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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美国—欧盟关系同战后传统意义上或者说冷战条件下的美欧关系有很大不同。主要区别在于，后者实质上是大西洋联盟内美国同其欧洲盟国为共同对付苏联而结成的一种军事同盟关系，而前者则是美国和欧洲国家集团的代表欧盟之间超越传统的大西洋框架而发展起来的包括经济、政治及安全关系在内的一种全方位的双边关系。
一、经济关系
经济关系是美国—欧盟关系的基石。对其进行考察是了解整个美欧（盟）关系的基础。
1.贸易和投资关系
贸易和投资关系是美欧（盟）经济关系的核心。近年来，双方间的贸易持续增长，贸易总额已逼近2万亿美元大关。目前，美国是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占了欧盟总进口量的17%和总出口量的18%。欧盟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加拿大），占了美国总进口量的17%和总出口量的20%（注：Pierre-Henri Laurent and Marc Maresceau,eds.TheState of the European Union:Deepening and Widening,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8,p.299.）。从投资情况看，美国和欧盟互为对方最大的外国投资者。美国在欧盟的直接投资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42%；欧盟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53%（注：Ibid,p.299.）。美欧间密切的贸易和投资联系已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大西洋关系的地理特征（注：Simon Serfaty,Stay the Course:European Unity and At-lantic Solidarity,Praeger,1997,p.43.）。
应当说，1994年底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最终成功，对改善和促进美欧经济关系起了重要作用。谈判的成功使多年来存在于美欧间的大部分贸易争端得以解决，特别是农产品出口补贴协议的达成，消除了长期困扰双方贸易关系的一个最严重的障碍。同时，多边贸易协定规定进一步大幅度削减工业品和农产品关税，无疑会使美国和欧盟经济受益，并有助于双方贸易关系的加强。此外，将最惠国待遇扩大到服务贸易领域以及进一步完善争端解决机制等规定，也有利于促进美欧贸易关系的发展。
另一个促进因素是美国和欧盟于1995年建立了旨在推动双方贸易谈判开展的“大西洋商业对话”(TABD)机制。当年11月，TABD提出了建立“大西洋市场”(Transatlantic Marketplace)的建议。该建议在同年底举行的马德里美国—欧盟首脑会议上被采纳，并成为此次会议签署的《新大西洋议程》(New Transatlantic Agenda)和美国—欧盟联合行动计划的重要内容之一（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Bur-eau of Public Affairs,Office of Public Communications,The New
Transat lantic Agenda:Joint U.S.-European Union Action Plan,
Washington,D.C.,3 December 1995.）。“大西洋市场”计划规定美欧进一步削减工业品关税，并就达成电信、信息技术和海上运输服务的全球多边协议以及订立一个新的反垄断合作协议等进行谈判。不过，后来的谈判进程较为复杂，在某些领域里（如相互承认协议和海关合作协定等）取得的进展较快，而在电信和海上运输服务等更重要的领域，进展则相当缓慢，直到1997年后才最终达成协议。
此外，美国和欧盟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在1995年就续延美国—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关于核贸易和核安全的协议达成一致，也可视为双方经贸关系有所加强的标志之一。
2.贸易摩擦和金融矛盾
