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的文化镜像与符号：孔子与鲁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鲁迅论文,转型期论文,镜像论文,符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何看待孔子与鲁迅在中国社会的文化意义与历史地位，是当下思想界无法绕开且难以回答的一个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许杰在1981年就提出了“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孔夫子”[1]的观点。许杰是文学研究会最早成员之一，其早期的乡土文学小说曾得到鲁迅的肯定。许杰的观点当然是就鲁迅和孔子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的地位而言的。不过，就其文化史上的意义而言，许杰显然重点谈的是鲁迅，而不是孔子，更不是两者之间的关系。他写道：“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为了拯救中华民族的灵魂，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战斗的一生。他不但是博，博及群书，而且是精，是深，是看得透彻，看得深入；在整部的中国文学史、文化思想史上，从来就没有过一个人，能够像他一样，用自己毕生的行事，毕生的战斗，来实践他自己的宣言。”[2]
在现代鲁迅研究中，许杰也许是把鲁迅和孔子相提并论的第一人。鲁迅和孔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但是他们在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上存在着巨大差异，至少就鲁迅对待孔子的态度而言，体现出了一种明显的叛逆精神。就这一点来说，鲁迅和孔子在现代史上又处于一种非常复杂微妙的关系。他们之间的思想差异及其在历史意识交叉中的恩恩怨怨，已不再仅仅属于两个思想家的文化差异和碰撞，而且被深深纠缠在中国传统与现代文化交织的历史情节之中，体现出新的文化想象和建构。而在这方面，许杰的看法至少提供了一条新思路，即必须从整个中国文化史的观点着眼来看待孔子和鲁迅之间的关系，否则，不仅很可能长久地陷入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而且很难在历史变异之中找到文化精神的相通点，在个性和历史之间获得平衡点。
显然，一个是传统文化的代表者和奠基者，一个是现代文化的开拓者和建设者，把孔子和鲁迅相提并论，带有很大的冒险性。原因似乎很简单，到了20世纪，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转型期，也就意味着一次新的文化转换和变革时代的到来。而这种转型和变革的特点在于，它并非完全自然而然地从中国社会内部发生的，而是在一种强烈的外部刺激和冲击下生发的，所以一开始就伴随着中外文化的交流和冲突，由此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传统本身开始受到从未有过的质疑，而一种思想共识自晚清逐渐形成，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在长期自我封闭和禁锢中渐渐失去活力，已不能适应世界潮流和现代化发展的需要；而中国要发展，中国文化要发展，就要打破过去的僵化体系，吸收新的血液，开创新的境界。
因此，20世纪初的中国必然是一个破除禁锢、怀疑传统、打破权威偶像的思想时代。尤其在“五四”时期，几乎所有新文化运动的有功之臣都是传统文化的怀疑者和批判者，胡适、吴虞、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鲁迅等都是这个潮流中的闯将。在这个过程中，孔子及其孔孟之道自然成了首要的攻击对象。
鲁迅在这个历史节点表现得淋漓尽致，体现出了异乎同时代人的叛逆精神和思想深度，凸显出以下几个显著特点：第一，鲁迅一开始就是把旧文化和旧制度联系在一起批判的，而旧文化的核心就是孔孟之道，这从《狂人日记》中揭露的“文化吃人”现象到杂文中批判的“王道”，都表现得很清楚。第二，鲁迅一直是把批判孔孟之道与对大众的文化新启蒙连在一起的，《我之节烈观》、《十四年的“读经”》、《祝福》、《补救世道文件四种》等都是很好的例子。第三，鲁迅一生都是坚持反对尊孔、崇儒、读经、复古的，并没有随时代变迁有所妥协和改变——这在同时代的文化人中是很少见的。第四，鲁迅一向主张“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所以凡提中国的文化圣人，包括孔子，很少有恭敬的态度，例如《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二）》等文章中都很明显。所有这些，都不仅表现了鲁迅对于中国传统坚定、坚决和持续的批判态度，而且显示了鲁迅与孔子在思想精神上的巨大差异。
