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芮[1]2001年在《90年代美国经济中的通胀和失业》文中研究指明90年代，美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一高两低”的特征。其中，通胀和失业在“一高”背景下持续保持“两低”最令人瞩目。针对这一现象，本文结合相关的通胀理论、失业理论和菲利普斯曲线理论，逐一分析了90年代美国经济实现低通胀、低失业和“两低并存”的内外部条件及其深层原因。 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 1．90年代美国经济在持续增长条件下实现低通胀的原因有内外两个方面。外因是受益于经济全球化和石油价格稳定；内因是90年代美国谨慎而恰当的政策实践，其中主要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 2．90年代美国经济实现低失业而未引发通胀的关键是，美国在90年代通过发展高新技术、提高人力资源素质和扩展出口贸易等手段，降低了其自然失业率。 3．90年代美国经济通胀和失业的“两低并存”，是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向原点非线性内移的结果。90年代美国推动该曲线内移的因素包括：“自然失业率”下降；石油价格稳中趋跌和美元强势形成“总供给的有利冲击”。 全文共有五个部分： 导言——主要是概括介绍全文的主题、分析方法、研究目的和基本框架。 第一章，通胀理论与90年代美国经济中的通胀——主要是理论结合实际，对90年代美国经济在持续增长条件下实现低通胀的原因作深入探讨。 第二章，失业理论与90年代美国经济中的失业——主要是理论结合实际，对90年代美国经济在高增长、低通胀的同时实现低失业的问题进行系统分析。 第叁章，菲利普斯曲线与90年代美国经济中的“两低并存”——主要是从菲利普斯曲线理论出发，将通胀和失业问题联系起来，对90年代美国经济中的 “两低并存”现象进行剖析，并提出解释。 启示与思考——主要是在前叁章论述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提炼规律，为我国今后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条件下，有效地治理通胀和失业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邹智平[2]2001年在《90年代美国经济中低失业与低通胀并存的原因探析》文中指出90年代的美国经济呈现出全新的经济特征——高经济增长率、低失业率、低通胀率、保财政赤字同时并存。人们将此种现象谓之曰“新经济”。本文拟就“新经济”中低失业、低通胀的产生及其并存的原因作初步探讨。 低失业率的主要原因是高新技术的发展、出口贸易的扩张、经济结构的变化、财政制度的改革以及适宜的货币政策等。低通胀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财政制度的改革、适宜的货币政策、高新技术的发展、企业的兼并重组、美元的升值以及进口品的价格下降等。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高新技术的发展，“中性”的货币政策以及世界石油价格的下跌等又作为主要原因造成了低失业与低通胀的同时并存。 全文共分六部分，分别论述了9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的特点，低失业、低通胀的产生及其并存的原因，并简要对一些“‘新经济’论”者的观点作了粗浅评论，最后阐述了“新经济”对中国的启示及对策。
姜梅华[3]2011年在《非线性菲利普斯曲线与通货膨胀预期管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济持续增长、物价水平基本稳定和实现充分就业等都是一个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在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中,菲利普斯曲线一直被当作描述价格与产出、价格与失业、工资与失业等之间关系的重要经验定律,该定律对于判断宏观经济形势和制定经济政策具有重要影响。菲利普斯曲线一方面被用于构建宏观经济学的“总供给—总需求”曲线中的总供给曲线,另一方面用于刻画通货膨胀及其预期的产生和传导机制,并大量用于预测通货膨胀率和通货膨胀预期。由于经济运行态势和经济周期波动特征的变化,菲利普斯曲线的体现方式和作用机制也发生了改变,由此带来的对经济结构、市场结构和宏观调控模式选择的启示也随之变化。此外,通胀预期管理已经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通货膨胀率预期作为通货膨胀率中的不可观测成分,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货膨胀率预期直接影响着消费、投资和储蓄等行为的决策和路径。本论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探讨菲利普斯曲线的非线性特征和通胀预期管理的相关问题。本论文的结构主要分以下六章。在第1章中,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文献进行综述。一是菲利普斯曲线的国内外文献综述;二是通货膨胀预期的国内外文献综述;叁是货币政策的相关文献综述。此外,还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基本结构和主要创新。在第2章中,重点介绍了本文的理论模型和计量方法。本文的核心理论模型—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经历了不断发展。本章介绍了该模型演变过程,其中重点介绍了本论文所要估计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的理论框架、分类以及理论界对该模型的评价总结。