美欧（盟）贸易关系历来具有两面性，一面是贸易联系密切，另一面是贸易摩擦不断。近年来美欧总体贸易关系的改善没有、也不可能消除其消极的一面（乌拉圭回合谈判消除了美欧间大部分但不是所有的贸易争端）。贸易摩擦仍是困扰美欧经济关系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当前，美欧间的争端主要集中在农业、香蕉、含荷尔蒙牛肉、音像制品等领域。其中尤以在香蕉和荷尔蒙牛肉问题上发生的争吵最为激烈。几年前，美国就对欧盟作出的提高从非洛美协定国家进口香蕉进口税的决定表示不满，称该决定损害了夏威夷以及美国在中美洲的公司对欧盟的香蕉出口。美国采取多种方式对欧盟施压以图促使后者改变决定。但欧盟拒不让步，并且在1996年成功地阻止了美国试图寻求世贸组织进行仲裁的努力。矛盾的日积月累，终于在1999年初导致总危机的爆发。美国宣布将对欧盟限制进口美国香蕉的做法实施报复。欧盟也不示弱，声称将针对美国的报复采取相应的反报复措施。一场空前激烈的“香蕉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幸亏后来世贸组织作出了有利于美国的裁决，才避免了形势的进一步恶化。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99年4月，欧盟又作出决定，禁止从美国进口含有荷尔蒙的牛肉。欧盟的这一决定已引起美国方面的强烈反应，如果矛盾处理不当或是激化，有可能在美欧间触发一场新的贸易战。
除了受贸易摩擦的困扰，美欧经贸关系更面临贸易保护主义压力的潜在威胁。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后，美国和欧盟都表现得比以往更加内向，至少都更多地关注本地区经济的发展。欧盟方面，近年来经济增长乏力和失业问题严重，导致其内部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抬头。与此同时，欧盟极力拓展其对外双边贸易联系，与包括中东欧国家在内的80多个国家签订了双边贸易协议。这一情况令美国感到忧虑，并使它对欧盟关于多边自由贸易的承诺产生了怀疑。然而，美国方面表现出的内向和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比欧盟有过之而无不及。近年来美国经济虽保持了持续增长，但其巨额贸易赤字始终蕴含着这样的危险，即经济增长下滑可能引发贸易保护主义。事实上，美国近期已开始对包括从欧盟在内的钢材进口实施反倾销措施。一旦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出台，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也将是欧盟。因为美国许多潜在面临被限制的进口来自欧盟，如德国的机器工具、意大利和英国的棉毛制品等。同时，自1993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订和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以来，美国国会便未通过新的全球贸易谈判授权。对欧盟近期提出的在世贸组织内开展“千禧年回合贸易谈判”的倡议，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未作出积极的反应，甚至还进行抵制。历史经验表明，除非贸易自由化不断向前发展，否则贸易政策将滑向保护主义。美国和欧盟当前的贸易政策正潜伏着这样的危险。而一旦保护主义真的发生，则不仅会危及美欧贸易关系，而且将严重制约全球多边自由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此外，近年来美欧贸易关系日益受到双方政治纷争的困扰，贸易政治化的倾向突出。1996年美国颁布的旨在强化对古巴、伊朗和利比亚制裁的“赫尔姆斯—伯顿法”和“达马托法”在美欧间引起的轩然大波，就是明显的例子。
如果说贸易争端是美欧间的一个老问题的话，那么，随着1999年初欧洲货币联盟的正式建立和欧元的启动，双方在金融领域的摩擦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矛盾焦点。据分析，欧元正式流通后，将会有大约1万亿美元的国际投资由美元转换成欧元。同时，以欧元为货币单位的政府债卷市场将很快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卷市场（如果欧元区之外的其他欧盟成员国都最终加入货币联盟的话）。这意味着欧元作为一种世界主要货币的崛起，将对本世纪绝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处于国际金融统治地位的美元造成强烈冲击。从近期来看，如何对付美元和欧元之间的汇率波动是美欧货币关系面临的一个严重挑战。这方面存在的一个现实危险是，美国为减少其巨额贸易赤字，有可能采取货币贬值措施，这将导致拥有大量贸易盈余的欧盟的货币欧元升值。虽然欧盟会接受美元作一定程度的贬值以帮助美国减少贸易赤字和缓解其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但不会容忍欧元对美元升值过多，因为这将损害欧盟经济竞争力，并加剧失业问题。为双方利益计，美国和欧盟起码应为美元和欧元之间的汇率浮动确定一个上下限，同时谋求建立新的确保汇率基本稳定的机制。但事实上，美欧并未就此问题进行认真的讨论，更不要说作战略准备和制订应急计划了。
