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转型期民族心理的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民族论文,心理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世纪虽已露出迷人的朝霞，可人们依然难以轻松地舒展一次微笑，焦躁、困惑、失衡、逃避、紊乱、复杂的不安情绪还在不时地袭扰着人。不仅个人如此，整个民族文化心理都处在一种新的“青春躁动”之际，与千百年来的民族传统文化相比较，即使与二十年前相观照，近二十年民族心理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特别是在经济大潮的席卷之下，现代民族心理与传统文化的鸿沟变得愈来愈宽。那么，怎样看待这种变化？本文在历史与现代的背景中对传统文化心理特质与文化心理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力求作一客观地分析，对民族心理中的人格价值意识、道德观念意识、文化心理意识、大众审美意识作一综合思考。
一 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的历史表现与价值认同
欲对当代民族整体的传统文化心理进行全面审视，总结当代历史转型期民族意识、民族性格、民族道德、民族精神发展变化的经验，必须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进行历史回顾。所谓中华民族的整体心理机制是千百年来在历史的流传变迁中形成的受华夏民族集体意识和思维控制的区别于其它民族文化的民族心理活动的机能整合。中华民族整体心理具体的表现为：民族的人格价值意识，民族的文化心理，民族的道德观念意识，民族的审美经验，民族的国民性格等各个层面。
所谓人格价值即人的品格特质在社会实践中表现出来的作用，人格是人的性情、素质、能力的总和，作为民族整体的人格价值，是代表着集体的、民族的、国家的国民品格与集体精神的价值表现。
中国传统人格价值融通于儒家精神所提倡的“知”、“仁”、“勇”的标准之中，其三者的统一是儒家人格最高境界的体现。孔子说：“知（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中庸》中说：“好学而近知（智），力行近乎仁，知耻仅乎勇”；而作为统一的中华民族则始终坚持民族整体人格的主体性和独立性，虽然在历史发展中饱经忧患，屡遭挫折，但在人格境界上却依然屹立，不坠青云之志，不失泱泱大国之风范。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王公下》），表明了大丈夫在权威、富贵面前不屈不挠的独立人格。道家也有着同样的主张，《庄子·外篇》中说：“古之所谓得志者，非轩冕之谓也……不为穷约趋俗，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之民”（《缮性》），主张保持自己的独立的人格，不要丧己于物，不要失性于俗。在爱国的行为上，更是保持着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国格，“以天下为己任”、“安社稷”、“华夷之辨”等思想，都闪烁着维护国家安定，维护民族主权，反对外族侵略的民族尊严的光辉。正是儒家思想熏陶下的华夏民族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意识和爱国意识，才使我们伟大的国家千百年来经历了无数次严峻的考验，出现了众多的民族英雄，保持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完整，使中华民族巍峨的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有着崇高的地位。
所谓道德观念，指一种社会意识形式，是人与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标准、原则和规范的总和。民族的集体道德体系是指整个民族的道德理想、道德原则、道德价值、道德活动、道德教育、道德情感、道德修养等道德基本范畴。
中华民族的集体道德意识是以儒家的“仁”、“礼”作为其精神理想和价值核心的。孔子十分强调仁政德治，认为统治者必须以身作则地致力于道德修养，以德修身，以德治国。“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统治者们“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仁”是儒家的最高的道德原则，是古代的人道主义，“仁”即爱人。他主张“仁”则必隐忍克制，孝宗先辈，“克己复礼为仁”（《颜渊》），“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亲亲，仁也；敬长，义也”。为了实现政治理想，儒家极力主张任贤为才，而贤才必须“仁”、“礼”结合，以德为主。儒家思想还注意内心的探究。所谓“尽心”，就是要扩充人的“善端”，即以“仁”为标准，让人懂得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人们应该努力追求道德的完善，只要真正追求它，就会达到一种理想的境界。孟子同样强调主观努力对道德完善的重要性，道家也十分注重生命道德的修炼。在道德理想上及生命价值观念上，道家、儒家并不排斥而是相互通融的。中国人的道德最高原则是尽己性、尽人性、尽物性、参天地、赞化有。以儒家为代表的道德伦理思想体系，虽然存在着各种不合理甚至是反动的说教，但作为中华民族的道德主体倾向是积极向上适应社会的，并推动了民族自我的不断超越和发展。正是儒家的传统道德的作用，我们民族特别讲究爱国、爱民、爱家、忠勇、信义、勤劳、坚强、真诚、礼让等美德，讲究民族的团结和睦与民族的平等互助，儒家道德对民族心理的形成和民族素质的发展有着重大的作用。