也许历史已注定鲁迅不能再唱尊孔读经的“老调子”，这正如鲁迅自己说的：“旧文章，旧思想，都已经与现社会毫无关系了，从前孔子周游列国的时代，所坐的是牛车。现在我们还能坐牛车么？从前尧舜的时候，吃东西用的是泥碗，现在我们所用的是甚么？所以，生在现今的时代，捧着古书是完全没有用处的。”[3]
不过，诚然如此，鲁迅并不能摆脱孔子，这不仅由于鲁迅仍然无法摆脱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血缘关系，而且在于孔子及其文化符号已经深深镶嵌在中国社会及其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中，无处不在显示着自己的存在。况且鲁迅毕竟从小生活在一种传统家庭氛围之中，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和熏陶，在其内心深处已形成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联系[4]。就此来说，鲁迅反对尊孔读经，自觉意识到不能再唱孔孟的老调子，其主要动力来自于一种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为中国文化开拓新路的历史选择，而并非是一种完全内在的、符合生命本体的自然要求，所以不能简单地否定鲁迅与孔子文化深层的、整体的历史精神方面的相通之处。
那么，鲁迅何以提出“中国现代的孔夫子”的问题，许杰又何以把鲁迅称为“中国现代的孔夫子”呢？孔子与鲁迅在中国文化史上又有何种相通点和不同之处呢？
二、孔子：中国历史构建的文化符号
由此，不能不回到孔子的时代，不能不重温孔子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的建构过程及其内涵。
实际上，用鲁迅的话来评价孔子，以及由此来判定鲁迅与孔子的关系，都是十分危险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鲁迅所批判的孔子是鲁迅自己意识中的孔子，其非常重要的一个层面是“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这不仅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语境，更是鲁迅评价孔子的时代依据。而且，鲁迅按照当时新思想的标准来批判孔子，无疑带有强烈的社会功利性，并不能等同于公正的历史研判。因此要真正认清鲁迅与孔子的关系，首先就得跳出鲁迅对孔子的一些看法而看孔子，从整个中国文化的流变中进行分析和把握。
评价孔子是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很多学者都把春秋时期看作中国传统文化形成期，把孔子看作奠定中国传统文化基础的一位集大成者，这无疑是对的。但是，如果忽视了孔子在中国文化历史中承前启后的地位，就很难在整体上把握孔子的思想。对于这一点，有的学者已有很精辟的见解。匡亚明就曾指出，研究孔子，就“必然要追溯到前代的情况”，“从孔子开始，决不是割断以前历史，恰恰相反，而是以研究孔子为重点，必然地要联系追索孔子以前的情况。”[5]张岱年也指出：“孔子的学说何以能发生这样巨大的影响呢？这首先是由于孔子继承、总结了原始社会后期以来和夏商周三代的文化传统。我们现在看孔子，觉得他已经是年代久远了，事实上在孔子以前中国文化已经有两三干年的漫长历史。”[6]
从这样一个角度看孔子，无疑，孔子和当代人一样，同样面临着一个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在这方面，尽管孔子以前的历史的文献资料很少保存下来，但是仍然能够对孔子以前的情况有大概的了解。根据现存的一些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从尧舜禹到夏商周三代，中国文化已历经相当丰富的发展阶段，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传统，尤其到了周朝，达到了一个相当辉煌的时期，内容非常丰富。所以后来春秋时代的很多学者都非常怀旧。孔子对此更是非常感慨，曾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然而到了孔子时代，这一传统文化却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挑战。所谓大道不行，礼崩乐坏，就是这个时代的显著特点。