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弃、探求与超越——威廉#183;麦克尼尔史学思想及成就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麦克论文,述评论文,史学论文,威廉论文,尼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1917-)，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曾出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声名远播，被誉为美国“新世界历史运动的领军人物”①和“世界历史的‘现代开创者’”。②麦氏一生治学严谨，著述宏富，耄耋之年尚笔耕不辍。其著述已有许多被译成中文，据不完全统计，共计有7种10余部（篇）之多。③据笔者所知，当代西方史家的著述能够以如此规模被引进、介绍给中国史学界的实不多见。
国内学界曾对麦氏史学成就作过一些分析评述，如郭方曾两度撰文评介麦氏的《西方的兴起》一书；④钱乘旦撰文评介麦氏的《世界史》。⑤张广智、张广勇也从史学自身发展变革的角度，对麦克尼尔的著述和特点以及他在西方或欧美史学史的地位进行了简要的评介。⑥尚有一些评述是以同其译著相结合的“译者序言”的方式出现，如麦氏《欧洲史新论》一书的译者，台湾学者刘景辉撰有《论历史教育的时代意义：由〈西方的兴起〉谈起》的长文。此外，尚有陈方正为《竞逐富强》一书译本所撰写的序言。他们对麦氏史学思想与成就进行的评点，多有独到、精妙之论。近来，笔者受北京大学出版社之托，将麦克尼尔与其子约翰·R.麦克尼尔(John R.McNeill)教授⑦于2003年合撰的一部新作——《人类之网：世界史鸟瞰》(The Human Web:A Bird's-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译介给国内学界。为了更好地完成这项工作，笔者曾对麦克尼尔的主要著述进行了一番阅读，感触颇多。而本文试图就麦克尼尔的史学思想及其成就作些探讨，敬请学界同道指正。
一
英国著名学者巴勒克拉夫曾多次对麦克尼尔的史学思想和主张给予了高度评价，并特别推崇其撰著的《世界史》为“近年来在用全球观点或包含全球内容重新进行世界史写作的尝试中，最有推动作用”和“最为著名的”著作之一。⑧这一评价奠定了后来史学界对麦氏史学成就的地位与作用的认知基调，也确实得到了包括中国史学界在内的国际史学界的广泛认同。但在笔者看来，似乎人们对麦氏史学成就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一个方面，即他对当代史学贡献的认知和评估，而对其产生的时代、学术背景，尤其是麦氏对以往西方传统史学的认识和批判还欠充分和深入。从学术史角度上讲，明晰麦氏学术主张形成的“内在理路”和“外缘背景”，实为剖析其成就和影响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
（一）对“维多利亚史观”的反动
20世纪上半叶英美史学的一个重要成就是由英国著名史学家阿克顿勋爵领衔主编的《剑桥近代史》第1卷刊行问世。此时，据麦氏本人讲：正值大西洋两岸的近代史教学刚刚专业化，列入中学与大学的课程之中。⑨进入20年代，美国的一些大学开创了一门名为“西方文明史”的课程。30年代，其他大学也纷纷跟进，开设这一课程。40与50年代可谓是这门课程的全盛时代，几乎各个大学都将其列为学生必修的核心课程。而《剑桥近代史》的第1卷中，“清楚地显示出欧洲史的整个意义——自由的扩张史，这就是欧洲史的基本形态。因此，这些在英国和美国担任近代史教学的第一代人物在《剑桥近代史》中找到了他们的目标，找到了他们的楷模”。于是该书的观点“很快成为英美大中学校欧洲近代史课程与教科书结构的基本骨架”。因“《剑桥近代史》成于维多利亚时代”，所以该书的指导史观又可称为“维多利亚史观”。
从社会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麦克尼尔认为“将英语世界三代学者、专家对历史的了解组织起来的确是一项伟大的成就。那些赋予欧洲近代史这样庄严伟大意义的19世纪人们，值得我们衷心感佩。的确，将人类历史看成是一个在自由政治制度的范围之下走向更完善的自由境界的漫长与连续的演进过程，应该算是该世纪的主要学术成就之一”，而且“它不仅取代了传统的基督教神定历史观，而且对于英美两国的政府活动所受到的限制与约束，也找到了合法的理论根据。所以它也成为大部分英美人士对欧洲史的看法。尤其对美国政府政策的厘定，会产生左右的力量”。⑩就上述文字而言，笔者以为麦氏对维多利亚史观的兴起、传播以及其所具有的时代作用与意义的认知与评价应该说还是比较客观的。
然而，及至20世纪60年代之后，“西方文明史”一课在美国大学教育中的显赫地位一落千丈，骤然间便跌落到“不是被干脆取消就是被列为选修课程，而学生们当然也不再拿这门课程当回事了”的悲惨境地。(11)“西方文明史”课程在美国大学中所经历的这种“悲剧”，必然令走上大学讲台之后，一直执鞭讲授“西方文明史”课程的麦克尼尔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他指出，“一部欧洲史就是一部‘自由’的成长的历史观念”，虽定型于19世纪末期，但其“渊源非常古老，它可以说是根植于欧洲文化遗产的核心处”。从精神观念和社会演变的双重视角，麦克尼尔对古代希腊、罗马史学、中世纪基督教史学和18世纪法国理性主义史学的观念的衍生和演变进行了一一梳理，辨析其中所蕴含的所谓“自由”与“进步”的因子。他指出，及至19世纪，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将“自由”与“进步”的大旗高高擎起，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也似乎为此提供了一套颠扑不破的科学基础。大约从19世纪中叶始，西方的史学家们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进行了重新审视和评价，认为这两个孪生运动，促成了欧洲个人主义的发展，为18与19世纪政治自由的扩大铺路。日耳曼新教徒与英国人认为这一类的观点很能扣人心弦，极富说服力，而法国史学家们提出了1789年大革命为欧洲人提供了通过奋斗以实现政治理想的典型，因而它是人类追求政治自由的重大里程碑和历史灯塔。至19世纪末期，英美学术界也承认了法国大革命是欧洲走向完美的政治自由与个人自由的现代运动中的中心事件。如此一来，一部环环相扣、循序渐进的西方文明史便铸造出来了。而这一切，就英语世界而论，都包括在《剑桥近代史》这部阿克顿勋爵策划的大著作之中。(12)
