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广东方志中有关客家方言的记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广东论文,客家论文,明清论文,方言论文,方志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客家的论述，通常认为闽粤赣边区是客家人聚居的“大本营”，这一区域里的方言理所当然地被称为“客家话”，同时这个方言也是“客家”族群的重要特征之一。与今天这一区域里的人被称为“客家人”一样，这里的方言被称为“客家话”、“客话”、“客语”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它是伴随着客家意识的传播与普及而渐渐被确立与接受的。本文仅以粤东北为例，结合有关史料，对该过程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
一、清末以前粤东北地区的方言的记载
（一）《图经志》中关于潮客方言分布格局的记载
与岭南其他地区相较，今天粤东北是一个开发较为落后的地区，所以宋以前关于这里的记载较少。特别是关于这一区域方言记载的材料更是少见。目前我们见到最早记录粤东地区方言格局的是宋代《图经志》。明《永乐大典》卷5343《潮州府》之“风俗形胜”引《图经志》曰：
潮之分域隶于广，实古闽越地。其言语嗜欲与闽之下四州颇类，广、惠、梅、循操土音以与语，则大半不能译。惟惠之海丰于潮为近，语音不殊。至潮梅之间，其声习俗与梅阳之人等。[1]
以上这段记载中，把广、惠、梅、循等地所操的口音称为“土音”。遗憾的是，当时没有关于这两种“土音”词汇读音的记载，所以我们不能判断当时这两种“土音”的具体读音。但是，如果以今天潮客两种方言在粤东北地区的分布格局去对应，我们发现是完全吻合的。这段文字说潮州、海丰与“闽之下四州”——福、泉、漳、化语音大致相同，但与惠、梅、循的“土音”则不能交流；在潮州与梅州之间，即今天大埔县一带，其“声习与梅阳之人等”，与今天丰顺人口音大致相同，我们今天所谓的“客方言”。这种方言在不同地区上的细微差异，与今天的潮、客方言分布情况及其内部的细微差异仍然基本一致，因此也有学者从方言形成的角度来看，认为客家民系形成于南宋时期。[2]但对于广、惠、循、梅这种与潮地不同的方言，当时并没有一个专门的名称，而是以“土音”称之。
（二）《正德兴宁县志》中关于“客家”方言读音记载
在明代的方志中，《正德兴宁县志》留下了仅有的一份关于今天粤东北地区方言读音的记载。兴宁地处粤东北地区，在整个粤东北地区属于开发较早的一个县，现隶属于梅州市，属于“纯客县”。正德九年（1514），大书法家祝允明任兴宁县令，并主持编纂《正德兴宁县志》。在这部县志里，他记录并分析了当时兴宁的方言，并且和江南地区的吴方言进行了比较。这是目前所见对客家方言最早的语音、词汇描写，在客家方言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3]而《正德兴宁县志》中关于方言记载的部分散佚，所幸《嘉靖兴宁县志》因袭前志，收录了相关的内容，才得以为后人留下这份珍贵的方言记录。《嘉靖兴宁县志》因袭《正德兴宁县志》中方言读音的记载如下：
其声大率齐韵作灰、庚韵作阳，如黎为来，声为商，石为铄之类，与江南同，乃出自然，益信昔人制韵释经之不谬。亦有“杨”、“王”不辨之陋，如“天王寺”为“天洋”之类。至有姓王者自呼杨，问之，云“王乃吾上，避不敢犯”，此尤可笑尔。
谓父曰阿爸，母曰阿姐，哥嫂辄以亚先之，如兄则曰亚哥，嫂曰亚嫂。呼小厮曰孻，呼儿曰泰，游乐曰料，问何物曰骂介，问何人曰骂鄞，无曰冒，移近曰埋，其不检者曰散子，其呼溪曰开，岭曰两。[4]