一些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把这一时期看做中国文化的形成期固然不错，但是从历史演变过程来看，这一时期同时更应该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大的“转型期”。这是一个传统文化遭到怀疑、受到冲击的时代，也是传统文化向一个新的阶段转化更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每一个文化人都面临一种考验，进行新的思考，在既定的传统文化和正在建构的新文化之间作出自己的选择。实际上，在这个时代的文化人，不能不注定要承担双重任务，即拯救传统文化和创造新的文化，一方面要有所发展有所创新，建构新的文化和社会；另一方面又不能完全脱离传统文化，不能不立足传统文化，使文化传统不至于中断。
孔子就处于这样一个文化发展的大转换时期，是一个自觉的以拯救和复兴传统文化为己任的文化人，其历史功绩和地位也是由此凸现出来的。这一伟大的使命感用孔子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克己复礼”。
如果说“仁”是孔子伦理及人本思想的核心，那么“复礼”则是孔子文化理想和责任感的最高体现。在孔子的学说中，“礼”所指的不是别的，就是孔子以前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体制，因为这种文化在西周时期达到了最高阶段，已经形成一整套完整和完备的观念法则、意识形态和话语系统，所以孔子言“吾从周”。
在这里，实际牵涉到孔子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对礼的观念的理解和阐释问题。可以说，几乎所有孔子研究者都很重视孔子思想中“礼”的观念。蔡思尚甚至把“礼”看作孔子思想的核心，为此他还列举了两条重要理由：第一，“当孔子把礼仁合一而论时，实际上是以礼为仁，纳仁入礼，礼为目的，仁为手段”[7]的；第二，“当孔子把礼和仁分开加以比较时，也认为礼比仁的要求更高，礼比仁的范围更广”[8]。
匡亚明首先肯定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但是也十分重视礼的观念。他不仅把礼看作仅次于仁的重要观念，而且进一步把礼看作仁的外在表现形式，认为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和礼密切联系在一起[9]。就此而言，实际是说没有礼（外在表现形式），也无从有其仁（内在的主导因素）。
然而，认真辨析有关对“礼”的不同评价就会看到，很多评价孔子的分歧争论，其实源于对于“礼”的不同理解和阐释。而这种理解和阐释，至今仍存在着很多歧义和模糊之处。例如，汤一介曾撰《孔子》一文，把“礼”看作孔子思想中的“周礼”，而“周礼”按照其解释又是有特定含义的，即“‘周礼’是西周以来奴隶制上层建筑的集中表现，它是用来维护奴隶制的上下尊卑关系的”[11]。显然，这种对礼的解释一开始就陷入了固定的观念模式中，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文章的思路。
孔子学说中的“礼”的观念很复杂。也许正因为如此，很多学者对“礼”的解释比较含糊，而且常常由于所阐述的角度不同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所以至今仍然很难找到一个比较确切的概念或词来表现这一古老的观念。这种情况一旦引入现代思想研究中，往往会产生某种混乱和误解。因此，从综合的、整体的方面来理解“礼”的观念的原义是十分重要的。
这里试图用“文化”这一概念来阐释孔子学说中“礼”的观念。实际上，在中国，“文化”这一观念是后来才形成的，用以表达一种综合、普遍的人类现象，这是由于中西文化在思维方式方面的差异造成的。所以，“礼”是中国古代最接近“文化”这一观念的词语，其所表达的意义在很多方面与“文化”有共同之处。有人把“仁”看作中国最早的文化概念，或者只是局限于“文”“化”来谈中国古人观念上的认识，是有很大欠缺的。实际上，就这方面来说，很多学说在解释和说明“礼”的基本含义时，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它，只不过没有最后加以确定罢了。
这也是孔子对于这一概念给予特殊关注的意味所在，因为所谓“礼崩乐坏”首先是一种特定文化体系及其价值观的失范，表现为一种文化的迷茫。而在孔子看来，这无疑就是周代“礼文化”的失落。所谓“礼”，正如很多学者所理解的那样，是一个综合的理念，其含义包括社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和网络。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先秦典籍中，并没有确定的“文化”概念，“文”与“化”常分开使用，代表不同的意思，而中国的思维方式往往注重于具体事物和现象的认同和表达，并不在乎和诉求某种普遍性的抽象概括，也导致了在“文化”理性阐释方面的缺失；但是，并不意味着“文化”在人们的意识中是一种空白，只是用不同的概念来表达和确定罢了。所以把“礼”理解为中国古代对于“文化”的一种具体认知并非望文生义，有以下几条理由可以作为印证：
