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共党史框架下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一点理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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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前国内历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外交史与国际关系史研究所呈现的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可谓有目共睹，特别是在冷战史框架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为载体展开的相关研究已经初步进入国际学术前沿[注] 王立新：《从外交史到国际史：改革开放40年来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 。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通过与国外研究状况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一个独特现象，就是国内学术界的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还可被归入中共党史研究的学科范畴，专门的中共党史刊物成为外交史研究者发表学术成果的重要阵地，外交史研究者可以参加党史研究的学术研讨会，甚至凭借其在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中的代表性成果而奠定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影响力。相较而言，放眼国际学术界，那些专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的域外学者，则仍然只会被冠以传统的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专家，而很少会被归入中共党史研究者的行列。
当然，就学者本身的研究活动来说，这样一种区分的实际意义并不大，但从学科划界的角度来看，其间包含的一个事实就是国内的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仍处于中共党史研究的框架之下。而谈到党史研究与当代中国外交史的关系，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有关党史与国史的学科关系，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已经持续很多年了。目前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共和国史不等同于中共党史，但在党领导一切的情况下又必须承认，国史是不可能被单独划分出来的，特别是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这些比较“大”的方面。就外交而言，毋庸置疑是处于党的领导之下的国家事务的最重要方面之一。内政、外交这两个国家治理的主线，必然是执政党牢牢把握的。这种情况在冷战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前国家整体形势处在一种高度政治化和一元化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因此，尽管按照一般的意义加以理解，外交事务的决策及行为主体应当是掌握最高行政权力的职能机关，但是具体到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党在外交方面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党的外事决策机制和决策过程以及党的最高领导人在对外问题上的思想活动，实际上占据了整个外交事务的绝大部分空间和脉络。正是这种执政党对于外交事务的绝对领导，决定了国内对于当代中国外交史的研究特别是冷战时期的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是无法脱离中共党史研究范畴的，这是由当代中国的实际国情所决定的，也是中国学术研究的特色所在。当然，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史中，研究者也可以感受到类似规则的影响力，但在研究美国、英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史的过程中显然是不会遇到的。
以上客观现实的存在，决定了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实际上无法脱离中共党史这个大框架，这也意味着对于相当多的研究者来说，在中共党史领域积累的认识和经验很大程度上也会影响到对当代中国外交史进行考察的深度和广度。具体来说，可能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当代中国外交史与内政史之间的关联度是极为密切的。众所周知，自1949年以来，中国国内发生的很多重大事件和政治运动都与对外关系的变化息息相关，特别是党的决策层对于外交政策的判断有时甚至左右国家战略的走向。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要想准确把握当代中国外交史演变的内在逻辑，就不能不去关注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历史侧面，而如上所述，这些较“大”的方面都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同样属于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就此而论，想要真正研究好当代中国外交史，党史研究的相关工作是绕不过去的。
第二，中国外交决策的生成机制要求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者必须深入关注中共党史的相关内容。新中国成立后，外交部等政府机关并不承担外事工作的决策作用，党的最高领导层才掌握着决断的最后权力。这就是为什么在从事当代中国外交史的研究时，研究者往往需要尽可能广泛地收集和阅读有关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外交文选、年谱、外宾谈话记录等文献材料。因为只有尽可能地把握领导人的思路及判断，才有可能真正探究到中国外交决策的一些实质性内容，这部分内容显然也正是党史研究所重点关注的内容。
