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期：历史编纂优良传统经受的考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优良传统论文,时期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4)12-0081-06 五代时期历时54年，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宛若一颗划过夜空的流星。朝代骤兴骤亡，更迭频繁，在短暂的时间内数易其主，是这一时期政治上最显著的特点。与政治上的剧烈变动所不同的是，史学在这一时期获得持续发展，不仅在修史机构上承继了唐代的规模与制度，而且编纂了大量实录，修撰了二十四史之一《旧唐书》，显示出承唐启宋的演进特色。 一、政局混乱的考验与设馆修史制度的生命力 天祐四年(907年)，朱温灭唐称帝，国号为梁，史称后梁。五代时期由此开启。继后梁而兴的后唐、后晋、后汉与后周政权犹如走马灯，均未能在政治上取得长久而稳定的统治。史学的演进与政治的波动密切相关。相较于盛唐史学在官私撰述、理论总结、创设新体等方面所呈现的恢宏气象，五代时期的史学发展难免有些逊色，但在中国史学绵绵的山脉中，此一时期亦有奇峰。这主要表现在：历朝均设置史馆，健全修史制度、聚拢史官、编纂了大量史著。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优良传统，在这一时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不仅保持了历史记载的长期连续，而且取得了重要成就，映射出自身独具的特色，堪称是古代史学强大生命力的明证。 1.宰相负责监修史书。以往学界多认为宰相监修史书是对修史工作的干预，实际上“以受诏‘监修’的大臣言，也不尽是‘署名而已’，也有在实际上能起到作用者”。①就五代乱世而言，由宰相监修史书本身即代表政府对修史工作的重视，同时宰相负责监修既发挥了组织史官集体撰述的优长，又解决了长期以来史书修纂中存在的体例难定、史料匮乏等问题，有力地推进了五代史学的发展。后晋天福五年(940年)，时任宰相赵莹受诏监修《旧唐书》，而具体的编纂工作则由史官张昭远、贾纬、赵熙、郑受益、李为光等人负责。同年四月，贾纬丁忧，作为监修国史的赵莹奏请刑部侍郎吕琦、侍御史尹拙同修，进而保证了修史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赵莹对于《旧唐书》编纂原则的拟定，以及本纪、列传、典志所记载内容的规划等项，都具有总领之功。尤其是面对史料缺少的难题，赵莹奏请当朝“下三京诸道及中外臣僚，凡有将此数朝实录，诣阙进纳，请察其文武才能，不拘资地，除授一官。如卷帙不足，据数进纳，亦请不次奖酬，以劝来者。自会昌至天佑垂六十年，其初李德裕平上党，著武宗伐叛之书；其后康承训定徐方，有武宁本末之传。如此事类，记述颇多，请下中外臣僚及名儒宿学，有于此六十年内撰述得传记及中书银台史馆日历、制敕、册书等，不限年月多少，并许诣阙进纳”。②正是作为宰相监修的赵莹，对《旧唐书》综理总揽，苦心经营，才顺利推动了这部史学名著的撰成。而宰相监修作为一项制度，经过五代时期的发展，至两宋时期也进一步得到完善。 2.采取诸司关报制度。五代战乱给史料的采择带来极大的不便，为了保障史料的搜集与保存，同光二年(924年)，史馆奏请当朝统治者，分让中书并起居院诸司及诸道州府将时政记、起居注、天文祥变、占候徵验、瑞祥礼节、蕃客朝贡、四夷来降、变改音律及新造曲调、水旱蝗虫、雷风霜雹、公王百官定谥、宗室任官课绩等记载，定时上报史馆，③从而为实录、国史的撰修提供了翔实的史料。随后，史馆修撰赵熙亦奏请当朝，“内中公事及诏书奏对，应不到中书者，伏乞委内臣一人，旋具抄录，月终关送史馆”，只有对此史料大力搜集，才能撰成一部“简编毕备，言动无遗，垂万古之美谈，显一时之盛事”的国史。