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冷战后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太地区论文,战后论文,中国论文,如何看待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亚太地区（注：一般泛指亚洲和美洲太平洋沿岸的国家和地区以及大洋洲一部分区域。本文将此概念主要限定于西太平洋这一区域，主要包括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是近二十年来世界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也是世界主要大国利益的交汇点。冷战结束初期一段时间，与欧洲、非洲出现动荡形成对照的是，亚太地区仍然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局面，各国立足于发展经济，积极寻求地区安全与稳定。然而，90年代中期以后，亚太地区安全环境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与问题，引起该地区各国的关注。究竟如何认识冷战后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及其对中国国家安全与现代化建设的影响，成为教学中学生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地区内国家的切身利益，而且对世界安全格局的稳定与发展也有着重要影响。亚太地区是我国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依托，它的和平与稳定，直接关系到我国现代化进程和战略目标的实现。因而认清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冷战后亚太地区安全环境的变化
安全是国际政治中常用的一个术语，一般指国家或国际社会不存在危险和不受威胁。地区安全环境是指某一特定地域周围的安全状态和条件，以及这一状态与该地区国家间形成的互动关系。对于国际社会与国家来说，谋求安全是一个永恒的主题。现代国家都把维持良好的地区安全环境、保证国家安全作为基本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然而，安全的实现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充满矛盾与斗争的过程。一方面，安全环境总是动态的、相对的、不断发展变化的，不可能有绝对的安全；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追求安全的方式、获得安全的途径、安全的内涵和范围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对安全问题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对安全环境有正确的判断，及时认识安全环境的变化，并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
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安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即从两极格局时期两大阵营对峙和严重的军事对抗走向相对和平与稳定。亚太地区曾是美苏争夺的重点地区之一。50年代到60年代，先后爆发过战后两次大的局部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苏之间在边境军事对峙；70年代中期以后又有越南入侵柬埔寨、中越边境武装冲突，苏联入侵阿富汗等战争。在冷战的大背景下，亚太地区国家确保安全的途径是军事结盟，先后出现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美日安保条约》和旨在包围中国的美韩、美菲、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以及《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等双边和多边军事同盟条约。
随着苏联解体和美苏两极对抗的终止，亚太地区安全局势发生了重大改观。首先，过去曾相互对抗的各方或者是恢复了正常关系，或者是开始向和解的方向努力。1989年5月，中苏两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随后，中蒙关系、中韩关系、苏韩关系正常化，日俄关系缓和。随着苏军从阿富汗、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热点地区降温，朝鲜半岛南北对峙的局面也有所松动。第二，本地区各国都致力于本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合作，注重改善和发展彼此之间的关系，都把国家战略的重点转到发展国民经济上。地区几大力量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联盟和全面对抗的关系，而是既对立又合作的关系。各方都无意以军事手段解决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都表示其与他国的军事合作关系不针对第三方。第三，地区经济相互依存趋势日益深化，地区经济合作不断发展，亚太地区有史以来首次成立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以它为代表的区域经济合作在各个层次上展开，合作成为亚太地区处理区域事务的主流。第四，地区安全形势进一步走向缓和。随着亚太经济合作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在安全领域多边对话与磋商的重要性， 1994年东盟地区论坛（ARF）正式成立，ARF作为亚太地区第一个政府间多边安全合作安排， 吸引了所有主要的亚太国家参加。多边合作机制在地区安全中的建立和开始发挥作用，为亚太地区局势保持相对稳定创造了有利条件。
