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推动新的思想解放——在党校系统纪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20周年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解放论文,邓小平理论论文,党校论文,旗帜论文,研讨会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历史意义和党校的历史贡献
我们要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认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意义。只有站在两个大局的高度，我们才能更深刻地认识这场讨论的历史必然性和重大意义，也才能自觉地把握时代趋势和我们肩负的历史使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但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若干年里，由于“左”倾思想的发展、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党内唯心主义多了，唯物主义少了，形而上学多了，辩证法少了，特别是评判真伪、是非的标准被搞乱了。粉碎“四人帮”出现了新的转机，但是“两个凡是”却又使我们陷于徘徊。这样，当历史呼唤着一场大变革降临的时候，我们的手脚却仍被一道道无形的枷锁紧紧地束缚着。如果按照“两个凡是”的禁令办，邓小平等老同志就不可能出来工作，一大批冤假错案就不可能平反，阶级斗争就仍然是纲，知识分子就仍然是“臭老九”，整个国家就会仍然处于万马齐喑、死水一潭的局面。外部的世界在加速发展，而我们如果仍然徘徊不前，那么本已拉大的差距就会进一步扩大，使我们党的命运、社会主义制度的命运、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都受到严重的威胁。所以，是否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看起来是哲学问题，实际上却是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问题，就它的政治影响而言，本质上又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问题。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一个最突出的历史特点，就是在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遭遇困难和徘徊的关键时刻，勇敢地起来打破“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恢复和尊重实践的权威，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科学观念从此深入人心。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启发和推动了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启发和推动了全党全民族把意志和力量集中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最大实践上来，并且使这个最大实践真正成为我们党观察和处理一切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正因为这样，这场讨论，实质上就成为一场强烈表达我国社会主义迈向新时期的历史要求的思想解放运动，一场为我国社会主义进入新时期后开始的改革和发展提供精神动力的思想解放运动，因而是一场关系整个政治大局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正因为这样，这场讨论就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
通过这场讨论，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了一次普遍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打破了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冲破了长期以来“左”的错误思想和“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促进了从思想、理论上对林彪、“四人帮”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清算；同时，也深深触及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所抱的态度问题，推动了对毛泽东晚年“左”倾错误的纠正和各条战线的整顿，为大规模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创造了条件。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在各方面进行改革的任务和一系列新的政策，从而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
正如邓小平同志在一九七九年春尖锐指出的：“你不抓住四个现代化，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不能设想，离开政治的大局，不研究政治的大局，不估计革命斗争的实际发展，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理论家。如果那样，我们在去年用大半年时间，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问题，还有什么意义呢？”邓小平同志这段话，明白透彻地告诉我们，就是应当这样看待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政治的大局”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从这样的“政治的大局”出发，邓小平同志再三强调指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不要小看”，“意义太大了”。
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政治的大局”，首先是国内大局，同时也是国际的世界的大局。其中就包括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以经济、科技为主导的综合国力竞争愈趋激烈，特别是邓小平同志一九七八年三月所指出的“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世界面貌也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他敏锐地把握住大局和时代的脉搏，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决定性环节，从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入手，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尖锐批评“两个凡是”。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在这样的精神指引下开展起来的。
正是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和支持下，中央党校作为党的领导干部教育和思想理论的重要阵地，走在了这场讨论的前列。一九七七年三月，胡耀邦同志到中央党校工作后，就积极组织中央党校的同志投入思想理论的拨乱反正斗争中去。一九七七年秋冬季，他在组织高中级干部学员研究总结党的历史时，明确提出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辨别是非的标准作为一条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一九七八年，他亲自审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重要文章，并在党校《理论动态》发表，全国展开了这一场规模宏大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大批高中级干部亲自感受到这种气氛，返回本地区本单位之后，大都成为真理标准讨论的推动者和组织者，促进了全国范围内的拨乱反正。耀邦同志和党校的广大教师、学员，在这场关系中国命运的斗争中，表现了勇敢无畏、解放思想的精神，表现了对党的事业、对人民利益和对民族命运的高度责任感。中央党校和各级党校在这场讨论中的历史贡献，也已成为党校系统全体同志非常值得自豪的精神财富。
（二）根本问题是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讨论的是思想路线问题，但它所导向的中心课题，归根到底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社会主义问题，即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改造胜利之日起，就面临着一个艰巨的历史任务：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为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奋斗。于是，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成了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必须要解决的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这不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门科学，不能对未来社会的发展作细致的描述，只能由后人根据革命胜利后的实际情况来确定。也不仅是因为，中国经济文化落后，进入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同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别，需要我们自己摸索。尤其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进程中，在科学社会主义由一种学说变为一种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一系列僵化的思想观念，把这样那样的外国模式奉为正统，把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某些错误论点看作不容置疑的真理。
