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的政治幽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比较文学论文,美国论文,幽灵论文,政治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去政治化”的比较文学？ 无论中外学界，但凡提到20世纪下半叶引领比较文学风潮的美国学派，论者几乎总是不吝赞誉之词。①其中最有代表性并颇具影响的是英国学者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的评价：“跟欧洲比较文学的历史发展截然相反，美国学派的标志是使比较文学去政治化。”②在当代英语学术话语中，“政治化”乃负面标签，而“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却是褒义词，常意味着公正、客观，能超越党派或团体的私利和成见。在巴斯奈特看来，美国学派的去政治化集中表现在摒弃了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这一趋势代表着“新世界”的比较文学，有别于以法国学派为代表的“旧世界”的比较文学。她称颂道：“新世界的比较文学学者视跨国研究为己任。他们穿越时空，跨越学科，追索人类文明的成果。国族文学的问题对他们几乎毫无意义；而只有对产生于伟大的艺术作品中的真理的探索，也就是波斯内特所说的那种‘崇高的道德需求’，对他们才是有意义的”。③ 然而，巴斯奈特为美国学派所下的结论，以及其他学者的类似观点，都避开了几个重要问题。诸如：比较文学跟民族国家话语体系到底是什么关系？比较文学在历史上是否真的经历了从政治化到非政治化的转向？这种转向的历史意义何在？更重要的是，美国学派真的是不受政治制约的吗？它真是超越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诉求的吗？并且，产生于特定政治历史条件下的美国学派，其宗旨和方法是否完全适用于其他国家，特别是非西方国家的比较文学？这些在学界从未得到深入认真探讨的问题，正是本文所力图回答的。另外，这些问题的重要性还在于，它们不单涉及对一个过去的学术派别的准确把握，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对当前美国比较文学走向的认识。近年来，在比较文学趋于式微的阴影下，一些美国学者开始主张以世界文学研究补充甚至取代比较文学研究。而这种世界文学理论的核心支点，包括它的文学一体论以及强调世界文学对所谓的“狭隘国族主义”的反制功能，④都是跟美国学派的理论一脉相承的。正因为如此，重访比较文学的政治历史轨迹，厘清美国学派的意识形态本质，无疑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二、比较的政治幽灵 学界历来有一种片面的观点，认为比较文学自始就是“没有国界的研究”。⑤这种观点容易混淆该学科的方法论特点同它的本体论及目的论属性，将比较文学误认为文化国族主义的对立物，是为了拆除民族国家的疆界而出现的。其实不然。我们知道比较文学有两个理论源头，皆出自德国，但主张各异。一个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the)关于世界文学即将来临的一段谈话。需要指出，歌德所憧憬的并不是今天很多理想主义者所期待的那种丰富多元、成员平等的世界文学，而是终将归于一个宏大模式的总体文学，并且这个模式只能来自西方文明的本源，即他所说的“持之以恒地表现人类之美”的古希腊文学。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歌德对世界文学的呼唤既不是当时欧洲文化界，也不是比较文学界的主流。在19世纪的欧洲，与歌德相呼应的似乎只有马克思稍晚在《共产党宣言》中从政治经济学角度作出的关于世界文学生产的论述。但跟马克思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一样，这种打破资本主义民族国家藩篱，构成人类“共同财富”的世界文学对当时的欧洲而言还是遥不可及的事，况且，马克思也确认这种世界文学只能建立在“国族文学和地方文学”基础之上。⑦而国族文学浪潮在当时的欧洲正方兴未艾。 比较文学理论的另一个，同时也是更为重要的源头，是稍早一点的赫尔德(Johann G.Herder)的文化哲学，尤其是他的比较诗学。跟歌德重视文学的共性，呼唤世界文学有所不同，赫尔德关注的是国族文学的特性和不同文学传统之间的差异。他代表的这种倾向实际上成为19世纪欧洲比较文学的主流。赫尔德对比较文学的贡献主要有两点。首先是语言方面。