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自我反思与学理寻求（之二）——关于90年代文学批评的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学理论文,之二论文,批评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面对什么，对什么负责
王光明：讲到学院批评的一些负面因素，像不能介入公众社会，不能在公共场域起到作用，从表面上看我也承认，但难道学院批评可以包打天下？
孟繁华：我们都是学院批评中人，今天主要检讨它的缺点，当然也可以自我表扬。
王光明：比较专业化的学院批评回到岗位追求的批评的学术性、学理性是必要的。我们是否对公共空间、公共领域抱着过高幻想和期待？总是把它理想化，或理想化地想改造它。在现代多元化的社会，某一学科的学者能不能影响所有的层面？在30年代，瞿秋白认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并不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是“新文言”，主张文学的大众化通俗化，这种理念经过40年代以来的制度化过程，终于以“新的人民的文艺”取代了“新文艺”。在诗歌领域，向民歌学习成为一种时尚并发展为声势浩大的新民歌运动，然而它并没有改善诗歌和人民的关系，反而让人民失去了本来可以期待的许多好诗，倒是一些完全听命于诗歌和内心要求的作品，逃离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利用，比较有独立的美学价值。现在公共场域的构成成份远比过去复杂，有的人根本对文学批评不予理睬，我们怎么去影响？文学批评该面对什么，我们要对谁、对什么负责？不少人注意到大众传媒批评并没有起到批评的责任，是一种利益的东西，是变相的商业广告，并未对文学负责，对人们的精神生活负责，对民族的文化事业负责。因此，文学批评首先有一个出发点的问题，究竟对什么负责？对公共领域负责不能笼统倡导，若不把它具体化，我们便承担不起文学批评的责任。
荒林（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批评究竟对谁负责的问题，不仅仅是个理论上的说法，姿态不能代替文本，而批评文本往往与作品文本分不开的。我愿意从文本分析的角度谈一点思考。现在对卫慧和棉棉的批评实在太多，要说负责任，可能有人体现出为道德负责的姿态，可是面对文本的时候会发现他们很可能只是在情感上受不了这样的文学作品，甚至于只是在感情上受不了女作家这样的作品（要是男作家像她们这样写则算不了什么）。仿佛因为受了骗要出口恶气，那种批评的“责任心”带来的语言强势，像在对全体“公众”负责，一副负责的“理论”口吻，令人难以置信。什么是文学中的道德？什么是批评中的道德？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对文学负责任？说责任也需要规范化、学理化，可能会被认为天外人扯谈。每种姿态都可能表现为如何如何的“负责”、如何如何的“认真”，但实际情形怎么样？呈现出来的批评现象、批评文本怎么样？批评主体不断地提出新思路，不断地发掘新资源，时间积累起规范和学理的必然，水到渠成。问题却由新的创作现象、新的创作事实涌出来，这是源头活水。卫慧和棉棉只是一个不那么恰当的例子。酒吧和性，一个具体的城市问题，一个小小的文学中的意象问题。为什么写了那么多的酒吧和性？卫慧和棉棉怎样写酒吧和性的？批评家关心“不道德”和“放浪”，却不想也可能不会去想：这样的关心是真的“负责任”吗？女作家的处境在批评家那里有和在“俗众”那里有什么不同吗？如果传媒是炒作女性的，批评家是“道德”女性的，两者之中谁负起了责任？说“女性”也只是一个不那么恰当的例子。借用一句名言：妇女的解放是衡量社会解放的最终尺度。“女性”在批评中的处境至少会引起女性阅读的反映。我的意思是，批评要有真诚的“人”的立脚点，男人和女人，这是规范和学理的起点，而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说法。所谓负责都基于某种可能选择的立场？什么样行为能对一切负责？我宁愿在负责任的批评这样一个概念前面，使用批评的责任感一词。也许意识到批评的责任感也是有很大的学问的。批评对作品文本现实理解的程度，同情的程度，关注的程度，怎样和学理判断相结合？我们说这个文本是什么样的，把它与西方作品横向比较，或与古代作品纵向比较，这就是学术上的负责任？我以为这不过是习以为常的操作给文学作品排队罢了。我们的批评可以离开作品而自成意义，那也不只是因为它可以理论上存在，而没有打到生活的痛处？当我走到酒吧里看到我的美丽的同类而痛楚，我期待对卫慧和棉棉的批评作品能表达一种理由、一种问题所在，但我看到的是垃圾和虚伪。批评的现实并不让人快乐。“负责的”学理要求究竟呈现了什么理想状态？
