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展道路到社会质量：社会发展研究的范式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社会发展论文,发展道路论文,质量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中国需要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①，伴随着国外社会发展研究领域学术著作的大量迻译，其后社会发展研究渐入佳境。梳理社会发展研究的理论脉络，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社会发展的研究中，人们已经实现了认识上的两次飞跃：第一次飞跃是破除了片面的发展观，摒弃了单纯将经济增长等同于社会发展的观念；第二次飞跃是在社会发展道路和模式上，认识到既不存在唯一道路，也不存在统一模式。在上述两个飞跃的基础上，当下社会发展研究正面临着一个新的重要的范式转换，即从关注发展的道路和模式，转向关注发展的质量。
社会发展研究中认识上的两次飞跃
早期的发展观是片面的、单纯的经济发展观，人们普遍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一切社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是社会发展的现实将这种朴素的发展观击得粉碎，发达国家和后发达国家所经历的“有增长无发展”的现实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这种发展观的局限：片面的GDP至上的发展道路是行不通的。但这样一个今天看似非常简单的道理却是众多国家付出沉重代价历时很久才认识到的。在社会发展研究中，以佩鲁提出的“新发展观”、罗马俱乐部所描述的“增长的极限”为代表的发展理念实现了社会发展研究中认识上的第一次飞跃。
即便上述认识在几十年前就发生了转变，但是这不能完全杜绝后来者重蹈覆辙。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早期，我们并没有走出传统发展观的局限，而是将发展单纯地理解为经济发展，各级政府的工作重心均是发展经济，这种思维方式曾经在一段时间里表现得非常明显。但是，经济增长了，物质丰富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也接踵而至。历史上发达国家和后发达国家曾经遇到过的“有增长无发展”的境况在我们的实践中重新上演。所幸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及时地叫停并终结了片面发展观可能带来的更深危害，实现了认识上的第一次飞跃。
要理解社会发展研究认识上的第二次飞跃，我们需要简要回顾一下西方的社会发展理论。既然西方发达国家较发展中国家更早进入现代化的征程，那么西方的道路是否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未来之路呢？这一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和讨论。概括地说，针对此一问题的理论成果主要有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
现代化理论建立在对欧美现代化发展进行概括的基础上，这种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内部原因，而未能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仍处于传统社会阶段；而要实现这种转变，必须引进西方文化价值观。依附理论则主要是用“中心”和“外围”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来解释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不发达的原因。它从西方发达国家与非西方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掠夺与被掠夺的不平等关系着眼，在批判现代化理论的价值观念内因决定论的同时，陷入了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外因决定论，即片面地强调经济。世界体系理论用体系观点来分析整个世界及其组成部分的发展与变化，它不像现代化理论那样只注重单个国家的现代化，也不像依附理论那样将世界简单地划分为中心与边陲，而是将整个世界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探讨其总体的发展规律。
上述三种社会发展理论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试图给出一个统一的社会发展模式。但遗憾的是这些理论都没能深入地从社会现实层面来探讨特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进步与发展，它们隐含的前提性假设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道路和模式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未来之路，这一点是西方社会发展研究在理论上的重要局限。