他继承了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传统，否定了语言乃神赐的学说，认为语言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他进而指出，一种语言不仅反映了使用该语言的族群在特定时空环境中的社会活动，同时也对该族群形成一个政治文化实体发挥了作用，所以语言跟国族构建密切相关。其次，在赫尔德看来，如果一种语言是构成国族身份的关键要素之一，那么这个族群的优秀诗歌就是“这种语言最完美的表现”；对该族群来说，这些诗歌的价值不仅在于维护它的语言的纯净和活力，还在于记录了它最独特的情感和记忆，是保存国族精神和促进国族认同的重要工具。因此，研究不同国族的诗歌是了解不同国族文化的最佳渠道。⑧不同于歌德独尊古希腊文学，赫尔德始终认为每个国族的诗歌都因其独特性而具有不可替代的宝贵价值。他的学说为19世纪新兴的民族国家，尤其是东欧和北欧的小国，在构建自己的文化主体时提供了理论根据，对欧洲文化影响巨大，甚至被称为引发了一场“赫尔德革命”。⑨ 虽然比较文学成为一个独立的经院式学科是19世纪下半叶的事，但它的批评方法和理论框架都是由西欧文论大师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间奠定的。在这个时期的欧洲文论界，跨国比较乃常见模式。这种比较文论呈现两个鲜明特点：一是比较的基本单位是国族，二是强调各国族文学的特殊性及其之间的差异。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法国文论家史达尔夫人(Madame de Staёl)的研究。她的文学社会学不仅为欧洲各国勾勒出一幅边界清晰的文学族系分布图，而且力图从地域、社会结构方面找到打开具体国族文学之门的钥匙，即她常说的“国族精神”(esprit national)。在她看来，了解一个国族跟了解一个人一样：“我们需要找到它的特征。别的东西都是无数偶然因素造成的，只有那个特征造就了它的存在。”⑩这种思路贯穿了她对德国文化的研究。同样，“国族特征”(caractère national)也是法国文论家丹纳(Hippolyte Taine)分析英国文学时的关键词。(11)在强调国族特殊性这一点上，丹纳比史达尔夫人走得更远，不仅肯定了时代和地理环境的影响，而且还加进了种族因素，开了从种族化民族主义角度考察文化的先河。对19世纪欧洲的文化精英们而言，文学跟国族精神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一方面国族特点决定了国族文学的风貌，另一方面国族文学也起到了塑造并彰显国族特点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浪漫主义时代的诗人取代了过去的帝王、贵族和教士，成为新的建国英雄。就像英国文论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在《论英雄和英雄崇拜》里比较莎士比亚和但丁时所说：虽然是英国人民“生产出了”莎士比亚，但莎士比亚也给予了英国人民他们所需的语言和思想；同样，“因为意大利生产出了但丁，意大利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12)。 毋庸讳言，比较文学的发轫期正好是欧洲民族国家滥觞之时。二者共生并非偶然，因为比较文学本来就是文化国族主义的一部分。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研究国族主义时有两个发现。第一个发现是，在现代印刷术的推动下，文学成为滋养国族想象、凝聚国族共识的重要工具。第二个是他后期的发现，揭示了民族国家的想象不是自我封闭的想象，而必然是将他者引为自我的参照、受他者制约的想象；这种如影随形的跨国想象如同“比较的幽灵”，是规范现代国际政治话语的“语法”。(13)由于历史原因，欧洲国家之间的文化关系之错综复杂不亚于它们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18世纪末开始的欧洲各民族国家的建国运动，除了国家统一和宪政改革等政治任务以外，还需要完成其他工作，包括树立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清理与他国的文化关系，以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另外，欧洲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一直都以极力保持权利平衡为特征。而文化资本作为软实力，它的生产配置、价值交换，以及所有权分配，皆构成了这种权利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法国比较文学家伽利(Jean-Marie Carré)有句屡遭诟病的名言，说比较文学的任务就是研究“国家之间的精神关系”。(14)美国比较文学家韦勒克(René Wellek)曾将此讥讽为“文学外贸”关系。