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戏曲史料学史述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料论文,戏曲论文,世纪论文,学史述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进入20世纪，受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延续数千年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体系，逐步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转换，而戏曲史学的形成与发展同样经历并体现着这种变化。王国维率先以西方学理形态治戏曲史，对于元曲他“辄思究其渊源，明其变化之迹”，并且认为“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宋元戏曲史》是中国各体文学史中最早出现的权威性著作，他所开创的命题与范式成为20世纪戏曲研究的基本模式与构架，此后众多研究者纷效其法，不断对戏曲史料进行搜求整理刊印。这一百年来，研究者不但搜集修订编制了许多专门性的戏曲史料学著作，而且发现了大量的戏曲文献，为戏曲史学和戏曲文献学的建立完善奠定了坚实基础。对20世纪戏曲史科学的发展历程进行全面回顾与总结，不仅体现出百年戏曲史研究的整体特色，同时也决定着戏曲史研究的基本格局与走向，意义深远。
根据20世纪各个时期戏曲史料搜集整理研究的不同特点，笔者将20世纪戏曲史科学的创建演进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以下分别叙之：
从1900年到1949年为第一阶段，此阶段又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界分为前后两期。20世纪最初十余年是中国学术文化的重要转型期，史学观念的转变和介入使古典戏曲研究者获得了新的思路与写作方式，戏曲史学应运而生，人们开始关注戏曲的起源与兴衰变化，而对戏曲史料的搜集整理刊行也在这种“戏曲之史”的探讨中得到积累。然而此时期戏曲史学科毕竟处于初创阶段，虽有不少人撰文推崇戏曲的地位，但专门治曲者寥寥，真正成规模、有目的的搜集研究当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随着戏曲史学的建立完善，戏曲研究被编入高校文学史教材，学术性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自觉投入到戏曲史料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中去，加上社会动荡、私人藏书的大量散出等因素，这一时期戏曲史料的发现研究明显增多，诚如郑振铎先生半个世纪前所总结的：“元、明以来戏曲文学的研究，乃是，除‘词’之外，这三十年来的最有成绩者。”这一阶段对戏曲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成果出版，无论是范围、数量还是质量均超过了前人，大量古典戏曲论著、京剧史料汇编以及与清末及民国年间花部戏曲有关戏曲史料著作的出现，均体现出此阶段戏曲史料学工作的新特点。
王国维首先超越时人，致力于戏曲史料的钩辑考察，成书于1908年的《曲录》开启了古典戏曲研究的新时代，为编写《曲录》他广搜史料，如南宋周密著《武林旧事》、元陶宗仪著《辍耕录》、钟嗣成著《录鬼簿》，以及明无名氏著《录鬼簿续编》、朱权著《太和正音谱》等，这些较早反映戏曲资料的书目不仅为他以后的戏曲史述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成为后来戏曲史研究者必备之基础性资料。王氏之后，一批学者或藏书家相继致力于古典戏曲史料、论著的汇辑刊印，如1915年叶德辉将所藏高儒《百川书志外史》的朱彝尊写本与其他版本进行校勘补订，辑于《观古堂书目丛刻》，著录元明杂剧、传奇、曲话60种。1917年董康所辑《诵芬室读曲丛刊》是“20世纪戏曲研究史上第一部古典戏曲理论史料和戏曲史料汇编”。其后陈乃乾于1921、1925年先后编辑《曲苑》和《重定曲苑》，前者收录戏曲论著14种，后者增补至20种。1932年上海圣湖正音学会又据古书流通处本《曲苑》和《重定曲苑》加以增订，出版了排印本的《增补曲苑》，共收戏曲论著26种，然校印不精且舛误较多。至1940年任二北重编《新曲苑》，收录元明以来戏曲论著34种，均是辑《曲苑》所未收之曲话、曲韵而成，所附编者自著《曲海扬波》1种，则是从宋元以来的141种笔记中“爬罗剔抉而来”。