就在完成对这一学说形成的真实过程的梳理之后，麦克尼尔却得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事实上，维多利亚历史观并不是正确的历史观”。他明确地指出其缘由在于：第一，它并没有正确或完整地揭示出西方或欧洲文明发展的真谛，“如德国历史的发展就不能用维多利亚史观来解释，俾斯麦和希特勒的作为都不符合‘自由成长’的传统”。第二，自1918年之后，英美人士所谓的自由并未很迅速地传布到那些原来没有自由传统的地方。第三，随着经济的发展，欧洲某些地区不仅传统的政治运作方式失灵，还出现了诉诸暴力和武力的行为。甚至在所谓的政治自由的大本营亦是如此。第四，欧洲的各种政治恶习甚至开始向美国渗透蔓延。故而这种“既不能正确地解释欧洲近代史的整个发展，又不能符合现代历史的演进”，更不足以承担起“指导时论的大责”的“维多利亚史观”，势必导致“担任这门课程的先生对于这门课程内容的价值丧失了信心”。(13)
通过一番细密的学术分析，麦氏对此所做出的解答不仅非常独特，而且也具有振聋发聩的效应，因为他认定导致“西方文明史”课程在美国大学兴盛和中道衰落的是同一原因，即19世纪的维多利亚史观。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二）对当时其他各种学说的不足、缺陷的揭示与批驳
20世纪上半叶，除维多利亚史观之外，尚有一些其他史学观念或思潮在当时美国史学界也颇为流行。这主要是两种学说：一是以斯宾格勒、汤因比为代表的文化形态学说（或曰文明史观学派）；二是源自于美国本土由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鲁滨逊所首倡的“新史学流派”（new history，台湾学者称其为“新历史学派”）。这两种学说虽然旨归不一，取法各异，可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它们皆对传统的史学范式构成了一定的冲击，从一定意义上讲，麦克尼尔本人所接受的史学教育和史学实践也与这两种史学流派有着某种关联。但麦氏本人在对维多利亚史观表示出不满的同时，也对文明史观和新史学等各种史学流派的不足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不仅使麦氏多了几个批判的对象，也令其挑战增添了几分难度，多了几重色彩。
“麦克尼尔自称他对西方历史的基本观念早在一九三六年就形成了，那时候，他正好二十岁。这一年，正逢斯宾格勒逝世。斯宾格勒的《西方的衰落》一书的英译本的全部出版是在一九二八年。……麦克尼尔很可能在高中时代就读过……斯宾格勒之死，言论界与思想界的评论，可能触发麦克尼尔去重新思考西方文明的问题。从这种思考中，麦克尼尔得出了他对西方文明与斯宾格勒迥然相异的看法。”从麦氏成名作《西方的兴起》一书的名称和主题中，“我们就不难看出他是有意向斯宾格勒的《西方的衰落》一书的挑战”。(14)
汤因比是文明史观的另一位大家，也是麦克尼尔所敬重的一位学者。他与汤因比有着“密切的学术交往”，曾受汤因比之邀，在伦敦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两年，并专门写过《汤因比传》一书(15)，他“对汤因比在大多数专业学者趋于专精之时，以文明的概念为世界史研究注入新活力所做出的贡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汤因比试图将世界所有文化融为一体，表现了从宏观角度探究历史的卓越洞察力”。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麦克尼尔对汤因比学说的全然服膺。邵东方就曾撰专文，就他们二者观念的同异进行辨析，并说麦克尼尔认为汤因比有四大不足之处。(16)刘景辉则进一步指出，麦克尼尔“有意向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的挑战。再则，他的‘文明扩散论’亦是有意与斯宾格勒、汤因比的‘历史的研究’斗法。他不若斯宾格勒、汤因比之将世界各地的文明视作为一个个孤立的文明来研究，来说明他们的自身的兴亡。他是将文明的发展看作是整体的发展，他认为世界各地的文明都有他们的相关性”。(18)
而麦氏本人在《与汤因比相遇》一文中，曾深情地回顾了当年汤翁的名著《历史研究》一书（前三卷）给他本人带来的巨大启迪以及二人共事合作的愉快时光。然而在论及二人的学术理念时，他说道：“同汤因比一道共事的两年并不像我所期望的那么令人兴奋。实际上，我们二人已经分道扬镳了。”其缘由在于他对汤翁所秉持的那种奥古斯丁式的理念无法认同，汤翁认为“历史的确成为上帝向人类展示自我的记录，并且各个文明也都成为各种工具，它们反复的破碎崩塌是在警醒人们向这种超自然实体的回归，因而推动着人性朝着一种更为完善的对上帝的认知迈进”，而“我本人对人类生活所关注的领域——技术的、物质的和生态的——则同那些曾使汤因比痴迷的领域截然相反。他接近上帝，希望到达天庭。我则向下，在尘世的土地上挖掘，渴望对那些致使人类生活得以维系，并致使我们在生物圈中成为独一无二的强大物种的各种物质能量流加以理解”。(19)在他们之间所横亘的是天庭与尘世、神界与人间这道巨大的鸿沟！明乎此，笔者才对一位学者为何以“从汤因比时代到麦克尼尔时代”的提法作为当时西方“历史学研究所经历的巨大变迁”的表述有了进一步的体悟。(20)
与此同时，麦氏也将其批判矛头指向了当时在美国风靡一时的“新史学流派”。在探究维多利亚史观为何长期得不到彻底清算的缘由时，麦氏就非常明确地指出“新史学流派”起到了一种极其恶劣的作用，“在单纯的政治史与宪政史的基干上，已经包上了一层以自由为色彩的外衣，而且，从一开始，其他各种历史论据又粘在自由的外衣之上。此外，文化史，社会史与经济史等都加在政治史的结构上，于是在历史资料与理论观点纷然杂陈之下，原有的观点与真面目便模糊不清了。这就是一九一九年哥伦比亚大学鲁滨逊教授所提倡的‘新历史’的结果”。(21)