(15)平心而论，若用现在颇受推崇的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生产理论来解释，国际文学关系何尝不是文化资本的交易关系。伽利的偏颇在于把研究文化影响作为比较文学的全部和不变的内容，但是，他的话的确如实反映了在他之前曾制约着欧洲比较文学的历史现实。在“比较的幽灵”的阴影笼罩下，比较文学是不可能超脱欧洲当时的文化政治生态而发展的。 所以，毫不奇怪，当标志着比较文学学科进入成熟期的第一本专著《比较文学》于1886在伦敦出版时，构成该书分析框架的基础单元仍然是国族文学。不仅如此，该书作者波斯内特(Hutcheson M.Posnett)还辟专章详论国族文学对国家政治的重要性，并说：“国家和政府的统一只是物质的统一，而不是精神的统一。因此，我们还需要加进国族性的另一个要素，那就是对国族文学的代表作品的尊重。国族文学是国民生活的产物，是国族统一的精神纽带”。(16)由于欧洲比较文学的国族政治色彩浓厚，学科内部也因此充满话语冲突的张力。欧洲比较文学大致可分为两种。借用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术语，一种属强势话语，另一种为弱势话语。第一种是西欧大国的比较文学，包括法、德、英、意等国。其中以法国学派为代表，关注的主要是本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文学流通关系，说白了就是谁影响谁的关系。这种“影响研究”，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实质上就是清算文化借贷，争夺文化资本，维护话语支配权。20世纪初，法国比较文学家洛利耶(Frédéric Loliée)就很自豪地声称：“如果要论哪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最大，这份荣誉看来非法国人莫属”。(17)第二种是东、北欧小国的比较文学。这些国家的比较文学最关心的，自然是“边缘”文化如何在西欧“中心”的挤压下维护自己的生存空间。在这里，最有代表性的是匈牙利学者墨尔兹(Hugo Meltzl)的看法。墨尔兹在1877年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份比较文学杂志。在创刊号的一篇纲领性文章里，他明确反对比较文学在“世界化”的名义下取消或削弱小国的文化主体性。他说：“一个国族的特性同一个人的特性一样，应被视为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因此，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说，即便是一个在政治上微不足道的小国，它也同最大的国家一样重要。”(18)很明显，对于上述两种比较文学而言，“跨国”的目的不是要消解民族国家，而是通过跳出狭窄的单一国家视野，在国际关系中拓展构建本民族国家身份的通道。 三、美国学派与帝国政治 那种认为美国这个“新世界”的文化精英不受民族国家意识左右的假设，从历史角度看首先就难以成立。在19世纪，美国作家追求国族文学的迫切感甚至超过了他们的欧洲同行，因为他们认识到，只有创作出属于美国的新型文学，才能摆脱对“旧世界”文化的模仿和依附，实现美国人真正的精神独立。在《论美国学者》这篇演讲中，爱默生(Ralph W.Emerson)就感叹，“我们倾听欧洲宫廷缪斯的时间太长了”。于是他告诫国人：“我们依赖他人、长期师从他人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在我们周围生活的百万人民，不能总是靠捡外国人的剩饭充饥。我们周围的事物和行动应该谱进诗歌，而且也能构成诗歌。”(19)如果说爱默生的著名演讲宣告了美国文学的独立，那么，朗费罗(Henry W.Longfellow)在他的小说《卡瓦纳》中，就借一个书中人物之口描绘出当时很多美国人渴求的那种美国文学：“我们需要一个跟我们的山河相称的国族文学……我们需要一部跟我们广袤的土地匹配的国族史诗……一句话，我们需要一个粗犷而不加修饰的国族文学，它能像在原野上奔跑的水牛群那样震撼大地。”(20)众所周知，这种国族文学很快就以高度凝练的形式出现在惠特曼那些为美国的宏大自我讴歌的自由诗中。 美国比较文学19世纪末才起步。它的先行者们也并非对国族文学的问题不感兴趣。20世纪初将比较文学引入哈佛大学的新人文主义思想家巴比特(Irving Babbitt)，在介绍法国文艺理论时，就对史达尔夫人从“国族心理”(national psychology)角度研究文学艺术推崇备至，称她为“迄今对文学的比较研究贡献最大之人”(21)。与此同时，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执教的盖利(Charles M.Gailey)，在《什么是比较文学》一文里也流露出对国族文学的关注。