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与生态的二律背反论文

论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与生态的二律背反论文

论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与生态的二律背反

胡姣姣,张 振

(西安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摘 要: 工业革命后,人类社会生产力取得巨大发展,经济建设成绩斐然,但生态环境问题也随之频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展开了激烈批判,资本具有逐利性与增值性,而地球资源却是有限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也对资本与生态的不可调和性进行了描述。西方比较有代表的学派,比如生态马克思主义学派、有机马克思主义学派也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性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发展史也是一部生态破坏史,为了自身经济利益忽视其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且通过生态殖民主义向发展中国家转嫁污染物等。

关键词: 生态危机;生态文明;二律背反

当前,全球生态问题突出,但生态环境问题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的产生与人类的实践活动紧密相关。在工业革命以前,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有限,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存,人与人之间和平共处,人与社会之间和谐共生,这一阶段虽有小范围的生态破坏,但不会产生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更不会有生态灾难。自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以来,在科学技术的大力推动下,社会生产力取得巨大发展,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取得了比此前时代更多、更大的成就,创造出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但另一方面,在取得诸多丰硕成果的同时,大气污染、气候变暖、极地冰川融化、水资源污染、酸雨侵袭、资源能源枯竭、土地沙漠化、大面积森林被砍伐、生物多样性锐减等生态环境问题频现,这些问题都不利于人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甚至严峻到威胁人类的生存。

早在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两位伟大的革命导师就曾敏锐地发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对立,并从哲学自然观的角度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虽未有专门的生态学著作问世,但从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Dialectics of Nature)等诸多著作中,资本与生态的不可调和性显露无疑。近现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对资本主义制度展开了激烈批判,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生态灾难的根源,他们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化生产方式以及这种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的分析,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性”。

就在2017年9月,医院跟英国诺丁汉大学启动一项新的全科医生培训合作项目。“英国的全科医生体系在发达国家中独树一帜。我们希望通过与诺丁汉的合作,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全科医生培训体系。”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的批判

资本的生态悖论。资本对利润的无限追求与地球有限资源之间的矛盾是无法克服的。一方面,地球拥有各种供人类衣食住行所需的资源,但这些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过度开发利用地球资源、人为肆意毁坏生态环境,结果必然是人类社会与地球环境的共同毁灭;另一方面,资本自产生起就具有无限追逐利润、不断扩张的邪恶本性。“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300%的利润,它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被绞首的危险”[1]。资本被马克思称之为“可以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家正是通过借助其掌握的资本创造价值,资本是资本家获取利润从而发家致富的法宝。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生产的唯一目的是借助资本的增值性获取利润,资本家通过尽可能地增加资本积累来赚钱,资本的这种无限增长性满足了资本家“用钱生钱”的要求,但自然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无法与资本无限增值同步进行,为满足资本不断扩张与增值的欲望,资本在全球范围内不间断地寻找可以创造价值的资源,资本不惜以人工的力量改造自然界和自然界的各种有利用价值的事物,使他们能够产生更多的价值。资本家为了赢利首先考虑的是最直接、最近的结果,恩格斯曾引用过西班牙种植场主为了眼前的利益不顾子孙后代长久发展、焚烧大片森林培育咖啡豆的例子就是很好的例证,这种只顾眼前利益的资本积累过程,必然带来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同时加之资本家的过度消费,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自然受到破坏,进而带来生态灾难。资本与生态的这种对抗性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法调和。

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理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在改造与利用自然的过程中,既使自然界人化,又使自然事物发生了异化,“异化劳动,由于一方面使自然界,另一方面使人本身,使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它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2]。这种异化劳动,在扭曲自然的同时也扭曲了人的自然与社会性本质,它将人与自然看成是孤立与对立的关系;它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为资本服务,都受资本驱使,为利益所支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都处于金钱与利益的统治之下。在这种异化关系中,自然的异化将产生生态问题,这主要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将追逐利润(剩余价值)作为自己的唯一价值追求,人类要在自然中获取利益,就自然把自己放在了自然的对立面,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人与自然关系的颠倒“完全割裂了人与自然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它将自然界仅作为人类征服和统治的对象”[3]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过度消费。加拿大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本·阿格尔从异化消费理论阐释造成全球生态问题的原因,他在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指出:资本主义异化消费使人的本性发生了巨大变化,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评价人们的幸福指数在于消费水平与消费级别,为此人们的精神世界受到物质财富的控制而极为单调和枯燥,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受到抑制;这种异化消费更是与资本扩张与增值的本性相关联,这与地球资源的有限性构成矛盾,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这种“虚假需求”,资本加大了对资源的掠夺,最终的结果是爆发严重的生态危机;生态危机也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正是由于资本主义中存在的这种失去理智的异化消费,实质上加剧了生态危机严重的程度,适度消费是缓解当前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状况的途径之一,“我们必须把人的需求问题看作是生态相互作用的更大系统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10]