如果说麦氏对维多利亚史观和其他史学学派的批判，主要是由学理上的不同认知所使然的，那么他对新史学的批判则多少有些不同。这种批判的重心不是同其史学观念展开论争，而是对这一学派的学术取向所导致的负面后果予以批驳。他说，“鲁滨逊的‘新历史’就是‘各种学术的历史’，研究平民大众的生活方式，物质环境，以及其文化。鲁滨逊的主张得到了史学界广泛的响应，使此后二代历史学家的精力大量地用于实现他的理想上。鲁滨逊的主张使史学家对人类经验各层面作了更深入的研究，在课堂上作更琐碎的讲解。层出不穷的新论题与新观点一直到现在还能觉得有其需要与价值，主要是因为在欧洲史的传统中，还有一道‘自由’的暗流存在，使所有的新论题和新观点都有了寄身之所，这个坚实的架构，虽然几乎被新的一代历史学家忘得一干二净了，可是它还是传衍下来，而且使许多欧洲史课程有了结构上的一致性”。(22)在麦克尼尔看来，与维多利亚史观之间的契合还不是新史学流派的最大弊端，其最大弊端在于一批批史学工作者“纷纷抬举‘新历史’的旗帜，大钻牛角尖。结果，就是历史的研究流于琐碎，过于专门化，这些研究只有学术圈一小群专家感兴趣，大多数人对这类琐碎研究反应冷淡，毫无兴致”。(23)
“新史学”的兴起，应当说是20世纪上半叶美国史学发展中一个最为重要的现象。包括中国学术界在内的国际学术界一般都认为，“新史学流派”在研究范围的拓展、研究重心的重新选择和研究方法的改进等诸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以及所获得的成就，皆对19世纪西方史学传统形成了某种突破。故而它不仅标志着现代美国史学的开端，并且也对世界各国史学研究的发展走向产生了巨大影响。由此看来，麦氏的批驳似乎有过于偏颇之嫌。然而，只要我们细加揣摩思量，特别是从麦氏本人所从事的专业角度和所秉持的理念出发，就会发现他的这些指责与挑战不无道理。首先，他并不是对细小专题研究的价值予以完全彻底否认，从其本人的诸多研究著述中，可时常见到他对许多历史细节的关注与研讨。他所强调和关注的只不过是必须要将那些历史细节的研究同对历史整体大结构的认知之间形成有机的契合。他指出，“将研究与教学连接在整体的大结构之内是颇为重要的，即使是极为琐碎的研究也不例外。因为历史若无细节，历史是不可想象的，历史若无整体结构，历史也是不可理解的。……若无这种联系，细节的研究仅仅是好古敏求而已。”(24)其次，麦克尼尔之所以对那些打着“新史学”旗号的史学研究感到无法容忍，甚至深恶痛绝的原因还在于，它们同他本人对史学研究和史学教育的功用的认识和期待完全相悖。在他的内心之中，“历史教学在传递西洋文明的薪火方面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担当着“培养国民意识”与“指导公众政策的责任”等功能，(25)而这一切均是那些“与人们真正信仰无关，与人们赖以为行事的指导原则无关，与人们批判新经验无关”(26)的学术旨趣及研究成果所根本无法满足的。因而他明确地指出，那些令“美国历史学界过去半个世纪引以为傲的历史研究”，即那些“仅是专题化，仅是扩大新论题的范围与扩大到世界每一个地区”的历史研究，“决非解决之道”。(27)
麦氏这种审慎而严厉的批判态度，也延伸到对20世纪中叶以后国际学术界一些重大成果的评判之中。如他将1957-1970年间陆续出版的《新编剑桥近代史》就作为一个“繁琐研究所造成的危机”的典型产物，指责其“缺乏一个贯通全书的主题。内容杂乱无章，实集繁琐研究之大成”，而该书究竟“要阐释什么样的观念与思想，读者实无法掌握，亦无从掌握”。(28)再如，对196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六卷本的《人类史》第一卷以及后来所出现的以合作或联合方式编撰的各种关于世界史或人类文明史的著述，麦克尼尔也认为“这些著作‘征集了’‘令人感兴趣的大量史料’；不过，从学术水平来看，它们‘显然未能提供清晰易懂的模式’”。(29)
（三）对所谓“科学的”历史传统研究方法的不满
史学研究是一种综合性的认知活动，它关涉到知识、思维、理念和方法等诸多层面。在对西方20世纪各种史学成就的评说和批判过程中，麦氏不仅只关注史学研究的“观念”层面，也将其审视的目光对准了“方法论”层面，显露出了对所谓“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的强烈不满。他指出，当时的“历史家未能积极注意欧洲及其其他部门历史的一般形态，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历史专业化的时候，训练青年史学家的研究院课程中，广泛地流行一种浅薄天真的观念——只有科学方法是重要的”。(30)
麦氏将这种科学方法所关注的要点和遵循的基本原则归纳为以下几个要点。(1)这种方法所“所关切的是事实”，并坚信“事实唯有在严格的史料鉴定中才可以发现。一旦偏见和谬误被铲除，真正的事实就会自己陈列出来”。(2)“只有在所有相关的事实——或是几乎所有的事实——被发现后，才可以去做归纳性的论断工作。因为掌握了‘所有’的事实，一个谨慎的历史家才可以让事实来改正他个人的偏见，会获得全盘实在的真相”。(3)“收集所有相关的事实是不容易的。只有研究者把他所研究的范围，设定在一个狭小的领域内，收集所有相关的事实才是可能的。因此，一篇理想的论文是：对于一个小题目做最透彻的研究，换言之，就是小题大做。因为所有可获得的相关事实都经过研究者的研判，因此才能有希望得到永久性的，无可批评的，合乎科学的真相。”(31)从这些归纳中，我们发现这种方法其实就是19世纪由德国学者兰克所提倡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它是19世纪西方史学进步与成功的一大标志，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对西方乃至世界的历史学发展一直产生着重大而深刻的影响。麦克尼尔也承认这种方法在20世纪中叶前后的美国史学界正处于“方兴未艾”之际，“凡是经过研究院毕业的历史家则无不受其影响”。(32)笔者以为，时至今日，兰克所倡导的这种以求实为目的的研究方法仍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指导意义。考究“事实”的“真实性”是史学研究的起码要求，也是史学研究者的基本诉求之一。任何一位以史学研究为职业的学者都必须遵循这些原则，麦氏本人也不例外。可他为何又将其贬之为是“一种浅薄天真的观念”呢？