此外,本章还介绍论文所用相关计量方法。在第3章中,首先以我国实际产出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为研究对象,在状态空间转移模型中,利用卡尔曼滤波获得了我国通货膨胀率预期、实际产出缺口的同时估计。然后,利用GMM估计法对我国的混合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进行了经验分析,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存在“产出—价格”关系类型的菲利普斯曲线形式,通货膨胀率不仅与通货膨胀预期和实际产出缺口有关,而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并且前瞻型行为的作用要大于后顾型行为的作用,因此我们在应对加速通货膨胀时,需要加强通货膨胀预期管理和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在第4章中,利用平滑迁移模型刻画我国菲利普斯曲线的非线性形式,结果表明无论以产出缺口还是通胀预期为转移变量,我国的菲利普斯曲线具有显着非线性特征,并且这种非线性调节机制由逻辑函数刻画。当以产出缺口为转移变量时,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的非线性转换大约发生在产出缺口为0的附近,这种结构转换发生产出缺口的滞后7期。这说明,我国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通货膨胀与产出缺口的关系依赖于大约前两年的宏观经济形势,并且机制转移的调节速度显着。当以通胀预期为转移变量时,通货膨胀和通胀预期的非线性转换大约发生在通胀预期为2.6%的附近,这种结构转换发生在未来一期的通货膨胀,并且机制转换的速度显着。在第5章中,利用本文前面估算出的通货膨胀预期来研究实际通胀和通胀预期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居民通货膨胀预期与实际通货膨胀具有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我国的通胀预期受实际通胀及其滞后值的影响较大,这表明消费者根据当前和以往的实际通货膨胀来确定通胀预期。因此稳定通胀预期的最好办法是维持低而稳定的通货膨胀水平。脉冲响应函数表明,当期实际通货膨胀的波动会对下一期通胀预期产生正的影响,且影响时间比较漫长。即消费者形成预期时,要考虑近几年的通货膨胀情况。实际通货膨胀对来自通胀预期的冲击的影响短期并不明显,但经历两叁个季度,通胀预期对实际通货膨胀的影响达到最大。这说明通胀预期对实际通胀的影响并不是立即显现,经济面中其他决定实际通胀的因素在短期内起主要作用,而消费者需要一段时间将预期通过需求和供给等渠道最终传递到价格中,即存在价格粘性。在第6章中,分别对我国的线性泰勒规则和非线性泰勒规则进行了估计。在线性泰勒规则估计中,运用了GMM方法,结果表明考虑利率平滑的前瞻性泰勒规则更符合我国实际。我国利率政策中的利率平滑特征在模型中表现明显,利率平滑参数基本在0.9左右。通货膨胀系数显着为正,但都小于1,这充分说明我国利率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反应不足,即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接下来,对非线性泰勒规则进行估计,利用平滑迁移机制转换模型(STAR),以预期通货膨胀率和产出缺口为转移变量的非线性泰勒规则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利率与通货膨胀率、产出缺口之间存在显着的LSTR1形式非线性关系,即我国货币政策随着预期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率的变化对通胀和产出做出非对称反应。当以预期通货膨胀为转移变量时,由逻辑函数刻画的转移函数在c =3.50%两侧呈现出非对称性。当以产出缺口为转移变量时,由逻辑函数刻画的转移函数在c =9.12%两侧呈现出非对称性。货币政策对产出和通胀的反应系数均大于0,这意味着当经济增长速度快于目标增长速度或通货膨胀率高于目标通胀率时,央行应该提高利率,反之应降低利率。选取不同转移变量时发现,货币政策对通胀的反应系数均大于1,这说明利率对通胀的变化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即我国非线性泰勒规则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具有良好的稳定性。
时昌玉[4]2014年在《重新审视美国上世纪滞胀经济》文中研究说明2008年金融危机至今已有6年之久,虽然西方各发达国家均采用不同程度的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如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等,均没有带动本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经济复苏之路艰辛而缓慢。根据长周期理论,经济运行确实存在50年左右的长周期,当今世界经济正处于第五个长周期的下降阶段,创新不足导致企业投资动力不足,投资减少导致有效需求下降,投资和经济增长进入恶性循环,形成长周期下降阶段的内生机制,各国经济均出现停滞现象。技术创新和里根经济政策是带领美国走出70年代滞胀的主要路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是美国实现9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技术创新是引导美国进入第五个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上升阶段的关键因素。