第一，从礼的起源来看，“礼”就是人脱离于自然界、人称其为人的一种文化标志，根据《说文》，“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丰”，说明礼起源于古老的祭祀仪式，这是最初人类社会的一项基本文化活动。如今的文化研究，也多以从古代神话和祭祀活动中考察文化缘起的。而对孔子来说，“礼”之意义重要也正是基于一种文化标志，在他看来，人之所以与禽兽有别，就因为有“礼”为本，所以在《礼记·哀公问》中有：“丘闻之，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这种思想不仅贯穿于整个《礼记》之中，而且也贯穿于孔子整理“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的指导思想中。而中国孔子以前的文化就是以礼仪为主要内容，可称之为“礼仪文化”。
第二，从孔子在《论语》中多次谈到“礼”的情况来看，大多都是把它当做一个有既定内容、人们普遍认同的概念来使用的。孔子经常把礼作为一个标准，而不是作为一个论题来讲叙的。也就是说，“礼”是孔子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文化镜像，但是并不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因为孔子正在进行一次文化整合和创新，试图在传承以往文化遗产基础上构建一种新的文化理想。
第三，从孔子的整个学术思想来看，“礼”解释为“文化”也比较合适。从《论语》中就可看出，孔子的“复礼”并非只是为了恢复西周的政治制度，而是拥有很多方面的内容，包括整理古籍、兴办教育、传授知识、在社会上推广钻研学问、诲人不倦为人师表的风气、进行音乐诗艺方面的教育等，而后者确确实实是耗费了孔子大部分的精力。所以把孔子看作一个政治家并不很合适，更不应该把孔子思想中的“周礼”仅仅界定为“西周以来奴隶制上层建筑的集中表现，它是用来维护奴隶制的上下尊卑的等级关系的”；孔子实在是一个有历史使命感的的文化人，他有自己的文化理想，这就是在一个大转换的历史时代，拯救和继承他认为在西周时期发展到最辉煌阶段的传统文化。
三、“转型期”：标志性文化符号产生的历史语境
弄清孔子时代文化变迁的特点，弄清了礼的基本含义，就会对于标志性文化符号产生的历史语境有一种新的认识。也就是说，任何文化伟人的产生都离不开一种特定的文化语境，离不开一种天长日久的文化建构和想象过程；而文化史作为一条历史长河，并非笔直平顺的，而是有转折、有迂回、有变换的，总是经历着不同的转换和变迁，总是有所舍弃又有所创新，总是有一些关键的历史时代和文化节点。
所谓文化的“转型期”，就是文化变迁中的文化节点。孔子就是在一种“转型期”中涌现出的文化伟人。在孔子生活的时代，以前的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开始遭到人们的普遍怀疑，传统的知识分子也面临着新的考验和挑战。在这个过程中，旧的传统文化必须经过一番筛选，经过一番整理，经过一番新的解释和生发，使之符合当时社会发展需要才能被继承下来；而新的文化必然要通过对旧文化的选择和再创造，才能在历史的连结中稳定下来，发展下去。
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人必然会分化成不同的类型，形成不同的学派和群体——这就是所谓“百家争鸣”文化时代的形成。这从孔子的《论语》就不难看出。一种是对传统文化的衰落怀抱一种绝望的态度，从而走上逃避社会、独善其身的道路。另一种则成为玩世不恭的讽喻者，他们不满于当时的当权者，也看不起与政治有瓜葛的人。第三种类型则是采取激烈的手段，主张完全打破当时的政治体制的文化人。当然，还有一类型的人，则是属于在文化大转换时代禁不住利欲的诱惑，完全放弃了文化上的追求，趋利从势，成了政治和权势上的暴发户。
至于在更大文化视域中的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更是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繁复无比的文化景观，造就了中国文化丰富的历史基因。可见，文化转型期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不仅充满着危机和迷茫，而且也是历史创造的繁盛期，充满创意和机遇。
