典《三纲行实图》（1423年），告诉人们韩国妇女也被要求遵守忠、孝、节的德行；另外“男尊女卑”的父权制三原则——性别隔离、劳动分工、妇女屈从也被一一展示。李相华也从“孝”在儒家伦理中的最高位置和价值——“百善孝为先”的传统着重分析了母亲的权力。在分析儒家父权制的意识形态背景的部分，就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儒家概念中的公／私领域和社会性别关系”，二是父权制的形成和儒家。在“女权主义话语下重新诠释和重新建构儒家”部分中，李相华介绍韩国学者从女性主义的关怀伦理与儒家关系伦理相关相似性改造儒学的探索。
作为中国本土对三个范畴理解和现实改变的回应，研修班上播放了由主流媒体和民间草根组织制作的音像资料——中央电视台新闻观察栏目制作的《访河北女子监狱》、河南省社区教育培训中心组织农村基层民众编写演出的系列剧——《来自草根的声音》。这些活生生的本土资源将抽象的概念和论述转换为生活常识，将外来的理论严格检验甚至扬弃于本地知识的创造和运用中。
广泛借鉴、多重视角下的中国妇女／性别史研究与书写
——“妇女与社会性别史导论”课程综述
10月5 日开始了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修班的第二门课程——“妇女与社会性别史导论：理论和方法”，首先由杜芳琴教授回顾了中国妇女史研究的百年历程，她把百年中国妇女史的发展过程分为两个部分来阐述，一是对20世纪在现代化的社会和学术语境下展开的中国妇女史研究进行回顾；二是对21世纪中国妇女史本土化和主流化发展的介绍，并根据在妇女史的发展中所获得的经验提出了“引入社会性别看性别制度系统与性别关系”、“打破实证主义迷思，方法的多样化”等几点反思。随后杜芳琴为大家导读了杰达·勒纳的《妇女史的挑战》、吉斯拉·鲍克的《妇女史和社会性别史：一场国际论争的多个方面》和琼·斯科特的《女性主义与历史》等文章，引导和启发大家就“妇女史和社会性别史的区别与联系”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10月6日， 杜芳琴教授给大家介绍了她的题为“中国性别制度与性别关系的社会性别视角——兼论华夏族父权制性别制度的形成、构成与沿革”的研究。她从“父权制”的概念入手，分别阐述了国外不同学者对“父权制”的定义，接着又为大家介绍了斯科特的社会性别论述，并就父权制的概念和社会性别的概念的关系和大家进行了讨论。随后杜芳琴回到了中国华夏族的语境中和大家分享了她的有关华夏族社会性别制度的形成与构成的研究。她通过社会性别视角和社会性别分析的方法整合来看以往构建的上古史的问题，把华夏文明史前期的社会性别制度以世袭为主轴分为三个时期：由宽泛的父系（男系）传承到严格的父子传承的惯例（夏商）；血缘贵族父权制性别制度的建立（周）；官僚地主阶级的皇（君）权——父权、夫权合一的社会性别制度的确立（秦汉）。最后她谈到了性别制度的“因”与“变”、“经”与“权”，以及华夏族社会性别系统构造与运作的复杂性的问题，并就斯科特的社会性别界定和“亚洲父权制”的概念对中国社会性别制度的意义，华夏性别制度的形成、特点以及复杂性对我们今天的意义等方面进行了讨论。
10月6日下午，天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侯杰介绍了自己有关“性别、 区域与阶层：近代妇女／性别史新探索”的研究。侯杰首先以“性别、区域与阶层”为中心，提纲挈领地谈了自己的三个观点：一是要把社会性别视角加入到不同的专业。二是他主张在进行社会性别研究的时候，要考虑到地域性的因素，多采取田野调查、口述、实证等研究方法。接着他以自己对《醒世画报》的研究为例提醒大家要灵活运用各种材料和方法。随后他从总论性著作、论文和研究方法多元化这三个方面为大家介绍了近代以来有关妇女／社会性别史的研究现状。他认为方法的多元化并不一定带来妇女运动史研究的丰富性，很多论著单纯囿于压迫—反抗的模式，忽视了妇女运动史的丰富性和真实性；或许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有些著作不能很好地反映这一时期妇女运动的地域差异性和不平衡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妇女运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通过对各地区的妇女／社会性别史研究的考察，他认为在我们的研究中应该注意“国际化、跨学科、传统与现代，知识的生产、对话与交流”。最后，侯杰根据他的研究提出了对于传统的再认识、对话语的再思考以及对问题的新研究等问题留给大家思考，并和大家就其研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10月6日晚，来自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的叶汉明教授为大家做了题为“妇女史、性别史与其他”的讲座，她以自己对华南地区自梳女的研究个案为例，与大家分享了她的研究经验，并进一步探讨和反思了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的研究方法和视角等问题。