不仅如此，美国和欧盟在国际金融领域里的合作也很成问题。双方不仅未认真考虑欧元启动后在国际货币领域引起的变化，而且也未提出任何旨在对付近年来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性的解决方案。在改进和完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面，美欧取得的进展也很有限。美国还对欧盟未能形成欧元区在国际金融理事会中的统一代表程序表示不满，称在发生国际金融危机时，美国不知该如何同欧元区进行联系和磋商。
二、政治关系
严格地说，只是在进入90年代后，美欧（盟）政治关系才趋于形成。这一关系的核心内容是双方在外交政策领域里的合作及存在的分歧。
1.外交政策合作与行动
1999年《大西洋声明》的发表，是美欧政治关系初步形成的标志。该声明确立了美欧外交政策磋商机制，规定双方首脑举行年度会议（后改为半年举行一次）、在次级别上进行外交政策方面的定期磋商、以及就国内及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合作等。在声明发表后的几年中，双方合作取得了较快的进展，外交磋商的范围包括了恐怖主义、核扩散以及人权等主要问题，双方还合作建立了海湾危机金融协调小组及地区环境中心（设在布达佩斯），并共同对尼日利亚和塞尔维亚实施了制裁。
在上述基础之上，为进一步推动双方政治关系的发展，1994年6月在柏林举行的美欧首脑会议决定，将发展双方在防止国际犯罪、人道主义援助及其协调、以及中东欧问题等方面的合作作为下一步工作的重点。次年6月在华盛顿举行的另一次首脑会议委托一高级小组研究并制订在上述领域进行合作的具体建议。此后由该小组制订的《新大西洋议程》和美国—欧盟联合行动计划，在1995年12月举行的美欧首脑会议上被采纳和签署。《新大西洋议程》是对1990年声明的重要补充和发展。它重申了美欧外交政策合作的方针，并为双方在广泛领域的合作确定了议程。双方承诺在促进世界和平、稳定、民主和发展、联合对付全球性挑战（包括恐怖主义、国际犯罪、环境破坏、人道主义事务以及疾病等）、拓展世界贸易和增进更加密切的国际经济关系、以及建立大西洋合作的桥梁等4个领域进行合作。联合行动计划则具体规定了双方为联合对付全球性挑战而应采取的措施，其中包括在驻中东欧及独联体国家的美国使团和欧盟驻这些国家的代表团之间举行援助协调会议、双方就国际发展合作与人道主义援助问题建立了一个高级磋商小组、在美国与欧盟及其成员国之间建立关于法律实施和惩治犯罪方面的信息交流机制，以及美欧联合建立一个全球预警机制等（注：参见：The New Transatlant-ic Agenda:Joint U.S.European Union Action Plan。）。
然而，此后联合行动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不顺利。突出的问题表现在双方合作的有效性严重依赖欧盟是否在相关领域具有行动能力。情况表明，在欧盟具有行动能力的诸如人道主义事务、发展与紧急援助、民主和市场改革以及移民等领域，双方较容易进行合作。但在欧盟不具备行动能力或行动能力不足的诸如警察事务、防止国际犯罪和打击恐怖主义等领域，双方的合作则较难实现。鉴于欧盟在发展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马约“第二支柱”）以及司法和内务合作方面（马约“第三支柱”）进展缓慢，以及美国外交政策经常受国内因素的制约，美欧政治关系的发展在中近期内将难以取得大的突破。
2.外交政策分歧
美欧在外交政策方面也时常出现分歧。90年代前半期双方在首任世贸组织总干事的提名及是否维持对前南地区武器禁运等问题上产生的激烈争执，就是具体的例子。
近年来美欧间较突出的分歧表现在双方对应采取何种方式对付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的问题上意见相左。美国力主以经济制裁（甚至必要时采取军事打击）等手段来迫使敌对国屈服，欧盟则倾向于采取“批评性对话”的方式同这类国家打交道，同时与它们保持经济上的联系。