中国在社会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探讨上对社会发展研究的理论贡献可谓卓著。社会发展研究中认识上的第二次飞跃也即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与实践。在道路模式的探讨上，中国的社会发展从一开始就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践行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道路，其实质是对前苏联模式的修正；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实质是对西方模式的否定。所以说，在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探讨上中国从来就没有因循旧模式，而是另辟蹊径，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中国社会发展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表明：在社会发展道路和模式上，既不存在唯一道路，也不存在统一模式。一国一社会（甚或一国内部各区域）都要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探索适合自身具体国情的发展道路。这对诸多渴望走向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们之所以总结和概括社会发展研究中认识上的两次重要飞跃，主要是认为今后社会发展研究将面临一个方向性的选择，需要实现一个重要的范式转换，而这两次认识上的飞跃则是一个重要的前提性问题。我们认为，在摒弃了片面的发展观和对道路模式的探讨有了清晰认识的前提下，社会发展研究的纵深是关注社会发展的质量研究，换言之，发展出一套概念、理论和方法来衡量、测度甚或比较特定社会的质量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研究的下一波走向和趋势。实际上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也提出了这样的理论要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目标的提出，实质上已经将社会发展的焦点引向关注社会发展的质量，如何建设一个富裕和谐的使全体人民能够有尊严地生活的社会正成为当下社会发展研究的重点。为此，社会发展研究需要实现研究范式的转换，即从关注发展道路和模式的研究，转向关注社会发展质量的研究。
社会发展研究的新范式——社会质量
那么，如何判定一个社会是好的社会还是坏的社会？如何衡量一个社会的质量的好坏？已有的社会发展研究理论并没有给出回答，主要原因是社会发展的质量并没有进入传统社会发展研究的视野，更遑论发展出一套针对处于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社会的”质量的较完备的测度方法。
当然，经济学家有各种各样的指标来比较各经济体间的经济差距，但这远不够用以全面衡量社会的发展状态和质量。自从库兹涅茨在1934年提出GDP以来，它一直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测量标准。但是，众所周知，GDP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标准有很多缺陷，因为它既不能反映非经济性活动，也不能反映社会的不平等、福利和生活满意度等关乎社会发展的质量方面的重要问题。对这一点经济学家也清楚地意识到了，他们试图超越GDP的话语霸权及其对“社会的”方面关注的不足。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提出的人文发展指数（HDI）② 就曾经为联合国接受用以比较国际间的人文发展状况，虽然。HDI的指标过于简单，不足以覆盖衡量社会发展的一些重要方面，但其对社会发展中“社会的”关注则提醒人们发展的目标所在。随后发展出的一些研究，例如对加尔布雷斯20世纪50年代在《富裕社会》中首次提出的“生活质量”（QOL）③ 研究的拓展，都在试图超越发展问题上关于经济中心的片面性，关注发展中“社会的”层面。生活质量研究中设立了许多指标测度关乎“生活的”各个层面，但缺乏连贯的理论整合而使其显现出试图涵盖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局限。当今世界人们正试图寻找新的衡量社会质量的恰当的概念。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牵头组成的一个有关经济表现和社会发展衡量方法的经济学家委员会不久前指出：“我们需要一系列更广泛的指标，从而更准确地捕捉福祉和可持续发展，以评估经济和社会的表现。”④
可以说，迄今人们已经对关注社会发展的质量达成了共识，虽然在很多情况下没有使用“质量”这个概念，例如，中国对和谐社会的追求实际上就是要实现一个高质量的社会。对社会发展的研究者而言，发展出一个可以度量“社会的质量”的理论和测量工具是社会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社会质量”（Social Quality）的概念应运而生。