④后晋时期，史馆制度延续后唐之例，故天福二年(937年)赵莹上奏说：“请循近例，依唐明宗朝，凡有内廷公事及言动之间，委端明殿学士或枢密院学士侍立冕旒，系日编录，逐季送当馆。其百司公事，亦望逐季送当馆，旋要编修日历。”⑤可知诸司关报制度，实为战乱时期的五代史家征求当代史料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推动了当朝实录修撰的兴盛，为后人编纂五代史提供了内涵丰富的素材。 3.重视对唐代史料的大力网罗。尽管五代时期刀光剑影，政局混乱，但史馆对于前朝史料的搜集却未曾中断。后梁时期，史官例举魏收编纂《魏书》时，面临史料的严重匮乏，因广开文献搜集之路，最终撰成一代典籍。有鉴于此，史馆奏请当朝应重视从多个面相对唐代史料进行征集： 臣今请明下制，敕内外百官及前资士子、帝戚勋家，并各纳家传，具述父祖事行源流及才术德业灼然可考者，并纂述送史馆。如记得前朝会昌已后公私，亦任抄录送官，皆须直书，不用文藻。兼以兵火之后，简牍罕存，应内外臣僚，曾有奏行公事，关涉制置，或讨论沿革，或章疏文词，有可采者，并许编录送纳。⑥ 后唐一朝因自称李唐后裔，故而尤为重视对唐代史料的网罗。君主李存勖于天成元年(926年)任用“都官郎中庾传美充三川搜访图籍使”，赴四川成都寻访有关唐代史料，终获“九朝实录及残缺杂书”多种。⑦长兴二年(931年)，时任都官郎中的崔梲上疏言及撰“成一代之信书，永祚千年之盛观”⑧的重要性，建议及早购置唐宣宗朝的史料。继而，史馆亦奏请当朝“采访宣宗、懿宗、僖宗、昭宗以上四朝野史，及逐朝日历，银台事宜，内外制词，百司沿革簿籍”⑨等史料，以备唐史的编修。虽然后唐一朝为搜集唐代史料不遗余力，但因统治短祚，遂使唐史的编纂搁浅。后晋史馆在后梁、后唐两朝对唐代史料搜集的基础上，不仅进一步拓展史料搜集的渠道，而且制定了唐史编纂的体例、组织修史人员，并最终撰成《旧唐书》200卷。综观自后梁至后晋三朝史馆，可以说对于唐代史料的搜求一以贯之，彰显了当时史馆修史的连续性与生命力。 4.实施史官奖惩制度。后唐时期，史馆的运作一度存在“勤恪者著述不闲，怠惰者自因循度日，只藉馆中扬历，以资身事趋进”的现状，甚至有些修史官员因别除授官或出使而导致“自己分合撰史籍送付后人”，严重影响了史馆工作的开展。针对这种情况，史馆制定了对修史官员的奖惩制度，规定自判官修撰以下充任史职，任职时间以“二周年为限”；对于那些旷职严重的史官，量事予以“殿罚”。与此同时，对于能够完成分配文书修撰的史官，若“别能采访得皇后、功臣事实及诸色合编集事，著撰得史传堪入国史者，请量其课绩别加酬奖”。⑩这一制度的实施，对于进一步规范史馆运作、提高史馆工作效率，以及保证史书修撰的进度等项，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设馆修史制度使得即便处在战乱频仍、朝代更迭频繁的五代时期，也能保证对史料的搜集与对史事的及时记载，储存了丰厚的历史文献成果，保持了中华文明记载的连续性，因而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二、实录纂修的丰富成果与特色 五代史学发展的一大特色，在于史馆纂修了大量实录。宋人欧阳修在编纂《新五代史》时曾指出：“五代乱世，文字不完。”(11)似乎指明五代时期因战乱导致当代史编纂的匮乏。然而，站在新的时代高度重新检视五代时期的历史编纂，我们会发现实录的撰述在这一时期实际上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这种实录编纂的繁复，主要体现在五代诸朝除梁末帝与周恭帝未有实录之外，其他各帝均有实录或列传载于史册，以致五代实录总数达于360卷。(12)相较于唐宋皇朝而言，五代介于其间，乱世修史本已不易，然于短短五十余载，史馆能撰著数量之巨、卷帙浩繁的实录，实属难能可贵。从今天的认识来看，五代各朝实录虽无完秩，但有不少内容为新旧《五代史》《五代会要》《太平御览》《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典籍所采录，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五代实录的原貌，透过这些文献的记载，我们依然能够看出五代实录编纂的特色。 