根据熊彼特的创新周期理论：基础创新会引起创新群,创新群会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企业投资积极性,促进投资和消费进入良性循环,拉动经济增长。中国经济产能过剩严重,特别是房地产市场和钢铁产业,这两大产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产能过剩促使投资下降,影响经济增速,2014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下降到7.4%,经济停滞明显,急需产业结构调整。美国70年代滞胀的形成机制及治理过程对中国经济都有借鉴意义,工资物价螺旋上升是引起美国滞胀的重要因素,创新是促使美国走出滞胀的关键路径,经济停滞是长周期的伴随现象。美国滞胀经济给中国很多启示：中国政府通过提高工资刺激内需的经济政策是否可行?倡导市场经济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意义?外需疲软,内需不足,中国如何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中国如何利用第五个长波的下降阶段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谭杨[5]2014年在《外部因素影响下的阿根廷国家变革（1982-2002）》文中指出阿根廷20世纪初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富裕程度,让很多欧洲国家都瞠目结舌,而之后民众主义的兴起则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发展方向。经济体制同时兼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特点,政治体制在民选政府和军事专制之间周期性摇摆。对外政策上也总是在亲美和亲苏之间徘徊,经常以一种“南美大国”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90年代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则可以被称为拉美国家中最极端的案例。从1982年到2002年间,阿根廷的政治经济发生了剧烈的变革。1976年—1983年阿根廷处于“国家改组进程委员会”(Proceso)统治之下。这届军政府设计了“国家改组计划”,希望对国家进行全方位的改造。军政府时期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外部因素的影响。由于美国政府出于“冷战”的需要,极力阻止共产主义的势力进入拉美地区,所以全力支持“国家改组计划”军政府对左派势力的镇压。军政府任命的经济部长马丁内斯有着深厚的国际背景,与美国金融界和政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军政府的经济理念和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美国的影响。卡特政府上台后,利用“人权”外交政策对阿根廷军政府进行了打压。后来随着美国方面“沃尔克汇率冲击”的到来,阿根廷陷入了外债危机,经济停滞。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军政府发动马岛战争,导致其自身迅速垮台,国家进入民主化时代。阿方辛领导的激进党从军方手中接受政权以后,民主化开始逐步推进。这个过程是复杂而曲折的,这中间涉及到对军方高层的处理,军人当中仍然有部分人想恢复军事专制体制或者是保持军人对国家的“监护权”。在对外关系方面,阿方辛政府努力修复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加强与本地区国家的交流,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金融机构保持良好的沟通。由于“奥斯特拉尔计划”与“春季计划”两项经济计划先后失败,阿方辛政府被迫提前下台。阿方辛政府执政时期主要的贡献就是巩固了民主化的成果,这主要得益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即政治民主化在拉美已经盛行。当时冷战接近尾声,美国没有再支持拉美国家的军政府的必要了,所以这也使得民主化进行得相对比较顺利。90年代的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庇隆党领袖梅内姆上台之后所推行的政策与庇隆主义背道而驰。新政府接受了IMF和美国推销的“华盛顿共识”,实行近乎极端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这使得整个阿根廷社会都发生了变化。在对外关系上,梅内姆采取了全追随美国的战略,同时加强与本地区国家的关系,积极推动南方共同市场的建立。新政府进一步加强了与国际金融机构的交流,举行了很多次谈判,并得到这些国际金融机构的支持,获得了很多笔贷款,这对稳定阿根廷的经济有着较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对IMF等国际金融机构的依赖,也降低了阿根廷经济改革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与国际金融机构不断地签署新贷款协议,债务不停地增长,极大地影响了市场的信心,这也成为以后经济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90年代后期,庇隆党走向分裂,党内的政治斗争日趋激烈。这导致庇隆党力量的分散,激进党则与其他党派结成同盟,一举赢得了选举。德拉鲁阿仍然坚持维护货币局制度,坚持按照IMF的新自由主义的路线施政。IMF对阿根廷在执行削减财政赤字、紧缩开支、降低债务方面的表现非常不满意,决定不再向其提供支持。IMF的决定极大地降低了市场信心,外资大规模撤走,本国资本也大量外逃,经济危机爆发了。