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礼仪功能的式微与文学意蕴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赋论文,意蕴论文,礼仪论文,功能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12)01-0142-07
从文体性质上来说，汉赋与《诗经》及汉代歌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在先秦两汉，“赋”与《诗经》、歌诗的关系，绝非单纯局限在文体的渊源与发展上面。如果将赋与《诗经》的关系放在先秦，将赋与歌诗的关系放在汉初，结合当时具体的政治、历史、文化背景考察它们之间的种种关系，就会发现，赋在先秦作为造诗、用诗之法，承载着更多的社会礼仪、政治与文化功能，而非简单的由“六诗”之一到文体转化(文学体现)。在汉初，作为一代文体的汉赋，承担着一定的礼仪职能，但随着西汉赋家社会地位的降低与汉赋本身的政治化、社会化与文学化，汉赋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性质才逐渐确立下来，文学意蕴逐渐增强。
一、从诗、赋、歌之关系看汉赋礼仪功能的式微
据笔者观察，先秦典籍记载中的“赋诗”、“答赋”，体现了浓厚的礼仪功能。以《左传》、《国语》为例，赋诗、答赋皆有者，根据双方身份、地位的差异，引《诗》所用《风》、《雅》、《颂》的内容也会有相应的变化，其中有四种表现形式：一是答赋者以为赋者之赋与自己身份不符，故不答。二是答赋者认为赋者之赋不合礼仪，故不答。三是答赋者以具体的行动或其他礼仪形式作答。四是不知礼，故不答赋。
但是，先秦之“赋”的礼仪功能，对汉代赋作之“赋”的礼仪性质是否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有人认为，从春秋赋诗开始，“赋”这一观念已经进入文学领域[1]。认为，这恐怕与“赋”在春秋时期的政治与社会性质不尽相符。当时的“赋”，是实现《诗》的社会外交礼仪的一种手段，具有一定的政治功能，是实现社会实践价值的载体。它有自己特定的礼仪规定，不知其礼制，则有逾礼之嫌。因此，班固称“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即指赋《诗》、答赋的社会礼仪而言；又称“传曰‘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是就赋的礼仪规定而言。只有熟悉“赋”的礼仪程序，才能出使问对，不失礼制。赋在春秋是诸侯卿大夫必知的社交礼节，具有“观志”、“观兴衰”的社会与政治功能，这样我们就能更加理解班固所云：“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2]1755－1756因此，“赋诗言志”不仅是士大夫的一项基本礼仪技能，而且熟悉“赋《诗》言志”的礼仪内容也是成为士大夫的基本条件。
《左传》所记之“赋”，与汉赋有着某种内在的文体关联。尤其是汉代通行的问答赋体，与《左传》赋《诗》、答赋的形式极为相似。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宋华定来聘，通嗣君也。享之，为赋《蓼萧》，弗知，又不答赋。”杜预注：“《蓼萧》，《诗·小雅》，义取‘燕笑语兮，是以有誉处兮’，乐与华定燕语也。”主人为赋，客人不答，即为失礼。这种赋、答固定模式，是否是汉代主客赋的体式来源？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先秦时期的赋《诗》、答赋之“赋”，具有内在的礼仪规定，如赋诗者与答赋者赋《诗》、答《诗》内容的一致性，就大致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入汉以后，作为一种文体的汉赋，是否也具有这种礼仪功能呢？据笔者观察，西汉初期的乐府歌诗更多适应了社会礼仪的需要，汉赋则承担了政治、文化的功能。“歌诗”的流行，使汉赋在政治文化中的地位更加重要。
诗与赋的关系，《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有所呈现。从其著录的题目看，“诗赋略”之“诗”，非《诗经》之“诗”。而为“歌诗”或四言诗。笔者曾经考察过这个问题，认为汉初四言诗与赋并未完全分途，直到汉成帝时期，诗、赋分途才基本完成[3]。《汉志》虽称“诗赋略”，然并无四言诗著录，且“赋”在“诗”前。笔者认为，当时并非没有四言诗，而是四言诗未成气候，诗赋分途尚未完成之故①。