然而只要稍加留意，我们便可以找到答案，即麦克尼尔并不是对实证研究方法本身的全面否定。如他曾指出：“19世纪初期，德国出现了‘科学’历史学派。其中最杰出的人物是利奥波德·冯·兰克。他和他的高足坚持对历史的来龙去脉进行比以往更深入和透彻的研究，为历史著述的改革做出很大贡献。通过系统地出版几乎被遗忘的文件资料，历史学家们可以得到大批原始材料。”(33)“他们有条不紊地蒐集，批判，叙述古人对古人自己及祖先的言论。经由无数的学者与历史学家的通力合作，剔出了史料中自相矛盾部分，终于完成了一部有关地球一小部分地区的历史——一部纵深三十到四十世纪，连续的与可信的欧洲大事史。他们的工作创造出丰富多彩的史实，与高度合理的史论，熟悉史料的人，没有不承认他们的成就的。”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世界上有些地区，史料的拣选，整理，与统一的工作仍待史家继续去推动”。(34)他只是对美国史学研究和教育中只将这种方法奉为“惟一”的科学方法的做法有所不满。因为如此悠远、广博而复杂的人类历史进程，远非是任何一种认知或研究方法所能穷尽的，极端地推崇和过分地仰赖某种特定的认知或研究模式势必导致种种流弊的产生。何况兰克的实证主义方法本身的确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和缺陷，对此，诸多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的专家们已做出了各种揭示。
麦氏认为这种方法与规范的流弊主要有以下诸端。(1)这种研究方法和规范“无形中为‘科学的’历史研究的范畴划出了一道明确的界限”，即研究者只能把他所研究的范围设定在一个狭小的领域内。从而造成繁密、琐碎的“小题目研究”达到“汗牛充栋，泛滥成灾的地步”。(35)(2)“这类规范更使人们怀疑大格局，大体系历史的可靠性及其在学术上的地位”，从而放弃对历史整体大结构的探求。至于“如何将这一类的专题研究融合成一部有意义的历史，则少有人致意。真相就是真相，至于它的大体系，大组织，大架构，不妨留给上帝去处理吧？不然，干脆听其自然”。(36)而这是他深以为憾的一种学术缺陷。有关这一点，我们从前述麦氏对“新史学流派”过分迷恋细节专题研究的批驳态度中就已见得。另外，麦氏早年在对阿克顿勋爵史学成就的评估中就已表明了这种态度。(37)(3)“这种考据式的编撰工作只是历史家工作的一部分。历史家除了考证编纂古人有关他们自己的事迹之外，也要追索古人不自觉的其他各种活动。这一类活动并不是可以从史料的表面型态直接看出，而有赖于史家个人的智慧，从史料的字里行间悟出来……那些不愿对文献的内在含义表示任何意见的历史家，只不过是故步自封罢了，他们不会比过去的人知道更多的东西和不同的东西。”(4)“这种缺陷更因另一种心理上的因素更为扩大。因为研究者对于愈来愈小的题目知道得愈来愈多，他可以很快地超过所有的人对这一方面的知识，而成为杰出的专家学者，名利双收。只要这一类专家合理地使用史料，其他学者就不会亦步亦趋地做同样的研究，这样，在缺乏强力的竞争，在缺乏有力的反驳下，这位专家的结论就成为权威的结论，为大家所欣然接受了。这种专家也取得了博学的雅号，其学术地位俨然不可动摇。相信这样的方法是研究历史的惟一科学方法，更使得这类钻牛角尖的专家加倍的安全了。因为，其他的人不愿浪费时间去查证一些细枝末叶般的琐细之事。在没有竞争者的局面下，他们成为某一方面的‘南面王’。他们的声势也就更加浩大了。”(38)从这段话语中，我们看到麦氏对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不满与批判已经超越了其自身的缺陷，直接指向了沉溺于其中并深以为得意的那些史学研究者。其语词虽然尖酸甚至有些刻薄，但在笔者看来却是一段切中肯綮的针砭时弊的好文字。
二
对传统史学和主流学术观念的各种不足与弊端，麦克尼尔皆给予了深刻揭露、严肃批判，甚至是严厉鞭挞，然而这些并不是其本人史学主张及成就的全部内容，甚至不是主要内容。在笔者看来，麦克尼尔的史学成就更多的是体现在创建一种以世界性或全球性意识为主要取向的宏观、整体而通透的史学解释模式的努力之中。在剖析致使20世纪中叶以后美国史学研究与教育濒于衰微的主要原因时，麦克尼尔也清醒地意识到当下的“历史家一方面对维多利亚史观不满，一方面又不能建立另一个言之成理的理论来取代它”。因而除了传统史学的负面作用之外，“历史学本身没有尽到应该尽的责任也是造成其衰亡的原因之一”。(39)而“与其喋喋不休地批评旧观念（‘维多利亚史观’）的错误，不如自己创立一种新的欧洲史理论”。(40)
正是基于这些认识，他强烈呼吁为了启发读者的思想、教授人们一些行事的原则；为了拯救历史学没落的命运，重整历史教学在教育制度中的中心地位，甚至为了“解决历史学者的职业问题”等目的，应努力地去创建一种充满清新的活力与价值的史学架构、史学通说和史学理论。麦克尼尔曾说：“一个通论性的史观不是一蹴可就的。一定要有那么一个人提出一项新观念，而这项新观念又能言之成理，还能吸引大家密切的注意，讨论的兴趣”，“这个新理论也能够经得起当代的批评，能够容纳一些必要的史实，最重要的是这一项新的理论能充满清新的活力与价值”。而“从各种零碎的细节中去寻求一种概括性的通论是做学问的一种挑战。从事于这种挑战，学问才会变得有活力，有意义”。(41)
纵观麦克尼尔本人的撰著史学著述的历程，可以看到他也一直在努力地践行自己的主张。
1947年，在获得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后，麦克尼尔赴芝加哥大学执鞭任教。1949年，他便撰写了《西方文明史纲》，主要用途就是作为“西方文明史”一课的教材，以帮助学生们“获得对西方文明史的范围和连续性的认识”。(42)麦克尼尔的成名之作并不是这部《西方文明史纲》，而是《西方的兴起》一书。但有学者认为：“《西方的兴起》的基本观念也隐藏在《西洋文明史大纲》中……一九五三年，他第二次修订《西洋文明史大纲》后，次年即着手撰写《西方的兴起》。经过漫长的八年岁月，《西方的兴起》终于在一九六二年完成了……一九六三年，《西方的兴起》由芝加哥大学出版，出版之后，纸贵洛阳，佳评如潮。一九六四年获得美国国家著作奖，可称为美国史学界近年来最杰出的通俗性著作。”(43)麦克尼尔在1978年说，由于“《西方的兴起》获得了成功，这似乎让我有理由相信：一本部头小一点的书，可以使我个人对人类全部历史的看法更容易传达给学生和一般读者——这些看法无论怎样不完善，却还是连贯和有见地的，可以被人们理解、记忆，然后去品味。”(44)《西方的兴起》的观念因此被浓缩到《世界史》中。该书仍广受欢迎，先后于1971年、1979年和1998年三次修订再版。从内容上看，这三部著述再加上《欧洲史新论》一书，基本构成了麦克尼尔关于西方和整个世界历史的通论性解释体系。其中，《西方的兴起》是核心，此前的《西方文明史纲》是铺垫、准备，此后的《世界史》是扩展，而《欧洲史新论》，特别是其前两章，则是从史学理论角度和研究方法上所做出的集中阐释。
麦克尼尔的这些努力是否达到了他自己的期许呢？国际学术界又是如何看待他的学术成就呢？除了前引的巴勒克拉夫的评述之外，我们再来看看西方史学界对麦克尼尔的努力所给予的评价。
在《西方的兴起》的首版的封底页上，赫然印有两段文字：