经济危机爆发以后,德拉鲁阿被迫下台,正义党的杜阿尔德成为总统,他果断地废除了货币局制度并抛弃了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杜阿尔德的一系列政策调整并没有挽救国家,并且其国家管制型的经济政策还受到IMF的严厉批评。基什内尔接任总统以后,否定了新自由主义的部分经济理念,加大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加强了对资本市场的监管,通过财政扩张和公共工程项目来刺激经济的复苏。在对外政治政策采取“离美”的策略,与美国保持一定的距离,同时加强与本地区的合作；在对外经济政策上,采取“离IMF”的策略,不再听从其经济政策建议和贷款援助。这一切努力,都降低了外部因素对阿根廷内部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自此以后,在没外界因素干扰的情况下,阿根廷的政治经济形势趋于稳定。在1982-2002期间,阿根廷的政治、经济,对外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环境、外部因素的变化直接诱发了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最后的经济大危机,也与这种过度接受外来影响有关。在开放的国际环境下,受外部因素影响,政治民主化并没有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反而出现了一种政治民主化与经济自由化的不兼容的状况。在这20年中,国际关系、外部因素对阿根廷国内的政治经济体系变动的影响不容忽视。像阿根廷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外部因素对国内的影响,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宋鸣[6]2006年在《货币非中性功能的论证与应用》文中提出研究发现,由于对货币非中性功能的论证和认识上存在不足,现行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存在重大缺陷(包括凯恩斯理论和目前的主流理论),使之难以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以经济结构问题为核心的十大难题。这些理论缺陷之所以迟迟未能纠正,与宏观经济和货币理论研究的经济模型缺陷、分析方法问题、研究方向误区有密切的关系。本文构建了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基本特征的经济模型——拥有过剩产能的产销均衡经济体,运用全新的经济研究方法——情景推演法,通过不同情景下的货币投放推演(避开了从货币需求研究入手的传统思路),成功地完成了对货币非中性功能的存在性论证,并对其存在机理作了全面的解释。论文分别站在生产者、调控者、消费者、借贷者角度,阐述了导致货币非中性的四种机理,即微观价格刚性、整体价格刚性、宏观吉芬现象、负债刚性效应。对情景推演的过程和结果作分析时发现,货币的供给结构对经济结构有重要的影响,同时还会影响总量扩张和经济运行的稳定性。论文分析了造成这种影响的原因和机理,在此基础上论证了财政赤字运用的重要性,包括理论合理性、理论必要性、实务可行性(第五章)等,这是本论文在理论方面最有现实价值的核心成果。论文接着讨论了经济扩张的原理和约束,阐述了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的机理和对策,以及自然经济体系和信用经济体系两种体系的概念和差别(第六章第五节),提出了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稳态和原动力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运用经常性财政赤字驱动服务业增长的必要性和机理。论文还讨论了货币存量对经济的影响,指出在产能过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存量大的负面结果一般是服务业昂贵和资产价格泡沫,前者对中国还很遥远,后者则是现实的问题。论文指出,要评估经济系统内的货币存量是否过大,应结合房地产价格、服务业价格和汇率的坚挺综合分析。文中分析了发达国家服务业昂贵的原因,以及资产价格波动对经济的冲击和对策,并讨论了多币体制下货币非中性功能的分离和计划经济体制下货币非中性功能的退化现象。在政策建议方面,论文对我国的经济结构问题进行了诊断,认为我国在货币投放方面存在“增量偏大、存量不足、结构失衡”的突出问题,指出造成我国经济结构缺陷的主要原因是财政性货币投放不足制约了服务业的发展(贡献率是其他诸因素的4-6倍),矫正这种缺陷的关键是要增发国债、扩大财赤。文中运用货币非中性原理提出了科学评价国债发行风险与效益的方法,论证了增发国债扩大经常性财政赤字的可行性,分析了我国国债余额的中短期规模需求和其他重要的约束条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寓经济结构调整于经济扩张的原则和核心解决方案——这是本论文在实务方面的核心成果,为破解我国经济面临的十大难题提供了思路。鉴于货币非中性功能论证和认识上的突破,论文对目前的货币理论和宏观经济理论作了初步的理论整理和修正,尝试性地提出了与货币非中性功能有关的38个推论,作为引玉之砖,希望在经过师友的批评和指正后,能为我国的宏观调控、经济结构调整、金融防御,以及我国的福利政策、事业单位工资改革、微小企业政策、劳工保障政策等领域的改革设计提供参考。在论文第六章中,还对与货币非中性功能认识与运用有关的宏观经济问题作了广泛的讨论,比如静态分析法的误区、推行最优货币区的条件、微观主体与国家主体财政预算的原则、经常性财政赤字的规模上限、物价基本规律、劳工者保护与就业、对美国贸易逆差的看法、技术进步的内生性效应、技术进步与资本形成的关系,计划与市场、国债、公债与私债的差别、金本位制不可行的原因、加速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福利政策的合理性、有效性与设计原则、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实施等数十个问题,其中包括对论文部分观点的补充和阐释。