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子里的联结——A.S.拜厄特《吹口哨的女人》中的电视与知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镜子里论文,吹口哨论文,女人论文,知识论文,电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吹口哨的女人》(A Whistling Woman)是当代英国小说家A.S.拜厄特(A.S.Byatt，1936-)四部曲中的最后一部。作为拜厄特的又一部“观念小说”，作品字里行间包裹着层层叠叠的宗教与文化外衣，知识的陈述俯拾皆是。对于小说的智性特征，评论界的态度并未达成一致。例如，戴维斯(Steve Davis)肯定了拜厄特将她对“任何事物的智性好奇与清晰明了的叙事、扣人心弦的情节相结合”(24)。他同时批评《吹口哨的女人》过于强调智性因而艰涩难懂，以至于读者永远不会理解所有的典故。与之相反，诺里斯(Pamela Norris)指出《吹口哨的女人》中大量文学与科学的引文赋予人物“无止境的力量”，从而避免了他们各自的悲剧命运(51)。对此，马西(Allan Massie)抱有同感，他在评论这部小说时认为作品是一次“智性探险，充满了生机与活力”(6)。学者们对作品的智性特征给予了关注，但其中不同的知识是以怎样的形式共存、知识的追求者又是如何相互交流与理解却没有得到深入探究。与四部曲前三部作品不同，在《吹口哨的女人》所展现的时代，电视逐渐成为包罗万象的文化形态，一个融会新闻、历史、知识、娱乐，大众文化和高雅文化于一体的“信息库、知识库、文化库”(徐瑞青3)。拜厄特于是在小说中设计了一档电视访谈节目“镜中游”，作为一处典型的知识话语交织的场景，使镜子成为小说中的重要意象之一。这不仅仅是一档评论性的访谈秀，更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与认知方式”(49)。节目围绕一件器物、一种思想和一个人物展开，体现知识的共享与探索知识的过程。 “联结”一语出自福斯特(E.M.Forster)的《霍华德庄园》(Howards End，1910)，主人公玛格丽特费尽周折，努力在不同阶层之间建立联结。卡特(Ronald Carter)在评论福斯特的“联结”时评价道：“如果各种不同的文化与人生态度、甚至相互排斥的价值观念可以沟通，那么个人与社会就可能形成完美而健康的融合，人间之爱就可大放光彩”(转引自董洪川)。福斯特希望英国的各个阶级能够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平等和谐的社会。同时，女主人公玛格丽特的“惟有联结”也暗示了阿诺德(Matthew Arnold)对福斯特在创作思想上的影响。麦格克(E.Barry McGurk)指出，《霍华德庄园》中的施莱格尔一家是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诠释了追求知识与自我完善的希腊精神的真谛；威尔克斯父子则是实用主义的代表，展现了强调行动的希伯来精神。小说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是如何调和希腊精神与希伯来精神，而玛格丽特则成为这种平衡与联结的执行者。 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将希腊精神与希伯来精神描述为“影响世界运转的两大源头”(96)。他从未将希腊精神对智性的强调与希伯来精神对行动的重视割裂开来，而是坚持二者的平衡，认为它们拥有相同的终极目标，即人类的完美或曰救赎。拜厄特是一位以“智性书写”而著称的小说家，她的“联结”承载了作家对于思索的热情。她笔下的人物多是如施莱格尔一家那般追求知识，渴望“如实看清事物之本相”的知识分子、文化精英。因此，“联结”更多地体现在追求知识与自我完善的方方面面之间的联结，其中也不乏智性思索与行动的联结。在《吹口哨的女人》的致谢辞中，拜厄特记录了与不同领域的学者交流学习的经历：蜗牛与遗传学、生理学与认知、电视的可能性、关于金雀花的电影、阅读障碍、关于鸟类的人种学著作、个人魅力、群体与群体治疗、宗教文化等。这表明四部曲中有关科学研究的知识话语并非作者一时兴起、拼贴偶成，而是经过细致严谨的阅读与考察后，以艺术的手法融入自己的创作。拜厄特在文学艺术之外的天地里找寻兴趣点与创造力，并且发现了超越文学知识禁囿的令人兴奋的新途径。因此，这里的“联结”包含了更多层面的意义，包括在知识的不同领域、精英文化与大众群体、自我完善与他者沟通之间的联结。文学知识与科学知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镜头前后的自我与他者通过对电视的凝视以及对镜头的凝视被聚合在一起。“联结”不仅仅是小说中的电视节目“镜中游”的关键词，也是整部小说的主旋律。 一、科学知识与文学知识的联结 文学史上，科学与科学思想以不同的方式被写进散文、诗歌、戏剧之中。而今天，当“文学”与“科学”出现在同一个句子中，二者之间却常常充满了紧张与竞争。探索二者之间是否存在某些共同点往往是争议与分歧的焦点，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斯诺(Charles Percy Snow)所描述的“两种文化”。