《西方的兴起》一书是我所知道的各种叙述类型的世界史著作中写得最为清晰透彻之作。我确信任何读过此书的人，都将对铸就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那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进程，获得一种更为深邃的洞察与认知。
这不仅仅只是一部极有学识和见地的著作，也是已出版过的叙述和解释整个人类史的著述中最具吸引力的一部，阅读此书将是一种令人非常满足的体验。
这两段褒奖有加的文字分别出自英国两位史学大家汤因比和特雷弗·罗珀(Hugh R.Trevor-Roper)之口。笔者之所以对此感兴趣，并非是由于两位评介者的赫赫名气，而是因为在学术旨趣和治学理路上迥然相异的他们，(45)竟均对麦克尼尔的著作给予了首肯，虽然各自强调和欣赏的着眼点并不相同。这恰恰说明无论是在形而上的理论阐释与探求还是在学识积淀和史实叙述上，《西方的兴起》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否则断难求得这两位学界泰斗的首肯与激赏。
当今美国全球史学派代表人物本特利教授对麦氏评价甚高，曾指出，美国的专业史学家对世界史的真正关注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其中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就是麦克尼尔，并将其《西方的兴起》一书称之为“经典著作”。(46)还有人甚至将麦克尼尔与斯宾格勒、汤因比并称为“20世纪对历史进行世界性解释的巨人”。(47)1990年，在《二十五年后再评〈西方的兴起〉》一文中，麦氏本人曾检讨了该书的优缺点和得失，“总的说来他还是以满意的心情回顾了自己的这部著作在整体世界史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地位”。(48)
此外，他还撰有《瘟疫与人》、《竞逐富强》、《人类之网》等大量主要关注对“在大范围内区域产生过影响的特殊事件”的研究的专著与论文。笔者以为如果《西方的兴起》等前四部著述构成了麦氏史学成就的主干，那么，这些著述则构成了又一个系列。这些著述既分别将麦氏主体思想的内涵向不同侧面和角度加以延伸、拓展和丰富，是其整个史学思想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又各自单独地成为某个特定学术领域中的经典之作。
在《瘟疫与人》一书中，麦氏说“大约四十年前，为了撰写《西方的兴起》一书，我曾阅读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这段历史，以充实相关的知识”，然而，“单凭欧洲文明固有的魅力，以及西班牙人所精通的科技优势”等“耳熟能详的解释似乎都不够充分”。在揭开这个历史谜团的思考中，“有一项不经意的说法（我已记不得它的出处了）”为其提供了一份灵感，这就是疾病瘟疫的作用。“在审慎思考这个答案以及它背后的含义之后，我的新假说变得愈来愈有可能，且愈来愈有分量了”，因为“人类的历史也提供了许多与十六、十七世纪发生在美洲的事件类似的记录”。由于“负责筛检人类在历史上存活记录的学者，对于各种疾病模式可能产生的重大变化，缺乏敏锐的洞察力”，从而使得“人类与传染病交锋的历史，以及每当旧有疾病的疆界被打破，使得新传染病入侵某个对它缺乏免疫力时，所带来的深远影响”成为“一处迄今为止仍被忽略的史学领域”。他形象地将疾病称之为一条被史学家“漏网的大鱼”。既然疾病瘟疫“对作物、牲畜和人类的肆虐，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一直扮演着主要的角色”，那么，就应该将“流行病史带入历史诠释的领域”。而且“进一步了解人类社群在自然平衡中不断变迁的地位”，也“应该成为我们解析历史的一部分”。(49)
笔者对西方关于疾病史、瘟疫史研究的缘起和动态状况所知甚少，故而无从判定《瘟疫与人》这部著作在这一研究领域学术源流中的精确位置，但可以肯定麦氏的这一研究成果和主张，对疾病瘟疫史，乃至生态史逐步进入西方世界史研究的视野产生了相当大的推动和影响。兹举一例，英国学者克莱夫·庞廷所撰著的《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50)一书，是目前国内学者较为熟悉的一部此类著作。书末，该书作者就每一个专题开列出大量的进一步阅读书目，而在第11章“死亡改变着的面孔”中所开列的参考书，却只列有《瘟疫与人》一部。
《竞逐富强：西方军事现代化历程》(51)同样也是一部与《西方的兴起》有着密切关联的著作。麦氏自称其是《瘟疫与人》的孪生姊妹篇。他认为《瘟疫与人》“旨在探究人类社群与微寄生物相互影响过程中的突出事件”，“病菌是人类需要对付的最重要的微寄生物”，而武装力量则是“人类群体中的巨寄生物”。而促使他撰写该书的“最初动机是一个评论家对《西方的兴起》一书所作的批评。那位评论家说我强调了以前各个历史时期的军事技术与政治模式之间的关系，但在论述现代时，却不知为什么忘记了这种关系。因此，本书可算作是对《西方的兴起》一书所作的注脚，虽然它的出版稍稍晚了一些”。(52)
在该书中，麦氏将技术进步、军事变革和社会变迁三种历史现象置于千年的漫长时段中进行辨析，探求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揭示出促使西方兴起的动因。而他所得出的结论，显然是同传统史学观念有着极大的不同。正如陈方正所言：“《竞逐富强》为我们带来的……即欧洲的长期分裂造成剧烈军事和政治竞争，由此产生的巨大压力迫使各国必须不断变革以求自存，从而为军事体制（包括武器和军队组织）的改进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自然环境。因此，西欧并非先有现代价值观、人生观才产生现代政治、社会制度，才出现工业文明。实际上，它在思想、宗教、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急剧变化，是通过这些领域彼此之间的强烈刺激与相互作用而同时发生、同时进行的。”(53)同样，麦氏对军事技术、武装力量和战争研究的关注，也对西方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在这一领域负有盛名的著名学者杰弗里·帕克在其主编的《剑桥插图战争史》一书中不仅将麦氏所著的《竞逐富强》作为该书的主要参考书目，还在书中醒目之处特意标示出“谨向为我们确定迫切需要的标准的米歇尔·霍华德和威廉·麦克尼尔致以诚挚谢意”的字样。(54)