显然，与上述几种文化人不同，孔子选择了自己独特的道路。而且在这条道路上孔子注定是要受苦受难的。因为孔子是在一种传统文化遭到怀疑和否定而新文化又未形成的危机中进入历史的，而且采取了一种执着的文化态度，即在当时人人普遍注重实利、注重现实的状态中强调文化价值，坚守传统的精神家园。就当时来说，孔子确实是一个“不识时务”的人，因为他过于迷恋甚至迷信文化和精神力量，认为文化高于一切，仁义道德胜于物质力量，把拯救文化和救世救国紧紧连在一起。就此而言，尽管孔子当时并不成功，但是奠定并发展了中国几千年来“文化治国”的传统风气。
由此说来，孔子思想中贯穿着一种“文化本位”的特质。孔子认为，不论是做人，处世管理国家，都得以文化为本位，以文化作为基础和准则，不能只顾眼前利益“不义而富且贵”（《述而篇》）或贪图功利“放于利而行”（《里仁篇》）。这在《论语》中有多处论述。例如在做人方面：
不学礼，无以立。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再如，在为政和管理国家方面：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显然，孔子这里所倡导的文化是以周文化为楷模的，因为在他心目中，那是文化最辉煌的时代。然而这并不能由此把孔子看成历史保守主义者。在一个文化转型和变换时代，孔子倡导复兴周文化，实际上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提倡古希腊罗马文化有某种相似之处，它既是一种传统的恢复，又是一种新文化的开拓。应该说，在这一点上，孔子也做得毫不逊色。因为孔子并不是简单地承袭了周代文化，而是对周文化进行了新的阐释，而在这种阐释中，孔子创造性地确立了以“仁”为核心的新的文化价值观。
四、鲁迅与孔子：“通而不同”的文化符号
文化转型期是一个造就文化英雄的时代。在中国文化史上，孔子之所以是一个伟人和圣人，就因为他能够在一个文化转型的关键时期承前启后，一方面继承了以前的传统文化，加以弘扬光大，另一方面则吐故纳新，勇于创新，开拓了一个新的文化时代。今天看来，孔子的出现代表了一种文化时代的交替。在中国，如果说以前的文化可以称之为一个“礼仪文化”时代，那么，孔子之后，中国文化则进入了一个漫长的“政治礼教文化”时期①。
当然，孔子的这种文化地位是日后被确立的；也就是说，尽管历史上真实的孔子已经日渐模糊不清，但是一个文化建构的孔子——作为中国不可或缺的文化符号的孔子，在历史长河中日益确立和丰满。
而在当时，孔子却是一个历史的奔波者和受难者。这一点也许和西方的基督有相似之处——用一种苦难的精神历程确立了一种文化信仰。作为一个文化人，孔子几乎一生都充满着沉重的忧患意识，对于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信仰危机，文化危机十分敏感，经常处于极度痛苦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孔子又经常遭受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冷嘲热讽，受到人们的误解和攻击，更增加了孔子心理中的悲剧情绪。
孔子的这种忧患和悲剧感，在《论语》、《史记·孔子世家》中都能找到很多印证材料。在《论语》中，孔子多次流露出对自己理想不能实现的悲叹，而自己又只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曾向自己的学生感叹：“没有人知道我呀！也许只有天才才理解我。”（见《宪问篇第十四》）至于到了晚年，孔子的处境和心境就更坏了。《史记·孔子世家》中曾这样记叙了孔子临终前的情形：
明岁，子路死于卫。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因叹，歌曰：“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谓子贡曰：“天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殡于东阶，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后七日卒。
一个伟大的文化人就是这样生于悲哀死于悲哀的。孔子生前曾多次提到伯夷叔齐，曾在《论语·季氏篇第十六》中说过：“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山下，老百姓到今天还称颂他们。”他没想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句话也是对自己说的。
正因如此，这里把孔子称为一个精神受难者。所谓受难，是指心理一直承受巨大的悲剧感，一直在绝望境地中坚持自己的信仰，一直忍受着世间各种危难和困苦。对于这一点，古代的一些学者早就有充分的认识。例如，司马迁笔下，孔子就是一个精神受难者的形象。提到孔子，司马迁十分注重圣人这种受难的历程，强调孔子是受命于乱世之时。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他列举包括孔子在内的多名古代文化人经历，说明贤圣多是“意有所郁结”，才“发愤之所为作”的。