盖利认为比较文学是一门综合了当代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成就的“新的文学科学”；这门科学除了致力于揭示世界范围内文学发展的规律以外，还能“为个人和社会的心灵进化作出注解，破译那像斯芬克斯之谜一样的国族意识或种族精神”。(22) 美国比较文学的变化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一些史家更具体将转折点定格于1958年北卡教堂山国际比较文学大会。会上美国学者与欧洲同行之间的冲突以及前者的压倒性优势，后来成了史家津津乐道的事，逐渐演绎成一则讲述国际文化史上“美国时刻”君临的经典神话。迄今为止，关于“美国学派”和“法国学派”的矛盾，学界已有不少研究。这些研究大部分是从学科内部发展的角度来阐述这一现象的，而且基本上是在方法论层面上来总结二者之争，比如说，文学理论与文学史之争、审美与实证之争、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之争，等等。尽管这些论述有助于我们了解二者的许多区别，但并没有深入问题的实质，尤其是没有触及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目的论(teleology)本质。还有一些论者从另一角度切入，指出美国学派的出现是新批评派占领了美国文论界的结果。新批评派的形式主义理论确实影响了很多美国比较文学学者，但这种影响主要是在批评方法和美学理念方面，这些方法和理念只是服务于一个更高的意识形态宗旨，而不是决定这个宗旨。尤其不能忽视的是，新批评派的中坚人物，如兰色姆(John C.Ransom)、退特(Allen Tate)、沃伦(Robert P.Warren)等，在固守族群传统，坚持区域文化特色方面，都是比国族主义者更为激进的“南方地方主义者”(Southern regionalists)。换言之，新批评派文论家并不排斥族群和阶级诉求，他们的影响跟美国比较文学的“去国族化”趋势没有因果关系。近来，另一种常见的解释是，美国学派的普世主义情怀是受了几个二战期间和之后从欧洲来的文论家的影响，这些满怀自由主义理想的欧洲学者，为躲避旧欧洲的集权统治来到美国，其中常被提起的是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和斯皮泽尔(Leo Spitzer)等人。(23)的确，这几个流散知识分子对战后美国文论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往往被夸大了。认为几个外来学者就能带动整个学科，甚至几乎整个美国的文学研究界，作出如此巨大转向，这很难令人信服。况且，二战后来自欧洲并在美国学界颇有影响的文论家，也有在政治立场上与奥尔巴赫等人截然相反的，如二战期间亲纳粹的德曼(Paul de Man)。更重要的是，美国本来就是移民国家，历史上不乏大批因憎恨旧欧洲集权统治而流亡新大陆的知识分子，如参加了美国革命的人权思想家潘恩(Thomas Paine)。但为什么“去国族化”的美国学派迟至二战后才出现呢？显然，美国学派所代表的学科转型，其实质内容和深层原因都应该在二战后历史和政治的大环境中去寻找。 美国学派崛起于二战之后，这本身就是意味深长的。二战不仅使美国成为世界头号政治军事强国，也改变了它的精神文化面貌。首先，二战彻底结束了美国自19世纪以来不干涉美洲以外事务的门罗主义外交政策。美国主流社会过去那种满足于偏安一隅、自足自立的国民心态消退，而植根于他们新教先辈心里的那种上帝选民的道德使命感开始膨胀，演变成一种以拯救普世为己任的世界帝国情结。其次，美国在二战中所展示的强大综合实力，扭转了西欧传统大国对它的文化的轻视态度，使其从一个过去的西方文化的“边缘”地区，变成西方文化事实上的中心。另外，战后奄奄一息的西欧不仅需要美国的援助来重振经济，也急需美国的帮助重建破碎的文化。作为文化大国，美国有其先天不足。假如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以对外影响的程度来衡量的，那么二战前的美国只是一个负资产国。战后一跃而成超级大国的美国，其最大的文化资本来自“自由世界”盟主这一显赫地位，以及这一地位所赋予它的主导重建西方文化，整合西方意识形态，凝聚西方共识的实力。因此，二战后冷战时期美国的国家文化战略重点之一，就是突破西方旧有的民族国家体系的桎梏，将整个西方文化统一到由它主宰的新秩序中来，并制定符合其超级大国利益的文化生产的规则与标准。 与此相应，二战后美国人文社科方面的研究和教育机构也出现变化，为满足国家全球战略的需要开辟新的知识领域并调整传统领域。其中跟比较文学直接有关的是区域研究和外语教学。区域研究在美国乃至全世界都是一个全新的庞大领域，是若干分支学科的总称，下辖欧洲研究、亚洲研究、拉美研究、非洲研究等。而每个分支不仅涵盖诸多国家和地区，也囊括各种不同的学科，包括人文学科，是典型的跨国跨学科的综合研究。