《人类之网》一书，是从“交往”这一特定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的一种鸟瞰式的分析。“交往”这一范畴，可以说在麦氏的史学思想中始终占据着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西方的兴起》一书中，他就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主要应归功于各文明、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作用，而高技术、高文明地区向低技术的传播即其表现”。(55)在《欧洲史新论》中，他又重申：“我的结论是：有文字以来的大部分时间，推动历史变化的主轮是陌生人之间的接触。因为这种接触引起双方重新思考，甚或在某种情况下改变其原有的行为方式。这类接触和反应就产生了文明。像一座喷火的火山一般，在这一类文明内，出现了极其活跃的创造性的‘大都市中心’(metropolitan center)。由于这类‘大都市中心’的出现，‘文化斜坡’(cultural slope)也产生了。‘大都市中心’的地区时有变化，新的‘大都市中心’也可能兴起。因为这些变化，随带产生‘文化流’(cultural flows)方向与速度的变化。‘文化流’方向与速度的变化，也就是‘文化斜坡’基准线的变化。这一类变化又可以作为历史‘分期’与‘断代’的准绳。”(56)贡德·弗兰克也指出：麦克尼尔曾表达过这样的想法，即“他本人的著作《西方的兴起》对世界的体系性注意不够，我们应该用各种交往网络来逐渐描绘出这些联系。”(57)由此而论，迟至2003年问世的《人类之网》仍是一部拓展、充实麦氏基本史学观点的著述。当然，在这部著作中，麦氏父子对交往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所做的探索性认知构成了一个更为系统、全面而连续的过程，其目光一直透视到远古时期的我们先民祖先的生活与生理特征之中。这种透视有两个层面：其一是对人类交往的过程、范围、种类、力度和技术手段方式的探讨；其二则是对不同时期人类的交往对历史进程作用的评估。
在以生动的笔触对人类历史前行历程的描绘中，麦氏父子巧妙而细腻地勾勒出了人类交往对世界历史的巨大影响。他们认为，早在遥远的新石器时代，随着语言的产生，远古的先民们便通过相互的交谈、信息和物品的交换，使各个群体之间开始了相互的影响和交往。这些交换就是当时存在着一种非常松散、非常遥远、非常古老的人类相互交往和相互影响的网络的证据：即人类交往的第一个世界性网络(the first worldwide web)。及至距今12,000年左右时，随着农业发明，各种新型的较为紧密的网络开始兴起。大约在6,000年以前，某些网络变得愈发紧密，这应归因于各地城市的发展，从而形成各种都市网络(metropolitan webs)。大约在2,000年前，随着各种小网络逐渐合并，最大的旧大陆网络体系(the old world web)形成了，它涵盖着欧亚大陆和北非的绝大部分地域。晚近500年间，海路大通，将各个都市网络都连接成为一个惟一的世界性(cosmopolitan)的网络。而在最近的160年间，世界性网络开始迅速地电子化，从而使得人类交往的内容越来越多，速度越来越快。这个全球性网络是一个将合作与竞争合为一体的巨大漩涡。这些人类网络的发展历程在塑造人类历史的同时也在塑造着地球的历史。人类已经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地球时代——人类纪(the Anthropocene)——在这一时代里，人类的行为已经成为影响生物演化和地球这个行星的生物—地理—化学各种流量以及地理演进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因素。(58)
本特利对这一著作的评价是：这种对更为宽广的网络范畴的关注与研究有助于超越传统史家所认可的诸如民族国家、地理、文化和种族界限，“对历史发展的进程做出别具一格的描述”。(59)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授约翰·O.沃尔(John O.Voll)在向公众推荐这部著作时说：“通过对人类各种互动的巨大网络这一主题的整合，麦克尼尔父子为我们提供了在世界历史视域中理解人类经历的一种崭新的框架。这部具有原创性意义的著述，应当成为负责处理各种全球事务的所有公共官员置于案头和每一个喜爱完美史学的人士摆在榻边灯旁的必读之作。”而因著有《哥伦布的交流：1492年的生态与文化结果》和《生态帝国主义：欧洲的生物扩张，900-1900年》等著述蜚声国际史坛的阿尔弗雷德·W.克洛斯比教授(Alfred W.Crosby)对这部著述的推介辞，则更为直接爽快：“倘若您只想阅读一部有关世界历史的著作，那么，这部《人类之网》就是您要找的那一部！”(60)其欣赏赞誉之情可谓是跃然纸上。
三
试图探究天人之际的奥妙关系，凿通古今的时空隧道，编纂出一部既“成一家之言”又真实客观的世界历史，对人类历史加以总体或整体性的评估与总结，历来就是史家们所追求的一个方向。而大凡进入某个重大变故的时代，史学的这种追求都会表现地格外强烈。但如何寻觅出某种正确的方式与适当的体例，却是横亘在历代特别是当今史学家们面前的一道难题和一种挑战。
从1949年撰写《西方文明史纲》始，麦克尼尔60年来一直在进行创建一种宏观、整体而通透的世界史解释模式的不懈探求，其间也不乏调整、修改和反省，其成就堪称蔚为大观。总体说来，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国际史学界还是认为他的努力中有诸多值得肯定、称道和借鉴之处，并给予了普遍的认可和赞誉。如马克垚先生曾在一次评述世界史编撰的演讲中指出：由麦氏所著的《西方的兴起》为代表的史学成就，构成了继苏联编写的《世界通史》之后的“第二种世界史的体系”。(61)
当然，麦氏的史学成就中，无论在观点、结构还是具体表述上尚也存在某些不足、偏颇、疏漏甚至令人质疑之处。因而，无论是对麦氏本人的学术成就还是对全球史学派的整体状况，我们的解读和认知都需客观、全面而审慎，当持一种尽量客观的、一种学理探究的公允的态度。在看到其不足与弊端的同时，更应认识其学术价值。钱乘旦先生在评介麦氏《世界史》一书时，对该书的成功与不足所做的评析，就极富有学理探究的意味。一些中国学者在不同的问题上对麦氏的观点、结论或假说提出了颇见功力的商榷性的意见。(62)还有一些学者认定麦氏的著述中仍体现着“明显的西方中心论思想”。(63)
