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是推动社会结构调整的契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危机论文,结构调整论文,契机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爆发的这一场金融危机正在向全面的经济危机转化，2008年9月之后，其发展速度之快，影响程度之大，超过了大多数人的预期。越是深刻的危机，越是孕育着巨大的变革。在笔者看来，这场经济危机的影响绝不止于经济衰退和失业，从中长期来看，这场危机可能是推动“三大关系”进行改变的契机。如果调整得好，危机就能转化成机遇。在这三大关系中，第一个是“中美关系”，第二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第三是社会和家庭的关系。而后两个关系其实都与我们所讲的“中美关系”有关。我们不妨采取从微观到宏观的顺序来理解这场经济危机的社会结构基础。
首先是家庭和社会的关系。最近这场经济危机在国际上的背景是“中国人储蓄美国人消费”，也就是接下来会讨论的“中美关系”；而在国内，则是中国长期以来依赖政府的推动来发展经济的模式，即下文将讨论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其实这些国际格局和国内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都与中国的社会结构是有关系的，而其中最重要的社会结构就是中国的家庭养老文化和独生子女政策，这种结构性特征是导致中国的消费增长比较慢、储蓄率高的根本原因。
中国人的储蓄目的主要是三块：一是养老，二是子女教育，三是住房。这三种储蓄目的都与中国人重视家庭和家庭养老文化是有关系的。首先，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个人和家庭化解风险的能力还比较弱，所以，家庭成员就特别需要为老年人养老和医疗而储蓄，或者在自己年轻时为老年期进行的额外储蓄。在养儿防老的文化中，子女教育是父母的投资，所以，必须留出一块来投资子女教育，这一块储蓄就是比西方家庭多出来的。特别是当只有一个孩子时，家庭更愿意加大子女的教育投入，因为，在孩子数量受到独生子女政策制约的情况下，如果家庭要增加养老资源，就只能通过提高孩子的质量来实现。人的预期寿命越长，教育的投资就越多，相应的，为教育进行的储蓄就越多。更不要说，教育费用的上升也非常明显。还有一块储蓄是包含隔代目标的，中国人还得为子女结婚和买房子存一笔钱，这在经济学里被称为“利他主义”。这样几项储蓄加起来，就使得中国的储蓄率成了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中国的家庭承担了过多西方国家由社会承担的功能，因而我们应当考虑用社会的职能来部分替代家庭的功能，其政策都是包括：第一是完善社会保障，包括养老和医疗；第二是教育要更多依靠学生贷款，要更多靠公共的投入来降低学费；第三块是住房，通过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制度等降低住房负担。只有实现了这些结构性的调整，才能真正改变中国现在的消费模式，从而启动内需。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家庭承担的职能越来越被社会化，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服务业。但是，中国的城市在逐渐接近或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之后，却发现，服务业增长很慢，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中国人太节俭，不愿意花钱消费服务，但另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有钱的没时间，有时间的没钱”。服务业的消费从低端的洗头洗脚到高端的看歌剧、演唱会等，都是既要花钱也要花时间的。一方面，服务的需求是等收入达到一定的水平之后才会快速增长的，另一方面，服务消费是和生产同时发生的，因此是需要花时间的。而中国现在的情况是，白领们干活不嫌累，年收入十几、二十万的，一天到晚加班，所以没有时间去看电影什么的。反过来，大量有时间的人又没钱去消费服务。所以，政府的政策要推动消费模式的转型。2008年新《劳动合同法》的出台，也许时机不太好，正好是经济进入紧缩期的时候，但是从方向上来说，却是有道理的，比如对加班的额外工资补贴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对普通劳动者的权益保护也加强了。这如果能够起到让有钱的人更加有时间、让有时间的人更加有钱的效果，那么中国的消费模式就可以转变过来。
说一句题外话，中国服务业的发展还受制于城市化水平不高和经济集聚程度不高的问题。服务业正是由于其消费和生产同时发生的特征，要求双方在空间上不能距离太远，所以，经济向城市集聚对于服务业的发展是尤其重要的。特别是，经济集聚带来的规模效应有利于服务业的专业化和服务的多样性，对服务业的发展将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这一点，笔者已经在一系列文章中进行了阐述，这里不作展开。
第二个需要讲的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国在过去的30年中，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确如此，从全世界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是做得不错的。政府第二个很成功的方面是大力推动了制造业的发展，包括一些大项目的投资。在消费增长相对较慢的工业化阶段，由政府投资来推动经济发展就成了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一个手段。这些成功之处，让中国人对于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感觉非常自信，而最近的危机则是让我们深刻反思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机会，有可能推动中国的市场和政府关系的调整。现在美国人自嘲说他们在建设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中国人很容易作这样的解读：你看，金融资本主义是不行的，自由市场经济是有问题的，需要由国家来干预。但我们不能忘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中国和美国的起点是不一样的。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的确是金融资本主义过了头了，他们盲目相信自由市场的有效性，对于风险控制的警惕不足，需要往回调整，而中国的问题是市场发育还不够。这场危机让人们意识到政府监管的重要性，但千万不能因此而对政府功能作不切实际的夸大。
