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背景及其理论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中国论文,背景论文,理论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治发展是不可逆转的政治变迁过程。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政治体系必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过程，不仅有着深刻的历史起点，更有变动的现实背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因其特殊的历史与现实状况，决定着中国当代政治发展实践与理论建构的特殊性。本文试图在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理论框架中，探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背景与理论建构的选择。
一、政治发展的基本含义
我们认为，所谓政治发展就是指各民族国家在政治参与不断扩张中稳定运转，通过付出和扬弃代价，以寻求不断发挥人的政治潜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生活方式的生长和发展过程。政治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人的政治素质和政治能力的提高，政治潜能的发挥和人在政治上的彻底解放。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相比较，政治发展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其一，政治发展体现了人类社会历史演变的进步性。这种进步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政治演变的总趋势必然同人类解放的历史过程的进步性相一致，这是带有根本方向性的进步；二是通过发展付出的代价，可能是痛苦和巨大的。但经过痛苦之后达到的发达的、先进的政治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秩序上所获得的进步和成就将远远超过所付出的代价。
其二，政治发展是政治权力从超强到式微的过程。在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国家，由于缺乏发展经济的企业家阶层和发展民主的中产阶层，政府只好挑起发展经济和民主建设的双重任务；而且发展中国家存在着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导致了政治上的不稳定和社会危机，由此促成了政府权力的强有力控制和扩张。而在发达国家，政治朝着式微的方向发展。这主要取决于政治意志的衰落、科层制的发展和专家政治的导向。（注：孙立平：《社会现代化》，189页，华夏出版社，1988。 ）这一变化反映了政治发展的趋势，在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政治权力也将进一步趋于弱化。
其三，政治发展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由于各民族国家国情不同，历史背景、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化传统、人口素质的不同，政治发展的起点、模式、道路也不同，而是多种多样的。因此，任何机械的政治模式移植不是明智的选择。尽管如此，民族国家政治发展的多样性，并不能离开人类政治演变的总趋势。从人的参与到人的发展再向人的解放过渡，既是一场业已存在的历史运动，又是一个人类尚在追求和实现的过程。任何政治发展只有体现出这个总趋势才能构成真正的发展。无论是政治权力的式微，还是政治发展所体现的进步性，抑或是政治发展多样性和统一性，都体现出人的发展、人的解放的终极目标。在这样的意义上，政治发展体现出鲜明的主体性拓展与升华。
二、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背景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背景，不仅构成了建构政治发展理论的特殊情境，而且成为理解这种理论的逻辑起点。大致说来，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背景有三：一是全球化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制约和影响；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对政治发展的导引；三是近代社会以来的特殊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起点。可以说，这三种力量的相互缠结，凸出了解决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问题的艰巨性。并以此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前提。
第一，全球化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
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的一大潮流，不仅对全球经济、政治格局，而且对每一个国家的发展都具有深刻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政治不得不进行重大调整，从而也呈现出全球化趋势。政治的全球化要求各国的决策者要具有全球意志和世界眼光，在谋求政治发展时制定出开放的对外策略。但全球化对政治发展的影响，受到了来自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的挤压，一种是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影响，西方世界把“全球化”几乎等同于“西方化”、“全球一体化”，出于自身的利益诉求，蕲望把西方文明的价值观、社会制度、行为规范向全世界扩张，实现以西方为主宰的世界大同或一体化。另一种是开放性和多元化的价值观，认为“全球化”具有与“西化”、“全球一体化”不同的一般性涵义，意味着开放性和多元性取代封闭性、均衡性。这种价值观强调全球化进程中政治发展的价值取向必须是多元共存，每个民族国家都存在着探索出一条符合自己情况的发展道路的问题。基于全球化两种价值观念的碰撞，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进程，必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始终伴有文化渗透、价值变迁、制度移植等因素对政治发展的影响，这种影响经常以东西文化的冲突表现出来。其根源之一是西方打着文化普遍主义的旗号进行文化扩张，向全球推广其政治体系模式。因此，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必然是在对普遍价值的吸收和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抗争中进行的。