首先，五代君臣浓厚的历史意识促进了历史记载的连续性。五代时期共有14位帝王，然而在各个帝王昙花一现的统治时间内，共修实录十余种，体现了五代君臣对实录修纂的热情，以及浓厚的历史意识；尤其是史馆制度的延续，对于实录修纂高度重视，因而保证了这一时期历史记载的连续性。 后梁时期，战乱未平，因史馆负有历史意识，遂对实录纂修不辍，相继撰成《梁太祖实录》、《大梁编遗录》和《梁功臣传》三部，共75卷，为后代史家探究这一时期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原始资料。后唐明宗时期，史馆忧心前代史实淹没，遂请编纂前朝实录。天成三年(928年)，张昭远上疏言道：“尝读国书，伏见懿祖昭烈皇帝自元和之初，献祖文皇帝于太和之际，立功王室，陈力国朝。太祖武皇帝自咸通后来，勤王戮力，翦平多难，频立大功，三换节旄，再安京国。庄宗皇帝终平大憝，奄有中原，傥阙编修，遂成湮坠。伏请与当馆修撰参序条纲，撰太祖、庄宗实录。”(13)张氏所谓后唐诸帝实录“傥阙编修，遂成湮坠”的言论，反映出史家对于历史记载的使命感，因而得到当朝统治者的支持。后汉时期，隐帝曾敕命史官贾纬等编修《后汉高祖实录》。敕书中的言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五代帝王的历史意识，文云： 恭惟高祖皇帝受天历数，缵汉基图。戎虏蛮夷，慑灵旗而内附；礼乐征伐，建王道於大中。功格於上元，化行於率土。将欲示其轨范，约彼春秋，接高光纪圣之书，续班马记言之典，废而不举，阙孰甚焉！(14) 在隐帝看来，史书具有承载过去、垂鉴后世的功能，正因如此，他才昭命左谏议大夫贾纬、左拾遗窦俨、右拾遗王伸等分职修纂《后汉高祖实录》。后周时期的统治者及史馆不仅重视当朝实录的撰修，对于前朝缺载的实录也进行了续补。 其次，对各类史料的剪裁熔铸灌注了五代史家的编纂思想。五代各朝均重视对于当朝史料的搜集，这为实录修纂提供了前提，然而诸司抄录送交史馆的史料，头绪纷杂、内容不一，若要撰成较为系统的实录，尚需史家具备才、学、识、德等综合素养，方能著成体系严密的史学著作。后梁史家李琪等曾奉诏编纂《后梁太祖实录》，末帝因其“叙述非工，事多漏略”而复诏敬翔重加修纂。(15)据此可知，《后梁太祖实录》在历史编纂上至少存在两项缺陷：一是叙事方面未能达意，二是史事记载不详，故末帝才有重修之举，说明五代最高统治者对于实录编纂的内容及体系均有较高要求。 大体而言，五代史家对于逐月送交史馆的各类史料，并非按部就班地移录到实录之中，而是经过史家的鉴别与采择，特别是要根据实录修纂的实际情况安排体例、剪裁史料、熔铸成篇，进而提升史料的思想性，著成饱含历史见解的史学著作。后唐长兴四年(933年)，史馆曾奏请修撰功臣列传事宜： 当馆先奉敕修撰《功臣列传》，元奏数九十二人，馆司分配见在馆官员修撰。其间亦有不是中兴以来功臣，但据姓名，便且分配修撰。将求允当，须在品量。其间若实是功臣中兴社稷者，须校其功勋大小，德业轻重，次第纂修，排列先后。今请应不是中兴以来功臣，泛将行状送馆者，若其间事有与正史、实录列传内事相连络者，则请令附在纪传内，简略书出。其无功於国，无德於人，但述履行身名，或述小才末伎，傥无可以垂训者，并不在编修之限。(16) 从历史编纂学的视角来看，这段文字体现了五代史家对于史书体例的严密思考，内容涉及后唐功臣人数的确定及撰写的详略问题。由此亦反映出五代史家对实录的编纂能融入匠心，面对繁杂的史料，有所取舍，从而保证了实录源于史料而又富有思想性、体系性的重要特色。 第三，保存大量原始资料成为后世编纂五代史的重要依据。五代实录一方面依据当时的档案材料编录，另一方面则依据当时史臣的亲身经历，因而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今虽无完秩，但从宋人引用五代实录的蛛丝马迹中仍能窥见其价值。 