但是，为何“赋”列“诗”前呢？章学诚质疑：“赋者古诗之流，刘勰所谓‘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者是也。义当列诗于前，而叙赋于后，乃得文章承变之次第。刘、班顾以赋居诗前，则标略之称诗赋，岂非颠倒与？”《文选》所列，亦是赋在诗前，且其后还有骚。《文选》“赋在诗前”这种体例，盖源于《汉志》。故章学诚道：“每怪萧梁《文选》，赋冠诗前，绝无义理，而后人竞效法之，为不可解。今志刘、班著录，已启之矣。”[4]但奇怪的是，《文心雕龙》的体例，却是诗在赋前，其次序依次为：《辨骚》、《明诗》、《乐府》、《诠赋》。骚、诗、乐府、赋，具有清晰的文体进展轨迹。从这里看来，刘勰较《文选》编者具有更加清晰的文体意识。这说明齐梁时期，已经有人开始将汉代以来赋在诗前的体例进行修正。赋在诗前体例不当的认识，最早应该出现在这个时期。
问题是《汉志》、《文选》列赋于诗前，在当时真的属于体例不当吗？笔者注意到，《文心雕龙》与《文选》共同列有“乐府”，虽然二者所列“乐府”与赋、诗的位置有所不同，但这个时期“乐府”开始作为一种独立文体出现在文学史上，则是不争的事实。另外，对于骚的安排，《文心雕龙》将其列于诗、乐府、赋之前，而《文选》将之列于赋、诗之后，起码说明两个问题：第一，这个时期的人，对这些文体产生时代的认识有所差异。第二，对其社会功能的价值判断有所差异。
《汉志·诗赋略》无诗、乐府名目，前者属于诗赋分途的问题，后者大概主要与乐府产生的时间有关。虽然我们可以证明汉武帝时期已经设立乐府，但这不能成为乐府在当时即为独立文体的标志。这个时期的乐府，很可能与《左传》中的“赋”一样，更多承担了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综合功能，而与文学相距甚远。这样，赋就退居其次，不再像先秦那样承担社会的礼仪功能了。这说明先秦赋《诗》活动演变到汉代之后，“赋”本身礼仪功能正在逐渐消退，而乐府采集的歌诗代替了先秦赋《诗》活动，逐渐成为汉代社会政治中礼仪活动的主体。
《汉志》赋后，为“歌诗”，这些歌诗皆为乐府机构采集而来。班固称：“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5]这些“歌诗”，主要与祭祀有关。《史记·乐记》：
高祖过沛诗《三侯之章》，令小儿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时歌儛宗庙。孝惠、孝文、孝景无所增更，于乐府习常肄旧而已。[6]1177
《三侯之章》即《大风歌》。高祖之后，这些歌诗被“四时歌儛宗庙”，显然歌诗具有了祭祀祖先的功能。汉之惠、文、景三世，“于乐府习常肄旧而已”，即指在乐府训练旧的歌诗。这说明先秦曾经被乐工演习的赋《诗》，已经被楚歌取代了。
《汉书·礼乐志》对此也有记载，并且包含了更多的信息：
初，高祖既定天下，过沛，与故人父老相乐，醉酒欢哀，作《风起》之诗，令沛中僮儿百二十人习而歌之。至孝惠时，以沛宫为原庙，皆令歌儿习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为员。文、景之间，礼官肄业而已。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2]1045
由此可知以下几点：一是汉高祖“作《风起》之诗”、“习而歌”等，与燕享有关。二是汉惠帝“令歌儿习吹以相和”的地点，在“原庙”，具有祭祀祖先的意思。三是文、景之时，研习高祖歌诗。四是汉武帝立乐府，主要意图是为了“定郊祀之礼”的需要，这说明以往应用于沛县四时之祭的歌诗，现在开始被应用于郊祀之礼。这说明歌诗在汉代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在逐渐提高。乐府的成立，一方面有为了扩大歌诗内容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证明礼仪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也在不断提高。如随着汉代歌诗的不断增加，及其与礼仪制度结合程度的不断加深，歌诗的规模不断扩大，制度也不断完善。《史记》记载：
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常有流星经于祠坛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阳》，夏歌《朱明》，秋歌《西皞》，冬歌《玄冥》。[6]1178
歌诗乐工人数的增加，四时歌诗内容的固定，都说明了歌诗与汉代社会礼仪制度的不断融合。
二、汉赋礼仪功能的程式化遗存——“诵读”
