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中，最早的理论始见于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当代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经济学家，则试图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特别二战以来的繁荣和滞胀中，总结经济稳定增长的特征，预测未来经济的长期趋势。哈罗德在1939年发表的《论动态理论》一文中，试图把凯恩斯采用的短期、静态均衡分析方法提出的关于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或就业理论长期化和动态化。1948年他在《动态经济学导论》一书中提出了关于经济增长的模式[1]。50 年代发展起来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则把凯恩斯以前经济学的边际生产力理论、生产函数理论引进经济增长中来，代表人物有索洛（R.Solow）、斯 旺（T.Swan）等人[2][3][4]。新剑桥学派则以李嘉图的收入分配理论 为依据，把收入分配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结合起来，并把它们同宏观经济的稳定条件联系在一起，研究经济增长问题，代表人物有钱珀努恩（D.Champernowne）和斯拉法（P.Sraffa）等人[5][6]。80年代中后斯，以罗默（P.Romer）的《收益递增和长期增长》和卢卡斯（R.Lucas）的《论经济发展机制》的论文为标志，经济增长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7][8]。
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大体上可以作这样一个划分：一类是将技术当成是外生变量的经济增长理论，以索洛（R.Solow）为代表：另一类是将技术当成是内生变量的经济增长理论， 主要是 80年代以来罗默（P.Romer）等人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为代表。
一、外生技术的新古典增长理论
人们对经济增长理论较为系统的研究是从哈罗德和多马开始的[1][9]。50年代的宏观经济学中，增长率的概念并不被重视。“在经济理论中经济增长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它好像总是在附近徘徊，但却很难被邀请出来。它被当成是理所当然的，或者被当成一种事后思考”[9]。 哈罗德对于增长的看法，无论在概念的内涵方面还是在实施的细节方面都是典型的凯恩斯式的。
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理论强调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发展学派突出了提高储蓄率的必要性，在这个过程中，它们都反映了当代发展经济学的要旨。罗斯托（ W.Rostow）和赖维斯（A.Lewis）把提高储蓄率当作经济由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关键。新古典 增长模型的出现，破除了资本积累被夸大了的作用。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是以5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学家索洛（R.Solow）和丹尼森（E.Denison）研究美国的经济增长为代表的， 其理论占据统治地位近30年[2][10]。该理论以资本边际收益递减、 完全竞争经济（隐含规模收益不变）和外生技术进步及其收益不变为其理论假设。索洛模型认为， 当外生的技术以固定比率增长时， 经济将在平衡增长路径（Balance Growth Path）上增长，而当外生技术水平固定不变时， 经济将趋于停滞，投资仅能补偿固定资产折旧和装备新工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丹尼森等人通过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证实和巩固了索洛的观点。正因为该模型强调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故被称为“技术决定论”的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另一个重要假设是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各国没有技术水平的差别。因此各国有很强的使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率趋于一致的倾向。而事实正与之相反，这是新古典增长理论无法解释的地方。
早期哈罗德—多马模型与新古典模型的共同点是，认为促进经济增长的第三个因素——技术进步，是外在决定的、偶然的、无成本的资源。在1957年索洛的著作中，技术进步被看成是增长模型中的主要决定因素[3]。
卡莱斯基（Michal Kalecki）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的出发点是自然增长率模型和实际增长率模型[11]。通过在各种限制因素约束下寻求适度增长率和合理增长的途径，解决投资与消费的矛盾。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即投资的生产效应、设备损耗的负效应及改善设备利用程度的效应。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限制因素主要也来自三个方面，即积累与消费的矛盾、劳动力的供给状况和国际贸易状况。由此他认为，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根本出路在于促进技术进步。而促进技术进步的主要途径有三个，即提高资本集约化程度、缩短设备寿命周期（提高折旧系数）及改善现有生产能力利用率[11] 。
二、技术内生化的新经济增长理论
