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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园
有人曾经把“创新”比做文坛的“疯狗”，它驱赶得作家四出奔突，许多被后来事实证明了的“新”，实际仍是检拾别人之“旧”。今天提出的“文化守成”新说（或曰：“文化守成主义”）〔1〕， 也许是又一次“狼来了”的呼声？说它是“又一次”，是因为前几年，不断有批评家强占“话语权力”，随意将作家划归“某某思潮”、“某某流派”、“某某主义”，理论家们乱点鸳鸯谱，害得作家哭笑不得。这一次的张承志、张炜、贾平凹可时运不佳，在他先前的弟兄，虽说是不情愿的“拉郎配”，有的却荣幸地戴上了“先锋作家”、或“后现代”的桂冠，而今的张承志们，却被说成是不太光彩的、笼罩着晦气的“文化守成思潮”。
（一）向传统文化开放并非“守成思潮”
当然，要肯定陈美兰教授和她的研究生们，提出一种文化现象来讨论，用意是真诚的，许多富于新意的见解，让人茅塞顿开，思想解放。但要认定张承志、张炜、贾平凹等作家，就是“守成思潮”的代表，他们写的是“守成主义小说”，并举出小说《心灵史》（张承志）、《九月寓言》（张炜）为例，我以为这种判断未免有些太匆忙了。因为，作家在艺术道路上的追求和思考，有许多层次，其艺术个性的弦外之音十分复杂，要经过时间和读者检验，不能一家之言，一锤定音。尤为甚者，更不能捕风捉影，凭只言片语，就推论出张承志等“重要作家”是所谓“信仰失落”、“现代性立场消失”、“人民话语的隐退”。并以鄙夷的口吻指责人家说：“张承志们看来也无法成为新的信仰的构建的承担者。”因为他们“精神困惑使他们对信仰的追求也困惑。”〔2〕
还是冷静地回到现实中来。我以为陈美兰教授等提出的一些现象或问题，并非什么“守成”或“守旧”，而是一种向传统文化开放，借复古以求新，重建现代精神文明的一种自觉要求。实行对外开放，给中国现代化带来巨大的物资效益，但同时，西方各种思潮和文化，也打着开放的旗号席卷而至。影响所及，是西方的精神垃圾，与我们刚刚兴起的市场经济所产生的负面效应的合流，造成世道人心的巨变。敏感于时代神经的文人、作家，深刻意识到自己的神圣职责。如何才能拯救民族的灵魂，找到精神家园的安妥之所，开放传统文化，以拒斥“恶性西化”冲击，是这种思潮的起因。政府对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提倡，民间兴起的“国学热”，以及自发兴起“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可见汹涌之势锐不可挡。陈美兰教授说：有种“思潮在滋生”。我以为“思潮”存在，但不是“守成”或“保守”，也不是“信仰”失落了，而是在“寻找”。寻找是一个过程，一个艰难的历程。矛盾产生在错综复杂的寻找之中。一部分人追逐新潮，面向西方，媚下脸来，想与西方实行“对接”，可人家不赏脸，自讨没趣，国人也不认可。另一些人，包括海外学者有识之士，则转向东方，从中国古代哲学中寻找智慧，寻找重建现代人文精神的因子。这就是向传统文化开放，采用传统的视角。这两部分潮流，都怀着寻找的渴望和善意，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目标是一致的。在中国众多的文人、作家中，绝大多数人，面对国人的文化素质和道德意识的低落，心怀焦急忧患，上下求索。他们当中有的人怀瑾握瑜、坚守气节，不崇洋，不媚俗，能够自律自重、守我清贫。他们以神圣的信仰存在于中国文坛，是当代中国的精神财富。还有一部分人，负笈踽行，象一位传统文化精神的布道者，他们向宗教心灵、儒道禅宗、大地母亲、民族家史，寻觅做人的哲学，以抗拒物化的污染。他们或寻根忆祖，或清理古典养分、传统美德，对现代人性良知的泯灭进行修复。他们在精神侵犯面前，不随波逐流，要坚定做一位“不撤退者”的勇气和傲骨，应引以为民族的骄傲，人民的福祉。被陈美兰教授等人指出并批评的张承志、张炜等作家，也许正是这些佼佼者。我们怎能治病乱投药方，射箭投错了靶子呢？
向传统文化开放，也许算不了什么“新潮”，与陈美兰教授所说的“新理想主义”也沾不上边。但它是中国的、民族的，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基础。它不“反对现代化”，也不是没有“现代性立场”，只是不与那种“伪现代”、“假新潮”同流合污罢了。