孟繁华：对谁负责是个复杂的问题。以前常说要对生活负责，在当代文学中生活是个非常复杂的词，也是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批评你时可以说，你是脱离生活的，肯定你时说，熟悉生活，热爱生活。究竟生活是个什么东西，谁也说不清楚。其实生活是多么复杂，多么多样，我们如何把它本质化？后来《讲话》讲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我们在不同场合都很不负责任地谈关于生活的问题，是日常生活呢？是军事生活呢，是夫妻生活呢？但大家都统而统之地去谈生活，不负责任。
王光明：我刚才没说完。我的意思是要辨析文学与文学批评是在面对什么，在什么立场上负起责任。文学无法全方位地介入公共生活，同时有自己的介入生活的方式。从生活与文学的关系而言，文学作为结合了感觉与抽象美学经验的话语体系，必须同时对“生活”和“观念”保持适度的距离，它既不能完全独立于社会生活之外，又不能与之同步。太近了，过分强调“反映生活”甚至“介入”生活，不能与“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就会缺少认识能力，只重复少数人的感情而形成教条主义；太远则会误入“为艺术而艺术”，疏离与世界的关系，变成空中楼阁。文学是同时兼备“认识”和“拓展”功能的，与生活太近是媚俗，太远则欺世。太近，意义会被世界的感官性淹没，符号世界无法建立；太远，过于强调符号体系的建构，不能与生活世界形成互动，符号会失去弹性和活力。而从社会来看，“社会”并不是一个有根本原则的有机“整体”，也不能要求每个局部都得到充分表达人工构造的“原则”，社会“无中心但有主流的结构”（阿尔都塞语），内涵无比丰富复杂，其中每个局部虽与整体相关，也有相当的独立性，并且局部与局部之间又常有矛盾。辨析文学与社会生活的这些关系问题，是为了从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功能出发反思自己的“发声”位置，自觉限制全面介入社会生活的野心，消除不能直接“济世”的道德负疚感。在现代多元的社会生活中，文学和文学批评不可能承担现实的全部事务，不可能直接给所有的人群带来福祉。它们是社会历史“大叙事”中的“小叙事”，好像在一个大故事里具有独立性与自我坚持的小故事，通过文学品格的自我关怀来关怀社会生活。文学批评首先应该为文学负责。
荒林：文学是人学，具体文本中具体人性和人的处境及由此带动的文学性深厚或肤浅，无论借用什么理论、技术或在什么空间言说，对人的负责才是对文学和批评的负责。我的意思是我们在言说这种那种批评标准时，往往失败于人的基础。女性问题是一个标志罢了。其实儿童问题、自然问题都可以。但我们谈得最多的往往是理论问题，有时让人觉得这是个制造出来的问题，对于中国文学来说，有时简直就是一个伪问题。
陶东风：我觉得“责任”这个词不大好讲。我们可以很容易谈医生的责任是什么，很容易地谈售货员的责任是什么。在这个意义上的责任是职业道德的同义语。但是职业道德意义上的作家、批评家的责任就不好谈。原因是作家批评家的职业化程度比较低，职业化的界定也很困难，我们很难说中国作协会员与非作协会员有不同的职业道德或责任。而且凡是职业道德一般都是十分低调的，是同一个行业中大家共同遵守的基础规范。就作家或批评家而言，这些规范不过是不能抄袭之类。
也有人从一种高调的道德标准上讲责任，把作家的责任抬得老高，动不动人类良心、灵魂工程师、终极关怀之类。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责任”概念最好是一个针对个人的自律概念，它可以是对自己的要求，但不能是对别人的律令，否则可能能会用我的标准强加于你。
萨支山：在50到70年代负责这个词稍微要简单一点，比如说怎么样对作者负责，怎么对读者负责。毛泽东说文学批评就是要“浇花除草”，这也是一种负责。但问题是，毛泽东说你这个是浇花，胡风说你这个是除草，怎么负责是不一样的，这涉及到一个立场的问题。生活的真相也一样，你说这是生活的真相，我说不是生活的真相，都和立场有关。
荒林：某些问题并不像我们说的那么严重，要简单得多……
孟繁华：从具体问题下手可能要比从概念和理论上解决问题来得要充实些。比如我们讨论责任的问题，能不能说我就对自己负责任，讨论《玻璃虫》时，林白就说过，我的写作就是首先让自己愉快。现在把卫慧棉棉归入另类写作，我说他不是另类而是主流。我们的主流话语是和国际接轨。陈忠实的《白鹿原》不够全球化，它叫民族化。写到和外国人做爱这是全球化，是和国际接轨。怎么叫另类呢？是主流啊！它完全是一个主流化的东西，从文化研究上说，它完全是一个典型的主流化文本出现在全球化语境中。但我们现在不能从这个角度去批评它，卫慧是女性，还很年青，又是弱势群体。文化研究就要研究边缘性的弱势的东西。