全球化时代促进了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向广度和深度的转换，这对于正全面加入全球化中的中国，同样具有深远的影响和重大的意义。全球化将影响、制约着中国的政治发展，中国的政治发展也将极大地影响着全球的政治关系，两者的明显互动将是不争的事实。具体说来，中国的政治发展受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我们的政治发展越来越具有开放性；二是我们的现代化政治很可能受到西方对华政策的制约；三是由于冷战结束后冷战思维依然存在，我们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及主权也可能受到政治的影响；四是我们的政治发展实践受到了西方发展理论的影响。（注：志民：《政治发展研究的新观点》，《人民日报》，1997—10—25。）在这种态势下，以最终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方向，以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主人、参与国家与社会生活广泛管理为目标的中国政治发展道路，不能不回应全球趋势的影响。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政治发展的影响。
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也是社会全面变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利益主体相继出现并逐步发展起来，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趋势，而且伴随着利益多元化的发展格局的初步形成，社会的经济分化，成为人们政治参与的直接动力和原因。这种状况把政府的作用或政治发展的任务深刻地呈现出来，从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一般关系来看，政治发展必然反映出经济发展的根源性要求，政治发展也构成了社会变革的重要环节，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内容。在这场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中，政治发展的主题面临着政治结构调整、政府职能转变、政府机构改革、政治能力提升、政府行为规范、法制建设加强、政治稳定持续，进而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重大任务。其中政治稳定与政治改革、政府能力与民主政治的发展将是非常重要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所能完成的。考虑到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非均衡性，而政治发展往往落后于经济发展的现实，政治发展的渐进性特征也明显地表现出来。因此经济变革的深刻状况，在这个层面上将如何把握政治发展的度的问题显露出来。把握政治发展的“度”与过程，必须同全面把握政治发展的各种因素相协调。目前特别需要加强政治整合的能力，牢牢抓住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巩固已有的改革成果，坚定不移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加大对权力有效制约和监督的力度，维护社会公正和公民应有的权利。同时，人们不得不看到，当前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取向，直接把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引向表层化，人们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不是从理想主义价值观出发，而是把关注个人利益放在现实主义的层面上进行比较的，这种利益需求的显现化所导致的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对当代的政治发展产生了和将要产生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第三，近代的特殊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对政治发展的影响。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是不可能脱离自己的传统影响。1840年以前，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在以自然经济为特征的封建地主所有制基础上，生长出以高度膨胀的皇权作为中央集权专制政治轴心的封建政治制度，两者通过儒家的民本思想紧密纠缠在一起。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形成一个超稳定的、封闭的运转系统，使得这种封建体制从未遭到沉重打击，顽固地维系了2000多年。
由于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中国近现代的政治发展并未走上一条循序渐进的改良道路，而是通过革命。这就产生了下述几个问题：一是革命是为了救亡，救亡需要民主，呼唤民主是为了唤起民众，团结民众，以集中力量对付共同的敌人，因而民主更多地视为手段，而作为目的意义上的民主，既然失去了实践需要的基础，也就失去了理论上的宣传、研究和创新。二是革命为了图存，它出于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的整体利益，而不是出于个人权利和不同社会集团利益的追求。三是正由于革命的救亡图存、民族自立、自强的目的，因此融化在中国民众血液中的封建宗法政治思想观念并未得到彻底批判和扬弃。王权专制的土壤未能得到彻底的清理。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的政治发展走上一个崭新的阶段，它奠定了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制度得以确立的基础。“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我们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邓小平语）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直接昭示人们：封建专制的思想意识仍有广阔的市场和土壤，培育民众的公民意识依然是一个繁重的历史任务。