美国的外语教育过去很弱，主要是拉丁和法语。二战后外语教学开始蓬勃发展，语种也大为增加。这两大领域为美国比较文学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生源、师资和知识储备。另外，包括比较文学在内的所有跨国的科研和教学，都得到民间财团和联邦政府的大力支持。从20世纪50年代初始，仅福特、洛克菲勒、卡内基三大基金会每年都在这些领域投入巨额的研究和活动经费。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资助更不待言，其最大的手笔是1957年通过的《国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这一法案为美国各大学里这些领域的学科提供了大量经费，并鼓励和帮助学生进入这些专业学习。1965年，列文(Harry Levin)领导的美国比较文学专家小组在作学科报告时，就如实总结：“如果没有《国防教育法案》的支持，比较文学近年来在我国大学里的繁荣是不可能出现的”。(24) 正是在这一以冷战为背景的美国文化生态中，出现了美国比较文学学者对“狭隘的国族主义”的激烈批判。(25)应该承认，欧洲传统的比较文学注重影响关系的研究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在一些方面阻碍了该学科的发展。但这并非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研究文学传统之间的事实关系的同时也完全可以做到跟国族诉求脱钩；反过来，采用了平行研究的方法并不能保证一项研究就一定跟国族主义无关。对美国文化精英来说，问题的要害，首先是西方各民族国家在文化领域的矛盾将进一步分裂战后西方的价值传统并危及西方在意识形态上的统一，其次是这种矛盾将直接影响并削弱美国的意识形态领导权(ideological hegemony)。如果说传统上西欧诸大国在意的是各自文化的所有权，那么，历来自认为继承了整个西方文明精华，而现在又成了西方代言人的美国，它在意的则是西方文化的集体代表权和支配权。于是，维护西方文明的统一和完整便成了冷战期间美国比较文学的重要使命。所以我们看到，“平行研究”说的首创者雷马克(Henry Remak)在面对那些坚持“国族文学的有机存在”的欧洲同行时，语重心长地提醒他们不要忘了西欧文明从属于“一个更高的有机统一”，并明确表示：“从美国的主流观点来看，不仅是文学，整个西欧都必须作为一个有机体来看待。”(26)至于比较文学的致治功能，美国《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年鉴》的主编弗里德利西(W.P.Friederich)说得更为直白。在《我们的共同任务》一文中，他对欧美同行说：“我们这个时代刚经历过很多悲剧，也满怀战后重建的新希望。我们必须始终确保我们西方世界的政治和文化的统一。我们不能再耽溺于主观审美之中，必须让年轻一代了解到西方文明的统一性以及那些伟大的西方文学传统之间的传承……至少，我们可以坚定地巩固我们这个半球的精神团结，而比较文学则能为完成这一任务发挥重要作用。”(27)作为对立面的另一半球，自然就是苏联领导下的东方阵营了。 美国学派致力于西方文明的统一这个宗旨，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它的两大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学术实践。20世纪50、60年代，美国比较文学的视线几乎就没有离开过西欧和美国文学。甚至到了70年代中期，以格林(Thomas Greene)为首的比较文学学科报告小组还在以知识准备不足为由，不愿将非西方文学纳入研究范畴。(28)按理说，欧洲中心观历来就是欧美学界的痼疾，比较文学从19世纪初开始以来亦如此，不足为怪。然而，这种现象出现在美国学派身上之所以引人注意，是因为这跟它弘扬的国际主义世界观不相符合。美国学派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在后殖民研究兴起后遭到质疑，甚至被批评为“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表现。(29)但批评者大多仍把这种表现归咎于美国白人学者传统的欧洲中心情结，似乎这是历史惰性使然。(30)然而，从我们以上分析来看，问题绝非如此简单。美国学派将研究范围局限在西方文学，应该说是由当时美国的文化战略重心所决定的。 第二个特点是美国学派的主流理论家常倡导一种形而上学的文学本体论。这种理论强调决定文学审美价值和意义的是一种来自作品自身并为所有文学作品共有的内在特质；在实践中，这种理论允许研究者将西方文学跟具体历史和社会剥离开来，从而把它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分散的成分来加以把握及评判。