汉代“歌诗”，往往与赋并称，称为“诗赋”。西汉时期，多依此例。如《汉书·礼乐志》“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艺文志》之“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刘歆传》称其“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薛方传》称其“著诗赋数十篇”等等，此处“诗赋”皆指诗与赋。之所以如此称呼，不外乎两个原因：第一，因为先秦赋还有诵、作的意思，故称“赋诗”容易产生概念歧义；第二，诗与赋具有相同的一个特点，就是皆可“诵”。《汉书·礼乐志》：“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2]1045诗可以歌，而赋亦“合八音之调”。这种“合八音之调”的赋，大概与先秦乐工演奏的赋是一脉相承的。既然《汉志·诗赋略》引“传”称赋“不歌而诵”②，那“颂(诵)”应符合一定的音乐节奏，有时候甚至不能排除有乐器、乐工的配合③。《礼记·文王世子》“春诵夏弦”，孙希旦《集解》：“诵，谓诵《诗》也。”此说未必得其实，因为先秦诵读的书目，不仅限于《诗》。郑玄注：“诵，谓歌乐也。”齐召南《礼记注疏考证》：“诵，谓乐歌，即大师职教六诗，以六德为之本也。”[7]这种说法证明“诵”与“歌”、“乐”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由此推测，汉赋在政治生活中，也具有一定的礼仪需要。对这一点，皇甫谧《三都赋序》也有所认识：
至于战国，王道陵迟，风雅浸顿，于是贤人失志，辞赋作焉。……及宋玉之徒，淫文放发，言过于实，夸竞之兴，体失之渐，风雅之则，于是乎乖。逮汉贾谊，颇节之以礼。[8]641
“节之以礼”，透露了汉初赋作的礼仪本质。另外，“风雅浸顿，于是贤人失志，辞赋作焉”，说明皇甫谧认为赋与《诗经》具有内在的文体演进关系。赋可“颂(诵)”的事实说明，它不仅继承了“风雅”的礼仪功能，而且还保留着“颂”诗的某些音乐特质。
“诵”与文学、文化活动的进一步结合，就是在教育领域出现了“诵读”。据“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推测，先秦时期，熟悉“赋”诗的礼仪规定，是成为士大夫的一种要求。并且，先秦已经出现了以“诵”为“学”的意思。如《韩非子》记载：“温人之周”，其自言“臣少也诵《诗》”[9]。“诵”在这里除了传统“诵读”的含义，还有“学习”的意思。而在《韩非子·难言》“时称诗书，道法往古，则见以为诵”中，“诵”则成了一种学习手段。就此而言，“诵读”有可能是汉赋礼仪功能得以程式化的重要手段。
汉初“诵读诗赋”恐怕是少数人的特权。汉武帝时期有“采诗夜诵”，“夜诵”者乃“夜诵员”所为。《汉书·礼乐志》颜师古注称：“夜诵者，其言辞或秘不可宣露，故于夜中歌诵也。”[2]1045既然如此，平常士人对“夜诵”的技巧与内容恐怕并不熟悉。汉哀帝时期，罢“夜诵员”④，“诵读”大致在此时进入平常仕宦之家。《汉书》、《后汉书》等对此均有记载。前者如卷九八《元后传》的“上召见(刘)歆，诵读诗赋，甚说之，欲以为中常侍，召取衣冠”。后者如卷四十《班固传》的“(固)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等等。由此怀疑，当时所有的学者或者并非都能擅长“诵读诗赋”，而能够“诵读诗赋”的人，往往被认为是“通才”、“异才”。这是因为以往“诵读”技巧只被“夜诵员”所掌握，且“言辞密不可宣露”等原因，汉代别说“诵读”诗赋，就是理解文辞，也是有难度的。以汉武帝时所作十九章《郊祀歌》，文辞古奥，即使通经之人也不易理解：
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声，拜为协律都尉。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多尔雅之文。[6]1177
这些通五经之人共同研读才能理解的歌诗，即《汉书》卷二二《礼乐志》“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的“十九章之歌”⑤。换言之，所谓“今上……作”，实际上，乃武帝使“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汉初歌诗在诵读和解释上，肯定存在很多疑难，不得不需要通五经之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够完全明白歌诗文辞的意思。五经的复兴，或者也有政治因素的作用。
歌诗如此，汉赋恐怕也不例外。“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对歌诗之“辞”的诵读与解释，恐怕属于“赋”的范畴。笔者推断，汉代之赋与歌诗，皆有一定的诵读技巧。首先，诵读者要掌握一定的音乐知识。“不歌而诵”显然与音节有关，“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虽然主要针对“歌诗”而言，但赋亦应合于律吕；刘琰侍婢“皆能为声乐，又悉教诵读”，也说明诵读者熟悉声乐，更易学习诵读。