随着戏曲研究的深入进行，戏曲史料汇编工作逐渐走向专门化和系统化。清末民初，京剧剧种风行全国，为适应研究北京戏曲发展流变之需，对京剧史料的搜集整理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出现了一批专门刊印京剧史料的著作汇编。以齐如山成就最大，著有《齐如山剧学丛书》(1927-1935)，具体包括《中国剧之组织》《京剧之变迁》《国剧身段谱》《脸谱》《国剧简要图案》等书，为京剧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另有张次溪所编《清代燕都梨园史料》(1934)和《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续编》(1937)，对清代乾隆至民国初年北京地区的戏曲演出活动、名优传略及梨园掌故等均有反映。此外，还有周明泰著《几礼居戏曲丛书四种》(1932-1940)，收录《都门纪略中之戏曲史料》、《五十年来北平戏剧史材》、《道咸以来梨园系年小录》（后易名为《京剧近百年琐记》）、《清升平署存档事例漫抄》4种戏曲史料书籍等，均是研究京剧的重要参考资料。另外，研究者对与清末及民国年间花部戏曲相关戏曲史料的搜集整理出版也成绩斐然：如郑正秋著《民权画报·戏评·剧评》(1911)，收集有关文明戏、皮黄戏剧评140余篇。潘镜芙等著《梨园外史》(1925)，讲述清道咸以来的伶官故事，多为乱弹演员，是了解梨园掌故的参考资料。徐慕云编《梨园影事》(1928)，汇辑清代道咸以来秦腔、昆弋、粤剧各部的名伶小影。王芷章撰《清代伶官传》(1936)，辑录295名曾在清内廷供奉的演员、乐师等人的小传。天柱外史撰《皖优谱》(1939)，从前人著述中摘引大量戏曲史料，辑录出170余名乾隆以来徽籍戏曲演员的小传。雪声剧务部编《雪声纪念刊——袁雪芬与新越剧》(1946)，介绍了建国前由著名表演艺术家袁雪芬创建的越剧表演团体（雪声剧团）的演员简况与演出情况等。
从1950年到1976年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又以文革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十七年社会较为安定，政策相对宽松，为配合建国初期的戏改运动，创作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新剧本，对现存剧目的搜集整理成为前提。一方面，政府的支持和各级戏曲管理机构的有效运作，使这一时期的古典戏曲史料工作硕果累累，诚如1959年在总结建国十年来古典文学整理研究工作成就时一些研究者就认为“文献资料的发现以古典戏曲方面的收获最为丰硕”，另一方面，研究者也开始重视对古代重要戏曲史料论著的系统校注和重印出版工作，并取得一定成果。与此同时，随着文物普查和考古工作的相继展开，大量长期隐藏于乡村和地下的戏曲文物史料也得以面世，它们同文字史料相互印证，使得近代以来民间花部戏曲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也收获颇丰，极大地推动了戏曲史研究的进展。然而，随着主流意识形态“左”和“僵化”思潮的愈演愈烈，至文革时期，文学艺术最终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学术研究被迫停顿，许多被排斥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戏曲典籍被毁，不少地方的戏台、道具等文物受损严重，就连大部分戏曲史研究者也遭到人身迫害，在此环境下，戏曲史料的整理研究工作自然无法进行，出现中断。