亚太地区安全环境出现的积极变化为该地区实现和平与稳定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然而这并不说明该地区安全已有保障。目前该地区尚未建立新的、稳定的地区安全格局。除了一些固有的不稳定因素，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与问题。具体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冷战时代遗留下来的问题尚未解决。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和海峡两岸之间基本对峙的态势在冷战后继续存在，并不断出现新的危机，如朝鲜的核问题和弹道导弹发射问题，台湾当局谋求所谓“国际生存空间”直至发展到李登辉访美，及其抛出“两国论”。二是两极格局解体后地区安全出现了新的问题，如核扩散问题和逆裁军问题。1998年5月印度连续5次进行核试验，引起巴基斯坦连锁反应，给国际社会带来巨大震动。三是国家间一些历史长期遗留的有关领土、岛屿、海洋疆界的划分和归属的争端问题，如日韩关于竹岛（独岛）之争和我国南海诸岛的主权纷争。四是历史上长期形成的民族、部族、宗教矛盾至今未能妥善解决，如印尼东帝汶问题和印巴克什米尔争端。五是个别大国在地区及全球政策中依然崇尚“冷战思维”，因而时常导致双边关系出现矛盾、紧张甚至对抗。六是经济安全问题凸现。1997年7月东亚金融危机对亚太地区各国造成重大影响， 不仅带来经济衰退，而且在一些国家引起政治动荡。
当前，每一个亚太国家都面临着重要选择：是及时利用冷战后有利的和平与发展环境，利用地区安全出现的积极变化，努力创造条件推动和平，化解矛盾，加强合作；还是继续冷战思维，继续恪守传统的结盟安全模式，坚持对抗。中国作为亚太地区的一个大国，随着冷战后亚太地区形势的变化和我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对亚太地区安全的需求已明显加大，对该地区安全的影响力也在扩展。能否防止冷战重演、维持本地区和平与稳定，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我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目标是利用目前亚太地区安全环境出现的积极变化，利用良好的国际大环境，制定正确的战略，积极推动亚太地区安全的发展，为我国经济现代化发展创造良好的地区环境。
二、当前亚太地区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随着时代的发展，安全概念的内涵及外延都发生了变化，安全问题不仅包含了军事政治这些传统安全的内容，而且包括了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环境安全等多方面内容，综合安全观念渐渐为人们所接受。然而，从目前来看，国家之间的关系仍然首先是政治关系，维护主权完整、领土神圣不可侵犯仍然是当代国家战略的首要目标，因而地区安全面临的第一威胁仍然是战争和军事冲突。防止军事冲突和军事对抗依然是维护亚太安全的主要任务和主要目标。
当前亚太地区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90年代中期以来在该地区出现的一股逆和平与发展历史潮流而动的潜流。这股逆流的表现之一是一些国家别有用心地散布“中国威胁论”，扬言“中国在冷战后大幅度扩充军备”，“在亚太地区挑起一场新的军备竞赛”，是地区不稳定的潜在危险；攻击中国“开始具备侵略能力”，将会填补美苏收缩后留下的真空，等等。“中国威胁论”在本地区内部制造了不和谐的空气，破坏了中国同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关系，在战略上影响了中国争取和平的周边环境，并成为外部势力介入本地区事务的冠冕堂皇的借口。表现之二是逆裁军现象的出现。冷战后，在全球范围内出现裁减军备潮流的同时，东亚国家出现军备竞赛的势头。90年代，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国防开支年增长率为两位数，购买的常规武器数额超过中东，比80年代初增加了一倍。这种现象为该地区增添了新的不稳定因素。表现之三是冷战时期的军事联盟再度活跃。1996年4月，美日发表《美日安全联合宣言》， 重新确认美日安全同盟在冷战后的长期性和必要性，并将中国视为地区不稳定和捉摸不定的因素及其主要军事防御对象。同年7月， 美国同澳大利亚发表战略伙伴关系声明，提升了双边防务合作。1998年1月， 美菲签署新的军事合作协定。1997年9月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出台， 将日美军事合作范围由日本扩展到“周边地区”，标志两国军事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表现之四是战区导弹防御体系（TMD ）的提出和实施。TMD是美国在亚太地区谋求军事战略优势的举措。 美国在亚太地区与日本联合研究开发TMD，并有意吸收台湾参加， 使得中国周边地区的战略平衡正在发生变化，给中国统一进程设置障碍，将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和军事力量构成极大的威胁。