程光炜：我也觉得根本不另类。
五、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
陶东风：刚才老孟讲的主流和另类的关系，很有意思。“主流”“另类”这些词都很复杂。棉棉与卫慧的例子也比较有意思。棉棉卫慧是主流么？如果是，它为什么会被禁止？它们是边缘或另类么？如果是，它们为什么这么有市场、有读者？在市场意义上它绝对不边缘（我们的学术著作才边缘）。这样在政治意义上是边缘的东西，在市场角度看可能恰恰非常中心。反之亦然。中国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决定了“主流”与“另类”都是相对的概念，只有在特定的语境、在特定的场域中才能判断一个东西是主流还是边缘或另类。我记得在后殖民论争里面，也有过相似的争论。有人说后殖民批评在中国非常中心，因为它有民族主义倾向，与我们倡导的爱国主义也非常接近（它强调的第三世界的特殊性也有点类似中国国情特殊论）；也有人说与国际接轨、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才是中国的主流，所以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批判才是边缘，或者说倡导全球化是主流，坚持本土化才是非主流。其实两者说得都有道理。问题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是错位的，经济上的全球化或融入世界体系并不意味着政治上、文化上也融入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体制，中国政府从来没讲过我们的政治、思想言论也要全球化、新闻管理方式也要全球化、政治体制也要全球化。主流与非主流要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说主流与另类。
孟繁华：在北大批评家周末，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我也讲过全球化语境与资本神话时代的无产者写作两个问题。我想过北大批评家周末所考虑的问题，谢老师和洪老师为什么能把非常古旧的话题变成前沿性的东西。像重大主题的问题，重新拿来讨论：要不要写重大主题？重大主题与传统中的重大主题有什么样的关系？红色文学或者说革命文学在今天是不是还有开掘的可能？二十世纪无产阶级文学或者说红色文学终结是一个重大文化现象，是不是终结以后就应彻底遗忘了，不要再去管它？最近还讨论过文学要不要关怀现实。讨论的问题都是一些陈旧的问题，都是相对具体的问题，这与当代文学的性质有关系。这些问题冷冻了一段时间，被重新启动，有了新的语境， 就有新的思考。 最近我也做17年文学，做文革文学，想来想去今天的社会生活与那个时期从来没有中断过。
王光明：这种旧事重提、旧案重审、老题新审的现象也是90年代文学批评的一种倾向，与当代文学的问题积累有关，也与90年代理论批评的思想、方法资源有关。学术研究的推进，取决于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新材料推翻了旧结论，二是更有效的理论和方法“发现”了旧材料的价值。当然这两方面往往是互相关联、循环互动的。但就90年代后期的文学批评而言，似乎更重视用新的思路和方法去处理当代中国文学中的问题，特别是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以及东方主义和后殖民论述，形成了一股普遍的文化批评思潮。东风，我看了你发在《山花》上那篇《跨学科文化研究与批判的知识分子》的文章，得到不少启发，但也有两个问题：一是你讲文化批评有反学科体制化的意义，这是很对的，华勒斯坦领导的古本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的研究报告也曾尖锐提出过许多学科划分的不合理性和方法上的问题，主张“开放社会科学”。然而在中国的学术传统和具体语境中，又存在许多悖论。人家西方是知识的高度学科化和专业化导致了偏狭、自我循环，而我们的学科则本身还很不健全，虽然学科设置基本齐全、图书分类明确，近20年还完善了学位制度，注册登记了不少学会，但学科本身的规范性和独立性却很差，往往不是学科间无法沟通、自编藩篱拘限在狭窄圈子里的问题，而是学术独立和学术自由的传统有待形成的问题。二是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的关系问题：文化批评，不管新历史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福柯式的、女性主义的、弱势种族的或地缘政治的，它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出发点就是反抗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体制化，因为新批评、结构主义批评把文学理论学科体制化了。