1962年阿罗提出（K.Arrow）“干中学”模型， 指出技术进步是增长模型的内在因素[12]，社会经济整体中的每一个企业都被设想是按规模收益不变的原则进行经营，因而，在知识水平既定的条例上，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倍增将会导致产生倍增。然而，企业通过投资增加资本存量的行为提高了知识水平，所以作为一个整体，经济是按收益递增原则运行的。
罗默的著作对“干中学”模型作了修改[7]。 他认为知识是生产函数中的投入，竞争性均衡由于受外部因素影响，与总效益递增相一致。即使在保持完全的竞争均衡中，人均收入也可能无限制地增长，资本收益率也会增加。同时，新知识作为经济长期增长的终极决定因素，来源于对技术研究的投资，而技术研究本身都是收益递减的。罗默还论证说，他的模型中的三个关键因素，即外部条件、产品产出的收益递增、新知识产出的收益递减，与竞争性均衡是一致的。卢卡斯认为，新古典增长理论不是经济发展的有效理论，其理由是：①该理论无法解释不同国家间发展水平和增长率的差异；②该理论预期国际贸易将导致国家间原先不同的资本-劳动比和要素价格趋于相等，这与现实不符[8]。卢卡斯在1988年用人力资本尝试解释了持续的经济增长率。他证明了人力资本的增长率正比于人力资本生产过程的投入产出率，正比于社会平均的和私人的人力资本在最终产品生产中的边际产出率，反比于时间贴现率。如果说卢卡斯的贡献是把原来外生的技术进步因素转变成人力资本来研究，从而根据贝克尔的理论把人力资本内生化，那么罗默等人的贡献在于直接把技术进步内生化[7][13][14]。 卢卡斯将人力资本引入索洛模型，视其为索洛模型中技术进步的另一种增长动力形式，卢卡斯视其人力资本积累为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并使之内生化，这与以前的以技术进步为特征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是不同的。卢卡斯、罗默模型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充分强调智力投资是增长过程中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的生产比实物资本的生产重要。所有这些模型分析都得出一个同样的结论：研究部门的研究是次优的，因为由此带来的利益为大家所共享。罗默的模型说明，拥有大量人力资本的国家会取得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人力资本水平低下是欠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较慢的原因。
罗默（P.Romer）的博士论文“外部因素、 收益递增和无限增长条件下的动态竞争均衡”建立了一个基本与实际情况相符的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与新古典理论相比，罗默的理论除了考虑资本和劳动两个生产要素外，还加进了第三要素——知识。与新古典理论相比，罗默的理论更趋合理，这主要表现在：一、罗默等人的理论承认知识能提高投资收益，从而说明了一定时期内投资收益率的现象和各国间经济增长率的非收敛性；二、新古典理论认为技术进步只是偶然的，而罗默等人的理论则认为知识是一个生产要素，在经济活动中必然象投入机器那样投入知识；三、罗默等人的理论承认投资促进知识积累，知识又刺激投资，从而得出投资的持续增长能永久性地提高一国增长率的结论——这曾是传统理论一直否定的观点。罗默在其最近的研究中已将其理论加以完善，他同时考虑了四个生产要素：资本、非熟练劳动、人力资本（以受教育的年限来衡量）和新思想（可用专利来衡量）。罗默的理论与新古典理论对垄断的看法也不一样。新古典理论中，“完全竞争”是规范准则，而垄断则是一种严重的偏离现象。罗默却认为，垄断力量也会有用，甚至起关键作用，它提供了使公司从事参与技术性研究的动力。
新增长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有三个重要区别。一是罗默将技术看成是经济系统的一个中心部分，是“内生”的。他认为，尽管任何特定的技术突破都可能是随机出现的，但技术整体的增长同我们投入的资源（人力、物力）成正比，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认为技术是外生的，是可能从天上掉下来的随机事物。二是罗默认为技术可以提高投资的收益。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发达国家能够保持较强劲的经济增长率，而不是象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所说的那样出现投资收益递减的情况。三是罗默的研究显示，投资能够使技术更有价值，而技术也能够使投资更有价值。这听起来象是一个循环图，但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能长期恒定地促进一种经济的增长。 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称罗默“是80年代最有影响的经济理论家”。美国《经济学家》杂志载文说， 在今后数年中，“罗默的理论很可能会成为主导思想的基础”。
新增长理论的价值已日益显示出来，但其最大的价值是对制定经济政策的影响。新增长理论断言，政府仅仅重视经济周期是完全错误的。新增长理论能够间接地引导政府更加认真地考虑教育、投资、研究和发展、贸易改革和知识产权等问题。
对新经济增长理论作出贡献的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在罗默理论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杨晓凯引进了交易成本，刘易斯、贝克尔和诺斯等人引进了制度因素。受罗默等人的影响，杨晓凯提出了把交易成本与分工演进相结合的模型[15]。他认为分工的深化增加了用于协调分工中的劳动者的交易成本。因此，分工虽然收益递增，但受到交易成本限制。分工深化必须改进交易机制的效率，因此他们把制度进步与劳动分工连接起来。贝克尔认为杨晓凯没有处理知识在分工发展中的作用[16]。
三、新增长理论的最新发展及面临的挑战
