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欧论文,研讨会论文,科学论文,社会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1〔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2-8862(2002)12-0012-03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中国社会科学院STS研究中心和英国爱丁堡大学共同举办的“中欧STS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9月15～18日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4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着新世纪STS的特点和发展趋势而展开，具体包括STS在新世纪的机遇、挑战和新特点、新趋势，技术的社会形成(SST)，高技术对新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STS与技术创新，STS与新世纪中国的科技政策和科技管理等论题。现将会议的有关内容综述如下。
一 新世纪STS研究的特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STS研究中心主任殷登祥教授就新世纪STS发展的特点和趋势做了论述。他认为，由于在上世纪促使STS产生和发展的学术和社会背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世纪STS将具有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1)全球性。上世纪STS主要在欧美、澳洲的一些发达国家发展。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印度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出于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在积极研究STS。日本和韩国尽力想在东西方的STS研究中起桥梁作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和全球性的STS国际会议越来越多。这预示着新世纪STS研究全球化时代的到来。(2)多元性。随着STS研究的全球化，必然导致STS研究的多元化。欧洲学者强调STS理论研究和欧洲特色；美国STS的理论导向和实践导向各自发展，侧重点不断变化；日本强调吸收世界各国的STS成果以及STS研究浓厚的技术色彩；中国强调实践导向，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把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提高到战略高度，以加速实现现代化，同时注意理论研究。发达国家比较重视对科学技术负面影响的研究，发展中国家则更重视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3)整合性。STS研究的全球化和多元化，必然伴随着对STS的系统整合研究。STS从诞生以来的30多年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学术资料和理论成果，已经有可能和必要在新世纪对STS的丰富多彩的关系和科学技术的正、负面价值进行系统的整合研究，得出规律性的认识。(4)人文性。20世纪中叶以后新的科技革命导致全球经济大发展，大大地满足了人类的物质需要。新世纪在继续提高人类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人类的精神文化需求将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样，在STS领域内，对科学技术与人文（如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审美情感、心理活动、语言符号等）之间关系的研究将占有一个新的重要地位，STS研究将日益人文化。(5)“绿色”性。在新世纪，生态环境、能源、资源、人口、气候等关系到人类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性问题的形势将更加严峻和突出。于是，对科学技术与生态环境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的研究将成为愈来愈重要的课题，STS研究将日益“绿色化”和“可持续化”。(6)技术地位的提高。在科学和技术与人、自然、社会的关系中，科学比较间接，技术比较直接。20世纪中叶以来的科技革命实质上是技术革命。高技术与经济社会一体化的速度越来越快。高技术在克隆人、转基因食品和计算机安全、隐私等问题上的负面影响，引起人们越来越大的忧虑。因此，在新世纪对科学、技术与社会三者关系的研究中，技术特别是工程技术，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中国人民大学黄顺基教授就新世纪科技对社会影响的新特点做了论述。他认为，生态文明是在批判、继承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的基础上建立与发展起来的。生态化的生产方式对社会影响将出现新的趋势，它表现在自然观、消费倾向、社会生活、价值取向和管理目标等五个方面。
二 技术的社会形成(SST)的研究
本次会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以研究“技术的社会形成(SST)”而著名的英国爱丁堡学派主要成员近10人与会。这些学者大部分是该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如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罗宾·威廉姆斯教授，荷兰特温特大学的A.里普教授等等。此外还有来自德国、荷兰、丹麦、挪威等欧共体国家的学者。这些学者之间相互交流，共同承担研究课题，而且研究的问题大都集中于“技术的社会形成”这一课题。此外，SST研究也越来越吸引国内学者的关注。在本次会议上，国内学者也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内容也涉及到技术预见、技术的社会建构和技术创新等问题。
1.欧洲SST研究的现状：罗宾·威廉姆斯教授在“技术研究与技术的社会形成观”报告中，对欧洲在技术研究和SST研究中所取得的成果进行了总结。所谓“技术的社会形成”，就是通过技术与社会复杂关系的研究的分析，来达到对技术与社会关系的深入研究。它涉及到了诸多领域，如技术创新过程、技术的社会后果、技术的参与者范围和技术的社会空间的理解等。威廉姆斯指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和背景就是对“技术与社会关系的日益关注”。其原因是由于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不断扩大的社会意义，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从信息通讯技术到生物技术，技术在为人们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带来很大的风险。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辨别和控制风险，或改进技术，以避免出现不希望的后果。由于技术日益摆脱技术制度的限制并逐步渗透到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技术活动涉及到更广泛的参与者。参与者或者作为技术的消费者，或者作为技术的评判者，来评估技术的潜力及其社会意义。
关于技术的社会形成的研究，威廉姆斯认为，SST已经在试图探讨技术变迁的过程，致力于技术人工制品和实践的内容的研究。这一工作的理论基础包括：(1)对技术决定论的批判。(2)拒绝过分简单的创新模式，如“线形”模式。(3)技术发展涉及到复杂的不可预期的创新过程模型（如技术失败和技术的难以预测的影响等）。(4)由于“社会”和“技术”之间密切的相互影响和缺乏清晰的边界，结果形成了对“社会—技术”特性的一种理解。既要考虑到技术选择的社会经济影响，也要考虑到社会活动的物质基础。
威廉姆斯认为，对技术的特征及其社会意义的理解，伴随着新工具和分析概念的发展而变化。由于早期的SST分析对技术的开发者和设计者给予不适当的关注，因而本身也面临着重估和批判。对消费过程和创新的理解，都随着技术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而出现了新的变化。消费过程的研究明确了参与者的范围，技术创新则包含了更广泛的参与者，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工程师和实验室内的活动。
2.技术创新与SST的研究：在技术的社会形成研究中，对技术创新和技术变迁，以及它们与技术政策及其社会背景的关系的考察，也是SST研究和关注的重要问题。这一问题在与会者所提交的论文中非常明显地体现出来。来自荷兰的学者A.里普教授在“语境中的技术创新”，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教授汉斯·波塞在“创新：持续与动力之间的张力”，英国布伦尼尔大学的斯蒂沃特教授在“通过社会网络的技术形成——食品、创新和风险”，以及国内学者肖锋教授在“当前中国的技术创新与消费创新”的论文中都谈到了技术创新问题。究其原因，乃是因为技术创新和技术变迁这一问题的确是SST研究中的核心问题。正是由于技术创新和技术变迁，才打破传统技术与其社会背景，以及社会各因素之间的旧有的相互适应、相互协调的平衡格局，并引发出了技术预见、技术新产品与其所生存的社会背景之间的不一致，或不相适应的问题。这一过程是如此复杂，涉及到的各种因素又是非常之多，从而构成了SST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荷兰学者A.里普教授对创新的社会背景做了专门的考察。他认为，技术变迁开始于把创新引入现存的秩序，新事物的引入是一种转变，各种各样的选择机制将决定它是否能存在和成长。这在技术变迁的早期阶段尤其如此，它对技术开发者、政策制定者和社会评价群体，都是一个挑战。一项技术起初所认定的功能可能与其最终的功能不同（如电话），这对以研发为基础的创新来说，其创新产品的最终成功，还需要再语境化。因为该过程是一个不可能完全预测的过程。所以，加强对技术创新及其过程的研究，应该成为SST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
本次国际会议是一个中西多元文化相互碰撞和交流的大会。英国本土的实证经验主义研究传统、德国理论的沉思风格和中国学者宏观整体把握的思维方式，都在对科学、技术和社会这一理论性和现实性的问题的探索中充分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