事情很明白，在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问题上，邓小平同志从来不认为还有什么“不清楚”。他一贯强调的是必须毫不动摇地加以坚持。这集中体现为新时期一开始就确立起来的著名的“四项基本原则”。问题不在这里，而是在于：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讲经验教训，这是“最重要的一条”啊！
所以，邓小平同志在一九八○年五月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得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实行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你看，这里在指出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同时，指出了三个“不”：“如果搞得不好”，是讲实践不对头；“不能正确理解”，是讲理论不对头；“不能实行正确的政策”，是讲政策（后来又指出体制）不对头。三个“不”，归结到一个“不”——“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真是言简意赅。但它所独具的深刻性，则是尖锐地指出这样一条极其重大却又长期被忽略的历史教训：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不等于就完全搞清楚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尤其不等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就能够自然而然地体现出来。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之后，还有一个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大问题摆在面前，还有一个怎样才能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大问题摆在面前，因而也就还有一个必须按照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大问题摆在面前。
这里是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同任何借口社会主义的曲折失误而根本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倾向，划清界限；又同任何拘守不适合国情和时代发展的具体模式而忽略社会主义本质的错误倾向，划清界限。只有这样，才能从最根本的意义上，从坚持社会主义又发展社会主义的立场出发，提出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性任务。
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由此而来。
也正因为这样，邓小平同志一九八○年四月十二日在会见外宾时，他鲜明地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因此，我们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关键就是要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归结起来，什么才是真正科学地坚持社会主义呢？就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真正体现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也可以说，这才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理解的社会主义。
这样的理解，立足于实践标准，立足于人民需要，立足于“三个有利于”，立足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为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社会主义又发展社会主义，打开了广阔道路。反之，如果不是这样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那就不可能真正总结历史教训，不可能真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提炼出来了，紧紧抓住了，并且一以贯之地紧密结合实践加以展开，作为一条主线贯通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去，成为我们全党重新考虑当代中国基本问题的起点，中国社会主义的面目就为之一新。
这也就是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在对社会主义作这样的理解下面，我们寻找自己应该走的道路。这涉及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等所有方面的问题。”
这里特别要指出，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上的重大突破，带来了一系列的关于社会主义观念的重大突破。比如说：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重大突破；
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重大突破；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的重大突破；
关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问题的重大突破；
关于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问题的重大突破；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是非标准问题的重大突破等等。
由此而来的，就是一整套战略布局，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形成为理论的科学体系。
我们说“一整套”，同时还应再一次强调，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过程，远未完结。而只能是在今后实践中，在新世纪的伟大实践中，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继续经受检验，继续深化和发展。
总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实践权威的恢复，为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正确的思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些重大理论贡献，毫无疑问，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分不开的。
（三）最可贵的是获得了思想方式和学风上的根本转变
党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的、深刻的革命。”在这里，“思想方式”问题被突出地提出来了。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个“思想方式”，在于它使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到过去长期“左”的指导思想下形成的思想方式的危害，同时逐步形成符合时代要求的科学思想方式。这可是一个根本性的思想上的进步啊！
一个党、一个民族的思想方式，关系到一个党和民族如何对等历史、现实和未来，如何对待本国实际和世界变化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关系到党和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方向。联系到我们在拨乱反正过程中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及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联系到我们在改革开放中立足中国现实又面向世界、坚持独立自主又大胆对外开放及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联系到我们面对国际国内政治风波的考验处惊不变、排除各种干扰、继续发展并由此而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新阶段的实际，我们可以看到，经过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我们党和民族的思想方式是更加科学了。
邓小平同志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否定“两个凡是”，但从来也没有否定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党所倡导的思想路线、思想方式，强调解放思想，不是鼓励盲目蛮干；坚持实事求是，不是主张保守；恢复实践权威，不是提倡经验主义。而是像邓小平同志说的那样，理论联系实际，按规律办事，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我们从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强调生产力标准，到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形成了一种务实的而不是虚妄的、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进取的而不是保守的思想方式。这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历史性功绩，是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们取得历史性进步的根本原因。