其次，“诵读”是在其他人的辅导下进行的。“诵读”有一定规律，需要专门学习才能掌握②。桓谭《新论》：“刘子政、子骏、子骏兄弟子伯玉，俱是通人，尤珍重《左氏》，教授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读诵。”[10]《蜀志》：“刘琰为车骑将军……侍婢数十，皆能为声乐，又悉教诵读《鲁灵光殿赋》。”[11]结合二书之“教”，可知“教”当解为“教授”，非“使”意。
再次，“诵读”、“诵赋”主要是“诵其辞”。刘向、歆父子等人教读诵《左传》，刘琰教诵读《鲁灵光殿赋》，显然是主要诵读其辞。《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序称：“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既然如此，在“诵读”这个环节上，“赋”更大程度具有了与“诗”相同的文学特征。“诗赋”并称，可以说自有其道理。结合“不歌而诵谓之赋”而言，“歌而不诵”即为“咏其声”，此已为“歌”的文学特征了。《诗赋略》中先赋后歌诗，是根据二者与乐声关系的远近而言的。
在先秦，各国语言有所差异。《孟子·滕文公下》：“孟子谓戴不胜曰：‘子欲子之王之善与？我明告子。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12]这证明齐、楚语言不通。《史记·秦本纪》：“由余，其先晋人也，亡入戎，能晋言。闻缪公贤，故使由余观秦。”[6]192这证明秦、晋语言相通，且晋言在戎有所保存。在这种情况下，“诵其言”在特定地域内是可以的，在语言不同的地区，语言障碍必然限制了“诗”的快速传播。但是，音乐就不受语言的限制，“咏其声”就承担了传播“诗”的更大作用。“诗”是如此，“赋”也具有相同的命运。所以，汉人诵赋必须要有专人教授，才可以掌握。这主要还是因为各地语言不同，导致了文字读法出现了差异。赋在汉代应该是比较难懂、比较难写的一种体裁。司马相如必须“与诸生游士居数岁”，才可以“著子虚之赋”；桓谭学赋，扬雄告之以“能读千赋则善赋”，都说明了这个问题。赋与歌诗相比，或者有近似于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关系。刘向、刘歆父子《诗赋略》先赋后诗，是否有这样的考虑呢？
关于“诵读”，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即先秦两汉“诵读”的对象是不断变化的。先秦时期，“诵读”主要是学习文化知识的活动，如《国语·楚语》记载，左史倚相曾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导我。”“闻”是学习(口耳相传)的过程。“一二之言”是学习的对象。“诵志”包括诵读与记忆，是主动的接受过程。“训导”则是转化、吸收以利于传播的目的。在这些过程中，“诵志”是“言”进一步“行”的重要环节。其他如《墨子》云：“周公旦朝读百篇”，《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晚喜《易》，读之韦编三绝”，皆是。
自秦至西汉末，“诵读”一直如此。如《史记·留侯世家》：“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良因异之，常习诵读之。”[6]2035刘向、刘歆父子诵读《左传》，这里的“诵读”，仍然继承了先秦学习文化知识的含义，但随着此间诗赋的兴起，除了以往的学习功能，“诵读”逐渐成为学习“诗赋”的基本活动。如《汉书·王褒传》：“宣帝时……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诏使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2]2829《刘歆传》也称“上召见歆诵读诗赋”。
东汉以后，“诵读”的对象又逐渐由“诗赋”转向“经书”。《后汉书》卷三六《贾逵传》称逵“弱冠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本文”；卷七九《周防传》载：“世祖巡狩汝南，召掾史试经，防尤能诵读，拜为守丞”；卷八三《高凤传》云：“少为书生，家以农亩为业，而专精诵读，昼夜不息。”后来，“诵读”还成为学习史书、诸子、佛教或道教典籍的活动。例如《蔡邕别传》云：“邕与李则游学，时在弱冠，始共读《左氏传》，性通敏兼人，举一反三。”[13]《魏书》：称董遇“善治《老子》，为《老子》作训注。又善《左氏传》，更为作朱墨别异。人有从学者，遇不肯教，而云‘必当先读百遍’。言‘读书百遍而义自见’。”[14]《放光经记》：“晋梵音训畅，义难通诸，开士大学，文生书写，供养讽诵读者，愿留三思恕其不逮也。”[15]《云笈七签》卷四十六《大帝开结经法第五》有“凡道士修受上法，欲有所看省，诵读经文”[16]之说。由此推测，不同时代的“诵读”对象，都在本时期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诗赋”在西汉既然成为“诵读”对象，它们在当时的社会地位与历史价值，就不言自明了。