上面记录的明嘉靖年间的兴宁话词汇与读音，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客家话”。特别是称何物为“骂介”，几乎是客家话里标志性的用语。①这说明，从读音来看，在明代已经形成了今天所谓的“客家方言”。但是，当时文献中并没有将这些方言称为“客方言”，更没有将兴宁方言与特别的人群相联系起来，也没有用特别的称谓去对这种方言进行命名。
（三）《石窟一徵》中对客方言的考证
在粤东北地区，最早专门对今天所谓客方言进行系统考证与论述的人是黄钊。黄钊（1787-1853），字香铁，一字穀生，广东嘉应州镇平县（今蕉岭县）人。
黄钊大半生均在外奔波，居乡时日不多，直到道光二十四年（1844）冬，始归镇平，收徒授学，并在“课士之暇，辄随笔录记”，开始《石窟一徵》的撰写。黄钊在《石窟一徵》卷七、八《方言》中，记载了镇平县（今蕉岭县）方言读音。这些方言词涉及几乎所有的日常生活用语。其基本方法是，先列出书面词汇，列出本地方言读法或读音。在多数情况下，黄钊都会从典籍里寻找自己方言读法或读音的来源，这些典籍包括专门解释文字的《尔雅》、《说文》，包括《左传》等先秦古籍，以此论证本地的方言与正统文化的关系，有时甚至不避牵强臆断。综观全文，黄钊只是记载语音，考其来源。但对于自己家乡的方言并没有作任何的评判性的论述。在文中，他称通行的官话为“官音”，然而对于自己的方言读音，称之为“土音”，有的称之为“俗呼”，如：
遇事操心曰劳勑，劳勑二字见字林勑，音赖，土音读如辣。[5]4
细事作状曰鸭母状，鸭母状者，乡里细事，动烦执笔以一鸭酬之而已。母，土音读如嬷。[5]9
富曰发，土音读作“褒”字，放声，如官音之拨。贫曰括，土音读作平声，言空诸所有也。揖曰唱喏，喏，土音读如也。[5]10
爱子曰吾子，吾土音读如“厓”，又读为牙。[5]11
妾曰阿姆支，俗呼为阿姆支；轻贱之词也。[5]12
妻曰辅娘，言相辅以成家也，或疑婆娘之转音。今土语统称为辅娘子，当亦婆娘子之谓也。[5]12
麻雀曰禾毕，俗呼麻雀为禾毕。[5]13
这样称当地方言为土音或俗呼的例子，在《石窟一征》卷七、卷八《方言》中随处可见。但没有一处提到他们的方言是客话。因此，我们认为，黄钊在《石窟一徵》中对蕉岭方言进行考释时，因自己并没有客家意识，更没有将自己家乡的方言称为“客话”。后人在探讨客家问题渊源时，常常追溯到黄钊《石窟一徵》中的“方言”二卷，认为他从方言的角度来考证了客家与中原的关系，其实这是对黄钊的误读。[6]
二、广、肇、惠地区方志中关于客方言表述
在今天被认为是客家聚居核心区的粤东北地区的地方文献中，我们发现虽然有方言的记载，但没有将自己的方言称为“客”方言。然而自明中叶始，在广、肇、惠等府属的一些县志中，却一直有关于“客”或“客家”的记载，其中，有些方志中将他们说的方言称为“客话”。
（一）嘉靖《香山县志》
明清时期的香山县，约今之中山市、珠海市、澳门特别行政区。自明中叶以来，香山县接受大量来自粤东地区的外来移民，又因其靠海，所以也有闽、潮移民在此。所以这里人群复杂，方言多样。这种局面在嘉靖年间即开始形成。在嘉靖《香山县志》中记载了当时的方言情况：
邑民上禀风气，下钟水土，故其气轻，其质柔，其音唇舌，其声羽，其调十里而殊。故有客话，有东话。
其下双行夹注又及：
客话，自城内外及恭常之半为一，通于四境。东话，良字之半及龙得、四大等为一外有谷字、黄旗、角愈侏離，近于潮闽，译以客话乃通。城中近于广而近正音，黄旗之半及大榄近顺德又其半、及黄梁、古岭近新会亦皆曰“客话”。[7]
以上引文显示，嘉靖时期，香山县主要有两种方言，一为东话，一为客话。而“客话”③在香山县分布甚广，“通于四境”。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称“客话”的文献。