在这方面对美国学派贡献最大的是韦勒克。韦勒克认为，文学的“特殊本体存在”基于它的一种“决定性结构”，因为有了这种结构，文学才成为我们可以认知和加以审美关照的客体。(31)韦勒克在这里所说的结构并不是作品的语言结构，尽管它跟语言有关。这也是为什么韦勒克总是声称文学具有超越具体语言的同一性。他所说的这种结构是“一个在主体间形成的理想观念的标准的体系”，而且“这些标准存在于集体意识形态中”。(32)虽然这个结构是一种观念存在，但韦勒克坚持认为它是文学的内在属性，不受诸如作者意图、历史事件、社会环境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因此具有超越历史的能力。在此基础上，韦勒克进而宣称“文学都是一体的”，由此为西方文学的“同一性”(totality)和“统一性”(unity)提供了理论依据。(33)韦勒克本人就将这个理论付诸对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研究，以消弭西欧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差别和各自的特殊性。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研究力图证明：“欧洲各个主要的浪漫主义运动形成了统一的理论、哲学思想和风格。这些统一体反过来又促成了一系列相互连贯并相互影响的思想。”(34) 必须指出，对比较文学而言，美国学派追求同一性规律的文学本体论埋下了终结比较的种子。德里达(Jacque Derrida)曾经力图从语义上说明法语的比较文学和英语的(即美国的)比较文学的区别：前者研究的是复数意义上的文学，亦即不同的文学；而在后者这里，文学则成了单数，这里已没有文学与文学之间的比较，只有文学与自身的比较。(35)德里达的解构式分析实际上点明了美国学派的异化性质。在没有差别作为参照的情况下，所指(研究对象)变成了能指本身，比较消失了，变成了一种循环自证，而本该是开放的比较场域也变成了封闭自足的系统。另外，当这种文学本体论同西方中心观结合在一起时，它的负面影响就更为明显了。在“同一性”名义下以西方文学为模本构拟出来的文学范式，会被视为具有广泛适用性的唯一标准，或强加给非西方国家的比较文学研究者，或被他们不自觉地接受。日本学者村上孝之在考察日本比较文学中的唐璜形象研究时就发现，不少日本比较文学学者所进行的东西方形象学平行研究，其实不过是把美国学派设计的西方理念硬套在东方形象上而已，因此他们的研究已失去了比较文学学者应该坚持的自我主体价值。在他看来，平行研究所带动的跨文明比较实际上变成了西方强势文化扩张的渠道。他由此得出结论：“比较文学中的国际主义理想无非是将所有声音置于西方文明旗帜之下，并最终置于美国这个自由世界领袖的麾下。”(36) 纵观历史，比较文学自始就是文化国族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从未远离国族政治。它主要以国族文学为比较单位，以跨国研究为方法，参与国族文化的生产和国族身份的构建。比较文学这种特殊的话语政治功能，不仅被现代欧美发达国家的文化实践所印证，而且，也在中国、印度等后起民族国家的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烙印。(37)比较文学的话语政治属性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我们没有必要否认或者否定这一特性，也不应动辄就贬斥比较文学中的国族主义表现。问题不在于比较文学表达了国族诉求，而在于它表达的是什么诉求。一个国家的比较文学应为本国的正当追求服务，推动本国特色文化的建设，因为这本来就是它题中应有之意。 “去政治化”的美国比较文学是不存在的，美国学派也从未抛弃国家利益。二战后崛起的美国学派服从的不是普通民族国家的游戏规则，面是一个超级大国的文化战略需要。美国学派的政治功能表现在为美国领导下的西方世界的精神和文化统一提供文学理论和实例，并为确立美国的文化大国地位制定新的文学研究范式和标准。从二战后至今，在国际学术圈走红的理论学说，大部分都是通过美国走向世界的。包括法国解构主义，也是在经过美国学者的译介后才真正为法国以外的广大世界所认识。美国学术界具有如此巨大影响力，美国学派功不可没。 不可否认，美国学派提倡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对比较文学的发展曾经作出过相当大的贡献，而且直到现在仍然值得重视。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它追求文学同一性的核心理论有很大的误导性。简言之，每个国家的比较文学应该关注的是与别国文学之间的异和同，通过把握这些异同促进对自身和他者的了解。仅强调差异会陷入偏狭。