“社会质量”概念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欧盟学者采用的一个用以衡量社会发展状况的概念。该概念提出后在欧洲受到高度关注，无论是学界还是欧盟均致力于研究、推广这一全新的社会发展理念。欧盟为此成立了欧洲社会质量研究基金会用于资助和推广社会质量研究的普及，1997年又通过了欧洲《社会质量阿姆斯特丹宣言》。该宣言给出了提出社会质量这一全新的社会发展理念的根本动机：“考虑到所有市民的基本尊严，我们声明：我们不想在欧洲城市目睹日益增长的乞讨者，流浪汉，我们也不希望面对数量巨大的失业群体，日益增长的贫困人群，以及只能获得有限医疗服务和社会服务的人群。”⑤ 这些以及其他指标都表明欧洲社会为所有市民提供的社会质量的不足。社会质量提出后，欧洲许多国家均按照统一的欧洲版本的社会质量指标体系衡量各自国家的社会质量，并据此对有关社会政策进行调整。
我们认为，社会质量概念的提出实现了社会发展研究中研究范式的转换。一方面，社会质量的研究不仅将社会发展研究的重点从发展的道路模式引向具体社会的质量的衡量和测度，进而实现了社会发展研究方式方法的变革；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社会质量的研究把握到了社会发展的目标和本质所在。这两个方面的理由可以从对社会质量的概念和理论的分析中得到确证。
社会质量的概念和理论
社会质量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目前学者们已经将其发展为一个有很大拓展空间的基础性理论框架。从概念上来说，“社会质量是指人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其共同体的社会与经济生活，并且这种生活能够提升其福利和潜能”⑥。社会质量的概念内在地包含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社会经济保障，指人们获取可用来提升个人作为社会人进行互动所必需的物质资源和环境资源的可能性。为了使个体在社会上免于贫困和被剥夺，制度和组织系统要为社会成员提供各种形式的社会经济保障，保障人们在面对各种社会风险的情况下获得所必需资源的权利，这些资源包括收入、教育、健康照顾、社会服务、环境、公共卫生和个人安全等。社会经济保障指向的是社会正义，以抗拒社会给个人造成的风险。
二是社会凝聚，指以团结为基础的集体认同，揭示的是基于共享的价值和规范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的本质，考察一个社会的社会关系在何种程度上能保有整体性和维系基本价值规范。社会如何整合一个个群体、社区，这些群体、社区又如何整合为社会，人们对置身于其中的社会的认知如何，这些都是社会凝聚的要旨所在。从根本上说，社会凝聚指向的是团结和整合问题，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分化或分裂。
三是社会包容，指人们接近那些构成日常生活的多样化制度和社会关系的可能性，人们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获得来自制度和社会关系的支持。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如何通过各种制度融入其中，社会是否有某个人或者某些群体因为具有某些方面的特征而遭受来自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系统性排斥，从而导致社会关系的紧张。这是社会包容的指向性。简言之，社会包容关乎个体平等的权利和价值，并在此维度上减少社会排斥。
四是社会赋权，指个人的力量和能力在何种程度上通过社会结构发挥出来，社会关系能在何种程度上提高个人的行动能力。人们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自主并被赋予一定的权能，以便在社会经济的急剧变迁面前，有能力全面参与。赋权的含义就是增能，它意味着使个体能够控制自己的生活，能够利用各种机会以增加选择的空间。因此，它超越了政治参与这一狭隘的赋权含义，更多地聚焦于个体在知识、技能、经验等方面所具有的潜能以及这些潜能可以实现的程度。社会赋权关注的是社会为个人发挥自身能力而提供的生活机会是否公平，它指向人的尊严。
如果我们用一个类似数学象限的构图（见图1）⑦来表示就能更加清晰地说明社会质量的理论架构。在这个构图中，作为横轴的X轴的左端代表的是制度、系统和组织世界，横轴的右端代表的是群体、社区和家庭。作为竖轴的Y轴下端代表的是个人的生命历程，竖轴的上端代表的是社会过程。社会经济保障的内容在第二象限中（横轴的左端和竖轴的上端区间），社会凝聚在第一象限中（横轴的右端和竖轴的上端区间），社会包容在第三象限（横轴的左端和竖轴的下端区间），社会赋权在第四象限（横轴的右端和竖轴的下端区间）。这一构图，一方面表示的是宏观（社会）和微观（个人）的纵向关系，另一方面则是制度、组织与群体、社区和家庭之间的水平关系。纵轴代表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之间的紧张关系，而横轴则代表制度进程与个体行动之间，或者用哈贝马斯的表达即系统或制度世界与生活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两种持续存在而又密切相关的紧张关系产生了一种动力，这种动力影响了个体的自我实现和集体认同的形成，并将社会行动者转化为能够实现社会质量的行动者。当然，构图中的每一个象限，本身即代表着一个连续的系统：社会经济保障与不安全；社会整合与分化；社会融入与排斥；个人的自主与依赖。
图1 社会质量的理论架构
社会质量有其独特的理论架构，其出发点是消解社会发展与个体发展的矛盾，解决组织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冲突，从而改善社会状况，继而提升个人的福利和潜力。在坐标系的四个象限中，“如果着眼于社会体系、制度和组织体制等社会环境因素，一个社会的社会质量可以通过该社会为人们生活所提供的社会经济保障的水平和程度反映出来。但如果着眼于个体，该社会的社会质量也可以通过该社会为个人提供的进入社会体系的机会、开放度以及个人融入主流社会的可能性来反映”⑧。