未来，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应该往中间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中国应该反思自己的增长方式，靠政府搞项目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能适应未来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方，在东南沿海地区，那些大中型的城市都将陆续进入一个后工业化的时代，后工业化时期的产业，如信息、文化、艺术、出版、创意、设计和咨询等等，这些都是靠脑力劳动的。当经济发展进入一个越来越依赖脑力劳动的阶段，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时的优势就越来越小了，因为政府所需要的经济信息越来越集中在私人手里。在工业化的时代，比如造一个轮胎或者建一座桥梁，信息都是可以参数化的，可以写在纸上，凡是可以参数化的事情，相对来说政府掌握信息的劣势不明显，而它动员资源的优势更为突出，这个时候政府的功能很强是有道理的。但是，进入后工业化的时代之后，当信息越来越分散，越来越复杂，政府直接推动经济发展的优势就减弱了。接下来政府要想的事情应该是如何放松管制，特别是在第三产业领域，那些需要动大脑的产业特别需要放松管制。在上海这样的城市，特别需要改变由政府推动文化、教育、创意这些产业发展的做法。另外，笔者认为对民营企业的行业进入要给予更多的自由，给民营企业的增长提供一个更大的空间。与此同时，政府的职能也不是退出，而是要转变，转到更多地进行公共品提供上来。
第三个关系，即“中美关系”，是最高层次的一个关系，实际上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也是本文的重点。如果仅从时间和历史的纵向维度来看，得到的结论更倾向于此，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与发展阶段和美国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样的。但我们也不能忽略另外一个维度，即空间的维度。从空间的维度来解读这场危机的话，我们也许会发现，这场危机来临的背景与历史上人类所经历的历次经济危机——包括马克思时代的，包括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也包括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是不一样的，原因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加入了全球化进程。在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或者说中国加入新一轮的全球化进程之前，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无论是从人口意义上，还是经济总量上——加入到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去，而且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和主导世界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有着这样巨大的差异，包括体制、文化和经济发展的阶段等方面。笔者所说的“中美关系”是指中国的发展阶段决定了中国人的行为和美国人的行为是有差异的。在前面讲到的中国的家庭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之下，中国人高储蓄低消费，然后经济的高增长就依赖于政府投资，高投资形成的产能过剩，在消费增长缓慢的情况下，又需要通过出口到全球来消化。于是，中国加入全球分工体系之后，基本形成这样的一种格局，中国人生产美国人消费，美国人钱不够，中国人储蓄借钱给他，这是这场全球经济危机背后的深层次因素。当然，美国经济的确出现了一些问题，在网络泡沫破灭之后，美国国内的货币政策太松，这一方面使得经济避免了严重的衰退，但也把虚拟经济的泡沫吹得太大了。然而，应该看到，在这次全球失衡的经济危机中，中国也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中国国内消费不足，导致经济的高速发展高度依赖对外出口，而我们的人民币是不可以自由兑换的，所以，出口换来的外汇就形成了国家的外汇储备。国家的外汇储备去哪了？2008年年中的时候，其实有5 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买了美国国债，而5 000亿美元到底有多少呢？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中国外汇储备的1/3，相当于中国2007年的GDP的1/2，相当于美国GDP的1/30。难怪国际上有人认为，这样大规模的美元流动到美国，甚至使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美国的货币供给。美国在网络经济破灭以后，通过大量的货币供给和降息的手段来刺激房产经济，因为它的实体经济已经暂时找不到新的增长点了。但是客观上来说，中国长期奉行非平衡经济政策，过度地依赖出口，并且将大量的外汇储备购买美元资产的做法，进一步加大了美国的货币供给，维持了美元的低利率和高借贷。中国人储蓄，美国人消费的组合，如果是在美国劳动生产率高速增长的时期未尝不是件好事，这相当于中国可以借助于到美国去投资，来分享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收益。但最近这场危机的背景是，网络泡沫破灭后，美国的创新动力不足，实体经济增长乏力，上述“中美关系”便难以为继了。
笔者的核心观点是，最近这场经济危机和历史上包括1929年的大危机有很大的不同，这次经济危机本质上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一个结果，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经济都存在着内部的失衡，于是，内部失衡又在全球化时代形成了外部失衡。所以，“中美关系”一定要作出调整。首先，美国要对其金融体系“去杠杆化”，过度的金融创新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危害应该被未来的美国政府所警戒。而中国要做的，则是改变国内产能过剩的局面，在生产能力不可能大幅度萎缩的情况下，只能增加国内需求。第二，美元在国际上的地位要下调，否则，美国政府可以没有约束地发行美元，对于全球金融安全来说太危险。笔者估计，在未来，中欧会联手来推动这场全球货币体系的改革，东亚其他经济体也会在这一点上有所动作。第三，笔者觉得现在中国可以在美国寻找机会，美国的许多大公司的股票下跌，他们输在经营上，但是这些公司的实力还在，人才和管理还在，这对中国不失为一个机会。从另外一个维度上来看，中国也有可能被美国“套牢”了。在全球化的时代，美国出手大规模的救市方案，中国参与不参与？美国救市的钱是靠发国债筹集的，国债谁来买？答案是中国。那么，中国能不能不买？不能不买，问题只是买多少。如果美国的经济不行了，中国经济也会受到牵连的，这就是全球化，这就是中国过度依赖出口的代价。最近美国经济不行了，美元反而坚挺，这其实是美国绑架了全球。美元走强对于全世界来说是件好事，美元要是继续像前段时间那样走弱的话，对美国不利，那也就是对全世界不利。而且，越是在危机的时候，人们越认为持有美元反而是相对安全的，这又是由美国的大国地位决定的。
当前的经济危机将对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笔者认为这次危机也是我们推动上面讲的三大关系转变的一个很好的时机。其实，好好琢磨一下的话，这三大关系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中国的消费模式有所转变，居民也不再存那么多钱了，那么，经济的发展就将更多地靠消费来推动，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将得以改变，相应的，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可以调整，出口换来的外汇盈余增长就可以得到遏制，全球经济失衡的基础也将得以改变。最终，中国人一边生产一边储蓄，美国人一边消费一边借钱的局面就会逐渐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