本文在宏观经济理论的多个方面作出了理论探索和思考,涉及基础理论、应用理论、研究方法、模型构造等。最大的探索是从理论和实务两方面系统地阐述了财政赤字的功能和运用,指出国内经济学界对财政赤字的关注偏限于债务风险,对其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认识不够。论文认为,货币的投放渠道对经济系统的收入结构、财富结构和信用结构有着重大影响,这是货币非中性功能的微观表现。财政赤字作为财政性货币的投放,对于经济的稳定运行和持续扩张是十分重要的。在一系列论证分析的基础上,文中提出了人口大国需用财政赤字驱动服务业发展的重大论断,指出运用得当的经常性财政赤字的驱动效果更好,并提出了确定经常性财政赤字规模上限的标准。本论文的正文共分六章(除导论外),前叁章是货币非中性功能的论证部分,包括存在性、存在机理、作用机理叁方面的论证和阐述;后叁章是货币非中性功能的应用部分,包括理论整理、政策建议、经济解释叁部分。整篇论文形成了严密而完整的体系。导论部分对论文的起草背景、文献、研究成果等作了概述。
张斌[7]2001年在《货币一体化理论及对东亚货币一体化的理论探讨》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比较全面评介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发展、影响及主要内容；回顾了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并指出了其影响和主要经验；探讨了东亚货币一体化的必要性、收益和成本、可能形式、进程以及中国的对策。 第一章较为全面地评述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发展及其影响。先对货币一体化概念作了定义，指出其内涵和外延，并阐述了货币一体化与经济合作、金融合作、货币合作、经济一体化、金融一体化、经济同盟、货币同盟、最优货币区等概念的区别。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发展有叁个阶段：①早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②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复兴，③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最新发展。最后，论述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意义，包括最优货币区理论对经济学理论的贡献及对世界各地货币一体化实践的影响。 第二章着重阐述共同货币的成本与收益。货币一体化实践的理论基础是最优货币区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已经演变为着重于对共同货币的成本与收益的分析。这种分析同样适用于对货币一体化进程和各种形式的货币同盟（如共同钉住、货币局、美元化、共同货币及有关经济与货币政策的协调）的分析。共同货币或货币同盟有一些重要的收益，例如，降低或取消了与各国货币兑换有关的交易成本和远期抛补的成本，消除了未来汇率不确定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各国经济增长，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以及节约外汇储备。货币同盟的成本主要是货币政策自主权不同程度的丧失和汇率工具的丧失。 第叁章通过回顾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历史，总结了欧洲货币一体化经验教训，并指出了欧洲货币一体化影响。欧洲货币一体化的成功经验对于世界各地的货币一体化，特别是东亚货币一体化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欧洲货币一体化的成功经验主要有：货币一体化的成功取决于经济因素，更取决于政治因素；渐进主义和趋同；成熟的合作机构；主权国家与货币同盟可以并存。 第四章论述了东亚货币一体化的必要性、探讨了东亚货币一体化的收益与成本分析，对东亚货币一体化进程和前景作了预测，并探讨了中国在东亚货币一体化中的对策和作用。 东亚各国已经认识到加强地区货币合作、推动地区货币一体化对于防范和克服货币危机或金融危机、节约外汇储备、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和保持东亚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都是极为重要的。然而，由于东亚各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相差很大，各国政策协调水平仍然很低，再加上二战遗留下来的一些政治因素，东亚目前还不具各实行完全货币同盟的条件，完全的货币同盟只能是一个长期目标。但是，东亚目前可以实行某种不完全的货币同盟，如共同钉住体制。随着东亚经济合作和经济一体化的加深，东亚有可能实现某种较高级形式的货币同盟。东亚货币同盟在开始将是实行共同单一钉住，逐步过渡到共同篮子钉住，最终实现共同货币。东亚共同货币有可能先在一些次区域实现，然后逐步扩大，最终包括整个东亚。东亚货币同盟的实现取决于经济因素，更取决于政治因素。在克服了政治障碍之后，东亚实行某种形式的货币同盟不是不可能的。 东亚地区的经济繁荣和货币稳定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外部条件，对中国在21纪中叶实现第叁步战略目标至关重要。根据邓小平理论的“叁个有利于方针”（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综合国力的提高、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东亚的经济繁荣和货币稳定是符合中国的长期国策和外交政策。中国应当重视和积极参与东亚货币合作，对推进东亚货币一体化和建立某种形式的东亚货币同盟持积极的态度。 本文附录借用了美国学者艾臣格林和巴尤米的最优货币区模型，收集了东亚九个经济体的有关宏观经济数据，用TSP软件计算出方程的系数估算值。计算结果与定性基本相符，即目前整个东亚不是一个最优货币区，东盟五个核心国家非常符合最优货币区的条件。