我们认为社会质量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实现了社会发展研究范式的一次转换。其一，社会质量的研究实现了社会发展研究方式方法的变革，将社会发展研究的重点从发展的道路模式引向具体社会的质量的衡量和测度。社会质量研究是一项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密不可分的课题。在经验研究方面，上述四个条件性因素构成社会质量的四个基本维度，每个维度下又有一系列次级维度，这些维度可以操作化为一系列测量指标。例如，社会经济安全维度中，包括了健康维持、雇佣和劳动力市场安全、物质（收入）安全、住房市场和生活安全、食品安全以及环境安全等次级维度；社会凝聚维度中，包括了代际团结、经济整合、社会资本、网络和信任以及利他主义等次级维度；社会包容维度中，包括了就业和劳动力市场、教育系统和服务、社会保障体系、社区服务的融入以及政治融入和社会对话等次级维度；社会赋权维度中，包括了社会和文化赋权、社会流动、经济赋权和社会心理赋权等次级维度。社会质量是由一系列内在关联的指标构成的完整的体系（例如在欧盟的社会质量指标体系中，共包含了95个指标），可以通过大规模的调查来收集资料并进行统计分析。统计的结果可以对比，不同社会间的社会质量可以进行比较。这样，社会质量研究实际上就成为社会发展具体状况的度量尺度和测量工具，社会质量概念的提出使社会发展研究从质性研究转向量化研究成为可能。可以说，从社会发展道路和模式研究到社会质量研究是社会发展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转折。
其二，社会质量概念和理论把握到了社会发展的目标和本质所在。在社会质量的概念和理论体系中，社会发展被理解为人的发展，或者是个体的自我实现过程。这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和宗旨是一致的。那么，在社会质量的理论中，什么是社会？它与作为个体存在的人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们是建构社会质量大厦的基石，也是理解社会发展的本质和目标的关键所在。按照社会质量提出者的观点，社会的实质是在集体认同的语境下作为社会存在的个体的自我实现过程。换言之，社会是不断变化的个体作为互动的社会存在来实现自我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人的自我实现的过程，一部分是由历史因素也就是社会结构因素决定的，一部分是由行动者自身决定的。根据这种理论，社会日常生活世界的实现，在于作为社会存在的个体的自我实现与集体认同的形成两者之间的互动。
可以说，社会质量理论的这种认识把握到了社会发展的本质和目标所在。早期的片面发展观之所以被人们抛弃，最根本的一点在于它没有真正把握社会发展的本质和目标。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经济发展观是只见物不见人，只有经济的发展，没有人的发展，这种发展观没有真正理解社会发展的真意。社会发展的本质和目标归根结底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彻底解放，而社会质量理论所蕴含的思想与此并行不悖。
社会质量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从理论层面上来说，社会质量是一种全新的衡量社会发展的理念和研究范式。它摒弃的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观，沿着可持续发展的思路谋求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福祉。从社会政策层面来说，社会质量的研究指向社会政策的制定，社会质量理论及其指标反映了一个社会中人们的生活状况，它涉及政府在收入保障、住房、公共卫生和教育等领域中的政策制定活动。因此，社会质量的政策蕴涵十分明显，它追求社会政策的制定应该朝向全体社会成员共享人类社会发展成果的目标。
注释：
① 高清海、孟宪忠：《中国需要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天津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②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人文发展报告》。
③ 周长城等：《中国生活质量：现状与评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④ Stigliz,Joseph,“Progress,What Progress?”OECD Oberserver,2009.
⑤⑥⑦ Beck,Wolfgang,Laurent J.G.Van der Maesen,Fleur Thomese and Alan Walker,Social Quality:A Vision for Europe,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1,p.375,pp.6～7,p.334.
⑧ 林卡：《社会质量理论：研究和谐社会的新视角》，《社会质量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省社会保障研究中心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