民族文化心理是一个民族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受社会经济结构制约的宗教、伦理、哲学、艺术、道德、思想、习惯等集体心理特征的总体表现和趋势。民族文化心理与历史发展相互对应，是一定的政治形态和经济心理的反映，因此在历时性上具有批判性和继承性。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一种传统的“心性论”文化，以树立崇高的道德和人格作为自己的目的，在人伦的表现中显现文化，所以，中国文化是一种道德文化。台湾当代著名学者韦政通在《中国文化概论》中对几千年文化的特点与西方文化对比后总结如此：中国文化重主体、重德心、重直觉、重内心体验、重文化之统，而西方文化则重客体、重科学、重理智、重客观成就、重文化内别，因此，中国文化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体现出独创性、悠久性、涵摄性、统生性、保守性、崇尚和平、乡土情宜、有情趣的宇宙观、家族本位、重德精神等特征。在文化价值上，尽管传统文化存在着负面影响，但它在教育百姓，开启明智方面；在注重仁伦，强调道德精神，提高人的人格意识方面；在维护民族统一，培养爱国主义精神方面都有着其它民族无与相比的文化价值。总的说来，中华文化心理是中华民族作为历史的创造主体在与世界发展的辩证过程中的整体性和内在丰富性的复合有机体的心理反映，它体现了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的价值选择；它是中华民族心理的具体化和实在化即民族理想和能力的外化；它使中华民族在创造人类社会价值时也使整个民族自身得到了升华和超越。
所谓审美经验，是“美的艺术的哲学”（黑格尔），是人们对生活美和艺术美的一种形象思维和情感体验的外在表现。民族的审美经验是集体审美活动和审美心理的总合，不同的民族在审美形态上表现出不同的风格特征。中国美学从古代到现代都特别强调审美的社会作用与审美主体的内心的追求。儒家特别强调“仁”与“义”的精神内容在审美中的作用。“乐教”、“诗教”、“礼教”都是要求以仁义作为精神内涵。孔子非常注重文学的实用价值，“兴、观、群、怨”与“诗无邪”是诗歌的最高审美的政治标准和文艺纲领，后来的文学观点也都继承了儒家的传统精神，如曹丕提出文学的两大功能是“经国之大业”与“不朽之盛事”，韩愈、柳宗元主张“文以志道”与“文以明道”，梁启超提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最能代表民族审美精神的是道家的审美范畴，从老子到清代的王夫之、叶燮、石涛、王国维，中国传统美学一直贯穿着“四大奇脉”：元气论、意象说、意境说、妙悟说，艺术的内在结构是情与景、意与象、隐与秀、风与骨、阴与阳、柔与刚等范畴的辩证统一。老子追求“大象无形”的艺术境界；庄子崇尚自然本色之美，“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天道》）；司空图提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公安派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这些文论在历史上促成了我国注重清灵、朴素、自然、隽永、静穆、温煦、沉郁的大众审美精神和审美倾向。
传统的人格价值、道德观念、文化心理、审美认同是随着历史本身的发展而不断革新、创造与发展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相结合，逐步形成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共产主义”、“英雄主义”为主体的多层面的新的价值体系和“为人民服务”，“又红又专”的道德精神等，使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心理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对我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总之，不论从文化心理、认识心理、社会心理等层面去考察中国固有的、传统的、以儒家文化为主源的民族心理，还是将西方现代心理作为中华民族心理的参照，我们都不能随便否定传统文化的价值功能，也不能摒斥和指责已构成稳定结构的民族心理。中华民族的人生哲学、生活情趣、审美情趣、思维方式、道德观念是几千年来长期积淀的结果，渊源流长，意义深远，是我们民族精神存在的基本范式。