但一方面，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恐怕有彼此无法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中国的文学理论不是体制化了，而是对文学想象世界的方式还不够尊重，研究很不深入。这里存在很多矛盾、悖论性的东西，我们的批评怎样具体面对它们？
陶东风：我在文章里没有来得及谈中国的问题。学科体制化很难简单地或抽象地说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还是要把问题语境化。从西方来讲，学科体制化是西方现代性建制的一部分，是与社会分化联系在一起的。学术活动和宗教、与政治分离了，只有在这个分离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自己的游戏规则。在开始时，它对学科的发展曾经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并刺激了知识的增长，尤其是促进了知识的独立；现在西方的学术研究分化程度已经很高，其运作机制与游戏规则相对也比较健全，所以很少受到宗教与政治的干扰（至少是那种赤裸裸的直接干预），而且相对于市场也有一种抵制力量。但是学科体制化也导致在学科内部形成的规则与惯例逐渐具有了一种排斥性，一种权威，一种对于新事物的保守态度。更主要的是，学科的分化导致专业越分越细，各个专业领域之间对话非常困难，所谓“隔行如隔山”。这样“普遍的知识分子”失去了生长的土壤，各行的专家之间就公共问题进行对话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知识与知识分子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了。现在西方非常时髦的所谓“文化研究”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强调跨学科研究，而且要重建知识分子与公共领域的关系。中国的情况就要复杂得多。一方面学术领域还没有获得独立自主性，经常受到非学术因素的干扰，也就是说，它的分化程度不够好。比如在学术评奖、研究课题申请、评职称等活动中，来自政治的干扰就很大。在中国还能看到大量“前现代”式的奇特现象，比如，某学校的某教师在评职称时学术委员会没通过，但学校领导居然有权解散这个学术委员会，重新组一个；再通不过，再组一个，直到通过为止，简直把学术与专家当猴耍。从这个意义上讲，还需要进一步自主化、规范化。规范化可以反抗非学术因素的干扰。但是另一方面它毕竟又采取了学术评审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它又具有一定的现代性），政治权利与学术权力的纠结因而复杂化了。学术权威既受到政治权威的钳制，但又借助政治权威强化自己的排斥力量。而且即使在专家的圈子内部（比如古典文学研究场域内部），由学术权威行使的排斥性权力也大量存在。这些问题纠缠在一起非常复杂，不大好简单地说是反对还是赞成体制化。首先要把它阐释清楚：它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学术体制？这个学术体制与非学术体制的关系如何？等等。
王光明：在90年代的中国文化语境中，文化批评的出场还是有很大的历史与现实合理性的。第一，我前面谈到80年代的批评本身有一种理论化的诉求。理论意味着对一套指导性假说的系统性说明，它根据概括性和对经验按理性原则组合的要求，会迅速地将某些东西普遍化，而理论一旦摆脱对“文本”的依赖，“理论批评”不仅要取代“文本批评”，而且必然要激发不同理论之间的论争。实际上，80年代“回归文学”潮流中像“朦胧诗”、“先锋小说”及其所对应的理论批评，的确为文化批评的出场提供了条件。并不是因为中国的批评家为它们创造了特权的或标准化阅读的理论和方法，而是既由于那些创作本身后来走了偏锋，也因为阐述它们的批评简单搬用了西方的形式主义理论，因此必然要引起社会历史批评的反拨。第二，90年代的批评语境是文化性的。90年代不是一个生产文学经典的时代，而是主要生产文化读本的时代。它需要的不是在经典文本基础上形成的文学理论的支持，而是更需要如何解读非经典时代的文化现象的文化理论。第三，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和经济的全球化，中国与世界所面对的问题的共同性越来越多，在中国批评要承担非文学时代的文化阐述的时候，正是西方反体制化的文化批判风头正健的时候。向文化批评认同，不仅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感时忧国传统一拍即合，还能赶“与国际接轨”的时尚。