反之，仅强调同一，如美国学派所做的那样，也会走入歧途，以至排斥多元，独尊一律，变成文化霸权的工具。 ①如西班牙学者纪延(Claudio Guillén)就将美国学派的出现称为“美国时刻”的到来，标志着比较文学在克服了“实证主义的恶习”之后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Claudio Guillén,The Challeng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Cambridge,Mass.:Harvard UP,1993,p.61)。同样，中国学者也普遍认为美国学派将陷入“泥淖”的比较文学带入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天地”，将它的出现誉为“顺应”了现代世界文学发展的趋势。参见查明建：《当代美国比较文学的反思》，《中国比较文学》，2008年第3期，第9页；范方俊：《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理论视域及文学理论研究性质》，《学术研究》，2012年第10期，第158页。 ②Susan Bassnett,Comparative Literature:A Critical Introduction.Oxford,UK:Blackwell,1993,p.32. ③Susan Bassnett,Comparative Literature:A Critical Introduction.Oxford,UK:Blackwell,1993,pp.34-35. ④David Damrosch,"Introduction:World Literature in Theory and Practice",in David Damrosch,ed.,World Literature in Theory.UK:Wiley Blackwell,2014,pp.1-3. ⑤张弘：《也谈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创新问题——王向远〈比较文学学科新论〉读后》，《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1期，第74页。 ⑥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Johann Peter Eckermann,Conversations with Eckermann,John Oxenford,trans San Francisco:North Point Press,1984,p.133. ⑦Karl Marx,"The Manifesto",in Frederic L.Bender.ed.,Karl Marx:The Essential Writings.Boulder and London:Westview Press,1986,pp 244-45. ⑧Johann Gottfried Herder,Against Pure Reason:Writings on Religion,Language,and History.Minneapolis:Fortress Press,1993,p.146.p 143. ⑨Pascale Casanova,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75-81. ⑩Madame de Staёl,De littérature considéré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es institutions sociales,Paris:Charpentier,1845,p.343. (11)Hippolyte Taine,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anglaise.Paris:L.Hachette et cie,1863-64,pp.xxviii-xxix. (12)Thomas Carlyle,The Works of Thomas Carlyle,Vol.5.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114. (13)Benedict Anderson,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London & New York:Verso,1998,p.2,p.34. (14)Marius F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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