这种科学的思想路线、思想方式，集中地、鲜明地体现在我们党倡导的学风上。学风问题，是思想路线、思想方式问题。同时，学风问题又不是一般的思想路线、思想方式问题，它是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即如何对待党自身的指导思想问题上的思想路线、思想方式问题。进入社会主义以来，我们经历了两大段。前一大段，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大约二十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曲折发展直到发生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发生严重挫折的原因，归根到底，就在于我们不是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和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建设道路，而是误解或教条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本本上的某些设想，或者面对新条件继续沿用过去熟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主观主义盛行。后一大段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到今天整整二十年，情况根本不同了。我们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各方面成就举世瞩目，各方面困难逐步克服，关键就在于我们是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在于不丢老祖宗、又说老祖宗没有说过的符合客观实际的新话，树立了正确的学风。
今天，面对改革攻坚和跨世纪发展的历史任务，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又一次郑重地提出：“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个学风问题：究竟是从本本出发，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十分及时，十分重要。我们纪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二十周年，就是要像江泽民同志强调的那样，学习理论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以良好的精神状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抓住机遇，开拓进取，面对复杂变幻的国际局势，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的种种矛盾，坚定有力地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
（四）进一步认识十五大在思想解放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和战斗意义
我们是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全面贯彻落实十五大精神而努力奋斗的重要时刻，来纪念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二十周年的。正因为这样，就还应当联系国内国际大局新的发展，进一步认识和领会十五大在我国社会主义新时期伟大思想解放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和战斗意义。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以来二十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保证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的法宝，也就是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不断地坚持下去，决不是也不可能是一次完成的。这是因为，一般地说，任何认识运动中，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之间的矛盾，作为基本的矛盾，是不可穷尽的。人们的认识也只能在主观不断符合客观、认识不断适应实践的进程中，才能逐步深化，不断地向前发展的。而这样一种认识过程，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新的认识的形成，常常会遇到要安于现状的习惯性思想方式和脱离实际的种种主观偏见的抵制或干扰。这就需要不断地克服干扰，推进认识的发展。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这是从一般认识运动的规律上讲的。
而从我们党来讲，这个问题显得更为重要。我们党有一个优势，就是有科学的理论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这有利于我们在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每一步实践中减少盲目性，具有预见性。但是，这也包含着另一方面的问题，就是如果不能科学地认识和对待理论，以至使之教条化、僵化或形式主义化，那就会使我们的认识落后于以至完全脱离不断变化的实际，不能更好地推进实践。当年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毛泽东同志号召“在党内发动一个启蒙运动，使我们同志的精神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间解放出来”，就是针对这种状况来讲的。其精神实质，就是要在实事求是的过程中解放思想，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实事求是。邓小平同志在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过程中恢复了党的这一彻底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深刻地指出它关系到我们党的生机，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这样重大的问题。因此，党要前进，党的事业要发展，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且一直坚持下去。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必须长期坚持，同时在面临新的重大历史关头时还会显得格外尖锐，因而更要突出地加以强调。二十年来，我们依靠这一法宝，经受住了一次又一次重大历史关头的严峻考验。所谓重大历史关头，就是党面临严峻考验的历史时刻。党的十五大指出，“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们又面临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一九七八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和他的一九九二年南方谈话，就是分别在这两个历史关头发表的两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推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的宣言书。这两篇重要文献曾经发生了多么巨大的解放作用，具有多么巨大的震撼力量，是我们大家都亲身经历和感受到了的。
到一九九七年十五大前，我们党又面临着新的，也可说是新时期第三个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去世，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考验摆在党和人民面前。与此同时，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各种深层次矛盾要求更好地解决，各种思想理论上的疑惑需要加以澄清。面对这样的重大历史关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和十五大更高地举起了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作出了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新的科学论断和重大决策，并且尖锐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学风问题。这就为大大推进思想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打开了新的境界，去年五月二十九日泽民同志为十五大作思想理论准备的，在中央党校发表的重要讲话引起了何等强烈的积极反响，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对十五大何等的关注，对十五大的成功所表现出来的何等高兴和振奋，这也是我们大家都亲身经历和感受到了的。正如十五大的有关决议所指出的，江泽民同志代表十四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是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迈向新世纪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在党的历史上，十五大写下的将是很不寻常的一章。在新时期伟大思想解放进程中，十五大已经并且必将继续发挥很不寻常的重大作用。
如果说得详细一点，十五大在新时期伟大思想解放进程中，有哪些新贡献呢？