在历史的进化中，东方人的民族心理曾多次面对西方侵略和西方文化挑战的严峻局势，但民族一代复一代地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来抵制这种颠覆，特别是中国的社会虽然经历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文化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东西文化心理产生了强烈的碰撞，然而，中华民族心理的内部机制依然如我，西方涌进的各种思潮最终归于失败，可见，西方的异质文化在某些时候可与东方民族文化互补，而希望其一切观念都可以同化异质文化，特别是想同化象中国这样具有如此悠久历史与十分深厚的文化基础的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民族心理，则只能是痴人说梦或贻笑天下之奇事。然而，虽然中国民族的心理被激进的西化“民主派”斥之为“守其所已知，拒其所未闻”的单一中心的、内向的、保守的文化心理，但是它从来并不绝对是一块“净土”，特别是在当代中国因经济大潮前所未有的冲击，我们遗憾地看到民族文化心理已渐变成“骚土”，民族的感性趣味的表层心理渐已代表传统精神的深层心理。当然，我们完全自信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是不可能真正彻底被“西化”、“自由化”、“新思维化”，不可能毁灭自己去适应所谓的“全球化”时代需要的文化生态，但目前民族心理中表现出的那种浮躁、蜕变、媚俗、亵渎的情绪，不得不让人焦虑、反省、慎思。
二 民族文化心理的变迁与发展
由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运作，社会价值系统和观念形态出现了多样化，民族的社会心理结构随着社会价值体系的变革而发生了变革，但在没有足以促成新的社会结构产生之前，还不会有一种高级的、共同的、趋于中心地位的理想价值体系。个体间、各种体系之间的变异、冲突仍在不断进行，这种社会内部不同价值体系的矛盾斗争的对立统一使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变得复杂化。其表现如下：
首先，社会心理意识的失衡与民族传统的人格精神的消解。社会心理意识是指个人与社会、个人与集体、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情感和态度，包括公民意识、集体意识、国家意识、人类意识。在价值观念上，商品经济使公民意识中的个体意识得到充分地发挥，参与意识、竞争意识、风险意识、开拓意识、效率意识、创新意识、独立意识被不断强化，但另一方面，群体意识、民主意识、法制意识、政治意识、国家意识却在不断弱化。人们的思想、行为已不再是过去简单地恪守、认同、忍受和服从，而转为以现实中的价值期数作为社会实践操作的坐标。我们应该承认这种转变的积极意义和逻辑合理性，它使民族心理从过去的封闭走向开放，主体性精神得到弘扬，物质文明得到发展，文化建设形成多元格局，但更为复杂的是这种转变也带来人文精神的困惑和社会心态的失衡。“政治”、“国家”、“集体”、“品格”被一些人看成是“虚体”和“软体”，没能给现实中的个体足够的欲望满足，他们的期望值有所流失，于是他们的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就自然发生了倾斜，前定的“为人民服务”，“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等价值理想开始转向务实化和功利化，社会责任、统筹协作、奉公献身、大公无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高尚品质已明显减退。传统的理想人格也发生了演变，在一些人身上“义”与“利”发生了倒置，“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政治格言似乎已失去意义。
其次，社会道德意识的蜕化与人生价值的平庸。道德是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的总和，任何人的行为实践都离不开道德的约束，一个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和高尚道德意志的公民总是能在现实社会环境下积极继承历史道德的优良传统和以道德判断灵活地调整自己与社会的相互关系。然而当前我国社会道德意识的变化，却有些令人担忧。过去我们的道德价值取向是以国家、集体、他人作为本位，个人以“天下为公”为己任，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利益的关系，而现在越来越变得以个人为本位，耗蚀国家、腐败堕落、拜金主义、假冒伪劣、色情泛滥、人伦混乱、缺乏信仰、物俗化与粗俗化等各种丑恶现象相当严重。过去我们的道德风气和道德价值观念是崇拜英雄、学习先进、争做标兵、追求荣誉、讲仁、讲善、讲义、讲良心，而现在是“躲避崇高”、消解英雄、戏谑文化、理想贬值、追逐新潮、膜拜金钱、哗众取宠、急功近利的道德“滑坡”。在传统文化中最为重视的是道德观念，儒家精神哲学的核心体现在道德哲学，孔子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篇》），现在是要从儒家的“道”与“德”的规范中解脱出来，但是也不能不讲道德。必须用现代化的角度，从新的观念和新的关系去建立新的道德秩序。