吴于廑先生曾言：“世界历史是长卷的江山万里图，没有全局在胸，画不成这样的长卷”。他还提出：既然“世界史是宏观历史。宏观历史的特点之一就是视野要比较广阔，把国别史、地区史、专史的内容加以提炼、综合、比较，相同的地方看到它是一，有特殊的地方看到它是多，做到一和多的统一，来阐明世界历史的全局发展，阐明各个时期世界历史的主潮。世界史要勾画的，是长卷的江河万里图，而非团团宫扇上的工笔花鸟”。(64)刘家和先生也曾指出：“世界历史只能是写意画，而且永远只能是写意画，当然其中还有大写意和小写意的区别。那么，什么是写意画的‘世界历史’的特点呢？我想，那应该有这样的一些要求，即比例适当、重点突出、动态鲜明，这样就能达到总体上的神似。要写这样一部‘世界历史’，所需的倒不是数量上的齐全，而毋宁是在结构上的有机的整体。”(65)两位先生的这些形象而深邃的话语，笔者以为，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学术界在探究和编纂世界史上的基本设想和主张，而麦氏的史学思想和成就恰好为我们绘制人类历史的万里江山图卷的探索努力，具有相当丰富的借鉴意义和十分必要的参照价值。
注释：
①拉尔夫·克劳伊泽尔：《艺术与世界历史》，载刘新城主编：《全球史评论》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03页。
②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城译，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③如内地和香港地区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英国与俄国，它们之间的合作与冲突，1941-1946》(America,Britain & Russia,Their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1941-1946)，叶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本书为汤因比主编的《国际事务概览》第5卷；《西方文明史纲》(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A Handbook)，张伟平等译，胡代聪等校，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竞逐富强：西方军事的现代化历程》(The Pursuit of Power:Technology,Armed Force,and Society since A.D.1000)，倪大昕、杨润殷译，刘锋校，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该书译稿是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提供的；台湾地区尚有《西方的兴起》、《世界通史》(A World History)、《西洋文明史大纲》(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A Handbook)、《欧洲史新论》(The Shape of European History)和《瘟疫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等。特别是最近北京大学出版社又将麦氏的《世界史》一书的英文影印本公开发行。据说，该书中文译本也即将由该社推出。此外还有一篇重要文献必须提及，即王加丰所译介的麦克尼尔本人在1985年当选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时所发表的长篇演讲致辞——《神话—历史：真理、神话、历史和历史学家》一文，《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第90-98页。
④郭方：《评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2期，第95-102页；《评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及全球史研究》，载刘新城主编：《全球史评论》第一辑，第63-74页。
⑤钱乘旦：《评麦克尼尔〈世界史〉》，《世界历史》2008年第2期。该文后作为北京大学出版社麦克尼尔《世界史》影印版的“导读”。
⑥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8、189、326、383页。
⑦美国乔治敦大学外交事务学院教授，主要著述有：Atlantic American Societies:from Columbus through Abolition,1492-1888,London,1992和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Century World,New York,2000，后者于2001年获美国世界史协会最佳图书奖。
⑧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45-246页。
⑨威廉·麦克尼尔：《欧洲史新论》，刘景辉译，（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版，第5页。
⑩威廉·麦克尼尔：《欧洲史新论》，第6-7页。
(11)威廉·麦克尼尔：《欧洲史新论》，第7、12页。
(12)威廉·麦克尼尔：《欧洲史新论》，第1-8页。
(13)威廉·麦克尼尔：《欧洲史新论》，第8-9页。
(14)威廉·麦克尼尔：《欧洲史新论》，“译者序”，第3、2、12页。
(15)William H.McNeill,Toynbee,A Lif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16)郭方：《评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2期，第97页。
(17)参见邵东方：《汤因比和麦耐尔的“文明概念”》，载《二十一世纪》1993年12月号，第87页。
(18)威廉·麦克尼尔：《欧洲史新论》，“译者序”，第12页。
(19)William H.McNeill,"Encounters with Toynbee",New York Times,Late Edition(East Coast) ,New York,N.Y.:Dec 29,1985,p.A.1.