叶汉明以珠江三角洲某族、乡为研究对象，主要采用口述史的方法，深入那些返乡自梳女的群落，认真考察了当地的风土民情、宗教活动等，同时还搜集了有关乡史的资料包括族谱、碑刻、新县志、乡志等，可谓是传统实证史学与现代史学方法的完美结合。通过研究，叶汉明发现，在以男性文化为主的社会中，女性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是能够占据社会文化的某一领域，甚至女性群体的次文化与男性主文化可以融合而得以延续存在和发展，女性并不是许多人眼中被动的受害者和可怜人，她们有自己的自由意志和自我价值，并且可以凭自身力量去积极主动地实现它。叶汉明的这一研究实例可以说是对传统文化认识的挑战，从前的研究往往只关注主文化，而这一研究实例反映出来的是：与主文化格格不入的次文化得到了父权制的容纳，主次文化之间是既相异又相容的关系。文化交互作用其动态和多义的复杂性足以令任何静态和单向的解释系统失效，因而叶汉明提出了文化“共传互动”的观点，用以在社会史与文化史的交叉研究中解释那些互动现象。
接下来在10月8日下午的讲座中，叶汉明以“口述历史”为主题， 对如何记录妇女的声音，如何用史料等问题做了深入阐述。以自梳女个案为例，叶汉明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她们自由畅谈，用方言文字记载下她们的原始声音，把这些声音整理成历史的方法就是书写她们的生命史或者说生命历程史。叶汉明特别强调，这种历史的书写除了包含受访人的自身口述之外，还要寻访她们的社会地位、出身、学历等，看“大历史是如何在小历史身上流过”，借鉴年鉴学派所谓“精神考古学”的方法，从今天人们的精神归依考察其来源。叶汉明还依据她对19世纪末香港华人精英与英国殖民者有关“妹仔（年轻的家内婢女）制”辩论的研究，强调了历史研究的多元视角，例如她关于妹仔制辩论的研究则引入了种族、阶级以及社会性别三个要素；进而她对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的书写提出了几点警示：不要把社会性别本质化，同时不能排除政治，而是用多种范畴来分析历史，如阶级矛盾与性别矛盾二者有时是共同起作用的，而有时又是有主次之分的，要探究的是“男女间的权力关系是如何塑造着人类的历史”的。叶汉明不但给研修班带来了内容充实丰富的讲座，同时她深厚的史学功底和谦虚严谨的治学态度更令学员深深敬重。
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姜进博士于10月7 日上午为大家做了题为“女性主义学术的起源”的讲座。她认为女性主义的起源有三个脉络：第一，理论脉络；第二，社会运动脉络；第三，精神起源。20世纪60年代前后的后现代思想运动推动了妇女史理论的发展。她指出，后现代之于现代，在方法论上是叛逆的、革命性的，是一种以视角（Perspective）这一概念来反对实证主义的现代思维； 后现代在理念上是与现代主义一脉相承的，都是关于人权的问题。后现代思想促成了妇女史的社会脉络：后现代是一个边缘挑战权力中心的运动（Movement），既是一个社会运动，也是一个国际运动。她认为妇女史的精神起源于英国作家Virginia Woolf，她的《自己的一间屋》鼓励了更多的妇女开始向往独立和自由的生活，为女权运动的发展奠定了精神基础。8日上午，姜进对Joan Scott的Gender: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英文本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导读，理清了Scott这篇著名的关于社会性别史理论文章的思路和观点。对许多学员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收获。
在加州大学攻读博士的李国彤的讲座为本次研修班划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她的讲座内容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为“转型社会中的宋元婚姻家庭关系”。这一部分主要围绕三位美国历史学者的著作——Bossler,Beverly的Powerful Relations:Kinship,Status,and the State in Sung China; Hymes,Robert的Statesmen and Gentlemen:The Elite of Fu-chou,Chiang-his,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和一篇长文即Smith,Paul J的Fear of Gynarchy in an Age of Chaos:Kong Qi's Reflections on Life in South China under Mongol Rule来展开。