吴文旭[8]2001年在《论欧洲货币联盟及欧元》文中研究指明1998年5月2-3日，欧洲历史上最为举世瞩目的首脑会议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会议确定了欧洲货币联盟（European Monetary Union, EMU）的创始成员国，锁定了创始国货币与欧元的比率，决定了欧洲中央银行的6人执行理事会及行长人选等等。1999年1月1日，欧洲单一货币-欧元（the euro）正式诞生。于是欧洲货币联盟及欧元成为全世界一个热门话题。欧元产生后如何运作？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如何决定？欧元启动对全球经济会产生什么影响？它对中国又意味着什么呢？这些都是本文所要研究的主要内容。在分析过程中，笔者运用了大量的经济数据和一些计量公式进行了实证研究，以提高结果的可信度。本文共分六章，主要研究欧洲货币联盟的发展历程、欧洲货币联盟的理论基础-最佳货币区理论的研究与发展、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及欧洲中央银行的运行机制及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欧洲的劳动力市场问题及解决高失业的对策、欧元产生后对全球及中国的影响等。本文第一章简单介绍欧洲货币联盟的发展历程。从创设欧洲计算单位，发展到欧洲货币单位，再到最终推出欧元，欧洲货币一体化走过了近50年的历程。本章首先对欧洲以往的货币联盟进行了回顾，这些货币联盟包括叁个现存的货币联盟（德国的关税同盟、瑞士的联盟、比-卢联盟）及两个已失败的联盟（拉丁货币联盟、斯堪第那维亚货币联盟），对它们成功与失败的经验进行了分析，总结出了货币联盟成功的先决条件。然后以叙述性的手法描写了欧洲货币联盟自二战后历经磨难的发展历程。经过几个世纪的酝酿才于本世纪50年代成立欧洲一体化的第一个正式组织-欧洲煤钢共同体。其后从维纳尔报告到德洛尔报告，从《罗马条约》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再到《阿姆斯特丹条约》，最终货币联盟成立。可见，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是“进两步，退一步，偏一步”的曲折历程。最后本章又研究了世界经济区域化的最新发展，尤其南美洲的两大区域组织-南方共同市场和安第斯集团。受欧元成功启动的鼓舞，他们也开始讨论成立各自的货币联盟的可能性，笔者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对于欧洲货币联盟，经济学家或赞成或反对。他们反对或赞成的主要依据都是最佳货币区理论。因此，第二章主要讨论欧洲货币联盟的理论基础-最佳货币区理论。自60年代，芒德尔、麦金农、英格尔拉姆等对最佳货币区理论提出开拓性贡献后，又有一大批经济学家对其进行了丰富和发展。笔者首先介绍了最佳货币区理论及其目前的发展，并指出最佳货币区必须具有的4大特性和现在最佳货币区理论存在的缺陷，即：理论没有解决两国世界和叁国世界的问题、理论没有涉及如何选择货币政策、理论中没有统一的效用函数而且也没有指出哪些效用<WP=4>函数可以进入最佳货币理论等方面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文章分析了最佳货币理论是否适用于欧洲货币联盟及欧元区是否是最佳货币区及欧洲货币联盟成本与收益。结论是目前欧元区并不是最佳货币区，但随着一体化的深入，欧洲各国的经济渐渐进入同一个周期，欧元区会成为最佳货币区。接着，利用最佳货币区指数（optimum currency areas index）来分析欧洲各国的基本情况，检验哪些国家适合进入欧元区，尤其对芬兰与瑞典进行了案例分析。因为根据最佳货币区指数显示，芬兰与瑞典必须同时进入欧元区才能受益，但目前芬兰进入欧元区而瑞典却在区外，于是本文用“联盟标准”对这一特殊例子进行了仔细分析，最终笔者认为芬兰加入欧元区也许是个错误的选择，两国组成“瑞-芬货币联盟”可能更合适些，且转换成本较小。欧元启动后，其稳定性和汇率走向对全球经济影响很大，于是第叁章从两个方面分析欧元。一方面是分析影响欧元稳定的几个因素。笔者指出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协调、格雷欣法则、劳动力的流动程度、退出障碍等7大因素将会影响欧元的稳定。当然，这些不稳定性因素并不可怕，关键是如何认识、引导它们，而且欧元的稳定与否最主要取决于欧元区内各国经济的运行情况，如果欧元区经济稳定，GDP持续增长且通胀率低，则欧元比较稳定，反之则反是。另一方面是欧元的汇率问题。在分析影响欧元汇率的因素、欧元汇率政策及汇率波动的非对称性冲击后，笔者讨论了欧元贬值的可能性。笔者认为近期欧元汇率走软并不重要，只要欧元区内经济形势走好、社会福利的效率和税收效率提高，欧元在中长期将会是一个强势货币。随着欧元的推出，欧洲货币联盟的一些重要金融制度安排也发生了变化。于是，第四章研究欧洲中央银行体系（ESCB）及欧洲中央银行（ECB）的制度框架、独立性、货币政策目标和货币政策工具等。在简要介绍ESCB和ECB的基本情况之后，首先讨论了它们在组织结构、经济运作、职能、实施处罚等方面所具有的独立性并与美联储进行了对比。接着分析了欧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及政策工具。欧央行最重要的目标就是维持物价稳定，于是它的政策目标就是通胀型货币政策，其政策工具与美联储既相似又有区别，主要有：最低准备金要求、公开市场操作和备用融资便利这叁大工具。然后，笔者运用泰勒规则对欧央行的货币政策进行了实证分析。这一分析共分为两大步，第一步用计量经济学和泰勒规则对欧央行的利率水平进行模拟回?