这股逆流形成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冷战思维的存在。冷战思维是冷战时期存在的以两大阵营、两大集团在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等诸方面全面对抗为基础的一种战略思维模式。它的基本特征一是以意识形态作为判断危险来源的标准，二是靠加强军事同盟来加强自身的安全。冷战思维模式今天仍然主导着美国及亚太地区一些国家对冷战后国际政治的认识。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保持美国的霸权地位、维护美国的经济利益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地区安全成为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为此，美国把扩大和强化以它为主导的军事同盟视为冷战后美国全球安全战略的新基础，作为维护它的“世界领导地位”的基石。在欧洲，美国通过北约东扩，推行“北约战略新概念”，进一步扩大冷战成果，削弱俄罗斯，确保美国在欧洲的利益与主导地位；在亚太地区，美国继续在亚洲保持10万驻军作为“前沿部署”，扩大和强化冷战时期建立的军事同盟。美国认为，从现在起到2015年，美国没有类似前苏联的全球性对手，但2015年以后可能出现一个与美国势均力敌的全球性竞争对手，俄罗斯与中国都具有这种潜力。美国在1997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强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是“防止与美国为敌的新兴霸权国家的出现，防止重要地区落入与美国为敌的国家控制之下”。中国在冷战后是唯一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国，由于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实力增强，因而被美国视为潜在的威胁和防范的重点。对中国的防范心理使美国在亚太地区采取了双边为主、多边为辅的安全战略，即加强双边军事同盟保持美在亚太地区的军事优势，发展多边安全合作以约束中国的行动。美国面向未来的亚太战略总体框架是：以美日安保条约为“基石”，辅之以美澳新、美泰、美菲联盟，以主导亚太地区安全；以经济利益为重要课题，以民主、人权为重要手段，全面介入亚太事务；对中国实行“全面接触”政策以促进“中国变革”，把中国纳入“世界经济和区域安全的架构中”；和东盟建立更为广泛的交往关系，在朝鲜半岛等地区性热点问题上加大介入力度，力争主导亚太地区的未来秩序。
日本在加快迈向政治大国步伐的同时，安全政策中防范中国的一面也日益明显。1995年日本的《新防卫大纲》将原来的本土防卫原则改变为周边防卫原则，与美国的安全同盟目标也相应成为“确保周围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提出要“注视周围国家扩充军备的情况”。日本《1996年防卫白皮书》针对中国的国防现代化、维护海洋权益、军事演习及军事透明度问题提出“对其（中国——引者注）动向有必要加以注意”。1997年日美防卫新指针扩大了防卫合作的范围，抛弃过去日本一直坚守的防卫原则，模糊日本“周边地区”的范围。1999年日本政府推动国会通过了日美防卫新指针相关法案，从法律上确认了美日共同介入“周边事态”冲突的行为。日本还借口朝鲜的导弹威胁，积极参与研发 TMD，研制侦察卫星，连续多年保持军费开支世界第二，其潜在的用意是针对中国。
冷战后美日在冷战思维的指导下，以防范中国为前提制定的地区安全战略给地区安全环境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其造成的最大危害是有可能葬送80年代末90年代初亚太地区出现的良好的和平环境，导致新的冷战。对中国的影响尤其严重。首先，中国要实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规划，需要一个相当长期的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以中国为目标的冷战思维、军事同盟和导弹战略防御系统，必将影响中国现代化战略目标实施，迫使中国在某些方面采取相应的行动和部署。第二，中国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大业在恶劣的地区安全环境下有可能严重受阻。美日防范中国的战略图谋将促使台独势力加快发展。1995年美国邀请李登辉访美，1996年中美在台湾海峡军事对峙，美国企图将台湾拉入TMD研制计划和2000年1月美国众议院通过《加强台湾安全法》，凡此种种都表明了阻挠中国和平统一大业的意图。台湾问题成为牵动我国安全和地区安全局势的焦点。第三，中国捍卫领土、领海主权的权利将受到干扰。南沙群岛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但70年代在南中国海发现大型油气田后，关于诸岛的归属问题成为有关国家争论的焦点。中国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在一些外部势力对该地区事态再三表示关注下，南沙群岛的主权争端有国际化和地区化趋势，中国在南沙的主权受到了最严重的挑战和威胁。第四，中国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等方面面临巨大的压力。美国在冷战后对中国奉行接触加遏制两手策略，在谋求与我国建立和发展“伙伴关系”的同时，又把中国视为“最具综合挑战潜力”的战略对手，不断加紧实施“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图谋。在冷战思维的影响下，中美关系一波三折，1998年以来，美国国会又再次掀起所谓“中国威胁论”的浊浪，接连炮制“政治献金案”、“考克斯报告”和“李文和案件”。美国“西化”、“分化”中国的企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改变，这将给我国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增添更多障碍。
三、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目标与安全对策