相对于生态马克思主义学派,有机马克思主义产生时间较晚,但该派学者也对资本主义制度展开了激烈批判,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具有毁灭性、破坏性,资本主义发展带来严重的贫富两级分化,带来了全球性生态灾难。在有机马克思主义看来,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过分强调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造成了自然资源的极大浪费和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而且,资本贪婪的本性也决定了其对利润无休止的追求,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伴随着对自然资源无休止的掠夺和破坏。同时,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过度消费行为上,有机马克思主义与生态马克思主义观点基本一致,都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异化消费、过度消费的不正常情况,这种畸形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造成了自然资源的过度浪费和自然环境的严重污染,是造成今天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该派学者代表菲利普·克莱顿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中贫富两极分化致使1%的超级富豪消费了其余99%的人的生存资源,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哲学,一直是破坏环境的罪魁祸首”[11]。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存在“二律背反”,两者之间互相矛盾、不可共存,“资本主义对个人利益和财富的无止境的追逐、对地球自然资源的过度攫取和过度消费,已经造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生态和人道主义灾难”[12]

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造成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不是科学技术本身,而是利用科学技术无休止地谋取利润最大化的贪婪资本家。虽然,在过去几百年里资本家利用科学技术的发展改造了自然界,为人类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但是同时也极大地破坏了地球的生态环境,人为地造成了人类与自然的对立。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促使资本家滥用科学技术榨取、剥削剩余价值,破坏性地改造自然,把一切可以利用或者不能利用的自然资源贴上人类的标签,致使自然资源枯竭、自然环境污染、自然生态失衡。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从资本的本性出发,认识到造成资源环境破坏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家错误地利用科学技术谋求私利,而非科学技术发展本身。

二、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批判

爱尔铃克铃尔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创建于德国斯图加特,是全球知名的汽车密封件供应商。自1879年建立至今,其在汽车零部件贸易和生产领域已经有130多年的历史。目前,爱尔铃克铃尔总部位于德国代廷根,旗下18家合资及全资子公司分布于欧洲、亚洲及北美,为汽车制造企业提供隔热罩、发动机汽缸垫及其他密封件等产品。

(一)生态马克思主义学派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批判

1.‘out’ 内‘ou’ 读/ au/(基本读法);2.‘cousin’ ‘tough’却是//;3.‘cough’ 是//; 4.‘soup’ ‘group’是/u:/;5.‘could’是 /u/; 6.‘court’‘source’是 /:/(受’r’ 影响 ); 7.‘journey’是/:/(也是受‘r’ 影响) 。这些音都常用而字数亦为数不少,故我不想用“例外”来形容这些音。那我们应如何应付?

所有患者均进行基础性内科治疗,主要采用硝酸脂药物、β受体阻滞剂、ACEI药物、阿司匹林片,等药物进行基础治疗。对照组患者在此基础上采用辛伐他汀(广东彼迪药业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H20066221)治疗,首日20 mg,1次/d,四周之后可以调整,最大剂量为40 mg/d,晚间顿服。总疗程为14 d。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患者用药基础上,服用氯吡格雷(乐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H20123116),75 mg/次,早餐后口服,总疗程为14 d。