总之，汉代诗、赋与作为采诗机构的乐府都有一定联系，且二者皆与音乐有关。但后世所称的乐府，在汉初还是一种采诗机构，四言诗还是赋的附庸。很显然，诗赋在汉初承担了相当重要的政治、文化功能。
三、汉赋“创制”方式的转换及其文学意蕴形成
对于汉赋来说，“诵读”未必不是一种礼仪规定。我们将这种仪式，作为先秦时期赋《诗》礼仪的遗存，或者有其道理。但是，这种“礼仪”已经不再具有政治或宗教意义的神秘色彩，开始具有更多的文学意蕴。对于制作、传播过程而言，汉赋自有其内在的生产、输出程序。对于汉代社会来说，这种程序或者也具有深刻的政治含义。而这一切文学活动，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汉赋礼仪功能的丧失及其政治化、社会化与文学化的进一步加深。这一切都与汉代赋家的“俳优”、“弄臣”的社会地位有关。
汉人创制赋作，很多时候并非将它视作抒发个人思想感情的“文学作品”，而是将其作为实现个人政治抱负、表达个人政治观点与社会态度的一种工具，同时也是他们获取政治权益的一种手段。其结果必然造成赋家赋作的功利化与世俗化。赋在汉初尚存的一点礼仪职能，也就随之丧失殆尽了。
汉代帝王的好赋之风，对汉赋的发展的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汉代文人擅赋者，多以此作为个人仕进的主要途径，如司马相如是因为“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枚皋是因为“自陈枚乘之子，上得大喜，召入见待诏，皋因赋殿中”，扬雄是因为“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畴、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等等。“以赋仕进”，是这些人的共同特点。
这些人将奏赋作为仕进的重要手段，这无疑会大大地提高汉赋的政治意蕴。当时的文人作赋，可能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汉赋的文学色彩，而过于重视其政治意义。司马相如、扬雄等人之赋，多数为侍御王侯或跟从帝王巡狩的应制之作，就说明了这一点。又如枚乘《七发》，实为阐述其个人政治思想而作；枚皋则被“诏使赋平乐馆”，且“与东方朔作《皇太子生赋》及《立皇子禖祝》，受诏所为”；司马相如《游猎赋》乃“推天子诸侯之苑囿”之作，而《大人赋》使汉武帝“飘飘有凌云之气”。至于扬雄，其前期之作如《反离骚》，还有个人情感的抒发，但后来赋作，应制成分大大增加，如《甘泉赋》、《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皆为从帝王巡狩而作。不过，据《汉书·扬雄传》所载，雄奏赋的目的虽为“讽(风)”，但他又认为赋“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赋者一方面有劝谏之心，但还有深刻的政治顾虑。他们真实的想法，往往被“丽靡之辞”掩盖了。《史记》司马相如本传称相如“多虚辞滥说”，《汉书·司马相如传》说：“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讽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其实都是有道理的。“览者已过”，说明文辞的淫丽，往往使其劝谏的意味大打折扣。《汉书》称：“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2]3775其实并不是真的“赋劝而不止”，实际上还是赋家过多的政治考虑造成的。这种情况由来已久，枚乘等人的赋作，已经具有这种倾向。刘勰称枚乘之赋“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杂文》)，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可见，“文辞淫丽”，是汉赋的主要特征。皇甫士安《三都赋序》称：“然则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体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然则美丽之文，赋之作也。”[8]641我们认为，这里所说的“敷弘体理”、“辞必尽丽”，后人是将其视作汉赋的文学特征加以概括的，而在当时，应该主要体现了汉赋的政治需要。