（二）《雍正长宁县志》
在东江流域长宁县（今新丰县）县志中，也出现了关于客话的称呼。长宁县（今河源新丰县），位于广东省中部偏北，是东江上游一个山区小县。这个县今天被认为是一个“纯客县”，通行“客家话”。在雍正《长宁县志》中，第一次出现关于“客家音”这样的指称与记载：
语音。小儿读书多训官话。□言语则不然。语有两样，一水源音，一客家音。传说开建之始祖自福建而来则客家音；自江西而来则水源音。今各随其相沿，亦不拘泥。[8]
从这里的记载来看，这里的“客家音”指称的是来自福建移民的方言。结合明清以来大量福建人移民粤北山区开垦的事实，我们认为这里的“客家”即是今天所谓的“客家”，其族群指向性与今天是最接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里的“客家音”应该指的就是今天所谓的客家话。
（三）光绪《四会县志》
光绪《四会县志》出版于光绪二十二年（1897），其有专辟《客民》一节，来讨论客家，并称他们的语言为“客家话”。
邑上路各铺多客民，土人称之曰“客家”，其来不知所自，虽习土音，而客家话久远不改。[9]128
细究这些引文，其实他们所指的“客”不是同一类人。长宁县志指的是福人，而香山县志等指的是惠、潮、嘉地区的人。但是，对于他们的称呼有着惊人的相似性，都以“客”称之。这说明，自明代中后期以来，在今天东江流域的一些地区，已渐渐形成“客家人”的概念，与之相伴的是，“客家话”的概念也相应形成，并且将其作为重要的族群标志。
三、客家聚居核心区对“客家话”称呼的接受
清末是粤东北客家意识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与此相辅相成的是，客家话的称谓也随之产生。对于这个外来的叫法，有表示抵触的声音，更多的是慢慢接受。我们从温仲和主持编纂的光绪《嘉应州志》可窥见一斑。该志书成书出版于1899年，此时客家意识经过晚清粤东客籍知识分子的宣传，已经在知识阶层产生一定的影响。温仲和在方志中也加入这些新内容。在讨论客家方言时，他写到：
嘉应州及所属兴宁、长乐、平远、镇平四县并潮州府属之大埔、丰顺二县，惠州府属之永安、龙川、河源、连平、长宁、和平、归善、博罗一州七县，其土音大致皆可相通。然各因水土之异，声音高下亦随之而变。其间称谓亦多所异同焉。广州之人谓以上各州县人为“客家”，谓其话为“客话”。[10]
从这段话中，温仲和指出今惠州府七县，潮州府大埔、丰顺二县及嘉应州五县大致皆可相通的“土音”，就是“客话”。但引文显示，当时温仲和并没有言之凿凿的将自己的方言称为客家话，而是说“广州之人谓以上各州县人为‘客家’，谓其话为‘客话”’。这说明温仲和的客家意识以及关于客家的称谓，也是从外来者的称呼那里得来的。
除了温仲和外，即使当时的语言学家，也没有天经地义的将嘉应州方言称为“客话”或“客家话”。如杨恭桓在光绪丁未（1907）的《客话本字自叙》中说：
向谓西人有音即有字，中国有音或无字，今而知非也。中国有音有字者多，特人所不知，以为土谈，习焉不察耳！即如嘉应所属之土谈，外境人皆称为客话。④
由此可见，将当地话称为“客话”，可能来自外境人的他称。即使“客话”一词，并不是一次性定位的。1916年，杨恭垣在《韵学余谈》里将当地方言称为“哈话”，乃因“客”字在当地方言里读作“哈”。这一现象说明将“客话”用于自称的时期并不太久，乃至还没有形成标准的写法。
进入民国以后，随着有关客家族群知识的普及，“客话”一词逐渐被固定下来。二十年代兴宁人罗其霭的《客方言》一书，不但研究客方言，而且也为客家方言的正式定名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文本。同时，这部著作有从语言上论证客家音为中原古音，从而达到为“客家人”辩护的目的。章炳麟在介绍《客方言》时，说“兴宁罗翙云《客方言》十卷……上列客语，下以小学故训通之，条理比顺，元所假借，盖自是客语大明，而客籍之民亦可介以自重矣。”[21]与前述黄钊《石窟一征》不同的是，尽管都是证明自己语言有中原古音之遗韵。但《客方言》在论证时有明显的自觉意识，也有明确的族群色彩。