再次，民族整体文化心理从过去的自傲到今日的自嘲与自卑。我们曾为拥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灿烂文化而无尚自荣，并在实践中处处以传统文化的要求去实现自己的社会关系，而现在文化本身也变成了市场经济中的商品。中国传统化心理注重的人格、主体，德性、内心、体验、信义、宽容在现实社会中遭到了抗拒。另一方面，我们的文化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在西方文化面前变得自卑。尽管从近代以来就在“中体西用论”、“西体中用论”和“中外为体，中外为用”等各种观点之间论争，但中国传统的人格和精神，传统的道德行为，社会传统的基本价值观和范畴一直是占据主导地位，具有十分坚定的抗变性，而现在一些人提倡建立全球化的文化，我们的文化已被西方思潮侵蚀，越是民族的和越具中国特色的被解构得越厉害迅速。在文学艺术领域内，传统精神的消解与被摧残最为严重，文学创作已严重西化，古典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被抽象的、阐释的、或调侃的、纵欲的“现代主义”和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消泯或被挤到边缘地位。在一些“精英”们对西方的各种思潮分外献媚时，传统文化越来越陷入了尴尬和困惑。
再者，民族审美心理由传统的优美高雅的风格趋向浮浅鄙陋的审丑状态。我们的民族一向崇尚自然本色之美，天生丽质之美，温柔敦厚之美，中和无邪之美，神韵性灵之美，崇高与庄严之美，文统与道统的和谐之美。而现在大众的审美心理已在商品经济冲击后也被烙上了“市场”的痕印，一些人在市场的指挥棒下追新逐潮。他们的审美观念已趋于华丽、奢侈、浮艳、浓密、新奇、舒适、虚饰、怪诞、戏谑、调侃，一些粗俗下流的影视作品居然颇得一些人的欢心和倾倒；在消费审美心理方面，部分人已形成了媚洋定势，洋烟、洋酒、洋车、洋狗等都会使他们洋洋得意。“洋”就是新与时髦的表现，唯“洋”为美，而国有的东西无论多美多新则仍属第三世界的“余孽”，不能放出新奇的光茫，唯“内”为丑，民族审美心理在转型时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畸变”。
民族文化心理在新的历史转型期的变迁不仅仅在以上几个方面，但总的趋势是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并不是精神垃圾的东西而是经过千百年来锤炼的优秀的价值观念和尺度遭到批评和排除，以偏执求战的心理对待传统文化，将社会沉重的负疴统统归之于传统文化。每当提到儒学、传统、历史、民族精神、道德理想，往往就被斥之为文化惰性、保守主义、闭关主义、倒退落后、盲目自尊、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等而遭到先验的否定。然而，我们应当承认，在世纪交替之际，民族文化心理的变迁必然会受到现实经济、社会客观环境所制约的，但它也应该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正确引导。为此，我们应该怎样在业已出现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变化中总结经验呢？怎样在改革开放的形式下保持民族文化心理的正常发展呢？我认为必须认识清楚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认清提倡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并不等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尽管即将迈入以信息为主的二十一世纪，但文化差异不可能因“后现代”，“后后现代”而消失。我国是一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国，必须要提倡民族精神，提倡独立自主的精神，维护民族的尊严，我们不能毫无原则的去迎合他人的模式，已有深厚基础的民族文化要经得住考验。有些人错误地将提倡民族文化精神当作是根深蒂固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进行批判，强调融入到世界文化的潮流中去。我们可以理解这些人“现代化”的迫切性，但不能为了“现代”而不要祖宗。我们的民族是一个热情温和的民族，素来注重道德礼教意识和人际关系的和谐意识，在本世纪对待外来文化的冲击时，一向兼容并蓄，很少采取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态度对待外质文化。如果我们环视世界各文化区对待异质文化的态度，与伊斯兰文化区，基督教文化区，甚至被认为领导世界潮流的美国相比，我们的民族在对外质文化上真的是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吗？韩国、新加坡、日本经济高度发达，他们一向十分注重用儒家的传统精神教育本国的民众，而我们为何却在小康的起步阶段叫嚷已进入了“后现代”并希望早日消解民族的传统文化呢？可以说，我们文化在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是顽固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占据了位置，而是极端地、疯狂地去取悦于西方文化，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已日渐稀薄，提倡热爱、保护民族优秀文化精神已迫在眉睫，义不容辞了。