在这一部分中，李国彤通过详细解读这几位美国学者的研究，向大家传达了西方妇女史学界的研究概况，同时也向大家提供了她自己的思考和体会，可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以上的著作和文章的研究范围皆是以宋元至明清时期为历史背景，以婚姻关系问题为研究对象，分别从不同角度考察了在社会转型及变迁、动荡的过程中，在婚姻关系、妇女地位、寡妇守节等问题中所反映出来的民族文化、权力关系之间的冲撞或交融、置换（如异族入主中原所带来的社会动荡及法律政策的变化），国家政权与民间思想（包括道学和理学的、精英或非精英的、主流与非主流的）之间的互构、碰撞和影响。如柏文莉（Beverly）教授对元代的收继婚问题的研究， 发现一直被元以后明清两代的国家政权所支持的寡妇守节这一社会性别化了的美德，并不是传统的儒家价值，实际上不过是元代时的蒙古人和汉人在文化或权力关系上互动、撞击、挪用概念而产生的这样一个权宜的产物，反映了汉族和蒙古族之间的这种张力关系。妇女在这一转型时期的境遇则是研究者们共同关心的话题，反映在婚姻家庭生活及国家法律等层面，她们或者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建构，或者置之于不理而握有自己的能动性。而不同的研究者由于研究方法与视角的不同，在同样的一手资料之上甚至针对同一历史时期和地域的研究，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在第二部分中，李国彤介绍了自己受高彦颐、苏珊·曼等研究成果的启发而写的文章——《妇女的“三不朽”——写作、教子与信仰：中国妇女史的一个视角》，这篇文章，以妇女不朽作为内在线索，循其源头，以彰显妇女的内心世界。围绕“不朽”这一主题，她认为古代妇女同样寻求着一种自身价值的不朽，并通过种种方式来实现之。
第三部分探讨的主题是“社会性别、族裔和地域：多元视角下的中国社会性别史。”结合自己研究的经历和体会，李国彤认为在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的研究中，特别是对于刚进入到社会性别史研究领域中的人来说，往往社会性别这一概念会占据研究者的全部头脑，这实际意味着我们的研究出现了偏差，因为社会性别只是我们研究问题的视角之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分析武器，但如果我们把它作为线索或对象来研究则陷入了误区。因此，李国彤以三本著作为例，向大家展示这些研究者是用什么样的视角以及如何用这些视角来研究中国社会性别史的。苏成捷（Sommer,Mathew）的《清代的性、法律与社会》（Sex,Law,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和欧利德（Elliott,Mark C）的《满洲之道：清代的八旗制度和满族的族姓》（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同样都是对清代寡妇守节问题的研究，但一个从司法、一个从民族视角则看出了不同的问题。接着李国彤结合柏清韵对元末汉族妇女守节问题的研究和韩启澜（Honig Emily ）的《人为的中国部族：上海的苏北人——1850—1980年》（Sister and Strangers: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1919—1949），进一步阐发了妇女史的多元研究视角的意义，各种视角和因素包括种族、民族或族裔以及社会性别、阶级和地域等和穿插其中的各种权力之间的建构、互构或解构使得许多问题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层面。
总之，这门课程不同于前6年读书研讨班之处在于，“这门导论课是通过课程讲授解决学术脉络、学理和方法问题，不是微观的专题的研究展示；但是，有趣的是，这次每个专家学者的讲课内容都是微观、个案甚至是个人的经验，正是透过微观的研究带我们进入妇女／性别史研究的大脉动之中，掌握学理路数，继续打破一种僵化的思路与旧题套话。以往做过不少类似的工作，这次最大的不同就是直接进入中国语境，梳理妇女史研究学术史，提出本土的理论与研究框架；引进外国的经验也是紧紧围绕中国议题更多从中国学者的眼光来看，这种多视角、多维度、多方法研究直接启迪我们的思考”——杜芳琴教授在这门开场白中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