大体来说，真正能够代表这一阶段研究水平的，当是那些看来不入主流的“繁琐”考证和大型戏曲史料、论著汇刊。最具标志性的成果当推郑振铎主编的《古本戏曲丛刊》，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古代戏曲丛书；另有1955年谭正璧辑《元曲六大家略传》；1957年路工、傅惜华合编《十五贯戏曲资料汇编》；1958至1963年中国戏剧家协会主编《中国地方戏曲集成》，汇集二市十一省一自治区121个地方剧种的368个剧目，为国内外戏曲研究者提供了详尽的参考资料。曲论方面则有1957年傅惜华主编《古典戏曲声乐论著丛编》和1959年中国戏曲研究院主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10集）。此外，一些新的戏曲史料的发现还推动了戏曲研究的深入发展，如1960年初，路工从他所藏明人张丑著《真迹日录》中发现了由文徵明手写的魏良辅《南词引证》，从而在昆腔产生的时间这一问题上比流行的说法（始于魏良辅）提前了二百多年等。
然而与前一阶段相比，此期研究者对与京剧和地方戏相关戏曲史料的整理编印工作却大为逊色。大体有中隐楼主撰述《蜀伶选粹》(1949)，是研究建国前川剧演出历史的重要资料；王树村编选《京剧版画》(1959)，收集清代著名年画作坊刻印的戏剧年画100幅，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京剧舞台的面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编辑《“刘三姐”资料汇编》（第一辑）(1960)，系从地方志、笔记小说和建国前后的报纸杂志中辑录出的刘三姐资料；王白云编《戏曲服装图案资料》(1964)，收集整理了中国戏曲各行当服装所用花边、团花等画稿近200种等。
从1977年到1999年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又以80年代中期为界分为前后两期。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学术研究逐渐恢复并步入正轨，而对戏曲史料的搜集整理也一度进入繁盛期，一批古典戏曲论著重新出版或发表，如1982年点校出版的宋耐得翁《都城纪胜》和宋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盛录》等。尤其是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许多研究者纷纷转向戏剧学研究，而对纯文本的研究则相对减少，他们大力拓宽研究视野和搜集范围，一面继续搜寻文字史料，一面又将目光转向田野或民间考察、寻找为世所不知的实物史料，从而搜集到许多为国内公私收藏所阙如的大量珍贵戏曲史料。随着积累的日益丰富，研究者还开辟出诸如戏曲文物学、戏曲宗教学、戏曲民俗学等诸多新的分支领域，逐渐改变着戏曲研究的格局和走向，加之全国古籍整理热潮的推动，戏曲史料学工作在此时期呈现出百花盛开的繁荣局面。首先是戏剧文物史料的发掘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如北方地区大批宋金元时期的墓葬戏剧文物及明万历二年抄本《礼节传簿》在山西省发现；1988年《中华戏曲》杂志（第六辑）又公布了山西省曲沃县任庄所藏清代抄本《扇鼓神谱》，为研究戏曲和宗教之关系提供了有力证据；另胡忌1989年在宋元间人刘埙《水云村稿》中所发现的关于南戏的最早记载，使人们对南戏的源流有了新的理解等等。其次，随着海内外学术文化交流的增多，散失于港台海外的一些戏曲秘笈也得以披露回归，如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将香港大学罗杭烈所藏《凌云记》、日本汉学家神田喜一郎所藏《断发记》传奇和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环翠山房十五种曲》中有关李玉和朱素臣等清初名家的剧作收入《古本戏曲丛刊》（第五辑）。此后国内研究者对海外戏曲史料的搜求更加广泛细致，已从日本、法国转到西班牙、丹麦、奥地利诸国，从而使一些国外所藏戏曲文献如《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等也在国内陆续刊布，为戏曲史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另外不容忽视的是，港台海外地区的戏曲研究者和汉学家对史料的搜集整理也成绩卓著，以台湾地区最为突出，影响最大的当属王秋桂主编的《善本戏曲丛刊》(1984-1987)，所收42种善本戏曲书籍多为散失于欧洲和日本的孤本珍本，恰可弥补大陆《古本戏曲丛刊》之不足。香港地区戏曲收藏较少，以《中国古典戏曲研究资料索引》(1984)一书较为引人注目。