首先，在旗帜问题上，党的十五大在确定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一科学论断的基础上，把它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这是这次新的思想解放最重要的成果。自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在党章中对党的指导思想增加科学的新内容，只有两次，一次是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另一次就是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作为党的行动指南写入党章。这是实践发展的需要，是党在指导理论上发展到新阶段的标志，同时又是全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伟大成果。
第二，在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问题上，在改革开放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党的十五大站在时代的高度，作出了一系列崭新的理论判断和重大决策。特别是，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强调要全面认识公有制，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确定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战略，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提出来；等等。显然，没有二十年改革开放实践不可能作出这样的判断。同时必须看到，没有全党的思想解放，即使有人提出这些论点，也会被看作“异端”。这些重大的新判断，涉及到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而且直接触及到一个最为关键、最为敏感的问题，即：什么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公有制。我们绝不能低估党的十五大作出的这些新判断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而充分认识这些新判断对于全党的思想进一步解放起了多么大的作用！
第三，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要求熟悉国情，还要了解世界。
第四，为了使全党在旗帜问题上进一步统一认识，在对改革开放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进一步澄清模糊认识和错误观念，十五大还鲜明地提出了学风问题，强调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就要求全党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最后，十五大还强调：“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这同样是号召全党要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当然，对于十五大在思想解放进程中的地位和意义，我们还不能说现在就已经达到足够的认识。十五大前后发生的亚洲金融风波的冲击，以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持久浪潮，再一次表明今后实际生活变动的剧烈和深刻，将更加达到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面对即将来临的新世纪的种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考验，因循守旧必将贻误时机，墨守成规只能导致落后。我们的全部认识和工作，只有坚持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创新，开拓前进，才能抓住机遇，战胜风险，进一步发展自己。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发展，日后回过头来再看十五大，一定能够更加清楚和深刻地认识到这次大会在新时期伟大思想解放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和战斗意义。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进一步领会江泽民同志最近多次强调的关于创新的极大重要性的论述。
（五）党校在新的伟大实践中的历史责任
新时代的伟大实践，全局性的伟大任务，赋予了党校以重要的历史责任。
党校是我们党培养干部的重要基地。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培养高素质的跨世纪干部，需要充分发挥党校这个基地的作用。想一想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党校、干部学校对历史进程发挥了多大的影响！我们党除了最初与国民党合办黄埔军校外，还先后办过一系列干部学校、党校，十分注意发挥培养干部的作用。毛泽东同志在大革命时期主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尤其是延安时期的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央党校，为我们党培养了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杰出人才。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叶剑英、彭真、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非常重视党校工作。他们有的亲自担任过中央党校的校长和其他领导工作，有的亲自在党校讲过课。一个党、一个政治家，一个地方的领导者，如果认识不到党校的地位和作用，那是很不高明的。同样，在党校工作的同志如果不理解党校这种地位和作用，也是很不高明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曾经多次指出，党校教育是党的一项重要事业，党校在整个干部教育中处于特殊重要的地位，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这两个“特殊重要”，是其他任何部门和学校所不能代替的。中央党校及各地方党校自复校或创建以来，已经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发挥了重要影响。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是最值得记载的一笔。直到今天，党校的同志每当谈及此事，都有一种特殊的自豪感和荣誉感。这是一种值得珍惜的感情。这样的感情，在今天的新形势下，能不能进一步升华和发扬光大呢？
胡锦涛同志曾多次指出，随着形势的发展，党校担负的任务将更加繁重艰巨，对党校工作的要求将会更高。他勉励我们，要进一步增强历史责任感和紧迫感，不断提高工作水平，发展党校事业，努力开创新形势下党校工作的新局面。正是根据这个精神，我在今年三月间中央党校的干部会议上，曾经专门讲过：历史正在把我们中央党校推到一个更加重要的地位上来。今天，面对整个党校系统的更多同志，我仍然要强调这一点：历史正在把全国的党校工作推到一个更重要的地位上来。去年五月二十九日，党中央几乎把全国省部级主要领导以上的高级干部都召到北京来，由江泽民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选择的地点就是中央党校。这意味着什么呢？历史上能有几个“五·廿九”？十五大以后，中央又决定，在中央党校举办所有新进中委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的理论研讨班。去年已经办了一期，本学期还要再办一期。党校的地位能说不重要吗？党校的所有同志，都应该从大局的高度、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新的伟大实践赋予党校的神圣使命和职责，以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把党校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党校办得好不好，客观条件具备，关键就看我们自己干得如何了。
怎么进一步办好党校、发挥党校的作用？我认为，党校工作的大政方针已定，关键在于扎扎实实地埋头苦干。干什么？干教材建设，把理论教学提高到十五大要求的新水平；干教学科研，实现教学科研一体化；干理论研究，着重开好两个“二十周年”理论研讨会；干人才培养，努力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干机构改革、校园建设，干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使党校工作有全面发展。
当前党校面临的一个突出任务，就是如何在兴起学习邓小平理论新高潮中做出贡献。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首先要武装高中级干部。党校要把组织干部学习邓小平理论抓好抓实。党校是研究邓小平理论的一个基地和方面军，研究、宣传邓小平理论是我们的责任。党校的教学和科研都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因此，对于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的重大课题，要加强研究，使科研为中央决策服务，为提高教学质量服务。今年，中央党校要把“三基本”“五当代”教材建设抓好。这是一个大仗，一个有重要意义的大仗。“三基本”写好了，力争为我们的干部学习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教材。“五当代”写好了，就可以比较系统地向各级干部介绍有关世界新发展和现代化的基本知识。中央领导同志非常关注这套教材的建设，我们一定要竭尽全力把这件事情做好。我认为，这实质上也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坚持和发扬。
二十年前，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二十年后的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又正在向新的深度和广度发展。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努力奋斗，我们的事业一定会再上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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