从经济方面看，近代的中国经济一直难以自主控制，主权旁落，大量权益外流。当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得到扶持与推动的时候，国家却贫弱不堪，综合控制能力弱小，任由经济发展的自然趋势演进。因此，如何增强国家的控制能力，就成为20世纪前半叶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而从微观经济层面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它在“重农抑商”的儒家思想包装下，成功地阻止了商品经济的大规模发展。建国以后经济领域的集体化运动，其实践的趋向，既违背了组织者“发展经济”的初衷，又人为地扩大了与商品经济的距离。因此，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不单纯是经济行为。换言之，传统经济结构对我国当代政治发展的影响是不可或缺的。
三、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理论建构的思考
在考察了政治发展的一般意义及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背景后，就面临着如何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实践的理论问题。政治学者观察到，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进入了转型时期，从政治角度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新旧体制并存，导致国家控制能力减弱；二是利益分化显露，刺激着人们政治参与的热情；三是多种政治文化价值观撞击，存在尖锐的矛盾。因此，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理论的建构，至少应从这三个层面上去探索。
第一，在提高国家控制能力，防止权力失控和对权力的有效制约监督上寻求有效对策。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有自己的特色。有的学者称之为居于一元化领导体地位的执政党。突出表现在：党不仅掌握了中央的权力，还掌握了各级地方的权力；不仅掌握了立法权，还掌握了行政权、司法权。党的领导深深介入了社会的各个细胞中。改革开放的成功，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离不开党的领导。这一点容易达成共识。可是，在现实政治运动中，党政关系不规范，党政职能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的发展，这也是官僚主义和行政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加强党的领导，完善党的领导，这是提高国家控制能力，防止权力过分失控的基础。但它并不排斥对公共权力的有效监督和控制，两者的方向和目的是一致的。当前，在对政治权力和行政体制的改革过程中，应特别注意将国家权力的职能科学地分配于不同层次、不同机关，使之既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和明确的权限范围，又相互规定和相互制约，以避免权力的滥用和不受限制的权力的产生。应该充分认识到，完善党的领导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加强对党组织的监督。党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者和执行者，应将党的组织置于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之下。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理论建构的难点和关键。
从经济角度看，国家控制能力强弱的重要标志之一是财政状况。国库空虚，期望经济文化事业的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财政收入占公民生产总值比重逐年下降，从1978年的31.2%下降至1991年的17.3%，而后逐年急剧下滑，1993年为12.9%，1994年为11.6%，1995年仅为10.04%。1996年以后虽有所遏制， 但形势仍然严峻。这种状况严重影响着中国政府的控制能力，尤其是在政治转型过程中。国际间的比较研究表明，无论是先行现代化国家，还是后发现代化国家，都大体具备了集中进行政治控制和协调的能力，管理资源以支持经济增长的能力，促进社会相互依赖的能力，以及通过研究和教育产生分配知识的能力。特别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国家的作用越来越大，这是由于这类国家面临着激烈竞争的国际环境。为了在竞争中取胜，在经济上不得不采取依靠中央集中控制的手段，把国家的力量同私人企业的力量结合在一起。在长期以来，国家对社会政治生活的集中控制产生了明显的弊病；一是过分依赖于垂直的行政系统和政党组织；二是这种控制方式使我国的组织单元和结构十分单一，中间层次缺乏利益的独立性，组织内部和组织单元和结构十分单一，中间层次缺乏利益的独立性，组织内部和组织之间缺少职能分化的机制；三是这种控制往往表现为个人集权，如果个人决策失误，就可能导致社会的动荡。
国家控制的实现，必须借助于两个基本的工具，一是法律。没有法律的制度约束，就无法界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其后果必然是国家随意侵犯经济组织和个人的权利，个人和经济组织也会以各种名义侵害国家的利益。二是意识形态。国家仅采取法律的硬控制形式，将导致社会交易成本过高，而通过意识形态的作用将弥补法律控制的不足。当然，正确的意识形态的建立，需要法律的培养；意识形态只有在法律的前提下才会起到应有的作用。当代中国政治变迁能否成功，国家能否保持应有的控制能力，取决于我们能否正确地进行组织制度的创新。而能否正确地进行组织制度创新，又取决于我们能否合理地运用法律和意识形态这两个基本工具。