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不可调和性。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安德列·高兹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处于对立状态。经济理性的特征是“一切从经济观点出发,扫除从经济理性观点看来不合理的价值与目标,这样最后就只留下个人间的金钱关系、只留下人与自然间的工具关系、只留下阶级关系,从而产生一无所有的工人——无产阶级群体,这一群体被剥夺了任何特殊的利益”[7];而生态理性则是“尽可能提供最低限度的、具有最大使用价值和最耐用的东西,而花费少量的劳动、资本和资源就能生产出这些东西”[8]。高兹认为在经济理性指导下,商品交换支配着资本家的生产活动,而商品交换必须遵循市场自由交换的原则,在这一原则驱使下商品生产者和购买者之间是相互割裂的,他们只能在商品市场的自由竞争中发现自身和对方。如此以来,资本家受经济理性地驱使会认为生产的越多越好,根本不会考虑商品的购买者(工人无产阶级群体)是不是有能力和有意愿购买生产的商品;同时在经济理性支配下,资本家受资本逐利性和增值性的支配,不会花费时间、金钱、人力与物力等去进行生态的保护,相反会为了得到高额的经济利益毫无顾忌地掠夺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

资本主义制度本性使然。美国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永不安分的特点,追逐利润、获取财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高目的,不扩大投资资本就会断裂,资本主义就会出现危机。资本主义快速发展时期,资本主义国家主要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进行资源配置,保证资本家可以占有和利用更多的生产资源为自己赚的高额的经济利益,这样就激化了地球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资本家唯利是图的本性之间的冲突。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这种不顾一切追求经济利益增长的做法,使资源过度消费、生态环境破坏成为必然;不仅如此,资本要求在短时间内得到投资回报,但环境保护却需要较长时间,这样一来,“资本主义投资商在投资决策中短期行为的痼疾便成为影响整体环境的致命因素”[6]

“双重矛盾”性。美国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詹姆斯·奥康纳提出“双重矛盾”理论:“第一重”是马克思所阐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基本矛盾”,这个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基本矛盾,它会带来经济危机;“第二重”被奥康纳称之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该矛盾的产生是由于“资本主义从经济的维度对劳动力、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空间,以及外部自然界或环境的自我摧残性的利用和使用”[9],最终结果将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的无限增值本性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不可扩张性之间的无法调和,快速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同时也快速消耗着全球范围的自然资源,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近代以来,随着人类改造自然的步伐加快,生态环境问题成为全球的突出问题。生态马克思主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长期考察、研究资本主义和生态问题的基础上,一致认为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之间存在着的必然关联,并在实践中猛烈批判了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的生产与生活方式。

对统计的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17.0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n表示。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有机马克思主义学派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批判

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揭示现代社会生态问题的实质和根本原因;只有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发展模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现代社会的严重的生态危机问题。马克思曾批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视为自发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服从于人的需要”[4]。相反,共产主义被马克思看作是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5]。恩格斯也认为要想资本主义生产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影响,不能只靠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还需要认识资本主义生产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运动规律,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变革,将资本主义变革成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作为生产资料的自然资源是公有的,自然资源的分配是在共产主义社会生活的人们共同控制的,因此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不会被盲目的力量支配,而是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行交换,这种物质交换是以最小的资源消耗为基础的,是在最无愧于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的。所以,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生态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解决资本与生态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根本方法就是变革资本主义社会为共产主义社会。

三、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生态破坏史

资本主义生存与发展的源泉在于资本,资本具有反生态性。为最大范围地获得剩余价值,资本家根本不会顾及生态环境,甚至为了获得眼前的短暂的经济利益而牺牲子孙后代的长远的利益。虽然资本主义百年来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文明成就,但为之付出的代价惨重,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千疮百孔、伤痕累累、不堪重负。

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用牺牲生态环境的代价换取的,20世纪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出现了轰动全球的“世界八大公害事件”,不仅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而且在短时间内造成人群大量发病、死亡。1962年,《寂静的春天》出版,该书披露了资本主义国家滥用农药带来的生态灾难,迫于压力美国政府后来通过了在国内禁止使用DDT的法案,然而美国并未禁止将其出口至其他国家,这种为了自身利益的短视行为是对自然生态的不负责任,更是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不负责任。1992年,地球高峰会议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这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史上意义非凡,世界各国共同承诺为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然而,“一些资本主义大国竭力争夺生态主导权,他们更为关心自身利益,并非真正关心人类未来和地球资源,他们希望打破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生态问题上的这种‘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企图推卸发达国家在气候问题上的义务、责任”[13]