赵根宏[9]2016年在《中国宏观经济预期管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预期管理作为宏观调控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发展,通过有效引导、协调和稳定社会预期,去追求经济政策正效用最大化、副作用最小化的效果组合。预期管理源起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成型于本世纪之初,在近年来各经济体应对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与持续疲弱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大显身手,成为以“量化宽松、前瞻性指引”为代表的“非常规”经济政策的直接理论支持。我国政府因时应势,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现实与特点,推出了中国版的“预期管理”举措。初步形成了以“区间调控、定向调控和相机调控”为内涵的宏观经济“区间管理”的宏观调控新理念,升华了前瞻性指引的目标层面；在通过货币政策实现预期管理的实践中,立足本国实际,在积极推进利率走廊机制建设的基础上,践行前瞻性指引,提升预期管理效果；在注重通过货币政策实现预期管理的同时,积极扩大预期管理覆盖领域,将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区域经济政策纷纷纳入预期管理范畴。本文在对预期、预期理论和预期管理货币政策进行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围绕宏观经济预期管理对相关理论展开了系统研究,并对预期管理的理论模型、测度指标与实际测度进行了初步探讨。在进一步考察中国宏观调控预期管理历史实践的基础上,对中国宏观调控与预期管理结合后的探索与发展进行了思考。在构建嵌入预期冲击的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后,利用1999年至2015年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对预期冲击与宏观经济波动展开了实证分析。在对多类型预期冲击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传导机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整体预期冲击是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其可以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提供60%以上的解释。从而对实施预期管理的必要性、可能性给出了回应,并进一步将货币政策预期管理进行模型内生化设定,通过数值模拟得出了预期管理有效性的结论。为了对预期管理建设提供可借鉴经验,本文以货币政策前瞻性指引这一主要实现预期管理的核心工具出发,在对前瞻性指引的实施背景、基本理论和政策进行梳理基础上,对美国、日本、欧盟等国的前瞻性实践进行了系统比较研究,总结了国外实施预期管理的经验与启发。最后,对我国实施预期管理提出了较全面系统化的政策建议。
关大宇[10]2010年在《基于货币政策传导的金融条件指数构建及应用研究》文中提出有关货币政策的决策对经济运行具有深远意义,其变化既能影响名义变量又会在短期内影响实际变量,即在短期内是非中性的。为综合考察金融市场价格的货币政策信息功能,度量货币政策条件的松紧状况,有的经济学家构造了包含金融市场价格的广义物价指数,他们指出如果金融市场价格如利率、汇率等反映当前和未来消费的货币现值,央行应将其价格膨胀纳入政策考虑范围内。还有一些学者主张使用影响经济发展的不同金融市场价格构造一个资产的价格指数,根据资产涵盖范围的不同可分为货币条件指数(Monetary Conditions Index, MCI)和金融条件指数(Financial Conditions Index, FCI)等目前,尽管在绝大多数国家中恶性通胀似乎也早已销声匿迹,但宏观经济波动并没有因此而减少。近二十年来,多数国家经济波动的原因往往是源于金融领域,特别是资产价格迅速膨胀然后急速崩溃,造成了宏观经济波动的关键性因素。同时,随着房地产价格飙升而带来的泡沫化趋势也深深威胁着经济的稳定运行,由于政策调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房地产价格泡沫的累积和破裂最终也会成为宏观经济不稳定的因素之一,甚至引发金融与经济危机。所以在综合考虑货币政策的金融市场价格、数量的基础上,有必要把能体现非货币资产的变量加入到MCI中来,这样才能更充分的考虑货币政策对产出和通胀的影响,才能更准确的说明一国的经济金融货币政策形势。对于非货币性资产市场发展迅速的国家,就越应该考虑到其对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因此,在MCI的基础上,Goodhart和Hofinann (2000)提出了金融条件指数,它是在MCI中加入了对货币政策的效果同样有影响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得来的,并指出由此得到的FCI可以显示出MCI中未能反映的股市与房地产市场状况和对经济的影响,可以更系统、全面地解释未来通货膨胀的压力。本文正是对与FCI相关的问题结合我国货币政策实践进行实证研究,这主要有我国货币政策传导途径、FCI的构建和检验以及评价、货币政策实施中规则或相机抉择的使用等,各章主要内容如下：第1章介绍了本文选题背景,意义和理论研究方法。总结之前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指出本文的主要内容安排、创新以及不足之处。第2章对货币政策相关理论和传导机制进行概述。利用图形和数理模型对不同传导机制的作用方式进行说明。针对我国实际情况对影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因素加以归类,这主要有定性和定量因素。并根据不同指标对国民经济主要目标变量的影响着重讨论了定量因素代理变量的选取,为后文构建中国的FCI遴选出合适的基础指标。