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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开放时代是从1979年开始的，至今已经过近20年。一般来说，可以将这20年的改革开放时期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8年12月到1984年9月
改革的指导思想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改革的重点是农村改革。
这个时期改革的指导思想主要是两个会议确定的：一个是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中国改革历史上最具重要意义的会议之一。会议在深刻分析了国际、国内经济建设经验和国际形势的基础上，做出了两项重要决定：一是要求全党“解放思想，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二是作出了实行经济改革、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从而拉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另一个重要会议是1982年9月召开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提出经济改革的总体思路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指导思想。
改革实践：
1.重点是农村改革
在这方面起关键作用的改革措施是，改变了过去集体经营下的平均主义，在广大农村普遍实行了多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广大农民的收入与其劳动成果直接挂钩。这一措施的推广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结束了长期徘徊的局面，出现了超常增长，1984年粮食产量达到创纪录的水平（4.07亿斤）。从1978—1982年，农民实际收入水平增长67.4%，年平均增长13.4%。由于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的迅速增长，农村非农产业开始发展，出现了各类个体户、专业户，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步伐明显加快。
2.在城市进行的改革试验：
（1）鼓励和扶持非国有经济成份的发展；
（2）国有企业改革试点，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
（3）收入分配体制方面，普遍恢复奖金制和计件工资制；
（4）流通体制方面，允许生产资料作为商品进入流通， 放开工业小商品价格；
（5）金融体制方面，在先后分设农业银行、中国银行、 工商银行等专业银行的基础上，从1983年9 月起中国人民银行正式行使中央银行职能。
3.对外开放也迈出较大的步子，主要是：
（1）1979年，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
（2）1980年，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 1988年4月又决定建立海南省，并设为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
（3）1984年对上海、天津、大连等14个沿海城市实行开放政策，并决定在这些城市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
第二阶段，从1984年10月到1992年9月
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有计划商品经济”，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
在农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功的鼓舞下，198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二届三中全会，制订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有两点十分重要：一是在理论认识上，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二是做出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的重大决策。以这次会议为标志，中国的经济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农村巩固改革成果，城市改革全面展开的阶段。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改革的理论思想上，有两点重要进展：一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出“在初级阶段，尤其要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二是进一步明确地把计划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概括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改革实践：
这个时期的改革实践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中心是企业改革，配套进行市场建设和价格改革，以及宏观经济体制改革。
1.企业改革。如上所述，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并不是从这个时期才开始的，从1978年底开始， 就先后在四川省川棉一厂、 宁江机床厂等100户企业和原国家经委和财政部抓的首都钢铁公司、 北京清河毛纺厂、天津自行车厂等8户企业进行扩权试点。
改革早期，人们认为国有企业的问题主要出在政府管得太多，卡得过死，企业没有经营自主权，因而缺乏发展的活力。基于这种认识，改革的逻辑起点就是对国有企业进行“放权让利”。1981年，原国家经委、国家计委等部门就印发了《贯彻落实国务院有关扩权文件，巩固扩权工作的具体实施暂行办法》。这个办法对计划、利润留成、产品销售、新产品试制、出口和外汇分成、价格、税收、银行贷款、机关设置、人事劳动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此后，国家有关部门还多次颁布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文件。对国有企业扩大自主权的规定集中体现在1984年5 月10日颁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俗称《扩权十条》）。其主要内容是：
（1）在生产经营计划方面， 规定企业在确保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可以自行安排国家建设和市场需要的产品生产；
（2）在产品销售方面，除国家规定不准自销的产品外， 企业生产的超计划产品，留成产品，试制新产品，购销部门不收购产品以及库存积压产品，可以自销；
（3）在产品价格方面， 工业生产资料属于企业自销的和完成国家计划后的超产部分，一般在不高于或低于20%的幅度内，企业有权自定价格；