中国是亚太地区的大国，在亚太地区有着重要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安全战略的基本目标是争取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和平环境。在这一基本目标指引下，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目标是保证本国的安全与繁荣，保卫国家领土、领空、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和实现民族统一，维护地区尤其是东北亚和东南亚次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具体要实现的安全利益包括以主权统一、领土完整为基本内容的政治安全利益，以迅速提高综合国力、实现现代化为基本内容的经济安全利益，以增强地区军事威慑力、影响力、控制力为基本内容的军事安全利益，以及意识形态安全利益和环境安全利益等等。为了实现上述基本目标及安全利益，中国需要深入研究地区安全环境状况，以及影响安全环境的诸多因素，并作出正确的判断与选择。
首先需要对亚太地区安全形势作出基本判断，即大势究竟是和平还是战争。尽管目前地区安全环境存在诸多问题和一些令人不安的动向，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主流。（1）受国际大环境的影响， 亚太地区各国都希望稳定与发展，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在国际形势总体上不断趋向缓和、世界大战的危险明显下降、各国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亚太地区各主要力量，不论是美日还是中国，都不愿发生大战，都不愿在亚太地区出现混乱和动荡，都希望加强经济合作，并在一些地区安全问题上取得共识。在地区主要力量之间，彼此的战略安全利益要大于分歧和冲突。（2 ）多极化趋势发展对地区和平起到促进作用。两极格局瓦解后，多极化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都在迅速发展。在亚太地区，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的鲜明标志是大国关系全面而深刻的调整。中、俄、美、日四大国之间在历史上首次全面达成建立“伙伴关系”的共识，从而确立了大国关系的非敌对性战略定位与基本框架。1996年4月， 中俄两国领导人决定建立“平等信任的、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7年秋，中美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同意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1997年11月，日俄首脑非正式会晤，为建立日俄“相互信任伙伴关系”迈出重要的一步。1999年，江泽民主席访日，中日建立“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东盟作为地区集团与四大国关系也有新调整和新发展，在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安排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大国关系的调整使本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出现良好的政治环境，并促进了本地区安全局势的稳定，发展了经济上的相互合作关系。（3）经济全球化、区域化潮流对地区稳定具有推动作用。80 年代末以来，受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影响，各国都注重以经济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加强与他国的经济合作。亚太地区的经济相互依存、相互渗透不断增强，成为抑制地区冲突扩大的基础，并大大增强了在出现冲突时以非军事手段解决冲突的可能性。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各国加强安全方面的协商。
总体上看，目前亚太地区安全环境中，和平的因素是主流，这使我们可以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住时机，加快建设，增强综合国力，努力提高中国在亚太安全事务中的发言权，增强中国与亚太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减少因相互猜疑而导致的小规模地区冲突，减少大国间关系的不确定性，力争防止大规模国际战争发生。但是，同时还必须看到我国周边环境险恶的一面：台独势力的分裂活动加剧；印巴核军备竞赛和克什米尔争端升级；南海诸岛的争端不已；东南亚“金三角”毒品走私猖獗；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危险的军事对峙与核扩散的危险；中日钓鱼岛领土争端；等等，尤其是美日以中国为潜在敌人的军事联盟和安全战略，都对我国安全环境形成巨大压力，这就要求我们在立足发展的同时，必须绸缪和平。（参见孟祥青、宋平：《世界形势深刻变化对国际军事安全的影响》，载《当代世界》，1998（6）。）