1996年，古巴问题成为美欧分歧的焦点。还在同年两架美国飞机被击落之前，美国就对欧盟对古巴采取的政策不满，并试图拉欧盟一起孤立古巴。但欧盟不肯改变立场，德国甚至在1996年同古巴新签了一份投资协定。欧盟及德国的这一作法令华盛顿大为光火。于是，在美国飞机被古巴击落后，美国国会便迅速通过了一个“1996年古巴自由和民主团结法案”，即所谓的“赫尔姆斯—伯顿法案”，该法案除进一步强化美自身对古巴的禁运外，还授权总统对同古巴作生意的外国公司（包括欧洲公司）实施制裁。“赫—伯法”由克林顿总统正式签署后，立即引起欧盟的强烈反应。欧盟谴责美国的这一非法海外治权行为，并指责美国违背了根据世贸组织应遵守的义务，损害了欧盟的经济利益。欧盟以实施报复相威胁，并向世贸组织提出了申诉。为避免危机加剧，克林顿最终不得已动用了总统特别权力决定暂缓6个月实行“赫—伯法”关于对外国公司进行制裁的第3条款，从而使危机暂时得以缓解。
然而，随后发生的新的争执使矛盾再度激化。自80年代以来，美国就一直敦促欧盟及其成员国限制同伊朗的贸易及对伊的贷款，以迫使伊改变其支持恐怖主义的政策。然而，同在古巴问题上一样，欧盟并不买美国的帐。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在欧盟中的亲密盟友德国实际上已成为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一情况令美国极为不悦，于是“赫─伯法”墨迹未干，美国国会又于同年7月抛出“达马托法案”，授权总统对在伊朗和利比亚能源工业投资的外国公司（包括欧洲公司）实施制裁。该法案后经克林顿总统签署后生效。“达马托法”的颁布进一步加剧了美欧关系的危机。欧盟以反对“赫─伯法”同样的理由反对“达马托法”，并申明自己有权为维护自身利益而作出必要反应。由“赫─伯法”和“达马托法”引发的美欧政治和外交纠纷至今未获解决。
另外，1998年12月美国（纠集英国一起）以伊拉克藏匿大量生化武器为由对伊实施空袭，也在欧盟内引起了争议和反对。
总之，进入90年代后，政治关系逐步发展成为美欧（盟）双边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美欧在外交政策领域的合作已由外交磋商发展到在具体问题上实施联合行动的阶段，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同时，双方在外交政策领域仍存在很多分歧，其合作也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这最突出地反映在《新大西洋议程》竟回避了双方在货币及安全领域进行合作的问题。对于这两个问题之被回避，美国也许会这样解释，即它倾向于通过西方七国首脑会议而非美欧双边渠道来讨论货币问题，并且主张防务和安全问题在北约范围内讨论决定。应当说，美国的确没有把欧盟同防务问题联系起来，也不相信欧盟能在短期内建立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但问题是，《新大西洋议程》强调的美欧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和国际犯罪显然属于安全问题的范畴，而欧盟已将建立欧洲安全和防务特性作为其要实现的一个目标。实际上，货币和安全问题被排除在议程之外的真正原因是双方在这两个领域里分歧太大，矛盾太深，因而无法实行有效的合作。
三、安全关系
北约是冷战时期美欧安全关系的核心支柱。冷战结束后，这一情况虽未发生根本的改变，但传统形式下的北约显然已不能够有效地应付欧洲面临的新的安全挑战，同时也不能适应美欧（盟）安全关系发展的需要。对北约进行改造因而成为美欧安全议程的重点。
1.北约的改造
北约改造的核心是确定新的战略概念和扩大职能。1991年11月罗马北约首脑会议宣布将北约军事力量由边界防御转变为快速反应和力量投放。与此相应，北约的目标扩大为不仅要防止对其成员国领土的直接威胁（此为北大西洋公约核心条款“第5条款”的内容），而且要更多地防止非“第5条款”的北约以外地区的危机和可能带来的威胁。之后，维和、危机处理等相继被补充为北约的新使命。1999年4月，北约进一步推出其面向21世纪的“新战略概念”，它的核心是：北约为维护集团利益，可以在防区以外采取进攻行动，而且必要时可以不经联合国授权。
北约改造的过程也是美欧安全关系调整的过程。90年代前半期，美欧在如何解决前南地区冲突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欧盟曾试图在这一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但终因缺乏团结和无力采取行动而功亏一篑。此后，美国揽过领导权并推动北约进行干预，最终在1995年促使有关各方签署了代顿和平协议。紧接着，美国又促成建立了以北约为核心的联合国驻波黑多国稳定部队。北约卷入在波黑实施和平的行动表明了其作用的扩大。