（4）在物资选购方面，企业在订货时有权选择供货单位；
（5）在资金使用方面，企业对利润留成资金拥有自主权。 企业可以按照国家规定的比例，用留成资金分别建立生产发展基金，新产品试制基金、后备基金、职工福利基金和奖励基金，并有权支配使用；
（6）在资产处置方面，规定企业有权将多余、 闲置的固定资产出租和有偿转让；
（7）在机构设置方面， 企业在主管部门核定的定员编制范围之内，有权按照生产的特点和实际需要，自行确定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
（8）在人事劳动管理上，企业有权选拔干部，招聘职工， 并有权对职工进行奖惩，包括晋级和辞退；
（9）在工资奖金方面， 企业在执行国家统一工资标准和地区类别的前提下，可根据自身特点自选工资形式，对从留成利润中提取的奖励基金拥有自主分配权；
（10）在联合经营方面，企业在不改变所有制形式、隶属关系、财政体制的前提下，可以参与或组织跨部门、跨地区联合经营。
这个时期企业改革的最重要举措，就是全面推行承包制。虽然承包制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其基本内容是，在坚持企业国家所有制的基础上，以合同的形式，确定国家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基本原则是“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欠收自补”。按照政府的部署，从1987年开始，国有企业普遍推行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到1988年底，全国预算内工商企业的承包面已超过90%，其中大中型工业企业达到95%，近半数小型商业企业普遍推行租赁经营责任制。
应当说，承包经营责任制是在中国当时经济情况下，企业改革的一种现实的选择，它不仅符合当时的国情和管理水平，也容易在意识方面被人们所接受，体现了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因此受到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普遍欢迎。由于承包制极大地调动了企业经营者和广大职工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因此，在当时对于搞活企业、稳定经济、增加财政收入以及推动其他方面的改革，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是，由于承包制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在促进生产增长，稳定财政收入的同时，对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主要是：
（1）由于经营者和职工的收入取决于其超收利润的多少，因此， 在短期经营效益难以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企业往往采取涨价的办法来提高利润水平，这必然构成刺激物价上涨的一个重要因素。更为严重的是，在承包制下，企业只关心短期利润和收入的最大化，而不注意必要的投入和积累，既不注意设备的维护、更新，也不注意增添新的设备，更有甚者，采取过度消耗现有资产的办法来增加虚假的利润，使自己得利。所有这些，都对经济的稳定和健康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2）阻碍经济结构的优化。承包制的前提， 就是承认现存的所有企业，不论长线还是短线，不论效益高低，都有存活和取得留利的权利。即使是亏损企业，也是减亏承包。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扩张的企业难以扩张，应当淘汰的企业又难以淘汰，从而使企业的优胜劣汰和经济结构的优化变得十分困难。
（3）承包制是企业主管部门与下属企业之间的合同关系。 由于当时价格、税收体制等没有理顺，在合同形成过程中，关于承包基数只能采取一对一的谈判，而这种谈判的结果又受到谈判人政治地位、“关系”等多方面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因此，谈判中“争基数、吵比例”的扯皮现象十分严重，实际确定的基数难免有松有紧，使企业苦乐不均，处于不公平竞争的地位。
正因为承包制存在上述缺陷，虽然普遍推行承包制之后，短期内出现了明显的增产增收效果，但长期的效果并不理想。到80年末90年代初，国有企业就基本形成1／3明亏，1／3潜亏，1／3盈利的状况。实践使我们十分明确地看到，承包制决不是一个能够与市场经济相兼容的、应当长期坚持的企业改革模式，国有企业必须重新思考改革思路。
2.价格改革和市场建设
最主要的举措包括：（1）实行价格双轨制， 即规定企业超计划生产的产品，其价格可以在规定的范围内自由浮动；
（2）通过调价和放价相结合， 不断扩大由市场供求决定价格的商品范围；
（3）在放开价格的同时，逐步建立和发展市场体系。 包括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金融市场、劳务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以及房地产市场等在内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市场体系在这个时期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
（4）通过制订有关法律和法规，整顿市场秩序， 规范市场交易活动，逐步实现交易活动的公开化、货币化、票据化、法律化。
3.宏观经济管理体制
（1）缩小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直接管理范围。 取消农业生产指令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缩小工业生产指令性计划范围，扩大企业自主权。
（2）调整国家与地方、企业的利益分配关系， 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按照企、事业单位的隶属关系，划分并确定地方收支范围、数额及中央和地方的分成比例，以鼓励地方开辟财源，增收节支。
（3）金融调控方面，中国人民银行改行中央银行职能以后， 综合运用信贷计划、存款准备金、中央银行贷款、利率等手段，减少直接调控，加大间接调控。同时，根据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逐步建立和完善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市场体系。
第三阶段，1992年10月以后
改革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式由重点突破转向全面推进。
以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标志，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十四大是我国改革历史上又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其最主要的贡献，就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经济改革目标。 经过一年的酝酿讨论， 1993年11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制订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包含50条内容的决定（俗称《50条》），全面描绘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蓝图和推进改革的基本举措。这个决定在改革指导思想上，有许多重大突破，比较重要的有：