第3章考察了宏观经济总量和通胀与之前提到的货币政策传导可量化因素间的系统性变化。在现代宏观经济冲击理论的基础上,利用VAR这一系统模型检验了货币政策的金融市场价格传导机制、金融市场数量传导机制和非货币性资产价格传导机制,尽管响应期数不尽相同,但结论发现利率、汇率、货币供给量和信贷规模以及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确实可以显着影响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变化,肯定了这几个货币政策传导途径的存在。基于对各传导变量相互影响的认识,采用单方程非线性STR模型考察了货币政策传导对产出影响的非对称性,统计量说明非线性STR模型中,货币数量增长率、房地产价格增长率和其二阶滞后、股票价格增长率的一阶和四阶滞后较适合作为转换变量,控制非线性模型在不同状态间的转变,因变量对以上指标也呈现明显的非对称特征。非线性模型中市场利率不适宜作为转换变量,这与发达国家中普遍存在的货币政策执行中利率影响的非对称性并不一致,利率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干扰了的金融价格内在平衡机制；货币数量增加对产出的整体促进作用随着非线性部分的加强而逐渐减弱,而非线性部分中利率的影响则趋于消失；不论是线性或非线性部分,房地产价格对实际经济增长推动作用都要强于股价,并且平滑参数说明房地产市场对实际产出的非线性作用比股票市场更强,样本期内多以双线性模型迭加形式出现；BDS检验说明,同远期值相比,以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增速的近期作为转换变量时可更好满足残差独立同分布要求,说明我国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发展的不完善使得其波动较大,致使短期内波动就可改变宏观经济整体发展趋势。第4章介绍了以往FCI的发展进程,提出可在宏观经济学AD-AS框架下推导FCI的数理模型形式,总结之前学者提出的计算FCI各个方法的特点,为进一步衡量货币政策执行情况和度量整体金融经济形势,在加入非货币性资产价格因素和货币规模等变量后,分别使用总需求模型的缩减式、VAR模型、SVAR模型、主成份回归模型以及联立方程模型构建了中国的FCI,其中使用联立方程方法在国内尚属首次。通过图形比较,动态相关系数,非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等方法综合考察了各种方法的优劣及对我国情况的适用性,对指数进行了检验和评价,说明其与环比通胀可以较好地拟合,相关性和因果关系较强。FCI上升表明金融形势宽松,反之则是金融形势从紧,并且其时间变化与我国现实金融环境波动有显着联系,由不同方法得出的FCI中当利率和汇率权重较大时对通胀的反应时效性较好,其对金融形势的波动也比较敏感；而当房价和货币数量权重较大时,指数对货币政策微调导致的非趋势性改变则反映不够,但却可以很好地解释实际金融货币政策的趋势性变化。说明房地产市场确实对货币政策有很强的反馈作用。最后,利用不同的FCI对通胀做了样本内和样本外预测,使用VAR无条件预测改进了样本内预测的精度；引入“适应性预期”假设,在调整速度为1的理想情况下,把随机游动模型和VAR模型相结合,采用联立方程模型得到的FCI可以改善样本外预测精度。从实证上说明我国通货膨胀形成带有一定的适应性特征,对于金融条件的变化等新信息则主要作用于通胀的非趋势部分,居民和企业还是以过去的通胀信息为主要依据进行判断。第5章通过对货币政策的规则行事或相机抉择的阐述,进一步探讨了我国货币政策是如何实施的。在短期动态分析中指出以货币数量为目标的政策规则要比以利率为目标的规则更可能使宏观经济整体达到一个稳定状态。而且只要央行对经济的反应内生于规则中,那么规则与相机抉择是不矛盾的,规则行事只是相对稳定的相机抉择,作为货币政策的指导,特别时期偏离规则是允许的。当对McCallum规则和Taylor规则在我国的适用性做考察时,GMM估计中使用了上文得出的反映金融条件变化的FCI做工具变量,结论指出McCallum规则与我国货币政策实践并不是很吻合,而且基础货币对通胀还出现了顺经济周期的行为,会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而Taylor规则的估计结果则证实该规则与我国利率实践吻合的相当好,央行反应函数也表现出较强的平滑性特征,名义利率目标对产出缺口的反应较慢,对通胀的反应则仍显不足,出现了实际利率顺经济周期变化的现象,不利于价格水平的稳定。根据短期动态分析的结论,此时财政政策的密切配合对缓解利率调控的不稳定性就至关重要。第6章总结了本文的主要结论,并对我国货币政策传递的疏导,提高FCI对货币政策的信息指示作用,选择货币政策实施方式以及金融市场协调发展提出政策性建议。
参考文献：
[1]. 90年代美国经济中的通胀和失业[D]. 庄芮. 中共中央党校. 2001
[2]. 90年代美国经济中低失业与低通胀并存的原因探析[D]. 邹智平. 河北大学. 2001
[3]. 非线性菲利普斯曲线与通货膨胀预期管理研究[D]. 姜梅华. 吉林大学. 2011
[4]. 重新审视美国上世纪滞胀经济[D]. 时昌玉. 天津财经大学. 2014
[5]. 外部因素影响下的阿根廷国家变革（1982-2002）[D]. 谭杨. 南开大学. 2014
[6]. 货币非中性功能的论证与应用[D]. 宋鸣. 厦门大学. 2006
[7]. 货币一体化理论及对东亚货币一体化的理论探讨[D]. 张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1
[8]. 论欧洲货币联盟及欧元[D]. 吴文旭. 西南财经大学. 2001
[9]. 中国宏观经济预期管理研究[D]. 赵根宏. 辽宁大学. 2016
[10]. 基于货币政策传导的金融条件指数构建及应用研究[D]. 关大宇. 东北财经大学. 2010
标签：经济体制改革论文; 菲利普斯曲线论文; 货币政策论文; 成本推动通货膨胀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经济论文; 预期理论论文; 美国金融论文; 中国货币论文; 货币职能论文; 货币国际化论文; 凯恩斯理论论文; 宏观经济学论文; 美元欧元论文; 联盟标准论文; 经济学论文; 通货膨胀论文; 央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