北约改造取得的另一个进展是决定建立“统一联合特遣部队”(CJTFs)。所谓CJTFs，是指由北约内一些（或全体）成员国联合组成一支部队，执行尤其是在北约以外地区的使命，在执行使命过程中可使用北约的设施。根据这种安排，西欧联盟的部队可在美国部队不参加的情况下单独采取行动，并可使用北约及其成员国的军事资产。CJTFs建议最早由美国提出并在1994年1月布鲁塞尔北约首脑会议上通过。经过两年的艰苦谈判，北约和欧盟于1996年最终就CJTFs的具体安排达成一致。CJTFs是美欧间斗争和妥协的产物。对欧盟来说，它期望CJTFs有助于北约内“欧洲支柱”的加强，同时，这种安排也使它首次能够考虑单独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至少在理论上如此）。但另一方面，CJTFs无疑是对欧盟建立独立防务梦想的一个打击（至少在短时期内如此），因为根据规定任何CJTFs都必须获得北约理事会的批准，换句话说，美国对CJTFs拥有否决权。因此，CJTFs的实质在于重新确认了美国的领导作用及北约在美欧安全关系中的核心地位。尽管从巩固大西洋联盟的意义上讲，北约的加强也意味着美欧安全关系的加强。
2.矛盾和存在的问题
北约改造取得的突破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欧安全关系，但远不能消除双方在安全问题上存在的深刻矛盾。
对冷战后欧洲安全事务主导权的争夺依然是美欧矛盾的焦点。美国欲通过改造后的北约继续保持对欧洲的控制。欧盟则试图通过发展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谋求欧安事务的主导权。这是双方之间长期的、深刻的和难以解决的矛盾。CJTFs虽在表面上加强了美欧安全关系，但实质上使这一矛盾更加深刻。CJTFs实际上是美国采取的一个以退为进的策略，即接受欧盟发展其安全和防务特性以阻止欧盟和西欧联盟获得更大的独立。美国推动北约对南联盟动武，除了想进一步挤压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和战略空间外，也有籍扩大北约的作用来抑制欧洲发展独立防务的考虑。美国将欲加入欧盟的一些中东欧国家抢先拉入它控制下的北约（1999年3月波、匈、捷三国被正式接纳加入北约），更明显地反映了美国想扩大北约势力范围的意图。总之，维护北约在欧洲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以此加强对欧洲的控制仍是冷战后美国对欧政策的重要目标。从目前的情况看，美国在同欧盟争夺欧安事务主导权的斗争中暂时处于上风。但欧盟并未就此放弃建立欧洲独立防务的目标。欧盟在前南问题上遇到的挫折促使它进一步认识到建立欧洲安全和防务特性的重要。最近，欧盟内部加快了将西欧联盟并入欧盟的讨论，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前意大利总理普罗迪公开表示建立“欧洲军”是欧盟今后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可以预见，随着欧盟力量的进一步增强，欧美争夺欧安事务主导权的斗争将会更加激烈。
美欧矛盾的另一个表现是，双方难以在欧洲以外地区建立起真正的安全合作。这主要是因为冷战结束后美欧在对潜在威胁和危机的判断方面出现了巨大差异。美国从维护其全球利益的角度出发，将中东和前苏联两个地区潜在的不稳定、国际恐怖主义以及核扩散等视为对其国家利益的主要威胁，并希望欧洲同它合作以共同对付这些威胁和挑战。然而，欧盟无疑更多地关心其地区利益，继续推进其内部一体化进程和对付邻近地区潜在的不稳定是它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这一任务优先于对外承担责任。这就是说，在欧盟消除其后院的危机和战乱以及完成内部一体化进程（包括实现在外交和安全领域的一体化）之前，它将难以同美国在欧洲以外地区建立真正的安全伙伴关系。欧盟大多数成员国的军事力量在冷战后仍限于本土防御（只有英、法两国保有一定的海外军事干预力量）和军事预算的普遍下降的事实，更进一步制约了美欧在欧洲以外地区进行安全合作。
除了上述矛盾外，美欧安全关系还面临以下两个问题的困扰。一个是北约的扩大和与俄罗斯的关系问题。在此问题上美欧间存在一定的分歧。美国力主排斥俄的反对而倾力推进北约东扩进程，而欧盟则希望北约东扩更为谨慎，以避免轻率的行动给俄国内微妙的民主化进程带来不利影响。欧盟还认为其自身的扩大较之于北约的扩大更为可取，这一看法得到俄的支持。尽管北约成功地完成了首轮扩大任务，但其今后进一步的扩大（将导致北约边界更加逼近俄领土）势必会在美欧间引起更大的争议，特别是鉴于北约干预科索沃危机已经使俄同西方的关系重新紧张。如何处理北约的扩大同与俄的关系仍将是今后美欧安全关系面临的一个挑战。