1.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2.关于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论述。提出“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就全国来说，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应占主体地位，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国家和集体所有的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及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等方面。”
3.在财税体制改革方面，提出“分税制”和“推行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制度”。
4.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提出政策金融与商业金融相分离，专业银行商业化，以及建立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统一的外汇市场。
5.提出个人帐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目标。
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俗称“九五建议”），在关于国有企业的指导思想上又有重要进展，这就是提出，国有企业改革“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通过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并提出“这种改组要以市场和产业政策为导向，搞好大的，放活小的，把优化国有资产分布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同优化投资结构有机地结合起来，……。”这里有两个重要思想，一是提出从总体上搞好国有经济的思想，二是提出通过抓大放小实现改组的目标。接下来就是十五大，十五大除了提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并对上面提到的十四大以来在改革理论和指导思想上的进展给予充分肯定外，最主要的进展体现在提出“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上。主要是两点，一是进一步明确提出“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二是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革实践：
1.国有企业“抓大放小”
所谓“抓大”，就是重点抓好一批国有企业和企业集团，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其能够发挥在国民经济中的骨干作用。所谓“放小”，就是区别不同情况，采用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承包经营和出售等方式，加快国有小企业改革步伐。在实践中，“抓大放小”的政策对于企业改革，特别是小企业改革起到了很强的推动作用。
2.金融体制改革
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强化了中央银行职能；推进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分离，建立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进出口信贷银行。
3.财税体制改革
在财税体制方面，实行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制；在税收制度改革方面，建立以增值税为主的统一的流转税制度，健全和完善企业所得税制度，统一内资企业所得税（外资企业暂不统一），确立统一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4.外汇汇率并轨
在外贸外汇体制改革方面，实行经营项目下人民币有条件可兑换，建立有管理的人民币浮动汇率制度，并以此为目标，进行汇率并轨，实行银行结汇、售汇制。
回顾我国近20年的改革历程，虽然也经历了不少曲折和失误，就是从当前来讲，也面临许多难题和挑战，但总体来讲，可以说是成功的，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分析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原因，我认为最重要和最根本的一条，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其核心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三个有利于”的思想路线。从改革战略来讲，有以下四条：一是在对国有经济进行改革的同时大力扶持和发展非国有经济。非国有经济的不断壮大，不仅本身成为国民经济的有生力量，而且吸收了国有经济改革中的不稳定因素，同时也从市场竞争的角度对国有经济的改革产生了强大的压力。第二条经验是局部突破战略。这个战略实际上已经深入到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比如在计划内难以推进的情况下先进行计划外改革，比如在全国难以推进的情况下先在某个地区进行改革，比如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等。不仅减少了改革的阻力，赢得了改革的时间，也取得了全面改革的经验。第三条战略是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通过对外开放，不仅为国内改革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和经验，同时，开放过程也常常成为促进改革的重要因素。比如，要参加WTO，就要按照国际惯例办事， 就必须对经济体制中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地方进行改革。而改革的深入必然进一步促进对外开放的步伐。第四条经验就是渐进与突破相结合。不论是从改革的目标模式和指导思想，还是改革的实际举措，都从来没有设置过高的要求，而是从实际可能性出发，确定有限目标。当条件成熟以后，再修订以前的目标。同时，当量变达到一定程度时，不失时机加大改革力度，促进经济体制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调查研究报告》98年第8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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