本来，讲“开放”应该是向西方文化开放的同时，也应对传统文化开放，在东、西方文化交融、比较、碰撞中，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这是马列主义关于文化建设的基本观点。可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自五四“打倒孔家店”以后，开放就极少。在“极左”横暴的年月，“传统”与“封建保守”划上等号，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新时期文学自“伤痕”以后，出现过“寻根文学”热潮，那也是向传统文化开放的一种尝试。步入90年代以后，文化转型出现了危机，使作家更增加了对本土文化失落的惶恐，以及对代之而起的西方价值观及其生活方式的负面作用的忧虑。这时，在知识文人中，产生某种东方怀古情结，有些人站出来呼吁弘扬传统文化，挽救高雅艺术，这是人心所向，顺乎潮流之事。可是，也有人不赞同。他们称这些人为“狂呼派”。说他们是看到自己得不到喝采，便愤世嫉俗，好比堂·吉诃德与风车作战。我在一次座谈会上，亲自聆听到这种声音，他们把这些人称为“后保守”、“后保国”、“后乌托邦”。看来有所谓“新保守主义”的概念悬在空中，正在寻找适合它的猎物。
“文化守成思潮”（？）应该怎样来界定它？显然，这不是一个令人高兴的美称。它与上面所说的“后保守”、“后乌托邦”有什么联系呢？按陈美兰教授的文章所说：“称它为文化守成是因为它不是站在完全守旧的立场来反对现代化，不同于那种顽固落后的封建保守主义。”〔3〕这个定义说明两点， 一是文化守成思潮与“顽固落后的封建保守主义”是不同的；二是文化守成思潮，有站在“守旧的立场”，“反对现代化”的一面，区别只在于不“完全”是。如果这个“定义”能成立，所谓“文化守成思潮”笼罩的范围，就够宽泛的了。
张承志的《心灵史》、张炜的《九月寓言》分明是现代化进程在作家心灵深处留下的轨迹，是作家向民族传统文化开放的深化。《心灵史》向人们诉说的是一种理想、信仰和精神，这正是我们今天向丑恶、污秽、平庸抗衡的精神支柱。这正是现代性的高扬，而不是“退隐”和“退却”。说张承志站在“偏执的文化守成立场”进行创作，根据是什么呢？
姑且承认这就是所谓“守成思潮”了。守住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安身立命立国之本，守住做一个公民最基本的人格和美德，守住经过血与火考验的革命传家宝，守住那些为世界人民尊为中华国粹的文化艺术，有什么不好呢？我们对传统的精华不是守得太多，而是继承和发扬很不够，有些应批判、扬弃的糟粕，反而被挖掘出来，在新时期沉渣泛起。从这个意义上，我赞成张炜为“保守主义”辩护：“我们缺少真正的保守主义者”。
（二）“信仰”、“现代性”与“土地精神”
批评家喜欢用“信仰”、“现代性”等词来否定“二张”，说他们不是“创建”而只是“退守”，最后退守到自己的“西海固”和“葡萄园”，并把这种“土地精神当作时代精神来膜拜”。借以证明张承志、张炜等作家“信仰失落”、“现代性立场消失”。——这是守成主义作家，“令人扼腕叹息”的遗憾。
“信仰”与“现代性”，确实是个闪亮的名词。“人无信不立”，人活在世界上，总要追求点什么，否则猪狗不如。那么张承志、张炜等作家，他们的追求是什么？或者说他们通过作品想要追求什么呢？先说张炜。读他的小说《秋天的愤怒》、《古船》、《柏彗》、《我的田园》、《九月寓言》，以及他的许多散文和访谈录，我们感到他是一位在社会责任方面压力很重的作家，他忧愤深广，为人民的苦难任性歌哭，他强压着胸中的怒火，以诗一样激动的语言，去叙述人间的许多不平事。《九月寓言》是一首德性优美的田园诗。通过小村庄的变迁和衰落，显示了现代工业文明对传统的村社道德和小农经济的胜利。小说用一种隐喻、象征的手法，怀着一种依恋和乡愁，向读者唱出的是一首悲壮地守望最后一个家园的挽歌。张炜决不是那种没有理想的作家。他关心的是如何使人的精神，在现代生活的侵犯下，才不会变得畸形。读他近期出版的长篇小说《家族》，虽然也是写的历史长河中，两个家族的浮沉兴衰，但作家似乎已经超越了他对人物的“道德关怀”，而上升为对革命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礼赞了。可见，张炜没有“守成”，他的“信仰”是十分明确的。
再说张承志，他是一位回族学者兼作家，明确这一点很重要。《心灵史》是张承志走近他的同胞，体验了他们的贫瘠、历史、苦难，达到与他们心灵相契合，而写作的一本超乎世俗的神圣的书。对张承志的“母族”——回族来说，《心灵史》是他们民族史上的神圣和骄傲，对皈依哲合忍耶的儿子张承志来说，才是他的“心灵史”。陈美兰教授等人的文章，对《心灵史》作了完全否定的评价。认为，这是在更深的层次上“折射了张承志们文化心理的衍变特征：现代性立场的消失。具体于作品中便是‘人民’话语的隐退，这是守成思潮的内核之一”。这样的判断是否恰当，应由作品和读者来发言。据《宁夏社会科学》1994 年5期发表伊言的文章说：《心灵史》“被回族读者视为珍品”，许多人不惜重金四处求购。他说，他亲眼看见一位回族老学者，手中的《心灵史》“几乎页页被红笔标示段落，并认真抄录笔记”。〔4 〕另据《回族研究》发表陆迪《做整个中华的儿子》一文，全面综述了回族作家张承志及其《心灵史》“对全国文坛的影响”。文中说《心灵史》在当代作家和知识分子中反响十分强烈。有人认为它在“文化界的上空掠过了一道闪电”，是“对这种媚俗潮流吹响的一声嘹亮的号角”。〔5 〕读者对《心灵史》的评论，有许多文章为证，不想重复。我想着重说明以下几点：