另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美欧安全关系缺乏大西洋两岸社会的支持。同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不受或较少受到地缘战略变化之影响的情况不同，在安全领域，只有大西洋两岸社会相互感到对方的安全同自己的利益相关，它们才会愿意以金钱乃至生命的代价去维护对方的安全。然而，冷战后的情况表明，由于没有了共同的敌人和威胁，大西洋两岸社会已在相互疏远。虽然美国和欧盟的政策制定者已注意到这一情况（在大西洋两岸社会之间“架设桥梁”被确定为《新大西洋议程》的一个重要内容），并开始采取措施以加强大西洋两岸社会之间的联系。但是，要想使双方公众真正认识并接受欧盟、北约同美国利益之间的关系，在后冷战时代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
四、结论和看法
冷战后的美国—欧盟关系已突破了冷战时期美欧军事同盟的框架，并发展成为包括经济、政治和安全关系在内的一种全方位的双边关系。这是冷战后大西洋两岸关系的一个新发展，其重要性和对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不容忽视。但同时应看到，现阶段的美欧（盟）关系仍是非常有限的，双方存在的分歧、摩擦和矛盾严重制约着其进一步的发展。此外，这一关系也明显表现出发展的不平衡性。相对而言，美欧经济关系更为密切，基础也最为牢固，尽管依然存在贸易摩擦及金融矛盾。作为整个双边关系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美欧政治关系近些年来发展较快，但远未成熟，不仅双方的外交政策分歧依然存在，而且美欧在联合行动领域里取得的进展也非常有限。问题最多的是美欧安全关系，虽然北约改造取得的一些突破有助于缓和、稳定这一关系，但不足以消除双方在安全领域存在的深刻矛盾。美欧争夺欧安事务主导权的斗争依然突出，双方在欧洲以外地区进行安全合作仍存在困难。更严重的问题是美欧安全关系难以获得大西洋两岸社会的支持。归根结底，冷战的结束使得美欧安全关系趋于复杂，而且更难以协调。
今后一个时期美国—欧盟关系的发展将不会一帆风顺，在其发展势头有可能保持的同时，其总体发展的有限性和局部发展的不平衡性仍难以克服。从长远看，美欧关系将难以展现出更光明的前景。目前仍属民族国家联合体的欧盟在可预见的将来，难以真正建立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从而会严重制约美欧关系的发展。即使欧盟有朝一日能够有效地扮演一个政治及安全角色，美欧关系也很难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实际上，一个强大的欧盟的全面崛起将使它同美国的关系更难协调。这不仅因为摆脱美国的影响和控制历来是促进欧盟一体化的基本动因之一，而且因为美国不会接受一个强大的欧盟向它在西方世界的领导地位挑战。战后美国对欧盟一体化的政策表明，它主要是出于利己的考虑而支持欧盟的一体化进程，其目的并非使欧盟真正发展成它的平等的伙伴（注：前法国外长和前欧盟委员会专员谢松认为，美国似乎不大乐意承认欧洲作为美国平等伙伴的地位。在不同的领域，美国分别将欧洲视为一个有用的伙伴、一个不受欢迎的竞争者、或者是一个招人生气的对话者。参见：
Claude Cheysson,"Defining Europe's Place in the World",The Ph-
ilip Morris Institute,Working Papers,What Global Role for the
Eu?September 1997,p.37。）。更确切地说，美国从未希望出现一个真正与美国平等的欧洲，双方之间也从未真正有过均衡的关系。孤立主义时期的美国因其自身的虚弱而惧怕欧洲联合；二战后力量增强的美国选择了支持并控制欧洲一体化；冷战结束以后，尽管美国声称要同欧盟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注：David C.Gompert and F.Stephen Larrabee,eds,
"America and Europe:A Partner-ship for a New Era",RAND 199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但在欧洲人看来，美国真正要欧洲做的是为它的霸权付款（注：参见：William Wallace and jan Z-ielonka,"Misunderstanding Europe",Foreign Affairs,Volume,77,
No.6(1998),p.67。）。总之，现实中的分歧和潜伏的深刻矛盾，注定了美国—欧盟关系的发展难以克服有限性，尽管这不否定美欧双边关系对美欧各自发展的重要性及其对世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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