汉赋的被政治化，在汉武帝、汉成帝时期最为严重。汉初赋家，自有其人格的独立性与文学的自主性。如《史记》记载屈原、贾谊等人作赋称“为”、“作”：屈原“乃作怀沙之赋”⑦，贾谊“为赋以吊屈原”、“为赋以自广”。即使司马相如、扬雄，前后也有不同。二人入仕之前，作赋也称为“作”、“著”：司马相如“著《子虚之赋》”，扬雄“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这里的“为”、“作”、“著”等词，体现了史家对他们为文之时的创造性与自主性的肯定。
司马相如、扬雄等人入仕以后，所作赋就不是“作”，而是“上”、“奏”，体现了浓厚的政治意味。如常“奏”赋，《史记》本传云：
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诛。奏之天子，天子大说。……赋奏，天子以为郎。……还过宜春宫，相如奏赋以哀二世行失也。……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说，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
关于司马相如、扬雄“上”赋情况，《汉书》扬雄本传云：
上《河东赋》以劝。……故聊因《校猎赋》以风；(风，即有上意)。……上《长杨赋》，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借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风。……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
这里的“奏”、“上”，体现了史家对赋家政治身份的确认，以及对其此类赋作政治意味的认同。赋家本人的“上”、“奏”，也体现了赋家本人对其个人与赋作政治性质的认定。
这种记载方法，其实源于汉初吴梁藩国时期的游士文化。邹阳、枚乘客游吴梁，以客卿自居，即多以“奏”称赋，《汉书》卷五十一云：
邹阳，齐人也。汉兴，诸侯王皆自治民聘贤。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辩著名。久之，吴王以太子事怨望，称疾不朝，阴有邪谋，阳奏书谏。
枚乘字叔，淮阳人也，为吴王濞郎中。吴王之初怨望谋为逆也，乘奏书谏。
汉初藩国的游士，虽然也有谋臣的待遇，但其政治地位已经远远不如战国时期的客卿。吴王对待客卿的态度，恐怕不会太好。邹阳的忠直进谏，换来的是吴王“不内其言”。“邹阳、枚乘、严忌知吴不可说，皆去之梁，从孝王游”，就是对游士在汉初政治遭遇的一个注解。即使梁王对这些人的态度稍微好一点，但入汉已久，游士文化毕竟已经失去了战国鼎盛时期的大环境。游士已经不能如战国那样，拥有“为帝王师”的崇高地位，当然也不能畅所欲言、勇于进谏。《汉书》记载：“梁王始与胜、诡有谋，阳争以为不可，故见谗。枚先生、严夫子皆不敢谏。”(同上)这种情况必然造成游士政治身份的极度尴尬：介于谋臣与家奴之间的遭际，使这些赋家身上沾溉了更多的“倡优”成分。
直到汉武帝时期，这种情况仍然没有变化。马端临称“司马迁、相如、枚皋、东方朔辈，亦俱以俳优蓄之，固未尝任以要职”[17]17387。这个时期，如果说汉初藩国游士政治地位的降低，与其当时所处的大环境有关的话，枚皋等人却有“自降身份”之嫌。《汉书》枚皋记载，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以故得媟默贵幸，比东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严助等得尊官”，“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说明枚皋为求仕进，有自甘“谄媚”之事。虽然枚皋后来“言为赋乃俳，见视如倡，自悔类倡”，但这也不是他所能左右的了。因为，枚皋这种“诙笑类俳倡”行为，实际上是为了个人仕途的需要。从这里也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在汉代，“倡优”的社会地位虽然不高，但却是能为王侯解颐之人。对于那些对权势极为向往但家境贫寒的文人来说，“自类倡优”不失一个步入仕途的捷径。这种情况，一方面使他们可以得到王侯的喜欢，另一方面也使他们沦入在政治上不会得到更高地位的尴尬境地。生活在枚皋前后的赋家，如司马相如、东方朔等，甚至以后的扬雄，皆以赋入仕，但终其一生，政治上并不十分显赫。司马相如就曾以自己不受重用而郁郁寡欢。