孟子也很理解孔子的这一点。他总是强调孔子是在一个“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的时代立言的，孔子的伟大就在于能够在乱世之中承担救世、救文化的重任。
由是，不仅看到了一个在中国文化史上起到承前启下作用的孔子，而且会自然想起鲁迅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化史的遭遇和地位，并进一步发现他们之间的某种深刻的共通之处。
这种共通之处或许首先来自于其不同时代的一些共同特点。如果说，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是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一次大的“转型期”，那么，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的鲁迅，则同样经历着中国文化的大转折，同样承担着拯救中国文化的忧患和重任。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这次转换，在社会空间和历史视域方面更为阔大和纵深，在意识形态方面也从封闭性的、封建性的本土“政教文化”开始转向与世界密切交往的、开放性的“经济文化”时代，在思想文化和价值取向等各个方面都面临着艰难的反省、反思和重建任务。从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背景来说，这一次转换所牵动的生活层面比以前任何一次都更加广泛和深刻，从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就显得强烈和深刻。在这个过程中鲁迅和“五四”时期其他一些最先接受西方科学民主思想的文人一样，不仅面对的是世界变革的挑战，还直接面临着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的问题和危机。
显然，在这个问题上，鲁迅和孔子采取了全然不同的态度。鲁迅不像孔子那样对传统文化（主要指周代文化）恋恋不舍，而是主张彻底冲破传统文化（主要指孔孟礼教文化）的束缚，建设一种融入世界的新文化。很明显，鲁迅主张打破传统文化并不是为了消灭中国文化，恰恰相反，是为了从根本上拯救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不至于成为像印第安人文化那样的“文化化石”。从这层意义上来说，鲁迅和孔子在拯救中国这一原始动机和文化血缘关系上存在着内在一致性。
所以，在20世纪初，鲁迅是以一个彻底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者，同时又是以一个责无旁贷的拯救者姿态出现的。鲁迅之所以要批判以孔孟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是因为中国人当时的当务之急是要生存，要温饱，要发展，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与世隔绝太久，已成为妨碍社会进步的桎梏，若不打破，中国则无出路；而唯独只有中国人得到生存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才有可能得到延续和发展，所以，在20世纪的中国，彻底批判传统文化和从根本上拯救中国文化至少在鲁迅的思想中是一致的。
同样为了拯救中国，拯救中国文化，鲁迅之所以不同孔子，是由以下几个因素构成的：第一，从大的文化背景来说，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的说法，世界已进入一种世界大文化的形成时期，所以各国文化在通过广泛吸收外来文化来丰富和发展自己，中国当然也不能例外，而中国当时的文化状态首先需要文化开放，而开发首先得打破封闭文化状态。第二，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身来说，与当时世界潮流长期隔绝，在时空上相隔太远太久，如果不来一次彻底变革，就很难实现交接和交流，与现代世界与现代文明联结。第三，对鲁迅，也许还有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已经与中国封建的政治体制紧紧地胶合在一起，几乎成了一种难以分离的整体，所以要拯救中国，首先就要打破中国的封建体制；而要完成这一点，首先就得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打破人们心灵的禁锢。而只有打破了中国的封建体制，中国传统文化才可能获得新的生命。第四，至少在鲁迅看来，当时创造一种新文化的最大阻碍力量就来自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来自于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体系和观念。这一点仅从白话文运动中的几次论争就能清楚地看出。