1991年，贝克尔在他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劳动分工并不象亚当·斯密所论断的那样主要受市场范围的限制，而是主要受“协调成本”（Coodination Costs）的限制（相当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分工的扩展与知识的积累相互作用[16]。贝克尔的模型把知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一般性知识，以人力资本为载体通过王朝效用函数（dyn-astic utility）内生积累，另一部分知识以技术进步乘子的方式积累，是外生的（与索洛模型中的技术进步一样）。贝克尔还指出，由于均衡增长率依赖于协调成本的弹性，从而法律健全或政治稳定的国家不仅可以有较高的人均收入而且有较高的增长率。这样，加上卢卡斯1988年的研究，理论上共分析了三个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率的因素，即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的水平和决定“协调成本”的制度因素。
将制度演变引入经济增长的是诺斯和刘易斯。诺斯在1993年的文章中建立了制度演变的基本模型[17]。该模型强调了文化的作用。布坎南对于法律（一种制度安排）的作用也作了论述，他认为：①法律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保护得以延续并抵制新法的引入；②法律可以看成是某种“资产”，人们建立它的目的是从未来的合作中获得利益[18]。
刘易斯和诺斯在经济增长的研究上都重视制度因素的分析[19][20]。他们都强调企业家创新、制度创新、知识增长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认为所有权是生产制度中的决定因素，有效的产权结构能促进经济的增长。刘易斯和诺斯把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加以考虑，运用现代产权理认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哈罗德——多马模型从储蓄率与投资的角度出发分析经济增长，库兹涅茨从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发展过程出发分析GNP变化的经济增长， 他们都忽略或抽象掉了社会制度变迁的作用。波特（Micheal Porter）在其著作《国家的竞争优势》中对经济发展作了一个阶段性的划分[21]。他认为，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是“要素推动的发展阶段”，优势在于廉价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力、土地等）；第二阶段是“投资推动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服务业开始增长，技术创新越来越重要；第三阶段是“创新推动的发展阶段”，波特认为美国和前西德已进入这一阶段，日本停留在这一阶段之前；最后是“衰落的阶段”或“财富推动的发展阶段”，英国处在这一阶段。波特刻画了经济发展的一般过程。
如果罗默的探索作为新理论，牛津纳菲尔德学院莫理斯·斯科特则对这一理论提出了挑战。斯科特认为，技术进步或“知识”不是一个区别于新资本的商品，也不是一个在罗默模型中可以单独投入的要素，知识和投资必须要结合在一起。斯科特还认为，新古典生产函数中对资本的衡量办法是根本错误的。生产函数涉及到净资本量的变化，即用总投资减去折旧是错误的，必须抛弃将产出与资本量相联系的生产函数的观点，最好用资本的变化——总投资的变化来解释产出的变化。柯日维（Louis Corriveau）认为，罗默的理论有三个方面的不足。一是人们事 先无法知道他将会发现什么，因此学习自然是一种不确定的过程，而罗默认为学习过程是既定的；二是人们寻求创新的目的在于获得回报，而这当中存在着风险，罗默的理论无法解释这一有风险的创新过程；三是罗默的理论局限性太大，无法将增长理论与波动理论融合起来，必须加进一些外生变量，才能解释增长与波动[14]。柯日维试图通过分析创新活动的微观经济过程，从而揭示创新与经济增长率及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中何以引起经济波动。柯日维的研究显示，①技术进步过程是不确定的，而这种不确定性带来了生产率增长的波动；②产出的下降趋势不是由技术的冲击带来的，而是由分配给创新活动的要素增加带来的，因为分配给创新活动的要素增长了，必然导致生产中的要素投入减少；③科研创新投资回收期长，本阶阶的科技投入要在下一阶段才能见效，往往导致减少科研投入，从而导致下一阶段社会福利水平的下降；④产出具有随机性（这与尼尔森的分析一致）。
康瓦尔（John Cornwall）认为，新增长理论的主要缺陷是在于它 的两个假设，即充分就业和单一生产部门，由此导致了增长是由供应决定的。康瓦尔认为，需求决定产出。他强调需求及需求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22]。
四、结束语
对经济增长理论的评价已经很多，经济增长理论就是在批评与改进中逐步发展的。我们认为对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必须注意以下两点。首先，经济增长理论在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重要影响正日益显示出来，哈罗德和多马把增长观念引入经济理论之中。而且稳定状态和平衡增长概念的中心作用都发端于他们的论著。哈罗德最主要的贡献在于他强调了企业家预期的作用是难以实现充分就业稳定增长的主要原因，这一思想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重又得到了论证。索洛等人的论证“接受了除固定比例的假定外的所有哈罗德——多马假定”[2]。 尽管新古典理论的结论和经济增长的事实较为符合，但也受到了“剑桥学派”的批评。罗默在批评的基础上将经济增长理论带入了“新增长理论”时期。新增长理论也正在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其次，经济增长理论，无论是新古典增长理论还是新经济增长理论都离不开投入要素分析及技术进步贡献这条主线。当然也有经济学家引入了交易成本及制度变迁等概念，波特将经济发展阶段化，也是从要素推动、投资推动和创新推动等角度进行的。所有这些，都不是简单抛弃前人的成果，而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寻找新的突破，也只有这样，新的突破才会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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