首先，处理好大国关系。中国安全环境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特别是军事大国的安全利益关系。冷战后亚太地区基本形成了中俄美日东盟五大战略力量，四国五方形成了相互借重、相互制约的关系和以中俄、美日、东盟为主要力量的地缘安全战略态势。中、俄、美、日之间合作与竞争、矛盾与协调、接触与遏制的国际关系基本决定了整个地区安全发展的框架、水平和走向。而中美关系又是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核心。目前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问题主要取决于与美国的关系。美国是亚太地区安全的重要主导力量，一方面，美国在该地区朝鲜半岛问题、防止核扩散、环境保护、打击毒品走私等方面需要同中国合作，与中国的安全利益有相重相近的部分；另一方面美国从其维持霸权的全球战略出发，又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对台军售、《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来防范中国，遏制中国的强大，成为中国寻求安全利益的最大制约力量。中国处理对美关系和在亚太地区处理大国关系的基本原则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在维护国家利益、主权独立、领土完整问题上绝不让步，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同时注意方式和手段的灵活，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推动两国关系朝着健康轨道发展。
第二，提出新安全观，搞好与周边国家关系。安全利益的多样化和安全保障的多元化是现今国际安全问题的基本现实。基于这一事实，新的安全观念是各国处理安全问题不可回避的重要选择。针对亚太地区出现的新的危险动向，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指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应当有新的安全观。安全不能依靠增加军备，也不能依靠军事同盟。安全应当依靠相互信任和共同利益的联系”。新安全观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根据冷战后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于1997年正式提出的新的安全理念。它与冷战时期形成的以意识形态划分敌友和以零和关系分析国际安全的观念不同，认为国际安全的基础是共同的安全利益、相互信任和经济发展。新安全观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亚太地区安全问题，不能依靠加强军事同盟，更不能依靠武力和军事强权。只有在双边以及多边的层次上不断推进平等对话，以和平协商的方式消除紧张局势，促进整个地区的共同繁荣和稳定，才是解决该地区安全问题的基本方法。冷战后，中国政府积极支持建立地区安全机制，主张以对话协商促进相互了解和信任，通过双边、多边协调合作寻求和平与安全。在1994年的“东盟地区论坛”首届会议上，中国提出以“建立友好关系，和平解决纠纷，不搞军备竞赛和核扩散，促进安全对话，增进相互信任”为核心的关于地区安全合作的五点原则与措施。1997年，在第四届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中国建议培养一种适合本地区多样性特点的新型地区安全观，强调地区安全合作应加强四个方面：平等、友好和稳定的政治关系，经济合作与交流的经济基础，和平解决争端的方法，对话与磋商的机制。
第三，继续奉行不结盟政策，做负责任大国。中国对维护亚太地区安全的作用日益增长，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与不结盟政策本身即是对亚太地区安全稳定的积极贡献。中国在东亚金融危机中采取的积极政策表明，一个稳定、强大并富于责任感的中国是亚太地区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基石；中国在南亚核军备竞赛爆发后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在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和稳定朝鲜半岛局势中的重要作用，显示了中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 中国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和平为神圣职责 ，1992年中国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参加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1993年中国正式承诺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核材料的进出口、核设备及有关部门非核材料的出口情况。1996年中国批准了《核安全公约》，发表了暂停核试验的声明，同年中国参加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这些举动有助于中国赢得亚太地区国家的信任，有利于增强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
第四，加强国防建设。虽然国际形势总体趋于缓和，但当前亚太地区安全环境的复杂与多变使我们必须保持警惕。中国在优先发展经济、裁减军备的同时，必须保持一定的军事实力，并使之不断增强。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需要的前提下，国防建设要做到平战结合，开支适度，走精兵之路，科技建军，实行积极防御战略，发展高新武器，提高军队进行高技术局部战争的能力。要坚决反对向台湾地区进行武器扩散，不承诺放弃武力实现民族统一的权力，为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做好意外军事冲突发生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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