关于《旧五代史》与五代实录之间的关系，尽管薛居正并未直言，但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中可以间接考察二者之间的继承关系。《资治通鉴考异》卷24“乾符五年二月”条指出：“《太祖纪年录》在乾符三年，薛居正五代史取之。”又，同书卷30“乾祐元年三月，匡国节度使张彦威”条说：“《周太祖实录》作彦成，盖避周祖讳，薛《史》因之。”可知薛居正在编纂《旧五代史》时大量参酌了五代实录。同时，宋代初期范质就五代实录删繁就简、连缀成篇之《五代通录》，亦成为薛居正编纂《旧五代史》的重要依据，故四库馆臣言：《旧五代史》“多据累朝实录及范质《五代通录》为稿本”。(17) 五代实录之价值，在《资治通鉴》中也有所体现：一是作为原始文献被司马光所引用，譬如他在《资治通鉴》中援引《后汉高祖实录》之言，记载：“契丹本姓大贺氏，后分八族一曰利皆邸，二曰乙失活邸，三曰实活邸，四曰纳尾邸，五曰频没邸，六曰内会鸡邸，七曰集解邸，八曰奚嗢邸。管县四十一，县有令。八族之长，皆号大人，称刺史，常推一人为王，建旗鼓以尊之。每三年，第其名以相代。”(18)实质上，有关契丹民族早期的历史，以及契丹与中原之关系，多赖《后晋高祖实录》、《后晋少帝实录》与《后汉高祖实录》等文献的记载，而此后史书加以广泛援引，才使得契丹民族的早期历史得以保存。二是利用五代实录辨正其他文献记载之误。唐亡之际，宰相杨涉向朱温送交唐朝的天子印信，其子杨凝式说：“大人为唐宰相，而国家至此，不可谓之无过。况手持天子玺绶与人，虽保富贵，奈千载何！盍辞之！”陶岳《五代史补》认为：“(杨)凝式恐事泄，即日佯狂，时谓之‘风子’。”对此，司马光考证说：“按《周世宗实录》凝式本传，仕梁未尝有疾；(后)唐同光初知制诰，始以心疾罢。明宗时及清泰帝末，俱以心恙罢官。天福初致仕在洛，有‘风子’之号。非梁初佯狂也。”(19)进而依据原始材料辨正了后人记载之误。又如，后汉乾祐元年(948年)河中、永兴、凤翔三镇叛乱，高祖派郭威作为西面军前招慰安抚使，出兵征讨。薛居正《旧五代史》记载此事说：“七月十三日，授同平章事，即遣西征，以安慰招抚为名。八月六日发，离京师。”而司马光依据《后汉隐帝实录》与《后周太祖实录》对此进行了考证：“七月，加平章事制词无西征之言；至八月壬午，方受命出征。盖薛《史》之误。”(20)所以《资治通鉴》在郭威出征时间上弃用《旧五代史》之载，而采五代实录之说。类似考证，在《资治通鉴考异》中尚存不少，足见司马光在记载五代时期的历史时主要以五代实录为取材对象。 五代时期实录的撰修均依托史馆，从而使确立于唐初的史馆制度走向更加成熟；同时，北宋之政权由五代过渡而来，在史学发展上亦继承了五代史学的传统，进而为两宋史馆制度完善及官修当代史走向兴盛作了铺垫。 三、《旧唐书》编纂的思想价值 《旧唐书》是二十四部“正史”之一，是五代时期历史编纂的代表性成果。以往学术界对《旧唐书》学术价值的考量，多着眼于其史料价值，而对其编纂的思想价值重视不够，以致影响了人们对于五代时期史学成就的整体评价。从今天的认识来看，有必要从编纂思想的层面对《旧唐书》进行系统发掘与深入阐释。 《旧唐书》在编纂之初，监修官赵莹即制定了“褒贬或从于新意”(21)的编纂旨趣。这表明五代史家不仅重视对有唐一代的史料进行梳理，而且要透过这些史料表达他们对历史的褒贬之见，冀求总结历史上的兴衰成败之理，以裨益于当朝的统治。以下专就五代史家对事关唐代兴亡的重大问题略作探讨，借以考察《旧唐书》在历史思想与理论认识上所取得的成就。 《旧唐书》是第一部对有唐一代盛衰发展进行详细记载的历史著述。其本纪起于高祖、太宗，以昭宗、哀帝殿后，共记载涵括武则天在内的21位君主、290年间的史事。虽然本纪记事较为简略，但尚能以时间为纲，将皇位继承关系及历史发展大势脉络清晰地予以展示。在对唐代各帝王进行综合考察的基础上，五代史家认为玄宗一朝是整个唐代由盛而衰的转捩点，因而在《旧唐书》中予以了特别关注。唐代自李渊开创基业，历数朝之发展，至玄宗时期已达于鼎盛，但在“开元盛世”的背后，实则隐藏着统治危机，并最终导致安史之乱的爆发。