（1）《心灵史》是回族历史上的一部英雄史诗， 书中记录了哲合忍耶民族史上，许多为本民族的生存不惜舍身殉教的英雄。他们那近乎病态的刚毅，那前仆后继、宁死不屈的信仰，那万众一心、用头颅和鲜血写成的血泪史，令人感慨嘘唏，震惊不已。张承志用《心灵史》向我们证明了，中国回民是一种有信仰、有骨气的中国人，他们的精神是我们可以借鉴的一种财富。（2 ）《心灵史》表现回族同胞为民族生存而坚持信仰的精神有其现实的意义。表面看来书中写的是宗教，其实表现的是一种理想，对信教的回民来说，哲合忍耶无疑是他们战胜灾难逆境、厄运的精神支撑和凝聚力，依靠了这种信仰，才有回民生生不息、兴旺发达的今天。当然，这不是鼓励大家去“信教”，而是说明信仰作为人类不屈的精神力量，是伟大而神圣的。回族同胞为着心灵世界不受侵犯，付出惨重代价而终于取得胜利，它对于我们今天追求崇高的理想、健全的人格和新的人文精神，无疑是重要的启迪。（3 ）在《心灵史》一书中，充满了“人民话语”。用张承志的话说：“‘为人民’三个字……我全美了它。”〔6〕事实是：张承志放弃职位和城市生活， 去到西海固的沙沟，和中国最穷的农民结合，作他们的“代言人”，这行动的本身，就是一首为理想而殉道而献身的凯歌。《心灵史》表现的人道精神，也是纯净而高贵的，那里的人们可以忍受最贫瘠、最荒凉的物质生活，然而心灵不可受辱，人格不可出卖。这种自由、理想、人道主义，远比那些甘做精神贱民，在酒足饭饱之余，来高谈阔论“人道”、“理想”、“为人民”更具有“现代性”，更实用得多。
认定张承志、张炜、贾平凹等是守成主义作家的另一根据，是说他们“无法摆脱小农意识对都市的仇视”，他们选择的“守成道路”是“回归土地”。“并把‘土地精神’当作时代精神来膜拜”，“以战斗的姿态走向退隐”。这种把“怀乡”、“怀土”、“回归土地”当作“守成思潮”来批评，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作家创作，只能写自己最熟悉的题材，“农裔作家”从小生长在农村，与田园风光、农民和土地有着天然的情份。
德国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说过：“哲学原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文学创作也是如此。作家从小生活过的地理意义上的田园，正是他寻找精神家园的起始之所。这是一种精神现象，与“守成”无关。人作为自然之子，自脱离母体以后，就成为无家可归的精神流浪儿，回归家园，寻找母亲——祖国·大地·故乡——母亲的形象，成为永恒的主题。郭沫若在日本怀念祖国，他写了著名的诗篇：《地球，我的母亲！》大地·祖国·母亲的形象融于一体。人的精神有一种重返故乡的潜意识，这就是寻找精神家园。特别是在物质文明日益高涨的现代社会，人的精神自由的空间被挤压得越来越小，人性被异化，就愈益希望在心灵深处留下一片古老的绿荫，以还我的本真、本我、本色。当然，这不是寻找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而是净化人的灵魂的一个休闲之所。大地是万物之母，土地连结着人的生命和归宿。只有“土地精神”，才能牵挂大地的劳动者，不忘母亲，不忘本。用作家张炜的话说，作家“应有面对土地的‘大感觉’”，“‘大感觉’确立了，‘小感觉’才有深度。”他还认为，现代人若要寻找“拯救自己的方法”，就是“面临着一片永远神秘又永远陌生的大地”，“如此，他才不会背叛，才会有个立场”。〔7〕今天文学创作中有的作品胡编乱造，脱离生活，有些理论文章照搬“西方话语”，中国人读不懂，与中国现实也不沾边，恐怕就是这些人离开了“土地”，没了“根”，只悬在空中“做”文章。我们的现实，很需要“土地精神”。这是前进和战斗的需要，而不是“背过脸去，不断地退却”。“土地精神”的现代意义会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所认识。
上面我谈了对“守成思潮”的不同意见，也许这看法的本身，就是“守成思潮”。若是，也就认了。
注释：
〔1〕〔2〕〔3 〕陈美兰等《如何看待文学创作中文化守成思潮的滋生》，载《文艺报》1996年2月16日3版。
〔4 〕伊言：《回族文学与民族心理刍议》载《宁夏社会科学》1994年5期。
〔5〕陆迪：《做整个中华的儿子》载《回族研究》1995年1期。
〔6〕张承志：《心灵史》前言。载《回族题材小说选》第245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7〕张炜：《拒绝宽容》载《中华读书报》1995年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