不过文化批评在西方首先是以形式主义为拆解对象的，它的主要动机便是反对文学的特权论述和神秘色彩，然后强调制约文学生产的社会力量，回归文学的政治、历史研究。这种理论认为一切理论都取决于社会、政治的意识形态，答案其实都被我们设计的问题所决定，而这些问题大多取决于我们的身份、语境，因而取决于我们期待的答案是什么；亦即，1.历史的机会，2.阶级、种族、性别等政治力量的压力（或压抑），3.社会化诉求的投射。由此认定，任何文本的内容都不是天真无邪的，底层都有杰姆逊说的“政治无意识”（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这种理论否定了任何独立于权力、利益的精神与美学超越的可能性，一方面把学术结构消解为单一的理论类别，取代学科的区分；另一方面又把各学科处理文本的方式归纳为同样的化约过程。于是，文学的独立性被取消了， 文学文本就像其它文本一样漂浮在“文本性”（subtext）的海洋里，一起置于文化论述的控制之下，如此便发现一切文本背后都有一个政治、历史的“底层文本”（under— text）在探头探脑。文化批评的好处是能让文学重新连接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提高文学接纳世界和影响社会的作用。重视文学批评对社会、历史语境的注意，有利于强化文学批评的境界和视野。但文化批评只是批评中的一种，文学批评有其独特的功用。在批评史上，包括现在人们崇尚的欧美批评在内，从来是两种传统并行不悖。像美国的文学批评，一方面，它始终是美国社会历史的“新耶路撒冷神话”的组成部分，始终注意论证美国生活和文化的特质；以美国文学的独特性回应美国社会历史的独特性。但另一方面，二战以后它又从德国的“有机论”、英国的浪漫主义、以及俄国和捷克形式主义的影响中形成了另一种反抗社会历史决定论、强调文学独立性的传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就更不用说了，一方面，它认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是根本规律，但具体到文本批评，则非常重视炼意炼字和形式结构的意义，比如说到诗，就认为“诗有三要，曰：发窍于音，征色于象，运神于意。”这两种传统的并行发展说明文学批评不可能被文化批评收容整编。而如果从理论上看，文化批评的意识形态阅读，在一切文本中发掘单一底层文本的倾向，通向的是普遍主义和本质主义，因此具有某种化约一切的专制品格；但文学作为一种个人的、感性的和尊重自由想象的话语形式，具有抗拒专制的本能，它以感觉的整体含纳、多义性的修辞和复杂的美学结构摆脱了理性秩序的控制，在“中心”、“主题”之外容留了游戏空间，在“大叙事”之外容留了“边缘叙事”，在“正叙”之外还有闲笔、趣笔（正是由于此，巴赫金看到了文学的“对话性”和“嘉年华”品格，李欧塔发现了“大叙事”的解体）。因此，文学不仅具有抗衡意识形态专制的“批判”性，更有一种让其自相矛盾、自我解构和超越、胜出的力量。前段时间，我写了篇关于黄子平文学批评的论文，他揭示了意识形态权力管辖最严格的“革命历史小说”内部也无可避免地存在自我质询和自我解构的“异质”，很能说明文学抗拒意识形态暴力的特质。在文化批评成为一种时尚的时候，我认为更应该强调文学批评的不可替代性，即使以意识形态批判为目标，在面对文学作品的时候，也得尊重文学想象世界的方式，先从语言和形式下手，不可直奔意识形态结论。
陶东风：第一层面是对style／文体的分析， 就像萨义德《东方学》里分析埃及的妓女在福楼拜小说里是怎样被描写的。这个层面不能忽视。然而，如果文学批评就可能到此为止，但如果是文化研究，还要分析这文体背后的权力，权力不是凭空地存在。《东方学》通过如何表现东方的方式分析背后的权力机制。不对文本的构成作分析就进行权力批判是不行的。
孟繁华：文化批评在整个文学批评领域内并不是无所不在。谁也不能说不从事文化批评，谁就落伍了，就无法进入今天的批评话语空间。即使文化批评开启了我们的新思路，提供了新的可能，但在价值判断方面仍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存在不少问题；另外，文化批评的阐释方式遮蔽了批评者的直接感受的捕捉。不过，在大学里文化研究已经成了许多硕士、博士论文首选的题目，学术也有时尚化的问题。
（王晓生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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