事实上，从国内从事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大多数学者的角度来看，学界还是希望能够向更深层次进行挖掘，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概述性的研究层次。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看到，在党史研究的框架下从事外交史研究也存在着几个限制性的条件。首先就是研究范围界定依然存在模糊的地方。按照通常的理解，党史研究的范围就是中共在国家和社会中活动的范围，但是就像胡乔木说的，不管这个范围如何大，它总归还是有界限的[注]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5—126页。 。具体到外交史，这种情况也不会例外。中共对外交事务中的重大问题进行领导和参与是没有问题的，但要做到把涉外活动的方方面面都管起来恐怕也不现实。倘若把研究视角放在特殊背景下因某种缘由而介入对外关系的个体，比如中国与周边国家边境线上的跨境家庭甚至是从事某项跨境职业的个人，它们既有自己的独立活动的规律，又受到宏观背景下国家间关系的影响，如果以此为对象作为某一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的考察载体，那么还能不能放在党史研究范围内呢？这个界限的划分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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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来看，正是由于中共党史的相关研究为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划定了基本的脉络和框架，因而在审视已有研究成果的过程中，研究者不难发现，要从整体上对当代中国外交史进行概括梳理，大体上只需要把握住党在国家对外关系中的政策走向特别是最高决策层的思路，那么整个过程就是非常清晰明白的，因为外交史的进程与宏观党史的基本脉络是一致的[注] 可以对以下两本相关著作进行对比，即黄庆、王巧荣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2012)》，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王家瑞主编：《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90年》，当代世界出版社，2013年。 。相较而言，在已有的关于美英等国外交史的专题研究中，由于政府更迭或不同的外交参谋决策机构部门意见分歧等原因而导致对外政策反复变化、模糊不清或者拖延不决的现象，在当代中国外交史的研究案例中并不多见，这不仅与中国外交本身的决策机制有关，而且目前也不具备基于如此庞杂繁复的历史文献档案细节对当代中国外交史展开更深入考察的研究条件。
第三，双轨制的对外交往模式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本身的对外活动也是当代中国外交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的双轨制指的是党和国家的两个对外交往系统共存的状况，而中共的对外关系历史不仅在时间跨度上要比新中国的外交史开始得更早，而且在处理与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及其他政治团体的党际关系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冷战时期国际共运的大背景下，往往对国家的对外行为发挥着更为直接而深刻的影响，这一点在以往有关中国与苏联、越南、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史的研究中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体现。
其次是在考察当代中国外交史中的一些细节问题时所产生的具体困难。在研究者试图去还原外交历史真相、建构其中的完整逻辑时，往往会在材料方面遇到一些比较有党史研究特色的障碍。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外交部开放的档案史料对于研究冷战时期中国对外关系史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外交部毕竟不是实际上的决策部门，外交部及其驻外使馆都可能就某项外事问题给出建议，但大多不是决定性的。如果相关领导人的意见没有在历史文件上显示的话，研究者依旧无法判断最终的决策是如何形成的。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往往只能综合多方面的材料进行逻辑推断，这种情况在阅读中国外交档案时出现的频率尤其高。另外，由于在处理对外关系特别是与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时存在着双轨制的对外联络交往方式，也就是说除了外交系统，还有党的对外联络系统，有时甚至还要加上军事情报等部门，这些部门各自对问题的分析判断以及采取的相关具体措施，对于最终决策的影响有时比较难以判断，特别是在涉及一些外交事务的细节问题时常常遇到类似情况：面对同样一个问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提出了一个分析建议，外交部也提出了一个分析建议，但最终中央作出的决定又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面貌。对于研究者来说，这种情况就显得比较棘手，因为缺少任何一个部门的关键环节，就无法真正客观地还原外交活动的历史细节。而在目前的环境和状况下，要想做到尽可能地聚拢所需材料，无疑需要投入巨大的时间和精力。从这个角度来说，上述因素都在无形中提升了研究难度，是制约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国外有些国家的法律将故意传播艾滋病定性为故意杀人罪，荷兰早在1997年就曾以故意杀人罪（未遂）对一名隐瞒自己患有艾滋病又未采取措施先后与17名芬兰妇女发生性关系的美国人判14年有期徒刑。但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能否将故意传播艾滋病定性为故意杀人罪，仍待商榷。
两汉时期动词和“过”组合中，出现“过”放在前一动词之后，作前一个动词的趋向补语的情况，如例(7)“过”跟在动词“飞”后面，表示趋向；例(8)中“过”跟在动词“行”后面，表示趋向等。这种情况，我们认为这是由动词和“过”组合做连动谓语虚化而来。但是汉代动词与“过”组合情况特别少，动补结构就更少。
最后，可能还存在的一个影响就是党史研究本身的特殊性同外交史研究的敏感性之叠加所带来的现实张力。按照党史研究的相关要求，既要保证历史研究的科学属性，又要高度遵循政治要求。要真正把握好这个尺度，对于很多历史研究者来说存在着实际困难，而这一点在外交史研究中又被进一步放大，特别是当相关研究成果在公开发表之际，常常会遇到“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的境况，目前真正能够充分接受并顺利刊发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成果的学术阵地依然较为狭窄，而在各类学术考评机制盛行的文化环境下，显然不利于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深入发展，这同样是需要整个历史学界今后加以认真考量的一个复杂问题。
尽管存在如上困难，笔者仍然相信每一位从事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学者都期望看到，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视野能够愈加开阔，环境氛围能够更加宽松。从现实角度观之，无论是当下还是将来，当代中国外交史与中共党史并行研究的架构必须得到维持和发展，这不仅因为整个新中国的外交史实际上就是中共领导下的外交史，而且党史研究领域形成的一些方法以及发掘和思考问题的很多理论意识，都对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具有非常显著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随着客观环境和条件的不断完善，当代中国外交史和中共党史的相关研究有理由会取得共同而长足的学术进步。
(本文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周边国家研究院讲师 上海 20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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