第二 认清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与文化的“全球化”及“世界性”的关系。有人说现代文化发展的趋势，是从各自的区域文化走向全球文化，文化的民族性要融合到人类性中去。这只是表层的把握信息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每个民族的精神可以与其它民族有着广泛的联系和共同属性，但这种联系和共性是相对的，民族自身的物质和文化心理是永恒的，如要想完全同化他族，消灭某种文化的物质和文化心理，除非亡国或完全被殖民化，这在现代可能吗？再说，大一统的“人类性”的标准是什么？“全球化”的体式是什么？这些标准、体式是否排挤民族文化的特征？科学愈发达，现代化愈强烈，民族的文化精神是否一定要加速的消解？不回答这些问题只是抽象地叫喊“建立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心态”、“与国际文化接轨”、“从乡土的、历史的执迷中，转向全球的、未来的……”是没有用的。另外，传统与现代并不是绝对矛盾的，传统是现代的基础，现代是将来的传统。传统和现代某种意义上是相互包容的，传统中消极的东西在文明进化过程中自然会被时代的激流冲去，如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纳妾嫖娼、父罪子还等观念，但传统中表现民族理想、人格、精神、道德的，有助于国家民族凝聚力和战斗力，促成民族建设事业兴旺发达的东西不会停止的，即使生活在美国多年的华裔也不会因洋装穿在身而放火将Chinatown付之一炬， 还需“中国城”作为自己民族文化精神的象征与寄托。
第三 认清西方文化心理中的不合理因素与理直气壮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必要性。目前人文精神为什么会出现令人如此担忧的状况？除了经济发展自身带来的文化冲突外，不可忽略的是近年来意识形态领域的引导作用不力，社会政治管理体系显得萎缩疲软，传统的人文价值遭到冲撞，新的文化精神还没择定和形成，而激进的西化者过多盛情地献宠于欧美的诱惑。盲目引进推崇西方的价值标准，这是对西方的迷信，是民族文化心理极其自卑的表现。我们不主张盲目的自傲，但更不应视西方的标准为统一全球文化的标准。美国可以成为多种民族的“熔炉”，但不能成为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终极“熔炉”。西方文化本身现在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个人生活的极端物化，道德沦丧、物欲横流、人情冷漠、尔虞我诈、湛心利禄等现象叠出不穷。现在不少西方学者把振兴人文精神的理想寄托在优久、绵长、博大的中华文化，甚至说未来的五百年世界是儒家文化领导潮流。现实世界的文化走向十分复杂，未来的世界文化的盟主是否是儒家为先，还待岁月证实，我们大可不必飘然自得，但我们可自信地认为，我们传统的文化体系在世界多元文化体系中有着独特的魅力。对待外来文化，我们要以本民族精神为核心去批判吸收。如果我们一味盲从西方，实际表现出比全盘西化更畸形的西化，处处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一定要社会心理、价值系统和观念形态在内的全面现代化为由，要与国际文化接轨为据，否定传统文化的精髓，那么，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也许是一个经济上附庸他国的小康国家，而中华民族的精神危机则更趋严重。因此，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是必须的、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不仅是大众意识形态领域内要如此，而且特别是在一些领导的生活作风中更应如此。
邓小平同志早就提出在现代化的旅程中，中国要走自己的路，不要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只有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希望。因此，在社会新的历史转型期，我们一定要正确对待民族文化心态的发展，要培养奋发努力，积极向上，热爱祖国，遵纪守法的良好人格，要提倡新时代的“忠”、“孝”、“廉”、“信”、“仁”，对传统文化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只有不盲从于西方形形色色的东西，以民族的自尊和民族精神为主导地位来对待外来文化，我们的整个民族心态才能健康地、稳定地向前发展。
标签：儒家论文; 民族心理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国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