对此，五代史家从任贤与否的角度，对比了玄宗朝前后期统治的不同景象：“开元之初，贤臣当国，四门俱穆，百度唯贞，而释、老之流，颇以无为请见。上乃务清净，事薰修，留连轩后之文，舞咏伯阳之说，虽稍移于勤倦，亦未至于怠荒。”但是到了天宝时期，朝野怨叹，刑罚错谬，原因在于“小人道长”，玄宗“靡闻姚(崇)、宋(璟)之言”，只听“李(林甫)、杨(国忠)之奏”，结果导致“禄山之徒，得行其伪”。(22)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考察，用人之失确为玄宗朝政治腐败的重要原因，五代史家由此立论，实为抓住了唐代由盛而衰的关键点。 难能可贵的是，《旧唐书》还从“时势”与“人事”的理论高度剖析了唐朝后期政治逐渐走向衰落的深刻原因。在对待唐代得失存亡的态度上，《旧唐书》的作者认为“治乱时也，存亡势也”，(23)并结合相关事实作出了深入分析。唐代宗从小适逢战乱流离，饱受人间真伪，对于军事与农耕都较为谙熟。在其统治期间，不仅平定了安史之乱，而且“罪己以伤仆固，彻乐而悼神功，惩缙、载之奸回，重衮、绾之儒雅，修己以禳星变，侧身以谢咎征，古之贤君，未能及此”。即便如此，仍旧不能挽救唐皇朝走向衰落的局面。原因何在？作者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首先在于统治者的“治道之失”。进而，作者指出：唐玄宗后期因统治不力，致使“天子不能守两都，诸侯不能安九牧”，最终安禄山起兵幽陵；肃宗失驭，则致使史思明再陷河洛；代宗大历时期，因误信宦官之言，导致仆固怀恩叛唐，引吐蕃攻打长安。唐皇朝经此三朝动荡，“九州羹沸，军士膏于原野，民力殚于转输，室家相吊，人不聊生”。再联系代宗时期，藩镇割据成为新的内忧，吐蕃、回纥兵扰外患不断，故而作者强调：唐朝的统治“势既坏而不能遽救也”。(24)与此同时，《旧唐书》的作者还指出：“夫兴废者，岂天命哉，盖人事也。”(25)这是从“人事”的因素而非“天命”的角度对唐朝日益腐朽的统治所作的评价。针对天宝之乱，作者已经意识到祸乱之起，“匪降自天”，而是统治者“谋之不臧”的结果。(26)晚唐时期，穆宗大造宫殿、整日沉迷酒乐，“不知创业之艰难，不恤黎元之疾苦”，政治统治每况愈下，《旧唐书》评价说：“百王之隆替，亦无常治，亦无常乱，在人而已，匪降自天。”(27)同样，对于唐敬宗沉湎于击球、不理朝政的行为，作者亦予以褒贬，认为其行为“不君”，以致造成“国统几绝”的局面。(28)综观安禄山、朱泚、黄巢三人对于有唐一代的影响，《旧唐书》的作者总是试图从统治者政治得失的层面予以评价，并总结出“盗之所起，必有其来，且无问于天时，宜决之于人事”(29)的结论。可以看出，五代史家在纂修《旧唐书》时，对有唐一代盛衰变化的思考，多能摈弃“天命”的思想，而从“人事”的角度作出探讨，这与唐代史家将“天命”与“人事”并重的观念相比，无疑在历史观上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藩镇之祸”与“宦官擅权”是五代史家关注的两个重点。在五代史家看来，藩镇割据对于唐代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因而不应仅仅以类传的编纂形式囊括这一类人物的言行。从历史编纂的角度看，《旧唐书》对藩镇割据问题泼墨尤多，将其演进脉络“按照地域和历史时期编排在6个篇卷中”。(30)在这些篇章中，《旧唐书》不仅凸显了各地节度使“不禀朝旨，自补官吏，不输王赋”；(31)而且内部争权夺利，斗争激烈，俨然形成了拥有政治、经济、军事实权的独立王国。所以，五代史家认为藩镇割据历经二百余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尾大不掉”(32)的态势，并最终成为国家祸乱的根源。可以看出，五代史家从“藩镇割据”的角度对唐朝衰亡原因所作的考察，探幽索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不唯如此，五代史家在《旧唐书》中还委婉地表达了民众对于割据的厌恶以及对于政权统一的向往。