第二，扩大政治参与，维护政治主体的利益。
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伴随着本世纪上半叶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而广泛传播开来。从更为宽泛的角度出发，“政治参与是指公民试图影响和推动政治系统决策过程的活动。”（注：陶东明等：《当代中国政治参与》，104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其主要内涵有三：其一，政治参与的主体是公民或公民组成的团体，政治参与者的政治活动通常具有非职业性的特征。其二，政治参与的客体是政府活动——政治决策系统。通常，在一个政治社会中，政治参与的程度和规模既受制于政府职能所涉及的范围，也与民众的公民意识观念相关联。其三，政治参与是一种政治行为，不同于政治合作、政治一致，既有合作的方面，也有不合作的方面。（注：王邦佐等主编：《新政治学概要》，245～24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从西方的民主实践看，政治参与最基本的活动方式是以个人投票行为为基础的选举。
由于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和缺少民主传统，中国人民的政治参与方式不可能是西方的以投票为基础的选举活动。这决定了中国人民的政治参与的独特性：一是以政治动员来唤起人们的热情，启发人们的觉悟，使之迈出政治参与的第一步；二是人民群众政治自主意识形成前提下的公民实际参与，包括政治协商等等。当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几乎是同时进行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政治参与和政治动员的基本特点是重视精神因素的作用，而忽视系统的法制建设。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经济原因在于：在所有制形式整齐划一的情况下，人们失去了政治参与的利益动机；由于政府全面地介入社会经济生活，特别是由政府主要承担着全社会的物质分配功能，中国的经济体制带有了相当的政治化色彩，成为一种“政治主导型”的经济体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阻碍了中国市场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间接阻碍了民主政治和政治参与的发展。与此同时，广大人民群众缺少社会参与的文化基础。一定的社会参与的程度是与参与者的文化基础成正比的。由于没有经济利益可保护，没有文化素质作基础，社会没有法律保护的紧迫感，群众也缺乏正确运用法律的必要素质。这使得人民群众参与表面上轰轰烈烈，范围也很广泛，但实际上的参与尝试是极其有限的，根本难以进入社会的实质内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人们为维护自身权益的要求将越来越迫切。应该充分认识到，社会的整体、长远利益经常和人们集体的、局部的、个别的、眼前的利益处于矛盾和排斥之中，对任何一方利益的强调突破了应有的限度乃至达到极限，都可能使另一些利益失去存在的余地，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和人的畸形存在。从另个角度讲，党的方针政策注重的是全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因此在社会生活中应注重各个层次各方利益的表达，当代中国的政治参与，要以系统的法制化建设为起点，以制约少数人的权力为重点，充分发挥党派监督、舆论监督的作用。
第三，重构政治文化，发挥政治文化价值观的主导作用。
“政治文化”是政治发展的另一重要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政治文化主要是指影响人们政治参与的社会传统因素，是一种价值观的约束。
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制约人们参与国家管理的政治规范、政治观念和民族普遍的政治心态一起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传统政治文化的巨大历史惯性一直左右着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这种缺陷的一个特征就是根深蒂固的国家崇拜观念。当国家崇拜观念以皇权主义为核心，就会走向国家人格化的崇拜，表现出消极性；但如果以民族主义为核心，就有可能走向爱国主义，表现出积极性。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将国家崇拜这种文化引向爱国主义方向。与此同时，以西方政治发展模式为核心的文化世俗化观念，在实践中并不完全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世俗化的现实主义取向导致或加剧发展中国家政府合法性危机；世俗化的个人主义取向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政策实施上的困难；世俗化的虚无主义倾向完全否定了各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成分。在世俗化的无情冲击下，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文化整合遭到破坏，社会变迁过程中的认同危机和自我疏离感日益加剧，文化、意识形态乃至政治冲突接踵而至，社会和政局动荡时有发生。因此，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发展过程中，要从本民族的发展历史和实际出发，开辟一条适合自己国情、民情的独特政治发展道路，创造出一种新型政治文化。（注：冯钢：《政治文化与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浙江大学学报》，1997（1）。）有鉴于此，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构建的途径，最主要的就是要通过法制教育来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法制教育在改造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过程中具有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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