应对全球生态环境问题,需要全世界所有国家共同努力,然而资本主义国家却为了自身利益而忽略其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为人类免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威胁,1997年12月,《京都议定书》在日本京都制定,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起初在该议定书上签字并做出减少碳排放的承诺,然而不久后美国却第一个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在《京都议定书》的第二承诺期,日本和俄罗斯是坚决反对派,澳大利亚是温和反对派,欧盟是中立派。2015年12月12日,《巴黎协定》在巴黎气候变化会议上通过,此协定为应对2020年以后全球气候变化而做出的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基于所谓的“美国优先”政策,于2017年6月1日宣布退出该协定,这个全球碳排放量最大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拒绝承担全球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

不仅如此,资本主义国家还推行生态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污染转嫁等较为隐蔽的方式,将污染物转移至其他国家,以此减轻对本国的污染。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蓝天白云”是以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为代价,发展中国家的领土、领海甚至领空都可以被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当作可以随意使用的“污水池”。在工业布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将“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企业安排在国内,而将“高污染、高能耗和高排放”的企业安排在别国,这样污染物也自然而然地转移至他国。同时,更为直接与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其在本国生产的“洋垃圾”以“出口”的方式,“低价”或“转赠”于发展中国家,这不仅可以处理本国企业排放的有污染的垃圾,还可以赚取本不该有的额外收入,而为此垃圾输入国深受其害。广东省汕头市贵屿镇曾被称之为“电子垃圾拆解第一镇”,这些废旧电子电器许多来自于境外,它们被称为“洋垃圾”,它们是通过非法途径进入我国,废旧电子电器拆解行业虽然给这个小镇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小镇却难以承受环境恶化带来的诸多弊端。据资料显示,“2016年我国对固体废物的进口量占全球年产生量的56%,而这些垃圾大多来自发达国家。全球每年产生4100万吨电子垃圾,预计到2017年全球电子垃圾总量将增长到5000万吨。不幸的是,其中的90%都倾销至了发展中国家”[14]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是造成当今世界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它要追求最大化的利润,根本忽视其对自然资源和环境造成的巨大破坏,将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根本对立起来。社会主义制度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具有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比拟的巨大优越性。首先,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了资本主义坚持的“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观点,倡导尊重自然、遵循客观自然规律,坚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坚持自然资源社会公有,坚持从社会和人类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努力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其次,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可持续发展观,不追求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科学的社会生产计划尽可能地避免过度消费自然资源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第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统一,社会化的大生产是社会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互助合作关系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生产的物质资料可以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保证了物质资料的生产不会过分剥夺自然资源,出现肆意扩大的情况,符合全球建立公平公正的生态新秩序的要求。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71.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1.

[3]周光迅,王敬雅.资本主义制度才是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8):135—144.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393.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5.

[6]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3—4.

[7]Andre G.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M].London and New York:Verso,1989:19.

[8]Andre G.Capitalism,Socialism Ecology[M].Lodon and New York: Verso,1994:32.

[9]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M].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284.

[10]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慎之,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485.

[11]菲利普·克莱顿,贾斯廷·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M].孟献丽,于桂凤,张丽霞,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6.

[12]汪信砚.有机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J].哲学研究,2015(11):3—10.

[13]陶正付.气候外交背后的利益博弈[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9(1):125—130.

[14]曹方超.拒绝洋垃圾进口须练好固废回收“内功”[N].中国经济时报,2017—08—02(02).

On the Antinomy between Capital and Ecology under the Capitalist System

HU Jiao-jiao, ZHANG Zhen

(School of Marxism,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productivity of human society has achieved tremendous development, and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the eco-environmental problems have also occurred frequently. Classical writers of Marxism have fiercely criticized capitalism for its profit-seeking and value-added characteristics, which contradicts with the limitation of earth resources. We can find many descriptions about the irreconcilability between capital and ecology in Marxist classics. Some representative schools in the West, such as the Ecological Marxist School and the Organic Marxist School, also exposed and criticized the anti-ecological nature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The hist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is a history of ecological destruction. The economic achievements of capitalist countries are at the cost of destroy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or their own economic interests, they neglect the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What’s worse, they transfer pollutants to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by ecological colonialism. The socialist system has great superiority in develop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solving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Key words :capitalist system; ecological crisi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Marxism

收稿日期: 2019—03—11

作者简介: 胡姣姣(1996—),女,河南洛阳人,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张 振(1988—),男,山东淄博人,讲师,博士后,主要从事公共管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 F091.9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3871(2019)03-0051-05

DOI: 10.16752/j.cnki.jylu.2019.03.009

(责任编辑:李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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