由此可见，清末“客家话”一词最初并不是粤东北地区“客家人”自创的，是由外传入客家聚居核心区的，然后再经过知识分子的宣传与推介，才渐渐被核心区的人们接受。之所以“客话”这个方言名称没有在核心区首先出现，是因为没有族群的互动，所以很难以产生一种族群的自我认同。只有在族群互动的区域，才可能较早的发现族群差别，激发族群意识。而当把另外一个族群给予特别的指称后，就将此名称用来指称与其相类似的族群。正如民国《赤溪县志》所言：
吾粤嘉应州（今改州治为梅县）全属五县与潮州府属之大埔、丰顺二县，惠州府属之归善（今改惠阳）、博罗、龙川、河源、连平、永安（今改紫金）、长宁（今改新丰）、和平八县，又南雄州、韶州府、连州（今改州治为连县）各属州县，除少数官音土音外，其方言大致相同。然据各州县志乘所载，则谓其先世俱系中州黄光间遗族，在汉晋间南迁江浙闽赣诸省，至五代南汉时复由闽之汀州赣之赣州转徙而来，分居以上各州县。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原属先来落籍之土著无所谓客，即其言语与汀赣相近，亦初无土客之分也。惟今广肇之人，辄谓以上各州县人为“客家”，并谓其话为“客话”者，缘以上各州县人在明代清初间复多迁移于广州府属之番禺、东莞、香山、增城、新安（今改宝安）、花县、龙门、从化、清远、新宁（今改台山）；肇庆府属之高要、广宁、新兴、四会、鹤山、高明、开平、恩平、阳春及其他罗定、阳江、信宜等州县，或营商，或务垦辟，皆先后占籍焉。于是广肇各土著遂以客视之，因言语与土著不同，又谓其话为“客话”。因而凡以上惠、潮、嘉、南、韶、连各州县之人而语言同一者，亦概视之为“客家”。然在大江以南诸省，说客话者所在，蕃殖不独两广有之，虽其声音各因水土之异宜或随之而变，微有高下，特其中多含正音古韵，流传不失，而随处皆可八九相通，故说客话之人，无论何省何州县，一经见面，便可接谈，以视广肇土话，复杂多种，稍隔一县甚或稍距数里即彼此不能通晓者，未可同日而语。[12]
这段话道出了客家话乃至广肇地区人对客家这个族群的基本看法。
上文回顾了历史文献中关于粤东北、粤北地方方言如何从自称的“土音”变成“客话”的过程，其关键节点是晚清民国初期，客家话这个称谓才渐渐被客家核心区的民众认同与接受——这其实也是客家意识形成过程的产物。但是，这个由知识分子与媒体等建构出来的一个新名词，他的普及还在进行中。其实，即使是梅县地区，民间仍然将“客家话”称为“阿姆话”。这是民众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叫法，一直在民间延续，相沿成习。但有理由相信，随着大众媒介的深入、教育的普及，“客家话”这个方言名词会渐渐地深入人心。
①正因为这个特点，在今天广东西部与广西等地说“麻介”话的人，被认为是客家人。
②如在解释“和尚曰禾上”这条时，认为“此大有意义。盖秃字禾在上也。《说文》秃无发也。”
③其实在历史文献中，也有多次提到“客籍”、“客话”这样的名词，与今天所讲的“客家”无关。前者指户籍，后者指外地迁来的人及其所使用的语言。如宋代迁入雷州一带的居民，将清朝才迁到雷州的广府话称为“客话”。但我们认为本文所引《香山县志》中“客话”，即今天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客话”。
④杨恭垣《一日通韵》，出版地不详，1925年，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