可见，此时的赋家，其身份颇类汉初藩国游士：够不上谋臣，也算不上家奴，只能算是陪侍皇家“倡优”[18]78－94。这种情况，必然造成赋家政治与人格节操的亏污。《文选·典引序》引汉明帝诏称：“司马相如洿行无节，但有浮华之词，不周于用。”[8]682可知班固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赋家及其作品，只不过成了帝王之家的玩物与“帮闲”⑧。故桓谭有“茂陵周智、孙胡不为赋讼酬应之文”之说，可知汉人已将汉赋看作是一种“酬应”工具。汉赋神圣化的消除，终于使其不能承担参与国家大事的责任，自先秦以来“赋”承载的礼仪功能，也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逐渐走下政治神台，真正汇入了文学史的滔滔洪流。
如果说，汉赋真的具有“以赋仕进”的功能，那么，西汉中期以前的汉赋，还不能算作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文学形态——起码当时人是这样想的——它只能与汉代“策问”入仕的形式十分相似。如此，汉赋在汉初只不过算一种求职技能，其文学性质则应大打折扣。
然而，我们应该看到，西汉赋家后来还是有将汉赋文学化的意识。有时候，赋家作赋并无政治考量，这种赋作与《诗》的关系就更为密切，文学意味也更为浓厚。枚皋“自悔类倡”，不仅仅是对自己行为方式的悔恨，也是对以赋谋仕的自我解嘲。扬雄“辞赋小道，壮夫不为”，非真以辞赋不入文学主流，实针对那些应制之赋而言。扬雄入仕之前与晚年的作品，应非“小道”。对于这一点，应该加以区别。其实，扬雄晚年，既有“小道”之作，也有文学色彩非常浓厚的“非小道”之作，如其晚年所作《剧秦美新》和《逐贫赋》。此时，汉代知名赋家，已经逐渐凋零，歌功颂德的任务，必然落在扬雄肩上。《剧秦美新》出于扬雄之手，是很有可能的事情。但《逐贫赋》则为出于真情的自然书写，与“小道”应无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自扬雄开始，西汉赋家逐渐游离于政治中心之外，赋家丧失了“以赋仕进”的政治机遇，创制大赋的政治热情与学术热情大为消减。汉赋作为一代之文体，开始成为汉代赋家抒怀言志的主要工具，体物小赋逐渐流行⑨。东汉班固等人，于大赋虽有佳制，然已无西汉大赋之政治理想与礼仪功能，更多的则寄寓着作者本人的历史反思，从而使其文学色彩渐趋浓厚。
收稿日期：2011－11－10
注释：
①当时韦孟、东方朔、杨恽等有四言诗撰作，汉乐府歌辞中也有不少四言之作，然多见于《房中歌》、《郊祀歌》或汉赋中，四言诗与汉赋皎然分别且四言诗蔚然成为规模，是刘歆之后的事情。
②《文心雕龙·诠赋》云：“刘向明‘不歌而颂’。”按：“颂”即诵，此引自《汉志·诗赋略》而省了“传曰”(近代以前之学者引文，往往如此)。至于云“刘向”，乃因《汉志》删《七略》之“要”而来，而《七略》复本《别录》故也。
③当然，如果“自诵”诗赋，或者不须乐器配合。另外，称述旧事之“诵”，如《韩非子·难言》“时称诗书，道法往古，则见以为诵”，与音乐的关系也不是很大。
④《文献通考》卷一四一：“哀帝罢乐府……夜诵员五人，亦在其中也。”
⑤参(日)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82页。张大可：《史记新注》(二)，华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711页。此处乃据力之先生意见补充。
⑥值得注意的是，先秦时期，“诵读”这一学习技能主要是在官学习得的。《战国策·秦五》记载：“异人至，不韦使楚服而见。王后悦其状，高其知，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变其名曰‘楚’。王使子诵，子曰：‘少弃捐在外，尝无师傅所教学，不习于诵。’王罢之，乃留止。”
⑦我们考察的对象主要是汉赋，屈原虽然生活在先秦时期，但《史记》对其作品的记载，大致反映了汉人的文学认识，故将屈原一并考察。
⑧鲁迅先生说：“中国的开国雄主，是把‘帮忙’和‘帮闲’分开来的，前者参与国家大事，作为重臣；后者却不过叫他献诗作赋，‘俳优蓄之’，只在弄臣之列。”(《从帮忙到扯淡》，《且介亭杂文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页)
⑨写物小赋主要盛行于汉成帝时期。参见拙文《孔臧四赋与西汉诗赋分途发微》，《文学遗产》2009年第2期。
标签：汉书论文; 先秦历史论文; 先秦文化论文; 汉朝论文; 汉代礼仪论文; 诗经论文; 汉书·礼乐志论文; 文选论文; 文心雕龙论文; 西汉论文; 大人赋论文; 左传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