《旧唐书·田悦传》载田悦作为魏博七州节度使，连年作战，“士众死者十七八”，其统治区域的百姓更是“苦于兵革”，一听到朝廷将派遣孔巢父作为魏博宣慰使来劝说田悦归顺朝廷，民众“莫不舞忭”。(33)这就进一步揭示了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从分裂走向统一，体现出编纂者独具的匠心。 同样，宦官专权对于唐代历史发展产生的影响，也引起了五代史家的高度重视。《旧唐书》除了从宦官掌控禁军的视角进行了系统考察之外，(34)尚从两个面相总结了唐代宦官专权对于唐代统治造成的危害：操控帝王的废立生死与权臣的任用罢免。《宦官传》记载，顺宗即位后，欲用王叔文以削宦官之权，结果“事未行，为内官俱文珍等所排，叔文贬而止”，而顺宗也迫于宦官的压力，拥立广陵王为太子，即唐宪宗。俱文珍死后，宪宗“思其翊戴之功，赠开府仪同三司”。宪宗虽为宦官所立，但又为宦官“陈弘庆等弑逆”。随后，宦官王守澄等人“定册立穆宗皇帝”。(35)不惟《宦官传》记载宦官对帝王之废立，《旧唐书》于本纪之中还记载了敬宗为宦官刘克明等所谋害、文宗为宦官王守澄等所立、武宗为宦官仇士良所立、僖宗为宦官刘行琛所立、昭宗为宦官杨复恭所立等史实。(36)可谓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中勾勒了宦官对于统治阶级上层的操控与驾驭。此外，《旧唐书》的作者还着意于宦官对权臣职位的任免。《元载传》记载元载本出身微贱，后因与宦官李辅国之妻同族而得到李氏的推荐，担任宰相之职；(37)《李鄘传》记载宦官吐突承璀“贵宠莫贰”，于是将李鄘“引以为相”；(38)即便翰林学士元稹亦“交结宦官，求为宰相”。(39)与此相应，宦官因权重一时，可以因个人好恶而罢免官员，如宰相李石为宦官仇士良所忌恨，于是遣刺客刺杀李石，李石惧而辞相，文宗深知其中的缘由，因害怕宦官逼迫，而不得不罢免李石；(40)又如襄阳节度使来瑱因未同意帮助宦官程元振办事，致使程元振对其怀恨在心，后程氏掌握大权，征来瑱入朝，“欲报私憾，诬瑱之罪，竟坐诛”；宰臣裴冕因事与程元振相违，于是程元振贬裴冕为施州刺史。(41)基于以上史实，《旧唐书》指出，当时宦官具有决定君主废立与朝臣罢免的特权，可谓“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42)五代史家通过对宦官擅权的细致爬梳，意在表明唐皇朝的衰亡与宦官擅权密切关联。由此便不难看出，《旧唐书》的重要价值，不仅在于史料的弥足珍贵，而且在历史编纂的思想上更是达到了新的高度。 总体来说，五代史学并未因政治上的混乱而倒退不前，恰恰相反，中国古代历史编纂的优良传统于此一时期表现出强盛的生命力和传承力，既继承了唐代史馆之制，又编纂了传之后世的史学名著，撰著了内容丰富的五代实录，为宋代编纂前朝史提供了直接的史料来源，从而间接推动了宋代史学的发展与繁荣。 ①陈其泰：《中国古代设馆修史功过得失略论》，《历史编纂与民族精神》，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第33页。 ②王溥：《五代会要》卷18《前代史》，中华书局，1998年，第228～229页。 ③王溥：《五代会要》卷18《诸司送史馆事例》，中华书局，1998年，第227页。 ④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557《国史部·采撰三》，中华书局，1960年，第6690页。 ⑤《旧五代史》卷76《晋书·高祖纪二》，中华书局，1976年，第1006页。 ⑥《旧五代史》卷10《梁书·末帝纪下》，中华书局，1976年，第145～146页。 ⑦《旧五代史》卷37《唐书·明宗纪三》，中华书局，1976年，第510页。 ⑧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557《国史部·采撰三》，中华书局，1960年，第6691页。 ⑨王溥：《五代会要》卷18《史馆杂录》，中华书局，1998年，第235页。 ⑩王溥：《五代会要》卷18《修史官》，中华书局，1998年，第233页。 (11)参见《新五代史》卷59《司天考第二》、卷60《职方考第三》，中华书局，1974年，第711、714页。 (12)北宋学人王禹偁著有《五代史阙文》，在《序》中曾言：“臣读《五代史》总三百六十卷，记五十三年行事，其书固亦多矣。”所谓《五代史》即五代实录。参阅《五代史阙文》，见《五代史补》附录，虞山毛氏汲古阁本。南宋王应麟在《玉海》卷四八《艺文》(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中亦指出：“范质以五代实录共三百六十卷为繁，遂总为一部，命曰通录。” (13)王溥：《五代会要》卷18《修国史》，中华书局，1998年，第231页。 (14)董诰等编：《全唐文》卷121《修高祖实录敕》，中华书局，1983年，第1219页。 (15)《旧五代史》卷18《敬翔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250页。 (16)王溥：《五代会要》卷18《史馆杂录》，中华书局，1998年，第235页。 (17)永瑢等编：《四库全书总目》卷46《史部·旧五代史》，中华书局，1965年，第411页。 (18)(19)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资治通鉴》卷266《后梁纪一》，中华书局，1956年，第8677、8671页。 (20)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资治通鉴》卷288《后汉纪三》，中华书局，1956年，第9396页。 (21)王溥：《五代会要》卷18《前代史》，第528页。 (22)参见《旧唐书》卷9《玄宗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236～237页。 (23)《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第133页。 (24)《旧唐书》卷11《代宗本纪》，第316页。 (25)《旧唐书》卷183《外戚传》，第4722页。 (26)《旧唐书》卷9《玄宗本纪下》，第237页。 (27)《旧唐书》卷16《穆宗本纪》，第504页。 (28)《旧唐书》卷17《敬宗本纪》，第522页。 (29)《旧唐书》卷200下《秦宗权传》，第5399页。 (30)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12页。 (31)《旧唐书》卷142《李宝臣传》，第3866页。 (32)《旧唐书》卷180《李全忠传》，第4683页。 (33)《旧唐书》卷141《田悦传》，第3845页。 (34)参见拙文：《〈旧唐书〉的编纂特色与历史地位》，《江海学刊》2013年第3期。 (35)按，以上所论宦官而未出注者，均参见《旧唐书》卷184《宦官传》，第4753～4779页。 (36)参见《旧唐书》卷17上《敬宗本纪》，第522页；卷17上《文宗本纪》，第523页；卷18上《武宗本纪》，第583～584页；卷19下《僖宗本纪》，第689页；卷184《宦官·杨复恭传》，第4774页。 (37)《旧唐书》卷118《元载传》，第3410页。 (38)《旧唐书》卷157《李鄘传》，第4149页。 (39)《旧唐书》卷170《裴度传》，第4421页。 (40)《旧唐书》卷172《李石传》，第4486页。 (41)《旧唐书》卷184《宦官·程元振传》，第4762页。 (42)《旧唐书》卷184《宦官传》，第4754页。标签：旧五代史论文; 资治通鉴论文; 旧唐书论文; 宦官专权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司马光论文; 中华书局论文; 册府元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