海外地区的戏曲史料学工作则以日本和美国最见功力，如由日本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主编的《京都大学汉籍善本丛书》中戏曲比重较大，中如明世德堂刊本《荆钗记》、明广庆堂刊本《折桂记》等多为罕见之珍品，珍贵的学术价值不言而喻。总体上看，港台海外地区的学者由于研究范围相对宽泛且在戏曲领域投入力量相对较小，故对戏曲史料的搜集整理远不及大陆地区，数量小且不成规模，尽管如此，他们的成果却丰富了戏曲史料资源，对内地的戏曲史研究颇具启发借鉴意义。90年代以来，古典戏曲研究领域则出现了日渐沉寂的迹象，学者照样治学，成果照样出，但在数量与质量上均不能令人满意，呈现出明显的后劲不足之趋势，唯一的办法就是沿着前辈业已开拓的道路继续前进。
总的来说，这一阶段戏曲史料学工作的重点和特色在于对作家作品集的整理出版以及专题研究资料的汇编刊印。一些规模较大且质量较高的学术成果相继推出，如《古本戏曲丛刊》（第五辑）、《中国戏曲志》和王季思主编的《全元戏曲》等，具体我们从以下梳理中可以看出：
首先，这一阶段对古典戏曲作家作品集的编订出版蔚然成风。如1978年阿英编《红楼梦戏曲集》、钱南扬校点《汤显祖戏曲集》，1980年程毅中等编校《徐渭集》，1983年关德栋等编《聊斋志异戏曲集》，1984年王文才辑校《白朴戏曲集校注》，1987年周育德编《古柏堂戏曲集》，1988年吴国钦校注《关汉卿全集》，1991年徐朔方辑校《沈璟集》、浙江古籍出版社编《李渔全集》，1992年刘辉笺注《洪昇集》，1993年李梦生辑校《忠雅堂集校笺》、徐凌云等编《阮大铖戏曲四种》，1994年魏同贤主编《冯梦龙全集》、隋树森等编《张凤翼戏曲集》；1998年吴书荫编校《梁辰鱼集》，1999年张清洁校点《丁耀亢全集》。其次，与研究的深入进展相适应，以往散见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的片段只语也得到系统整理，史料汇编尤其是专题研究资料汇编集中刊行并取得重大成果。如1981年王晓传辑《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出版，1982年庄一拂编《古典戏曲存目汇考》，1984年秦学人等著《中国古典编剧理论资料汇辑》，1986年毛效同编《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1987年徐扶明辑《牡丹亭研究资料考释》，赵景深等人撰《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1988年王钢辑《关汉卿研究资料汇考》、蔡毅编《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1989年侯百朋编《〈琵琶记〉资料汇编》。另外，这一阶段，研究者对与京剧和地方戏相关戏曲史料的整理编印工作也成绩斐然。如1985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燕都艺谭》，包括昆曲、河北梆子、评戏、大鼓等方面的史料；1988年刘东升整理的《优孟衣冠八十年》保留有大量昆剧演出史史料、狐玉林编《蒲剧名家十三红》穿插了大量蒲剧演出史料；1989年中共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编辑《延安平剧改革创业史料》、苏关鑫编《欧阳予倩研究资料》、王乃和编《成兆才研究资料》等等。
现代著名学者袁同礼曾说：“夫一代学术之兴，往往有待于新材料之发现，地下古器物固无论矣，即图书之流传，亦显晦有时，其间或存或亡，实与学术升降有关。”此话虽是基于现代学术的整体研究状况而发，但亦可说明20世纪戏曲史料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从现代曲学奠基人王国维开始，戏曲史论研究就与戏曲史料的搜集整理刊行研究状况密不可分。整个20世纪，由初期戏曲史料的缺乏、搜集的起步，到中期戏曲史料的不断发现，再到后期戏曲史料搜集、研究范围的纵深度拓展，戏曲史料学发展几经兴衰，由起步期到大发展期再到繁盛期，繁荣与落寞并存、喧嚣与沉寂同在，它是我国古代文化的一笔丰厚遗产，也是戏曲史料整理研究所取得的重大收获与辉煌成就，不仅为文献校勘等提供了比较研究的丰富材料，而且推动了戏曲史研究乃至相关学科的迅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