这不能不是一种巨大的挑战。与孔子有相通之处的是，鲁迅同样注定了自己一生都是拯救中国文化的精神受难者。这种受难对鲁迅来说是一种双重的痛苦，一方面，他作为一个中国的文化人，必须面对中国文化的危机，必须承认它的陈腐、守旧以及与先进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格格不入的一面，必须承受它的屈辱和痛苦，承担一种深刻的内在的文化上的忧患意识。在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新文化的创造者，鲁迅本身则必须面对来自传统文化方面的攻击、指责和诬陷，而这些东西又常常来自自己的家人、国人和同路人。正是由于这种情形，鲁迅对自己的命运一直抱着一种悲观的看法，这不但表现在鲁迅一直处境艰难，经受很多挫折，更表现在鲁迅内心深处的绝望感和悲剧感。
从这里重新来看鲁迅心目中的孔子，就会发现此一时的孔子和彼一时的孔子有很大的区别。鲁迅并不认为孔子是保守派，甚至认为他是一个革新者，认同孔子当时确实提出过一些治国的出色方法。但是，鲁迅又认为，孔子的这种革新，这些出色方法并不见得在20世纪的中国仍然适用；20世纪的中国亦不能继续依靠孔子来救世，来作为精神支柱，中国文化的发展亦不能在孔子2000多年后再唱“老调子”。
所以，鲁迅要批判的是此时“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而不是彼时的那个孔夫子。至于对于彼一时的到处奔波的精神受难的孔夫子，鲁迅不仅内心中有某种恻隐之心，而且觉得与自己的处境颇有共通之处。
只要读过鲁迅作品的人都知道，鲁迅经常喜欢用“忽然想到”这一词句，来表达自己长期深思熟虑的东西。而在这里鲁迅提到“在为道路的不平所苦的时候”，想起孔夫子，至少表达了鲁迅自己某种特殊的心境。如果由此联系鲁迅长期的生活体验来看。这里至少还包含着一种自嘲的意味。在鲁迅笔下，所谓“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不正是一副落魄文人的自我写照吗？至于鲁迅在第二处写到的孔子的种种落魄相，鲁迅自己何尝没有相类似的体验呢？虽做到了教育部佥事，但不久就干不下去，并且不断被权势所迫害。为无耻文人所攻击，甚至于被追捕通缉，到处藏身不迭，时代的厄运鲁迅哪一样没有感同身受的体验呢？
有人认为鲁迅如此写是嘲笑孔子的，其实并不完全如此，其中重要一点是忽略了鲁迅自己的体验。实际上，鲁迅提到历史上有名的文化人，提到自己所熟悉和尊敬的名人，也正如他时常自嘲式提到自己时一样，经常是用这样含有几分随意口吻的。而这种“随意”往往是对其“名”而不是对其“人”的。因为鲁迅一向对于国人“利用名人”的现象非常敏感亦十分痛恨，他自己就曾专门写过一篇《死后》的文章，表达自己对死后可能被人利用的恐惧感。而他所批判的孔夫子，正是死后被权势者所利用的一个文化人。
正因为鲁迅处于中国文化又一次大的“转型期”中，而且自己就是一个精神受难者，所以他在“为道路的不平所苦的时候”会想到2000多年前的孔子。鲁迅知道自己的“运气”也是很坏的，所以处处“碰壁”，但是，鲁迅是清醒的，知道所谓“圣人”、“伟人”和“精神界战士”，都有自己身不由己的一面，都有自己的痛楚和苦楚，也都面临着“被建构”、“被符号化”的命运，也许正因为如此，鲁迅生前就一再表示，自己并不愿死后再去做“摩登圣人”，让权势者把他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
但是，这是鲁迅无法左右和支配的文化事实，这也就形成了20世纪初鲁迅与孔子在精神上的再一次奇妙的相遇。
也许鲁迅也无法预料到，鲁迅死后不到半个世纪，就有人称他为“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也许任何文化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偶像和符号，鲁迅无疑成了新的文化时代的偶像和符号。而就我们来说，鲁迅和孔子一样，又是理解和观望历史文化的不可或缺的镜像，其中不仅有他们不断被重新描画的形象，更有不断变化的历史风云。
注释：
① 这里牵涉中国文化的分期问题，笔者认为中国文化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史前文化除外）：礼仪文化时期、政治礼教文化、经济文化时期。限于篇幅，待以后专文论述。
标签：鲁迅论文; 孔子论文; 转型期论文; 中国文化史论文; 中国精神论文; 论语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国学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 许杰论文; 儒家论文;