(20)拉尔夫·克劳伊泽尔：《艺术与世界历史》，载刘新城主编：《全球史评论》第一辑，第203页。有关麦氏与汤翁之间的关系，笔者拟将另作探讨，在此不作展开。
(21)威廉·麦克尼尔：《欧洲史新论》，第9页。
(22)威廉·麦克尼尔：《欧洲史新论》，第9-10页。
(23)威廉·麦克尼尔：《欧洲史新论》，第11页。
(24)威廉·麦克尼尔：《欧洲史新论》，第11页。
(25)威廉·麦克尼尔：《欧洲史新论》，第12-13页。
(26)威廉·麦克尼尔：《欧洲史新论》，第11页。
(27)威廉·麦克尼尔：《欧洲史新论》，第12页。
(28)威廉·麦克尼尔：《欧洲史新论》，第11页。
(29)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44页。
(30)威廉·麦克尼尔：《欧洲史新论》，第15页。
(31)威廉·麦克尼尔：《欧洲史新论》，第15-16页。
(32)威廉·麦克尼尔：《欧洲史新论》，第16页。
(33)威廉·麦克尼尔：《西方文明史纲》，张卫平等译，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491页。
(34)威廉·麦克尼尔：《欧洲史新论》，第22页。
(35)威廉·麦克尼尔：《欧洲史新论》，第16页。
(36)威廉·麦克尼尔：《欧洲史新论》，第16页。
(37)“但是，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由于历史资料收集得越来越多，人们相应的放弃了对历史进行解释和概括的努力。例如，在当时及任何时代都可称为最渊博的历史学家之一的阿克顿勋爵(1834-1902)就是如此。他把撰写伟大的自由史作为毕生的目标，但由于他过度热衷于收集似乎与此有关的资料，却始终未能完成他的巨著。”威廉·麦克尼尔：《西方文明史纲》，第491页。
(38)威廉·麦克尼尔：《欧洲史新论》，第16-17页。
(39)威廉·麦克尼尔：《欧洲史新论》，第12页。
(40)威廉·麦克尼尔：《欧洲史新论》，“译者序”，第11页。
(41)威廉·麦克尼尔：《欧洲史新论》，第13-14页。
(42)威廉·麦克尼尔：《西方文明史纲》，“致学生”，第1页。此书后来分别于1951年、1953年、1958年、1969年和1986年多次修订再版发行。
(43)威廉·麦克尼尔：《欧洲史新论》，“译者序”，第4页。
(44)威廉·麦克尼尔：《世界史》第四版序，（英文影印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xvi页。
(45)特雷弗·罗珀，英国牛津大学教授，曾著长文《汤因比的千禧年》(Arnold Toynbee's Millennium)，对汤因比史学成就大加抨击。有关情形请参见汪荣祖：《史学九章》，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9-51页。
(46)杰瑞·H.本特利：《当今的世界史概念》，载刘新城主编：《全球史评论》第一辑，第155页。
(47)郭方：《评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2期，第97页。
(48)郭方：《评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2期，第101页。
(49)威廉·H.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杨玉龄译，（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2-49页。
(50)克莱夫·庞廷：《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A Green History of the World,the Environment and Collapse of Great Civilization,Penguin Books,1991)，王毅、张学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51)该书的英文名称为The Pursuit of Power:Technology,Armed Force,and Society since A.D.1000，若直译当为《权力的追逐：公元1000年以来的技术、军队与社会》。
(52)威廉·麦克尼尔：《竞逐富强：西方军事的现代化历程》，“作者前言”，倪大昕、杨润殷译，刘锋校，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
(53)威廉·麦克尼尔：《竞逐富强：西方军事的现代化历程》，“中文版序言”，第2页。
(54)杰弗里·帕克等：《剑桥插图战争史》，傅景川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55)马克垚：《编写世界史的困境》，载刘新城主编：《全球史评论》第一辑，第7页。
(56)威廉·麦克尼尔：《欧洲史新论》，第37页。
(57)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第10页。
(58)John R.McNeill & William H.McNill,The Human Web,A Bird's-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pp.3-8.
(59)杰瑞·H.本特利：《当今的世界史概念》，载刘新城主编：《全球史评论》第一辑，第161页。
(60)John R.McNeill & William H.McNill,The Human Web,A Bird's-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封底、封面内页。
(61)马克垚：《编写世界史的困境》，载刘新城主编：《全球史评论》第一辑，第7页。
(62)李华成：《全球史视野中的黑死病——从麦克尼尔的假说论起》，载刘新城主编：《全球史评论》第一辑，第236-249页。
(63)刘景华：《世界历史新四分法》，载刘新城主编：《全球史评论》第一辑，第325页。
(64)吴于廑：《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577页。
(65)刘家和：《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世界各国的世界通史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学术交流论文》（中国学者卷），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2005年10月，第127-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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