1959年5月，斯诺在剑桥大学发表了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The Two Cultures and Scientific Revolution)的演讲，明确提出知识分子是两极的，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他们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他认为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革命力量是科学，但科学家不为人所重视和了解，并对文学艺术兴趣淡薄。另一方面，文学家对科学的发展进步茫然无知，思想落后于现实，甚至趋于保守反动。因此，他主张在这两种文化之间架起一座相互了解、相互沟通的桥梁，以利社会的发展(3—4)。实际上，文学与科学是一脉相连的，正如莱温(George Levine)所指出的那样，“科学是嵌入文化之中的”，“科学与文学是在它们所参与的文化大环境中相互形成的，包括知识、道德、美学、社会、经济、政治群体”(5—6)。 拜厄特在利维斯影响下的剑桥大学接受教育，深受两种文化之争的影响。她在《吹口哨的女人》中书写了文学、科学知识话语，并试图以小说创作在二者之间建立起内在联系。在她设计的文学知识与科学知识相遇、交流的场景——“镜中游”中，文学始终是其讨论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第二期节目围绕自由女性、乔治·爱略特、特百惠碗展开讨论。三位嘉宾讨论了爱略特笔下的女性之美，认为作家有意惩罚她笔下那些漂亮的女性人物，那些利用美貌谋利、靠外貌吃饭的女人(144)。“维多利亚小说中的小女孩们拥有智慧、魅力、人性，但长大成人之后却成了怪物、魔鬼、受害者。……或许我们不应该长大”(146)。而以《爱丽丝漫游奇境》(Alice in Wonderland，1865)的作者卡洛尔(Lewis Carroll)、荒诞无聊作品(Nonsense)以及古镜为主题的第一期节目，开始了以科学发现解读文本的尝试。嘉宾格里高利的讨论涉及从儿童的视角看爱丽丝作品中维多利亚式行为，对小门的心理分析式解读，以及爱丽丝梦境的超现实主义激情等内容(135)。他从卡洛尔对“成双成对”的兴趣出发，分析认为：“实际上存在两个爱丽丝，仙境中的爱丽丝·利德尔与她的表妹爱丽丝·雷克斯”(136)。镜子的逻辑轨迹与光点是左右颠倒的，而不是上下颠倒，镜子自有其非逻辑的逻辑性。擅长研究大脑建构视觉世界过程的格里高利在此再现了“镜子游戏”视角下的文本解读，提出从另一面看问题的“穿越”概念，可说是以科学发现解读文学文本的一段颇具新意的文学评论。 如果说小说中的文学知识话语因作者的学术背景而不难理解，那么广博的科学知识话语则很容易激起读者的好奇，因为它们并不是拜厄特所擅长驾驭的知识领域。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指出，“在英国的电视节目中，谈话讨论类节目拥有更为宽泛的范围。主要频道的黄金时段都安排了更多的谈话讨论节目。(与美国相比)英国电视节目的范围不仅更为宽泛，而且更为独立”(Television 46)。“镜中游”中的知识话语从内容到形式都极具开放性，嘉宾也不拘一格。第三期节目的主题是“创造力”，更加直接地探讨了文学与科学的碰撞。嘉宾之一、认知心理学家品斯基在节目中对于什么是创造力这一问题给出了科学的定义，同时并不否认科学之艺术性的存在，指出认知心理学与精神分析不同，“它本身就是运用诗性印象与共鸣的诗歌”，甚至计算机也会学习，会辩读印刷的字母和摩斯密码，“也许有一天会理解《哈姆雷特》或贝多芬第三交响曲”(153)。这样的观点难免遭到攻击，小说中的精神分析学家甘德认为，科学家总是将科学发现作为创造力的范式，但是“你永远做不出一个可以解释《李尔王》的试验程序；你永远不会在实验室模拟出贝多芬卓越的感伤力，或意大利画派名家皮埃罗·德拉·弗朗西斯卡名作《基督的洗礼》中数学精准与宇宙领悟之间的平衡”(152)。在他看来，伟大的艺术作品向世人展示了人类力量真正的极限，它们接受阐释而又抗拒归类，这是科学无论怎样努力也难以企及的。 对于文学艺术领域的作家们来说，科学思想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也是一座矿藏丰富的寻宝之地。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些作家是否会在作品中书写科学知识，而是作家与科学家是否能够分享相同的世界观。乔治·爱略特曾经运用19世纪医学的最新科技成果作为观察人物的方式，以细致入微的科学观察方法书写人物、表现人物性格。时至今日，许多受到科学研究方法启发而创新的叙事方式已经不再新鲜。后现代理论家批评现代科学，试图为科学“去神秘化”。在他们看来，科学同样是文化建构，不再拥有接近知识与真理的优先地位。霍甘(John Horgan)强调“一些最著名的科学家提出最具后现代性的假设”，并称其为“反讽的科学”。库恩(Thomas Kuhn)也指出，科学试图揭示的是流行的科学范式，它并非一成不变。许多大科学家不再抱有他们完全客观地生产可信赖真理的观点，相反，他们更愿意思考“现实”的现实性。 二、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联结 科学的发展也促使精英文化走向大众。小说所描写的时代是“一个语言成为图像附庸的时代，电视机的使用和普及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48)，一些原本属于精英范畴的知识已经通过电视这种大众传播媒介变得触手可及、人人可享。“20世纪70年代初期，人们已经生活在通讯技术的新时代里，大部分以电视的新形式为中心”(Williams，Television 139)。电视机前的观众从未被要求接受过高等教育，知识话语存在的空间已经通过科技的进步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尽管如此，固守利维斯主义的人物在小说中仍然存在。例如弗莱德丽卡的父亲比尔·波特痛恨电视机的普及，他斥责道：“对个体真正的危险来自这个小屏幕，它消解了读书、交谈、游戏、技艺与生活”(VG 325)；接受精神理疗的摩尼教徒兰姆也认为收看电视节目“不是一件小事，而是非常可怕的事，它会改变我们意识的性质，包括智者、无知者、愚蠢者”(197)。这颇似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否定态度，认为这种文化植根于当代社会公共生活中的流行文化，是垄断资本主义通过掌控传播媒介制造虚假需求，沉浸在娱乐和消费中的人们日渐丧失其主体和个性。但伯明翰学派做出了相反的认识预设，他们“认定大众文化具有天然的反主流意识形态倾向，而资本主义宰制意识形态则是由受主流媒介推崇的精英文化来维持和传承的”(转引自张琦141)。尽管接受传统英式教育的弗莱德丽卡仍持有传统观点，认为“我们需要的是语言建构的图像”(48)，却已身不由己地钻进了这个“小盒子”并在其中大展拳脚。 阿诺德是精英主义文化观点的第一人，他一方面肯定了艺术作品对于人生理想、人格塑造、理解世界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开始了艺术作品与大众文化的割裂。20世纪30年代，“利维斯主义”(Leavisism)开始了对英国文化界绵延达40年之久的影响。这种思想与阿诺德的文化观一脉相承，均认为文化是文明的极致表现，是少数受过教育的精英人士的关怀对象。对持利维斯主义的人而言，首要历史使命是捍卫文化精华，亦即“一面建立判别好作品的文学典律，一面批评使人‘耽溺’于‘丧志’的广告、电影和通俗小说”(巴克45)。与之相反，威廉姆斯反对精英主义概念，强调文化日常，他认为文化的本质在于“文化永远是既传统又创新的，同时是最平常且人所共知的意义”，“文化”一词包含两种意义：“既意味着生活的全部方式，即共享的意义；也意味着艺术与学习，即探索与创意活动的特殊过程”(Culture xvi)。①拜厄特一方面继承了利维斯主义的精英文化观，另一方面则对其提出质疑，寻求知识共享的方式，并肯定了文化从精英走向大众的趋势。《吹口哨的女人》中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并非严格意义上局限于文学领域的利维斯主义，而是扩展到更为广泛的知识领域。拜厄特试图在小说文本中创造话语交流的空间，打破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壁垒。正如反抗学校制度的学生运动中高喊的口号：“来分享你的知识，无论多么高深，无论多么浅薄”(85)。 文化从精英走向大众的趋势从“镜中游”节目内容自试播到第二年第一季度的变化中可见一斑。三次试播讨论的内容包括：杀虫剂与占星术、记忆与进化、逝去的过去与精神分裂、训化与自然、语法教学、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毕盾夫人(Mrs.Beeton)以及劳伦斯。这些访谈节目中，嘉宾侃侃而谈的更偏重于曾经被定义为“精英文化”的内容，尽管也不乏贴近大众的尝试。相形之下，第二年第一季度的节目内容及嘉宾则更加多样化、大众化。第一期的主题是审查制度，围绕作家劳伦斯和现场的一团黑色卷发展开讨论。嘉宾是剧作家亚历山大·韦德伯恩两部戏剧的制作人本杰明·洛奇和寓言作品《乱语塔》的作者裘德·梅森。洛奇与裘德机智地谈论当时播放着的流行音乐《头发》，侃侃而谈嬉皮士与学生蓄长发的流行趋势，甚至还谈及虐恋文学的鼻祖之一、奥地利小说家扎赫尔·马佐赫与毛发、恋物癖、两性畸形等公众禁忌话题。第二期是关于婴幼儿、布莱克、带着小铃铛的出牙嚼环的节目。嘉宾是自然生育专家和儿童心理学家，讨论导致花童(Flower Children)②的感受力转变并评估理性时代受到压抑的幼儿冲动。第三期节目讨论球类游戏，道具是中世纪球杯游戏的用具。嘉宾包括对力学与轨道感兴趣的物理学家和身为牛津大学教师与蹩脚槌球运动员的音律诗人。在制作节目的过程中，弗莱德丽卡看到人类的成就不仅仅在于文化艺术，也不局限于科学技术，而是在各个领域都表现出独特的足智多谋与创造能力(267)。 以“镜中游”为代表的新媒体带来的知识传播方式突破了传统，打破了专业知识必定在大学讲坛上传授、专家学者只能在教室里和学术会议上侃侃而谈专业见解的传统观点。曾经高深莫测的专业知识以一种新的方式与普通大众的生活紧密联结起来。利奥塔(Je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